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为什么这么厉害（明治天皇究竟有多大权力）

和睦的“睦”，仁义的“仁”，这是明治天皇的名字。

在帝国时代的日本，这位天皇在位44年，见证日本从一个远东边陲小国跃升为西太平洋列强，因而经常获得“睦仁大帝”的西式称呼。在仿照西方国家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更是明文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包括立法权、军队统帅权、开战停战权等权力全部属于“天皇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在他去世后，日本还专门修建了一座明治神宫对他加以祭奠。

如此庄严神圣，明治天皇的威严与权力似乎都与中国人心目中的古代皇帝如出一辙，因而也备受关注。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由矢野浩二饰演的明治天皇为了充实国库而只吃普通的饭团，这也成为很多历史爱好者对明治天皇的第一印象。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也是日本人能成功实现明治维新的原因所在。

但深入了解明治史便会发现，虽然这位天皇在位长达44年，但很少看到有哪个具体事件、哪项具体工作是由他来主持完成的，甚至在整部明治史中都难以看到他说过几句有用的话。前段时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唐纳德·基恩出版《明治天皇传》，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明治史，跟明治天皇的关联度并不高。宣传口径与历史事实的不同形成一种强烈反差：明治天皇究竟有多大权力，又在明治发展历史中起到何种作用？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4艘船只抵达日本浦贺湾，要求将美国国书递交“日本皇帝”（TheKeiserofJapan）。而经过日本人商议，这个“日本皇帝”被扭曲为“江户幕府将军”。词汇的使用象征着人们的意识，用“将军”替换“Keiser”（皇帝），说明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默认以幕府将军为国家元首，而非天皇。

从平安时代（794-1192）中后期开始，日本皇权就逐步受到贵族蚕食，中世纪甚至有大量天皇并不被称为“天皇”，而是以自己居所或陵寝的地名称为“某某帝”在位时称呼）或“某某院”（退位后称呼）。1615年，江户幕府为了限制皇室权力特意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要求包括天皇在内的皇族、公卿不得参与国家政务，只有更改年号与授予虚职的权力。面对外交事宜，幕府将军一般通称“大君”，而英语“大亨”（Tycoon）一词也由此而来。佩里虽然两次到访日本，但他只知道日本有个“大君”，却不知道还有“天皇”。

日本皇室之所以死灰复燃，原因也是反对幕府的维新志士希望找到一个合法性来源。这便提出了幕府将军的权力源于天皇，他们要废除幕府，回归“天皇亲政”时代。1867年底，维新志士发起“王政复古”运动，将明治天皇正式推向神坛；1868年1月初，皇室将象征着大义名分的“锦御旗”赐予维新志士，幕府军队随即士气崩溃，维新政府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统一了全国。

这就让明治时代的权力构成极为有趣：天皇拥有名义权力，但其实际权力并非自身固有，而是靠着维新志士的军事实力才得以稳固；而维新志士虽然拥有军事实力，但他们能压倒江户幕府、夺取政治决策权的关键因素又在于天皇的名义权力。那么到底是明治天皇更有权力，还是拥护天皇的维新志士更有权力？这就成为了一个完全说不清楚的问题。

或许也是看到这一点，“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希望让年少的天皇走出深宫，实际统帅军队。1872年春，西乡隆盛陪同明治天皇走出深宫，第一次前往日本各地巡游，见识到了与都城完全不同的风景，体察到各地民情。回到东京后，西乡隆盛担任“近卫都督”，即保卫东京皇居的“近卫兵”司令，明治天皇也受到影响而频繁参与士兵操练。到了1873年3月，明治天皇更是主动“断发”，废除传统皇室的化妆礼仪，穿上西式军装，把自己打扮成西式君主的模样。

与充斥着花鸟鱼虫、和歌艺术的公卿贵族有所不同，出身于底层武士的西乡隆盛是一位高大魁梧、操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刚健武夫，西乡隆盛也是年轻的天皇从女性化的宫内世界通向男性化的世俗世界之桥梁。1873年5月东京皇居爆发火灾，明治天皇的第一反应是将西乡隆盛赠送的小柜子搬出来，可见双方不仅是君臣，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但很快，西乡隆盛便淡出政坛。1873年10月，西乡隆盛试图出使朝鲜王国，遭到政界领导人大久保利通的反对，支持与反对两方均把意见提交给明治天皇，要求“圣裁”。在时局限制与大久保利通的压迫下，明治天皇不得不要求西乡隆盛暂停计划，而西乡隆盛也被迫辞去政府职务，回到老家。过了几年，西乡隆盛由于反对大久保利通实行的国家改革计划，愤而挑起“西南战争”，一时间让整个日本陷入混乱。经过数月战争，暴动军终于寡不敌众，西乡隆盛也被迫自尽。

