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今天电影 鲜为人知40年前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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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名字,因“两弹一星”而彪炳史册;直指学校教育与杰出人才关系的“钱学森之问”,持续激励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鲜为人知的是,这位科学巨匠晚年用力最勤、牵念最深、成就最大的研究,是一个今天已为人熟知的概念: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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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9月27日,

钱学森发表学术文章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

首次在实践与理论层面对系统工程

进行清晰梳理。自此而始,

系统工程的应用突破航天领域,

彰显出对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深远价值。

钱学森打通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门径,

构建起系统科学中国学派。

“从来都把功劳往外推”

的钱学森,却称系统工程为

“中国人的发明、我们的命根子”,

并多次呼吁:用系统思维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以系统工程方法为党和国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提供决策咨询与智力支撑。

时光流转,精神不熄。

40年后的今天,

系统工程理念已如老人所愿深入人心,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战略安排中,

在面对国际复杂局势与风浪挑战的

理性认识和自信回应中,彰显独特光彩;

中国的系统科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建设,

已枝叶繁茂,渐成风景。

零起步成就“两弹一星”奇迹

“两弹一星”,在聂荣臻元帅秘书写给钱学森的信里,被称为中国人“就是没有袜子穿,打着赤脚走五十年也愿意的事业”。

1955年10月1日,赴美深造20年、已在航天领域卓有名望的钱学森突破美国封锁举家归国;次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此,中国航天事业在国力一穷二白、工业基础严重薄弱、“没有第二个人见过导弹”的情况下艰难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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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破,也有失败。刻骨铭心的经历中,钱学森逐渐认识到系统工程的重要。

1962年3月2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二号”导弹首次发射,顺利腾起仅69秒后,便坠毁在距发射台680米处,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设计总指挥钱学森心中百味杂陈:这是中国告别仿制、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中国航天人的太多期待寄予其间。

失败原因很快查明:没有充分考虑导弹弹体在飞行中的弹性振动,导致飞行失控;火箭发动机推力提高了,强度却没跟上,因而飞行中局部起火。

各个局部都没问题,加在一起却出了问题。钱学森找到症结:“如果一个一个局部构件彼此不协调,那么,即使这些构件的设计和制造从局部看是很先进的,但这部机器的总体性能还是不合格的。”解决思路继而形成,把整个研制视为一个复杂系统,既见局部,更见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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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29日,第二枚东风2号导弹一飞冲天,发射成功。自此,连续7次不同型号成功试射,缔造“两弹结合”“八年四弹”“卫星上天”奇迹链。钱学森主张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也不断完善。设立总体设计部,统筹协调各个分系统,实现研究、规划、设计、试制、生产、试验一体化;强化技术、行政两条指挥线,技术专注研制,行政负责调度;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149名专家担任高参,建言把关。

“在钱老看来,这才是‘中国航天发展提前20年’的秘诀所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介绍,高度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令航天这项数十万人、多条战线共同参与的巨型工程如大规模作战般井然有序,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投入,赢得了最为丰厚的回报。

钱学森对航天系统工程的设计运用,与他此前在工程控制论方面的研究关系密切。

1954年,钱学森专著《工程控制论》在美国出版,书中已有系统思想。与系统工程直接相关的运筹学,也吸引着他的目光。1954年,学生郑哲敏即将回国,钱学森嘱他在国内“极力宣传运筹学”。1955年,在向着祖国驰去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钱学森遇到了专研运筹学的许国志。回国后,钱学森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并任所长,许国志辅助他建起了中国首个运筹学研究室。

种种努力如百川归海,成就了中国航天的飞跃式发展。令钱学森欣慰的是,依靠系统工程和航天大系统的高效运转,他实现了刚回国时对陈赓大将铁一般的承诺:搞导弹,“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有民族气节撑起腰杆,用系统思维统观全局,中国人历来不怕一切压力,从来不向困难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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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系统科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这是“文革”后钱老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文中历数了教育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14种具体领域的系统工程,指出“系统工程所带动的科学发展是一条很广泛的战线”。

文章的发表,让刚刚到来的“科学的春天”春潮更盛。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曾忆及彼时场景,“连中午在食堂里排队买饭菜,大家都在讨论系统工程这个当时全新的话题”。

“那时国外已有系统工程学说,但学界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而国内,这个概念还没出现。钱老的文章使系统工程登上了学术舞台,并且应用于中国建设发展实践。”追随钱学森数十年的原航天部710所研究员于景元回忆。

此时的钱学森已卸去国防科技一线领导重任。他耳边总是回响着周恩来总理早年调研航天时的话语:“学森同志,你们那套方法,能不能介绍到全国其他行业去,让他们也学学?”

