重温英雄(再看英雄)
多年以前,我们的春节档还不清晰,它被叫做“贺岁档”的长跨度档期代替着,12月到春节前的时段,都曾是不同华语电影竞争的区间。
[英雄]并不是贺岁档的开启者,但是从它开始,贺岁档有了更强的市场氛围、竞争色彩。
由于张艺谋的创作跨度,以及三十年来华语电影产业的各种巨变,[英雄]在不同的时期,被以不同的角度、力度审视着、
但无论是褒是贬,是批判是翻案,它都稳坐着中国大片时代开启者的位置。
如今,世界电影,特别是院线电影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华语电影又一个贺岁档、春节档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期而至,回望[英雄],既是追忆,也是期望。
必要的形式
[英雄]的开场需要形式主义,过去数十年来,华语影坛最能玩转形式主义的,是张艺谋。
由他拍摄[英雄],事得其人。
这里的形式主义,不含一点贬义,建构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世界,没有一点形式,根本无从下手。
仅仅是开场,张艺谋就已经利用了文字(故事背景引介)、自然天象与人文景观等所有常见手段,勾勒出一场关乎时代变局的氛围。
秦王的铁骑奔行在无路的旷野,玄黑色被精心凸显,让观众与秦军印象的常识对接。
另外,玄黑本就与肃杀之情紧密相关。
只不过,此处的马车竟能与骑兵的速度不相上下,还是有点夸张,以这个速度疾驰,以当时的减震技术,无名可做不到如此淡定。
说到无名,张艺谋设定的表演策略没啥问题,只是李连杰的默然还是多了太多杀气——根本无需后面的烛火暗示。
这是明星策略与角色塑造之间,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李连杰能让我们相信“十步一杀”,但让我们相信他无名,就难上加难。
不断变换接合的过场,这里堆积的镜头数,都是钞票。
想象中的秦王宫是什么模样,都在这些镜头之中。
从固定镜头到跟拍,宫殿之大、之雄、之深,一点点展露。
这里面最奏效的,就是台阶。
它所负担的不仅仅是连接、扩展建筑群的空间格局与位置关系,更是一种气势与威严的象征。
特别是当有人,行走、疾走其间之时,任谁,都是微不足道的。
同样的,正如所有类似的处理都是在扩展空间的同时,拉长时间,所要营造的,是无名要面对的震慑与威胁。
我们有理由理解秦舞阳,这样的架势,非大侠莫能御——有一个俯拍镜头为证。
这也是当时华语电影,能够彰显“大片气象”的有限手段之一。
因为与叙事背景相一致,这样的大,显得理所应当。
秦王殿,位置关系的正反打亦是形式服务于内容,单就这个场景而言,极好地服务于为什么需要三个功绩,才得近身的条件。
只不过中古时代的军功,多以首级为凭——荆轲刺秦时便需樊於期的首级,以武器代“首”,是一个很实际和必要的变更,
是彰显虚构的一个标志(可惜正如后文所说,这种虚构还不够完善),是把江湖、武侠等超越“刺秦”的元素,注入故事的方式。
换言之,这也是一种形式,庙堂与江湖,在类似招式、侠名、兵器的连接中,拧为一体。
但正如拧这个词意涵中的力量扭曲,以[英雄]之名,统合两者,没有看上去那般容易。
在形式搭建起讲述的舞台之后,本需要其他的力量介入,而张艺谋之后所使用的,依旧是类似于开场时的方式。
在某些场合,它是奏效的,在某些场合,它是怪异的,这形成了大片特有的驳杂与含糊。
破长空
无名战长空,是[英雄]的精华片段,说它是全片最佳的部分,也不算过分。
在任何追求娱乐性的大片中,这个开场的“动作场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们学习好莱坞叙事的过程中,[英雄]率先踏出了一步,借由最具本土色彩的功夫,转译并满足了这种需求。
因此,姑且先抛开片酬、咖位等因素的影响,这场大战,必须由李连杰和甄子丹两位真正的功夫明星出演。
由于他们都有真正的功夫基础,我们会在这个段落里看到更多的碰撞、交锋,这种实打实,放在动作设计中考量。
演员能完成,置于叙事逻辑中分析,角色也需要。
因为所谓秦宫七大高手,需要成为证人,这是唯一需要“真打”的一幕。
从这一幕开始,无名的剑在做减法,直至那为了和平的一刺。
也有做加法的地方,毕竟,“破长空”这一幕,还需要确立全片的动作设计风格。
于是,硕大的棋子、廊檐的雨滴,类似琴师这样的文化符号从旁渲染,以及拍摄中不断出现的慢镜头,
这些元素,都将随着电影的叙事推进,不断加码、放大,用以置换角色之间的相斗相杀。
这种布局倒回来看,也堪称精准。
这一幕临近结束的所谓“意念之战”,则是继续将武侠元素注入到这个英雄叙事的努力,这种玄乎的概念演绎——
就像是讲述如何爆发小宇宙,借助两位功夫明星,其实很能忽悠住借助明星形象,去理解某种文化的外国观众,闭着眼打架,还用“黑白”划出重点,任哪个老外都得“我不理解,但备受震撼”!
