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讲座（讲座在上海发现）

赵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整理

2022年3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暨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2年第1期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主要讨论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陈以爱教授的新著《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年）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副教授的新著《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首先由陈以爱、袁一丹进行报告，随后分别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月峰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佳贵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与赵帅博士生作评议。本文为讲座整理稿，发言文字均经发言人审定。

主讲人发言

陈以爱（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

今天我主要在与既有研究成果或“五四”当事人的一些说法进行对话的基础上，分享自己这本书的一些新的发现与推进。首先交代一下我为何会写这本书，如何进入这个课题。

陈以爱：《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年

一、走进五四运动史研究

我过去的研究是做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现在写的这本书则主要聚焦于1919年5月到7月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从学术史走向政治史、社会史，源于和政治、军事、外交史三位前辈吕芳上、唐启华、刘维开2007年的一次谈话。他们观察当时台湾学术界研究政治、军事、外交史的状况与之前相比，觉得分外萧条。1990年代我到台湾的时候，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是政治史，严格来说是政党史，学术史少有人讨论。当时我的兴趣反倒是在学术史，所以根据一些资料对北大进行一些研究。不过2000年之后，与整个环境氛围的转变有关，研究国民党史、政党史不再“流行”。刚刚我提到的三位先生在政治史等领域耕耘已久，感慨当前学者可以接触到不断开放的资料，正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来重看、重读、重写历史，可惜的是反而门庭冷落。

我对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颇为隔膜，因为中国近代史的问题（同样是好处）在于材料非常多，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耕耘与努力，但我对他们的感慨也是认同的，认为政治史有很多问题其实有待重新讨论，只是这与我过去研究的累积有一定距离。但是在对话中，我们都发现过去所谓的一些研究框架，不管是现代化理论还是革命史观，都无法对一些史料进行充分说明。显然，必须要重新思考如何解读大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史料。我在研究北大时，透过一些史料发现北京与南京、上海等地学人的互动，各学校间的交流，不能以过去那种简单化的叙述说明问题，如以北大为中心进行论述，或在学术思想研究领域认为北方为新派，南方为旧派，都不尽妥当，实际上问题更为复杂。所以我提出学术文化史上的“南北”问题，想把视野从北京扩大到南京、上海，试图与几位先生进行对话，并自此开始着手汇整相关材料。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开始关注“南北”问题，是由于已经接触了一些资料，发现以“北大为中心”、北方是一切中心与思想发源地的说法受到很多史料挑战。其中有一件收录在《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中的私函被很多学者注意到。这封信由蒋梦麟执笔，黄炎培同时署名，沈恩孚加眉批，写给北京的胡适。沈恩孚与黄炎培都是江苏教育总会（民国后改名为江苏省教育会）的成员，蒋梦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江苏省教育会相关）所聘请的重要人士，有此三人一齐出面，可见信的重要性。信写于1919年5月22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时北京开始全面罢课，上海准备酝酿在26日发起总罢课。信的内容牵涉蔡元培辞职出走后北大的前途，讨论未来的布局问题：若北大受政府压力，将南迁到上海成立新的学校；一旦南迁，谁南下谁留守，新大学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如何安排已到中国的杜威等等。这封信涵盖的复杂面向已超出了学校、教育、文化机构的范畴，而延伸到更广大的社会互动中。作为是时文化思想、社会运动的重心，北大与南方特别是以上海作为重要基地的江苏省教育会这个团体（包括教育会内与外的人士），以及一些复杂的社会、商业、外交、舆论、政治这些网络存在关联。在这封信的引导下，我将视线从北京转移到上海，关注上海的社会精英群体，关心其成员如何集结，何时开始集结，以及所牵涉的机构、网络诸多问题。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信（1919年5月22日）