为了这个嘱托,老人付出了晚年全部精力。1991年10月,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上台领受荣誉时,提及的仍是这件大事:“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在他的勉力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起,系统工程开始扎根中国——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学科与专业目录,系统工程专业列入;高校纷纷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开设系统工程课程,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1986年1月,钱学森亲自创办“系统学讨论班”的消息传遍学界。很多人闻讯赶到当时的航天部710所参加讨论。在《光明日报》当年9月刊发的报道里,可以一窥盛况——

“这是一个不大的会场。来参加讨论的人是那么踊跃,以致一些年轻人没有座位不得不自带马扎。会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每会必到。参加讨论会的还有我国著名数学家廖山涛、许国志,气象学家叶笃正,经济学家马宾,物理学家方福康,以及一批思想活跃的中青年。”

每次一位学者主题发言,之后自由讨论,最后钱学森总结点评。这样的讨论开始时每周一次,后每月1到2次,钱学森风雨无阻地参加了7年,直至行动不便无法外出。

强磁场一样的讨论班,使系统学的影响力辐射全国。一幅“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的系统科学结构图,在钱学森脑海中明晰起来——三个层次,即直接用来改造世界的应用技术——系统工程;为应用技术提供理论方法的技术科学,如运筹学、控制论等;揭示客观世界规律的基础理论,即系统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科学的最高指导,系统科学以系统论为桥梁,通向辩证唯物主义。与此结构配套的方法论,被概括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实施主体为总体设计部。

“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为此,应在国家层级设置总体设计部,对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提出现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介绍。

终身信守马克思主义的钱学森,揭示出系统思想的辩证本质,完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系统科学体系构建,“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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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护航国家发展彰显“中国智慧”

一手建立系统科学学术体系,一手推动系统工程实践应用。

1983年,为推动农副产品价格、国家补贴与职工工资联动改革,有关部门尝试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研究。钱学森牵头组建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的课题组,借助数学和计算机手段建立了以市场平衡为中心的系统模型,一方面考察国民收入分配和零售市场变化情况,一方面推演237个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课题组在大型数字计算机上进行了105种政策模拟,不断寻找最优方案,将平均模拟误差和预测误差控制在3%以内。最终,五种政策建议被精选上报中央,对当时的物价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薛惠锋回忆。

此外,支撑中央进行年度国民经济预测;开发宏观经济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提出用系统思维、整体观念、产业链条发展沙产业、草产业,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良性循环……一系列创新与探索,谱就钱学森“金色晚年”主基调。

“‘天上的事,找钱学森’,我想说,地上的事,也得找钱学森。”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李毓堂感慨。

2009年10月23日,久卧病榻的钱学森发出毕生最后一封信,勉励即将三十而立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为继续推动我国系统科学的发展作贡献”。8天之后,老人溘然辞世。

时事演进,理论的伟力被不断印证。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战略高度统筹谋划,要求全党“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被列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一项重要经验;“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被写入党章。

数千项具体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一系列“组合拳”整体出击。既重全局又抓重点,既有力度又控节奏,既有总体目标又有任务分解,既破体制机制弊端,又立改革“四梁八柱”,汇聚起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一带一路”串联起越来越大的朋友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各国携手做大合作蛋糕。在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这个开放复杂巨系统中,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日渐紧密地融入世界。

内有整体协调的系统思维,外有统筹抓总的体制机制。

2014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全新组建,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2018年3月28日,深改组升格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以更大力度、更实措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强烈信号。

新时代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离不开“外脑”力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被纳入国家治理制度设计,与深改委的顶层设计、总体指挥相辅相成,为中国决策体系提供智力支撑……

前程有日月,勋绩在河源。今天,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改革面临激流险滩。而当我们有了系统科学的理论武装,就有了更为理性清醒的判断与认知,就有了穿透纷扰迷雾的胆气与目光。

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自身。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是包容、提升与自我修复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基因的滋养下,成为一个开放、自省、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在人民支持下稳健前行,因拥有未来而不惧风浪。

我们更辩证地看清挑战。中国正成长为一个有担当、能担当的新兴大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必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不仅是战略的博弈,也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博弈。信心在手、道义在肩,我们从不畏惧一切考验。

我们更立体地看到机遇。面对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一带一路”的稳健铺展指向共赢;面向国内,紧紧扣住“一切为了人民”这个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点,全面深化改革步履坚定气势如虹。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在高效系统的有力组织下,站上新征程的中国人依然有“两弹一星”时期挺得笔直的腰杆;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中国,正稳步夺取中华民族新的胜利。

这是钱老的心愿,也是必然到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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