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了以后你愿意和谁暧昧（少点对恶的温柔与）

立法之声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多优秀的成分，但是，大醇往往存在着小疵，白璧难免也有微瑕。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泛起几朵油星或泡沫实属正常，丝毫无损江流的清澈。

现在人们还津津乐道的一些俗语，也反映了一点不那么积极的文化，其中对恶的宽容甚至无奈，是尤其需要摒弃的。

举例来说吧，“惹不起，躲得起”，“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这都是对恶的回避乃至无视，对恶其实是放任的、纵容的。

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寒山与拾得的对话也可以归于这一类。

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现代人也应该将其作为座右铭吗？恐怕未必，“笑我、轻我、贱我”也就算了，毕竟我国反歧视方面的法律还不发达；至于“谤我、辱我”，这是侵犯名誉权，可以到法院起诉的；“欺我、骗我”，则涉嫌诈骗，可以去报案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对恶的劝诱。好人成佛千难万难，要历尽劫难，做无数功德，坏人只要不去杀别人就可成佛，成佛的要求低多了，这个激励机制明显是毫不公平的“双重标准”。

“恶人自有恶人磨”，这是对恶无可奈何时的一种自我安慰，乞灵于更强的恶人来对付相对较弱的恶人，却又堕入了“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是对恶的吓唬。把打击恶的任务托付给没有科学依据的“报应”，将对恶的惩罚寄希望于没有确定性的未来某个未定的时刻，这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这就是纯粹的断语了，为什么“不可逭”？怎样让其“不可逭”？谁令其“不可逭”？这些都没有给出答案。这像是用空洞的“口号”来恫吓恶人。

“头顶三尺有神明”、“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电”、“人在做，天在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都是将遏制罪恶的责任交给了本不存在的神明。

杨震对行贿的人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人知道！”因此坚决不受贿。这体现了他的道德良知，也找了一个巧妙的借口，因为“天”（这里指自然界的主宰者，造物）、“神”本来就不存在，更何谈“知”呢？“四知”，实则只有“两知”。

《鹿鼎记》中，明代的长平公主，后来的九难师太听人说起要去长白山掘断大清龙脉，这样“大明天下就可重光了”。她的反应很理智，她说：“风水龙脉之事，事属虚无缥缈，殊难入信。”

如果我们现在还用“天”、“神”之类来警告别人不要违法，这就比金庸先生笔下几百年前的老尼姑还不如了。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写道：“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一些人居然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

在大约一千九百年前那个或许是春风沉醉的晚上，行贿者大宽杨震其心，诚恳地说：“夜深天黑，没人知道我来您这里。”倘若杨震在说完：“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之后，能再说一句：“即使没人知道，受贿也是违律的！”他就不仅是一个至德君子，而且是我国法治社会的奠基者。

在现代社会，希望我们更多地用规则、法律来阻却罪恶，而不要再弹那些老调，真实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便是锈蚀的，也比传说中赏善罚恶的冥府判官有威慑力。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