针对“五四”这段历史，我开始收集有关上海方面的资料，同时也在重读既有研究。我们无法绕开周策纵、彭明先生的著作，尤其是陈曾焘先生的《五四运动在上海》。另外像美国学者华志坚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潮：以上海为视角》，对上海学生运动作了长时段考察，中间牵涉到“五四”前后上海的学生运动。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一书，对于上海罢课、罢市、罢工的描写篇幅不多。周先生搜罗史料勤奋，还出版了《五四运动研究资料》这部很重要的工具书，罗列诸多材料。不过他未多得一手材料（如未参考《申报》）去印证或订正史实，因此对于事实层面的描述讲得不太清楚。比如他列举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三位重要人物：何葆仁、李鼎年、程天放，其中两人的职务没有说对。另外，对于五四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上海罢市，周先生引用了杂钞报纸集成的《上海罢市实录》（后收入在1959年出版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未能查究史料出处，对罢市的起源这一问题因此未能交代清楚。上海罢市从6月5日到12日，共计7天，这中间复杂的过程目前还没有被处理清楚。比如《申报》的一则报道称在6月4日罢市前夕，学生至上海县商会进行动员却不得要领，在学生与商人未谈妥之际，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联络县商会正副会长，要求对国事有一致表示，获得同意。报纸对这件事的表述含糊其辞，未能表明所谓“表示”的形式与内容，以及背后更具宽广意义的学商合作问题。

周策纵：《五四运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海上闲人编纂：《上海罢市实录》，公义社，1919年

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们对于当时“学”的意义与范畴缺乏敏感度，广义上的“学”是指学生、学校（包括校长与教职员）、教育会、欧美留学生、留日学生乃至有功名的举人。比如1919年秋天，唐绍仪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聚会中曾提到在场的老留学生与年轻学生均是学生。老留学生包括复旦校长李登辉、钟文耀、唐露园、唐绍仪等人，这群以广东、福建为主的留学生，1905年为抵制美货在上海成立寰球中国学生会，中间有人做过国务总理等重要职务，在某一个意义上，他们参加的这一组织叫做学生会，因此在1919年上海学联成立之前，报纸上出现的学生会就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简称，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学生会、学界即指学生。

我特意提到寰球中国学生会，是因为1919年上海学生组织上海学联，在选择会址时有两个提议，一是上海青年会，另一个就是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址最终定在寰球中国学生会，若按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复旦校长李登辉在该会扮演重要角色，而复旦学生是上海学生运动的核心与主力，由此李予以支持。然而如果看寰球中国学生会的组织结构、人员组成情况，会发现其中有复杂的故事，因此对于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历史与演变必须要下一番功夫。

寰球中国学生会正门

二、看五四，从上海的角度

关注191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罢市，上海是一个重点，却一直没有被梳理清楚。从城市抗争运动来说，上海自清末以来就是爱国运动、抵制外货运动、学潮和革命活动的温床，学生组织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已有雏形；从（新）文化来说，上海从晚清以来就成为新教育、新观念的输入和传播中心。因此，处理上海学生运动及其牵涉的复杂的机构与网络，从地缘角度要将上海作为一个讯息交流、人员流动的舞台，其覆盖范畴甚广，同北京、广州、南洋、美国均有联络；从时间角度不能仅回看1919之前的几年，而要从甲午到戊戌说起，继而延续到东南互保、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形成前后关联的历史脉络，避免我们从“后五四”的眼光去理解“五四”及“五四”前相关人事的演变。

我有意把历史脉络中牵涉的人与事重新梳理清楚，观察他们对于中国内政、外交、商业及国家具体走向诸多问题的讨论与举措，因此研究对象已不限于江苏省教育会，聚焦点也不限于上海。我以“东南集团”这一名称来命名这群以上海为主要活动舞台的社会精英，用“东南”指涉这些人，参照了他们主要领袖的籍贯，他们活动的重要空间。当然，我也在思考他们如何标识自己，比如“五四”后黄炎培等人讨论成立“东南大学”，“东南互保”中的参与者同样参与了五四运动。“东南集团”是个复杂的课题，时间跨度很长，“五四”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段落。“五四”发生已过百年，我觉得应当把“东南集团”在“五四”中的作用讨论得更为清楚。

需要说明的是，五四运动的起源与我命名为“东南集团”的这些人有关，也同其他政治派系与力量有关系。不管是作为社会政治层面的五四运动，还是作为文化思想层面的新文化运动，其兴起与发展都不只有一个起源。五四（学生）运动的起源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日本多地，新文化运动的起源除了北大《新青年》《新潮》外，还有研究系与基督教青年会。甚至老一辈的张謇也有他的“新”文化运动与教育观念。“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具有多源头、多版本，这是我想在这里提出的一个看法。