整个过程里，明治天皇都受到了来自曾经的维新志士、如今的政府首脑大久保利通的压制，他手中的所谓“皇权”成为了驱逐甚至是逼死恩师西乡隆盛的工具。在西乡隆盛死后，明治天皇想给他的遗子西乡寅次郎赏赐1200日元，资助他去德国留学，但这个建议也被把持着明治官僚体系的维新志士所拒绝。种种刺激下，步入壮年的明治天皇不再甘愿做一个虚坐皇位的傀儡，而是在随后的1880年代走上与政府争权之路，他的主要对手就是大久保利通的继承人——后来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

关于明治天皇乃至二战之前天皇的实际权力究竟多大，经常有两种极端误解：第一种认为天皇是如同中国皇帝一样的“绝对君主”，一言九鼎，无人反对，所有侵略行径与政府策略都是他做出来的；另一种认为是如同英国国王一样的“虚君”，仅仅是坐在皇位上，但“统而不治”，具体事务完全交给各路政治人物，天皇只是在适当时候“点头”而已。

应该说，两种理解都有一定道理，却也存在共同的问题，即认为“天皇”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事实上，无论明治天皇还是后来的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其天皇权力事实上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他们身边的顾问团体——“宫中”集团共同存在。所谓“宫中”集团，并不是指古代以来跟随日本皇室的旧公卿，而是指那些进入主管皇室事务的“宫内省”工作的维新志士。

随着明治政府逐渐稳定下来，旧有的维新志士形成了以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为核心的“主流派”，而由于大久保利通出身于萨摩藩（鹿儿岛县）、伊藤博文出身于长州藩（山口县），这两个地方出身的官僚就把持了政府的各主要官职，而在其它地区如土佐藩（高知县）、肥前藩（佐贺县）、福冈藩（福冈县）、肥后藩（熊本县）等出身的维新志士就全无出头之日。这些政治家一部分深入民间，开始进行近代政党运动，另一部分则想方设法挤入“宫内省”，成为明治天皇的“帝师”。

从身份来说，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宫中”集团重臣土方久元、军人谷干城、思想家佐佐木高行都是幕末土佐藩维新志士，帝师”元田永孚也是肥后藩“国学者”，均各自拥有一定政治地位。但在明治维新后，他们的地位显著降低。如今，天皇成为自己的“学生”，这些失意群体当然要发挥倒幕维新时期的另一大“政治正确”，双方于是一拍即合。换言之，天皇权力的提升本质上是靠自己本身具有的名义权力，结合“非主流”的维新志士群体本就拥有的世俗权力，进而形成了一股足以和主流政治家抗衡的强大实力。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宫中”集团成为明治时期最热衷于“尊皇”的政治群体。面对伊藤博文等政治家试图建立英式宪制体系的做法，1881年6月，“宫中”集团的井上毅大加批判，他认为英式宪法体系之中“国王徒拥虚器，其实形宛如我国中古以来政治之实权归于武门无异”。所谓“归于武门”，便是指明治政府推翻的江户幕府。

从现代理论看，英式宪制与日本幕府之间相去甚远，难以类比，但井上毅敢于这么类比，便是要将伊藤博文最喜欢的英式宪制贬低为明治政府推翻的“武门政治”，进而把英式宪制塑造为“架空皇权”的代名词，那么“宫中”集团自然有了攻讦伊藤博文等政治家的合理缘由。

在井上毅看来，德式宪法体系的国王“不仅统御国民，且理国政，立法之权虽分于议院，行政之权专在国王手中，绝不让渡他人”，因而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体系。他认为，英国与德国最大的区别在于，行政首脑（首相或总理）是由国会最大政党推举产生（英），还是由“天子”直接任命产生（德）。作为“宫中”集团代言人，自然要想方设法把任命行政首脑的权力把持在“天皇”手中，这自然就让“宫中”集团的事实权力得以增长。在“宫中”集团的影响下，1882年9月开始，伊藤博文不得不前往德意志帝国调查宪法，而普鲁士宪法也就成为了日本立宪的重要参考。

有着“宫中”集团的支持，明治天皇更加积极地介入到政府事务中，这便有了1884年在日本政治史上浓墨重彩的“森有礼就职事件”。

森有礼是当时日本驻英国公使，早年在美国留学，受到当地基督教会的大力帮助，因而成为倡导宣扬基督教文化的著名人物，伊藤博文有意提拔他主管教育机构文部省。这虽然很契合当时日本政府意欲获得西方国家认可、与国际接轨的思路，但“宫中”集团却认为明治国家必须以国家神道为核心，文部省这种主管国家文化与教育的机构当然不能让一个“基督迷”为首脑。

为了表明态度，从1884年5月开始，明治天皇突然以身体欠佳为由回居内宫，任何政务都不理。按照日本古代的行为规范，只要天皇宣布不出门，那么无论是谁都无权主动进宫，于是“闭门不出”就成为天皇与“宫中”集团的重要武器：只要对政府提案不满意，那么“闭门不出”就有可能延迟政策决定，甚至逼迫当事人改变思路。

伊藤博文不得不做出巨大妥协，即在当年颁布《华族令》里，将大量“宫中”集团成员纳入华族（贵族）群体中，保证他们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这才让双方矛盾走向缓和。经此一役，明治天皇与“宫中”集团在日本政坛上彻底确立了稳固地位。