影片在国外延迟了近两年才上映,当时的海外反响全然不似国内那般争议声激荡,选入年度佳片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当时的《时代》杂志。
而梁朝伟与张曼玉因为有其它电影经典形象拆解,就无法充分实现这一点。
因此,从营销角度——之后我们也不免多次以此审视[英雄],这也是一个必要且精彩的“片段”。
“破长空”收尾于秦王闭着眼睛装内行,那句点评一一“好快的剑”着实不算好词。
大概从这一刻开始,秦王的角色塑造就多少有点瑕疵。
[新龙门客栈]等武侠作品把大内的公公们弄得个个武功盖世,但在[英雄]里,秦王即便对武术有独到的理解,或许也更适合走后面那种“悟剑流”,论道不论剑,围绕着技战术细节说项,无论如何都会显得违和。
就像在无名近身过程中,不断谈及的所谓“法令”,它固然与历史上的法家,或者与当今的法律精神并不真正相通,但这才是秦王的“剑”和他的“剑法”。
如果影片想要完成一场完整的天下和平论叙事,本该在这些地方下更多的功夫,而不是发弹幕“好快的剑”。
江湖何在,侠客未生
残剑飞雪篇无法分割,围绕两者的故事,耗费了影片一个多小时的篇幅。
张艺谋的色彩美学,在这个部分,发挥到极致。
不过,简单的色彩与心理学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每个场景。
红黄-紫蓝-白绿,也不是规整的冷暖、明暗色调变化,颜色与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是不能解释。
比如第一个故事里的红色,它与整体的情欲、冲突氛围非常一致。
但这种有意识地运用不够连贯,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总体而言,这个部分的用色聚集在一块,更接近“形式主义”的本意。
张艺谋对布料色泽,以及摄影机呈现颜色的细节追求,似乎也佐证着相比于为什么此处是这种颜色,表现出他在技术上追求的红、绿、紫,更为重要。
他在工艺层面,提升了中国式大片的技术标准,这与他的摄影师出身脱不了干系。
与其努力缝合这种形式与叙事目的之间的不连贯,不如将其视为两种表达体系:
张艺谋用色彩,为幻想打开了一个缺口。
让纯然的红、蓝、紫、白、绿,涂抹在这片黑灿灿的帝王世界里,那是一个属于武侠之子们的世界,终究与帝王格格不入。
残剑所理解的天下,跟秦王的天下根本不是一回事,这种区隔与角色无关,是创作者亲自下场,提醒观众注意两个世界的区别。
反过来说,这也是三位优秀演员,在这样的色彩中,无从表演之处。
他们可以表演剑法、可以表演写字、可以表演嫉妒、可以互相伤害,唯独很难表演“为天下”。
回到叙事逻辑。
由于三位侠客都只是无名刺秦的“借物”,高度的功能性不会因为一个“天下论”就能变得丰满,相反,他们只会变得更为抽象。
在这个意义上,罗生门叙事的挪用,算是对这种匮乏的补偿。
通过谎言,通过那片刻且不到位的王家卫式的梦呓,残剑与飞雪、如月的情感涟漪可以旋动起来。
澄澈也好,嫉妒也罢,江湖儿女,情长梦短,不过如此。
也是通过谎言,侠客的胸襟、器量,也才有了度量之物。
当然,飞雪记挂着仇恨,不代表下乘,残剑悟出了和平,也未见高明。
这种有点刻板的框架,对于观众是无比熟悉的,是属于武侠世界的“样板人物”。
它的好处是,观众不会有理解障碍,最多只是觉得他们不够生动。
它的不利之处在于,色彩对画面的形式统一已经为这个部分增添了一层甲胄,这类样板式人物本身,则又添加了一重甲胄,他们注定是硬邦邦的。
尤以章子怡饰演的如月为甚。