三、从北大中心到上海学生群像

上海学生运动从罢课到罢市，已不限于学界，但学生仍是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应抽空学生所扮演的角色。从5月到7月，学潮在上海经历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抗争策略。学生和外界的沟通，以及内部的讨论，是不断进行，不断协商，而不断调整的。我并不认为学生是完全被策动，而没有自己的想法。上海学生不完全跟随北京学生的主张，双方甚至有相当严重的分歧，各行其是。事实上，北京学生包括北大学生内部乃至教师群体，本身都有分歧，《国民》与《新潮》在不同阶段关于策略、手段、目标诸多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要不断经过协商达成共识，甚至没有共识。上海的情况同样如此，复旦学生内部就有激进、温和、稳健等各种状况。所以学生并非铁板一块，我们必须尽可能找到资料，进入微观，进入细节。

比如说，若将5月7日上海学生参加国民大会视作上海学潮的开端，会发现7日当天学生至公共体育场参与集会是经校长老师带领，这与5月26日的总罢课情况不同。26日学生的总罢课表面上是由学生自主进行，但据公共租界警务处的观察，有学生以外的人士提供了很多资源的帮助。等到上海罢市期间情况更为复杂，各方势力均介入其中。我第二本书要处理上海罢市七天的过程，就需要分为前三天与后四天两阶段，且到了第五天、第六天，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领袖，都无法预计下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能只宏观掌握一个粗略状态，各方势力的各种声音都要尽可能还原。

过去的“五四”书写中，学生被一种集体性的字眼来概括，学生领袖的面貌是极其模糊的。这种对集体性的强调，使“五四”人物没有个性，唯有发表言论的人才比较引起大家注意。事实上，学生（尤其是核心人物）的个人特质、才智，与运动的成败关系紧密。1920年4、5月间的上海学潮与五四运动对比，可谓大失败。经历过两次学潮的学生曾比较两次学潮的学生领袖何葆仁与程天放，认为两人领导力差距明显，致使学潮有不同结果。所以我试着为上海学联十几位学生领袖每人写一个小传，小传基本不涵盖1920年之后他们的人生历程，而是聚焦于他们的家世、学习经历、思想观念、社会网络。学生中如瞿宣颖、俞大纶等人世家出身，具备同外国人用英语沟通、交涉的能力，同时在学潮中负责撰写宣言，发布函电。了解这些人物的形象、特质，会帮助我们理解1919年的上海学潮为何呈现出和平、有秩序的状态。

俞大纶手绘李登辉像（1919）（《动员的力量》曾使用）

四、扩大观看“五四”的尺度

最后我作一个总结。其一，在当前资料如此丰富的条件下，若我们有心挖掘上海学生的历史纪录，如报纸、学校刊物、学生编辑的出版品、后来的回忆录，并加以参照、互补甚至订正，是有可能重建一个细致且丰富的上海学生、上海精英的群像。其二，对“五四”必须要扩大观看的尺度，不管是对人群、地域还是时间；在宏观的同时又微观地呈现细节，从“五四”往前追溯，以摆脱后“五四”的视角，来重现“五四”前后的世界，理解他们的语言、观念，他们运作、动员的方式，让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人物回到他本应在的位置上。

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这次会议本来的设计是把陈老师的大著与我的小书放在一起讨论，我今天的报告主要借这个机会谈一下阅读陈老师书的感受与困惑，最后就一则常见史料做一个自我检讨。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我与陈老师这本书的渊源是在2019年3月，陈老师在浙江大学高研院曾组织一个小型工作坊，我也有幸受到邀请。在会后曾听陈老师讲述她关于“五四”研究的一些构想。因为我从硕士期间也在关注“五四”发生史，对相关材料有所涉猎，所以听她讲起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感觉受到较大的震动。我认为陈老师的三部曲虽然仅出版第一部，却开启了“五四”研究的一个范式转移：一方面，这本书从政治史、社会史路数对于以往思想史研究形成巨大冲击，思想史学者如何回应还有待于以后的讨论；另一方面，重新提出了近代史上的“南北”问题。