有趣的是，在伊藤博文按照皇室要求前往德国、奥匈帝国考察宪法后，他的想法又有了很多新变化，这也为明治宪法的重要理念“无辅弼不能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1882年8月开始，伊藤博文接受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vonStein）的教学。施泰因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人拥有自我意识（Ich）、意志（Wille）、行为（Tat），因而国家也拥有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行为。他认为，国家意识的代表为君主本人，君主象征着国家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助于新兴国家建立起完整的民族意识，所以君主必须要在宪法中明确为国家元首。但与此同时，君主无权决定国家意志与国家行为：国家意志需交给专门的立法机关，也就是议会来完成，而国家行为则要交给官僚体系来执行，君主不能干涉。

1883年9月回国后，伊藤博文向天皇提出起草宪法的基本方针：于我国，古来由万世一系之天皇总揽万机，是为万邦无可比拟之国体。以此国体为基础而举经国之大纲，明君臣之分义。”这段基本方针囊括了后来明治宪法的两大基础理念：一是国家以“万世一系之天皇”作为最高统治机关与国家元首，代表日本的“自我意识”，凝聚人心；二是要“明君臣之分义”，即天皇与国务大臣之间的分工要明晰且互不干涉。

另外，在考察德国历史制度时，伊藤博文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典故。1810年，普鲁士王国首相卡尔·冯·哈登堡借鉴英国首相制度，建立“宰相制”，迫使任何国家政策都必须有首相签字才能生效，阻止君主与身边亲信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哈登堡之所以建立这一制度，目的就是仿照英国宪法制度，限制国王权力的无限扩张。

虽然这一制度在1822年哈登堡去世后就遭到废除，但这毕竟是德式宪法体系里关于限制国王权力界限的环节，既能满足“宫中”集团追求德式宪法制度的要求，同时也可以满足伊藤博文本人关于限制天皇与“宫中”集团的需求。于是1886年2月，第一届日本内阁成立后，明确规定“法律敕令在（天皇）亲署后盖玉玺，由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副署”，换言之，如果一份法律命令只有天皇同意而没有首相同意，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那如果首相同意，而天皇却不同意呢？这个问题伊藤博文也考虑到了。1886年9月，伊藤博文与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其中明确规定“大臣若想汇报主管事项，即便天皇生病也可进入内宫拜见”。这一条文很明显是为了防止1884年“森有礼任用事件”里天皇“闭门不出”的行为再次发生，也意味着国务大臣有权直接面见天皇，那么曾在天皇与大臣之间充当传话筒的“宫中”集团就彻底失去了往日作用。

对于这个定位，明治天皇并不非常满意，毕竟这仍涉及皇室能否存续的问题：如果未来日本政府与国会要求天皇退位，甚至废除天皇制，那么天皇岂不是完全没有反抗余地？

面对这个问题，伊藤博文用一个新的机构来保证皇室存续的安全，即“枢密院”。按照日本宪法规定，枢密院是最高的立法咨询机构，一切法律提案都要经过枢密院终审才能发布，这就意味着这个机构事实上掌握着最高立法权；一旦出现涉及与天皇、皇族相关的问题，那么枢密院就拥有绝对主导权，政府不能干预。某种意义上说，伊藤博文通过让渡一部分“国家意志”的决策权，换来天皇制与“国家意识”的绝对保证。

总结一下可以发现，日本天皇虽然在宪法条文里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与看似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充其量也只是保住了荣华富贵，他的每个想法都需有具体的政治家支持才能完成。如果与政治家意见相左，那么天皇的意见就会被忽视。

其实之所以讨论天皇拥有多大权力，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衡量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到底天皇有没有参与发动战争？天皇应否为近代日本的每场战争负责？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分人看，毕竟明治天皇与甲午战争之间的关系，同昭和天皇与二战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不应用明治天皇对标他的孙子。不过，从明治天皇在战争中的矛盾表现，依然可以对他在战争中的作用做出一些推测。

两场战争爆发前，明治天皇都说过一些“泄气话”：甲午战争曾被他评价为“此非朕之战争”，日俄战争之前他更是说过“本以为四方之内皆同胞，世间却频起波风”。乃至于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草案里，他都加入了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语句——后来被官僚集团删除。从这些碎片记载里，可以说明治天皇并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好战分子。

但另一方面，当两次战争打响后，明治天皇都第一时间亲临大本营，以帝国大元帅之名义召开作战会议。甲午战争里，天皇来到西部重镇广岛，给国民一种“御驾亲征”之感；日俄战争中，明治天皇对前线战况也非常关注，甚至直接对军队人事做出指示。

明治天皇的矛盾表现也说明他的矛盾处境。一方面，他是整个日本帝国的精神领袖，是神道教的“现人神”，在战争时期必须要鼓舞国民士气；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伊藤博文等政治家并无好感，恰好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对手又都是传统大国，那么明治政府挑起的战争自然会让天皇有着深深的恐惧感。

应该说，这种恐惧感并不是坏事。后来的天皇对“神州不灭”有着超乎现实的自负，最终走向二战的深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