她在第一段的三角恋里,还有位置,是江湖叙事套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而,胡杨林一战之后,后续的真相版本,有她没她是没区别的,即便有,她也跟那个需要抬剑盒,举色旗,基本没话的老者,差别不大。
那些个要死要活,为国为民的勉强加戏,无益于角色,有损于讲述。
更不用说,拿如月和[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相比了。
当然,这样比很不公平,玉娇龙是那部电影的绝对主角,而如月……
那么问题来了,请这样一位大牌,演这样一个角色,除了满足于大片的海报需求,还有额外的助益吗?
不过,角色的缺损不意味着张艺谋醉心的形式毫无意义。
超脱于当时的批评氛围,不应该再陷入“有一个问题,所有就都是问题,有一个毛病,就一切归于无用的判断”。
单说那片胡杨林,对于外景的选择,外景的设计,都是值得称道的操作。
在片面阳刚的武侠世界里,从武为舞的角度,从对照无名对长空的角度,飞剑与如月的死斗都有一种灿然之美,
也完美适配红与黄的色调,并不逊色于[卧虎藏龙]里玉娇龙与俞秀莲的一战。
再比如闪回片段中,残剑、飞雪一同刺秦的那一幕,大片大片的绿布是绝对“不合理”的,但是这种夸张与残剑的内心建立起联系之后,或许能说得通。
这些帐幕阻碍了残剑的刺杀,它们与其说是物理性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
当他突破重重障碍,看到的也不是帝王,而这一点。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游侠、刺客分立鲜明。
很多人会死,这种说法很正确,因为他们远没有脱离天下争锋的漩涡,但是那个在后世传奇、话本、评书、类型小说里的江湖与侠客还没有诞生。
原因也很明显,与之对应的一统天下也还没有成型。
还没拿起,就要放下,就要为了和平而死,这里面的跳跃,是无法用时代进步,当代视角所弥合的。
落实到剧本层面,残剑与飞雪能够离开,能够像想象中为了情,为了爱,为了更单纯的儿女情长而相爱相杀,
或许才是这个叙事中,反“武侠”的开端,他们仗剑刺秦时,并非无名,他们策马奔腾时,真正无名。
换言之,他们可以死,但不是必死,如果一定要死,死因也需要厘清。
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影片想要把个人化的东西加诸在两人共同一死的结局中,所以残剑说,我心中有天下和你。
在没有无名与秦王那一重的情况下,这个情感重音会更为清晰,但从故事采取帝王、侠客并举的叙事之时起,就无可避免让它变得浑浊,
即它们孤立来看都可取、都可行,但和弦一起,到底听见什么,就会成为问题。
随着影片最后秦王的“天下和平论”抛出,局面就更为复杂了。
决定这一剑吧
当然,正如后面我们还会提到的,重要的不是特定的、别人的、历史的、文学的标准,而是能够自恰的标准,
只是实际操作起来才会发现,最后这个才是最难的。
秦王何须成英雄
[英雄]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主要来自影片后1/3的“天下和平论”。
这个说法本身并无问题,但是与秦王连接在一起,无论从历史还是从英雄的角度,难免会生出非议。
这里容易让人们陷入无休止争论的,是艺术表达与价值表达之间的重合与不一致,是现实、历史、虚构堆积在一起的视角折射。
能够触动这种争议的,很少是空洞无趣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英雄]就值得一提。
[英雄]讲述的是一段历史吗?显然不是。
[英雄]讲述的不是一段历史吗?答案似乎也是“不是”。
这种矛盾,就是艺术施为之处。
张艺谋和编剧是否可以完全虚构一个朝代,创造一个类似的情境?