以下是我想提出几个的问题：

一、五四运动与东南集团

陈老师的研究构想从最初处理江苏省教育会这样边界清晰的实体跃升到所谓“东南集团”，挑战性更大。而作为分析框架的“东南集团”这个概念，首要的问题是“集团”在中文语境中是一个译制性词汇，本为日语词。“集团”暗含着一定的目的性，而且是采取共同行动而形成的一个团体。陈老师将东南集团定性为“隐性政团”，意味着它是介于政治集团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一个概念，既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集团（非政党），又不是一个泛化的社会网络。政治集团和社会网络的区别在于前者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并具有排他性。问题是东南集团在不同时间阶段是否会在政治和社会这两极之间发生一定偏移，其政治目的性或政治目标是否会愈发明显？

“东南集团”这个概念的发明，明显受陈寅恪研究的影响。在中古史研究中，陈寅恪以政治集团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历史变化，这一研究范式至今仍有很强的辐射力。陈寅恪所谓政治集团，包含了政治、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的含义，讨论的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转移，还包含了社会阶层的升降以及文化区隔的形成。所以“东南集团”这个概念应从四个维度予以把握：首先，它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即以上海为枢纽而形成的东南地区；其次，它包含特定的社会阶层，主要由士绅阶层或社会名流所构成；再次，它有相对稳健的政治文化立场；最后，因它涉及学商报界，它有一定经济利益的诉求。

这本书集中讨论五四运动和东南集团之间的关系，这个议题是一个事件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即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东南集团在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想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五四运动是否重塑或改造了东南集团的形态和内部关系？

五四运动涉及多方力量博弈，与东南集团相对峙、相交错的力量，若用目前使用的一些概念表述，如北大派（或《新青年》集团）、国民党以及研究系。只是我们在用这些概念与指称时与研究对象之间总有一些缝隙。比如用“研究系”来指称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等人，问题在于他们何以构成一个研究系，他们内部的关系、组织是否有那么严密，若使用党、派、系、团体等概念来指称这一群人，是否与他们个人的思想主张与政治立场完全贴合。

二、东南集团在“五四”阐释史中的失声

东南集团在过往的“五四”阐释史中长期处于“失声”状态，不仅是研究者重北轻南所致，可能跟这个团体自身的特性有关，他们长于组织、宣传、布局，短于立论、创说、著述。根据《张彭春清华日记》1923年3月5日条，他认为郭秉文、黄炎培这些东南集团的核心成员，论学问没有专深的研究，他们的本领“在能利用时局，能知人，组织还巧活，工于宣传”，将东南大学作为造助手的地方。张氏预言若无政潮扰乱，将来的教育人才也是他们一系的。而“他们比别人强的，有组织，能宣传，手灵巧。弱的是没有真正的见识(如用美国入口货!)，太好名利”。张彭春同东南集团在教育领域处于竞争关系，作为敌对方，他看到了东南集团核心成员之所长所短。

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开源书局，2020年

五四运动既是干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换言之，“五四”有名与实两个层面。东南集团所擅长的组织动员即实的层面，更宜于从政治史、社会史的角度去分析。而北大派与研究系不仅在运动过程中推波助澜，还积极投身于“五四”的命名权与阐释权之争，因而他们的声音更容易得到思想史研究的注意。东南集团之所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五四”论述，可以从《晨报》组织的“五四”纪念中黄炎培的发言一窥究竟。1920年5月4日《晨报》举办首次“五四”纪念，参与者基本代表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像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胡适、蒋梦麟，还有学生辈罗家伦等。黄炎培作为东南集团的首脑撰写《五四纪念日敬告青年》一文，但这篇文章像是现场演说，谈的都是当时颇具主流的看法，缺乏思想深度。与胡适和蒋梦麟的文章相比，黄炎培的“五四”论述并没有给研究者留下一些可以深入阐发的思想命题。

黄炎培：《五四纪念日敬告青年》，《晨报》1920年5月4日（袁一丹提供）

陈著中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角色走马灯似地出场，只留下模糊身影及僵化声调，旁白多，而独角戏少，场面话多，而内心话鲜。”像黄炎培、蒋梦麟这些东南集团的核心成员，在五四运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留下了一些材料，但黄炎培等人的形象和在“五四”中的行事逻辑与动机仍是模糊且难把握的。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名与实两面，那么我们不能只看到台前的名角，在街头活动的学生，还要撩起帘幕来看这些幕后推手。问题是如何去研究这些站在幕后商讨布局的人？

黄炎培与我之前研究的汤尔和有类似之处。胡适曾借阅汤尔和的日记，谈到在“五四”风潮、六三运动，蒋梦麟代理北大等事件背后都有汤尔和的作用，胡适称汤“是当日操纵北大学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为乐事”。如陈老师所言，对于“五四”这样的一个大事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知晓内幕的人可能不会留下太多痕迹与内心独白，而在纪念文章中大谈特谈“五四”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运动的真正内情。汤尔和曾经谈到他对于政治的理解，认为“谈政治，第一要知道事实，事实就是内幕”。而“政治这样东西，拿衣裳来比喻，他决不是一件单衣，乃是有表有里”，“你如光看表面，直等于痴人说梦”。他对胡适说：“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由于汤尔和、黄炎培行事的隐秘性，导致我们今天若要给他们画像，结果可能仍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画像。

三、五四运动的两支笔杆子

陈老师的书描绘了“五四”的两个重要版图，一个是以北大为中心，以蔡元培为象征符号，以《新青年》和《新潮》为舆论阵地、思想阵地的版图；另外一个就是以复旦为中心，以李登辉校长为核心人物，包括《复旦年刊》、《复旦杂志》等刊物的版图。两个版图之间，有一些链接性的人物，如蒋梦麟、罗家伦。罗家伦是复旦毕业的，而后去了北大，在“五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起草了《五四运动宣言》这份白话传单，是运动中重要的一支笔杆子。另一支笔杆子就是书中用了很多笔墨谈到的瞿宣颖（后名瞿兑之）。我想以这两支笔杆子作一对比，来讨论是什么原因造成北大与东南集团在五四运动及五四运动史中的一显一隐。

瞿宣颖（袁一丹提供）

罗家伦与“五四”的联系明确，他不仅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还是五四精神的初始定义者。五四运动发生不久，罗家伦就在《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将五四事件提炼为五四精神。罗家伦虽是复旦公学毕业，但今天我们是把他作为北大学生运动的骨干来认识。相较之下，由于以往我们对于以复旦为中心的上海学生运动不够重视，很少将瞿宣颖与“五四”相联系，我们对他曾经在“五四”时期撰写许多宣言，扮演发言人的作用知之甚少。若拉长时间的尺度，观察“五四”后瞿宣颖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拐点是他于1920年赴北京政府任职。1925年，瞿宣颖第一次被北方的新文化界所注意，却是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他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发表了两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科举议》。他在这个时间点主张恢复科举制度，罗列科举的四点好处，如科举是“正途出身，独成气类，杂流自知敛迹，物望遂归士林，经术得殊荣，清议得风力”。这在当时北京的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魏建功就在《京报副刊》反对瞿说，认为“我们太乐观了，以为新文化运动成功了”，没想到“现在连张之洞以至梁启超们觉悟到应该废除的‘科举’都还有人提倡”，在魏看来，瞿宣颖是一个“遗老”。另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是瞿宣颖的《文体说》，涉及文白之争，而北大派的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主张白话。瞿宣颖却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是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文言“既适于时代之变迁，尤便于个性之驱遣”，且“世间难状之物”，“胥赖此柔韧繁复之文言”。因此关于文白之争，科举与学校的问题，他都“不合时宜”地站在新文化主流的对立面，成为了章士钊旁边的靶子。对照瞿宣颖在上海学生运动中活跃的身姿，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五四”以后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转向？