的确可以,但这会折损历史天然的魅力。
在欧美流行的奇幻文学传统中,似乎就是沿着这种虚构之路发展起来的。
但只要深入其中,我们不难意识到,其实任何一点“历史”的沉淀物,都是让这些奇幻文学点石成金的关键。
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就越是能与“历史”找到共振的频率,无论是《魔戒》还是《权力的游戏》,莫不如是。
前者依循着一个神话叙事的历史,其中蕴含的真实,属于民族、文字与文化,后者则更为直接地笼罩在玫瑰战争,乃至更为宏大的英格兰诸侯与君王合纵连横的时代。
奇幻元素,除了作为一种叙事魅力,同样也是“虚构”这个关键词的标签,它让人们在谈论这些作品时,在联系可能相关的历史时,能够不拘泥在历史的条条框框之中:
我们可以说权游的某个段落像极了某段英伦血腥史,但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更不能以偏差谈论是否真实,这种豁免权本是常识,却需要不断被提醒。
张艺谋和他的[英雄]则处于一个幻想类型不够发达的土壤之中。
我们拥有更为深沉、久远的现实主义根基,但这种现实主义与历史相遇时,经常会制造麻烦。
凉王、冥王、万磁王,都可以说“和平”,唯独秦王不能,因为他是“秦王”。
在让[英雄]叙事有了一个受众面最广的认知前提之后,虚构的位置就在不断退后。
秦王,只能是某种历史典型的化身,他一统天下,重点在于“一统”,这个历史的重音是不能改变的。
在一部电影里秦王有“仁”(和平),似乎就能,或者是意图为历史上的“秦王”翻案。
这样一来,表达就进了死胡同。
当我们回到艺术创作的根本,一个人物说什么样的话,不是天然的,是生成的。
在精细、认真的创作中,“天气真好”也必须有意义。更不用说类似天下与和平这样的词。
郭靖要说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需要金庸花费百万字铺垫。
如果说[英雄]中的秦王说出“和平”有什么问题,不在于他不可能、不可以说出来,而在于[英雄]那百分钟的篇幅,塑造不出能够说出这种话的“秦王”。
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张艺谋曾表示,如果他能在秦王下令放箭之后加几个镜头,也许就不会陷入类似“赞美统治阶级”这样不必要的争议。
比如说让群臣恭贺秦王逃过一劫,让所谓“和平论”成为一次“表演”,欺骗了无名,逃过了这十步一杀。
而他否定的理由是,那样就会失去悲壮的感觉。
张艺谋这个说法的前半段很准确,最后则有点模糊。
悲壮是谁的悲壮?
只能是无名,以及支持无名走到这一步的长空、残剑、飞雪、如月。
他被残剑的“天下”说动,放弃了刺杀秦王。
无论秦王是否真的心怀天下,还是一种话术,他都不免一死,不惧一死,他本就无需与秦王心有戚戚。
对于秦王,那种逃过一劫或许更符合故事之外的历史逻辑,也与故事之内的叙事逻辑更为契合。
进一步说,如果[英雄]里的秦王能和陈凯歌[刺秦]里的秦王融为一体,张艺谋不仅不会陷入争议,甚至能实现超越。
李雪健版的秦王为了活命,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大谈天下,谈和平。
当然了,在[刺秦]的叙事逻辑中,那个秦王嘴皮子一点不利索,那个虚构的秦王多半说出这些话来。
而拿他过来参照,也是为了说明,历史的虚构本就是一种创作,而检验其品质的,是创作的基本法则,而不是某些事实。
张艺谋差这一步,导致角色塑造上的巨大缺陷,让[英雄]之名有可能附加在一个也许连导演本人都不想赋予的人物身上。
再碰上本国对历史、对虚构的基本态度,[英雄]的评判体系,就此走偏,难以回旋,这一点,即便过去20年,似乎也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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