我最开始注意瞿宣颖是因抗战时期他在沦陷区相当活跃，曾任伪北大总监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长等职，创办《中和》月刊，提倡掌故之学。他在沦陷时期的这种组织活动能力或许与他在五四学生运动中得到的锻炼不无关系。陈著前言借用瞿兑之论“掌故学”的说法，来谈处理东南集团的方法，这对我们处理政治史问题很有启示，比如要注意社会制度的实际运用情状，要分析集团中人物渊源师友亲族的关系，对于许多重复参错的琐屑材料要具有综核的能力。而瞿宣颖恰是在沦陷时期打出“掌故学”的旗号，他曾作一札记《修斋记学·知人论世》，谈及知人论世“不能尽以年代论”，如陆游“虽南宋人，实与南宋人不类而类北宋。盖家世有关，且生于宣政之见，所见所闻犹有北宋之遗”。

最后回到我的那本小书。之前海斌老师提议与陈老师的书放到一起讨论，是想展开文史之间的对话。我觉得文学出身的学者与历史学者在对待具体材料时，眼光与追问的层次不太一样。以我书中的一条核心材料为例，这条材料来自周作人的《北平的事情》。周作人认为“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我抓住“焊接”这个词，想要追问“五四”与在它之前的文学革命，在它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焊接在一起的。

以思想史的做法，很容易提取这段话作为周作人的观点，但若观察“焊接”说提出的时间点与具体语境，会发现十分特殊。《北平的事情》一文作于1949年1月份，恰是北平解放前夕，此时的周作人已沦为文化汉奸。他以化名发表此文，且文章是以主客对谈体的方式展开。在“焊接”说之前，周作人援引了胡适的说法，称“五四的老祖宗之一”胡适“力说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我在书中对这条材料并没有做深入地辨析，应当追问的是为何沦为文化汉奸的周作人在1949年要重谈“五四”，而且是以胡适作为对照来谈。

在此之前，还有主人的一问：“吃五四饭的有哪几位？”由此引出主客两人关于“五四”的讨论。而周作人在1948年写的《红楼内外》谈到“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飞黄腾达起来，都做了新官僚”，也出现了“吃五四饭”这一带有轻蔑意味的说法。我碰巧在台北胡适纪念馆的胡适藏书中发现胡适所藏的《知堂乙酉文编》，里面收有《红楼内外》一文。胡适读到周作人这句话时，在“所谓吃五四饭”的“五四”处打了一个叉，改为“革命”一词。这处忍不住的批改，说明胡适并不认同周作人所谓“吃五四饭”的这一说法。

胡适批注《知堂乙酉文编》（袁一丹提供）

胡适所谓“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这个说法，常为一些近代史的学者引用，但大家都含糊其辞，没有去考证这条材料是胡适在何时何地提出的。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在1948年的“五四”纪念时，胡适曾接受多家报纸采访，声称“五四转变得太早”，意为“当年提倡‘五四’时，主要的目标为倡导新思潮和新文化，而非政治。却不料此一非政治性运动转变太快，尚未建立起稳固的基础，即已染上浓厚之政治色彩”（汉口《大刚报》1948年5月5日）。而上述周作人的“焊接”说，正是针对胡适的转化说，只是胡适并未写成文章，所以很难在胡适的文集中找到这一说法。这个说法在当时有广泛的报道，比如1948年5月5日的《益世报》称胡适认为“五四演变成政治运动，而对新思潮新文化的运动，是一大损失”。胡适之所以在1948年这次“五四”纪念中提出这种说法，或许跟胡适当时的仕途起伏有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1948年3月，蒋介石对王世杰提出想请胡适出任总统候选人，这个邀请对胡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益世报》5月5日曾报道，胡适在上海检查身体，“前传胡氏出任政治要职之说已成过去，据胡适说决无意作官”。我推测胡适对于“五四”政治性的表态，和他成为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情有关系。

以这条材料为例，我认为思想史研究者在援引任何一个观点时，不能剥离历史语境、抹去时空坐标泛泛而谈。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会格外留心思想观点提出的时间点、表达方式、修辞策略及背后的动机。陈著为我们展示了从政治史、社会史的视角重审“五四”研究的巨大潜力，但在传统思想史研究中，面对一条常见材料，我们需要追问与深思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五四”研究虽是一个老题目，但仍然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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