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今天电影 鲜为人知40年前的今天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名字，因“两弹一星”而彪炳史册；直指学校教育与杰出人才关系的“钱学森之问”，持续激励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鲜为人知的是，这位科学巨匠晚年用力最勤、牵念最深、成就最大的研究，是一个今天已为人熟知的概念：系统工程。

40年前的9月27日，

钱学森发表学术文章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

首次在实践与理论层面对系统工程

进行清晰梳理。自此而始，

系统工程的应用突破航天领域，

彰显出对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深远价值。

钱学森打通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门径，

构建起系统科学中国学派。

“从来都把功劳往外推”

的钱学森，却称系统工程为

“中国人的发明、我们的命根子”，

并多次呼吁：用系统思维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以系统工程方法为党和国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提供决策咨询与智力支撑。

时光流转，精神不熄。

40年后的今天，

系统工程理念已如老人所愿深入人心，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战略安排中，

在面对国际复杂局势与风浪挑战的

理性认识和自信回应中，彰显独特光彩；

中国的系统科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建设，

已枝叶繁茂，渐成风景。

零起步成就“两弹一星”奇迹

“两弹一星”，在聂荣臻元帅秘书写给钱学森的信里，被称为中国人“就是没有袜子穿，打着赤脚走五十年也愿意的事业”。

1955年10月1日，赴美深造20年、已在航天领域卓有名望的钱学森突破美国封锁举家归国；次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此，中国航天事业在国力一穷二白、工业基础严重薄弱、“没有第二个人见过导弹”的情况下艰难起步。

有突破，也有失败。刻骨铭心的经历中，钱学森逐渐认识到系统工程的重要。

1962年3月2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二号”导弹首次发射，顺利腾起仅69秒后，便坠毁在距发射台680米处，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设计总指挥钱学森心中百味杂陈：这是中国告别仿制、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中国航天人的太多期待寄予其间。

失败原因很快查明：没有充分考虑导弹弹体在飞行中的弹性振动，导致飞行失控；火箭发动机推力提高了，强度却没跟上，因而飞行中局部起火。

各个局部都没问题，加在一起却出了问题。钱学森找到症结：“如果一个一个局部构件彼此不协调，那么，即使这些构件的设计和制造从局部看是很先进的，但这部机器的总体性能还是不合格的。”解决思路继而形成，把整个研制视为一个复杂系统，既见局部，更见整体。

1964年6月29日，第二枚东风2号导弹一飞冲天，发射成功。自此，连续7次不同型号成功试射，缔造“两弹结合”“八年四弹”“卫星上天”奇迹链。钱学森主张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也不断完善。设立总体设计部，统筹协调各个分系统，实现研究、规划、设计、试制、生产、试验一体化；强化技术、行政两条指挥线，技术专注研制，行政负责调度；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149名专家担任高参，建言把关。

“在钱老看来，这才是‘中国航天发展提前20年’的秘诀所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介绍，高度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令航天这项数十万人、多条战线共同参与的巨型工程如大规模作战般井然有序，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投入，赢得了最为丰厚的回报。

钱学森对航天系统工程的设计运用，与他此前在工程控制论方面的研究关系密切。

1954年，钱学森专著《工程控制论》在美国出版，书中已有系统思想。与系统工程直接相关的运筹学，也吸引着他的目光。1954年，学生郑哲敏即将回国，钱学森嘱他在国内“极力宣传运筹学”。1955年，在向着祖国驰去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钱学森遇到了专研运筹学的许国志。回国后，钱学森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并任所长，许国志辅助他建起了中国首个运筹学研究室。

种种努力如百川归海，成就了中国航天的飞跃式发展。令钱学森欣慰的是，依靠系统工程和航天大系统的高效运转，他实现了刚回国时对陈赓大将铁一般的承诺：搞导弹，“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有民族气节撑起腰杆，用系统思维统观全局，中国人历来不怕一切压力，从来不向困难低头。

推动系统科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这是“文革”后钱老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文中历数了教育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14种具体领域的系统工程，指出“系统工程所带动的科学发展是一条很广泛的战线”。

文章的发表，让刚刚到来的“科学的春天”春潮更盛。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曾忆及彼时场景，“连中午在食堂里排队买饭菜，大家都在讨论系统工程这个当时全新的话题”。

“那时国外已有系统工程学说，但学界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而国内，这个概念还没出现。钱老的文章使系统工程登上了学术舞台，并且应用于中国建设发展实践。”追随钱学森数十年的原航天部710所研究员于景元回忆。

此时的钱学森已卸去国防科技一线领导重任。他耳边总是回响着周恩来总理早年调研航天时的话语：“学森同志，你们那套方法，能不能介绍到全国其他行业去，让他们也学学？”

为了这个嘱托，老人付出了晚年全部精力。1991年10月，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上台领受荣誉时，提及的仍是这件大事：“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在他的勉力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起，系统工程开始扎根中国——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学科与专业目录，系统工程专业列入；高校纷纷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开设系统工程课程，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1986年1月，钱学森亲自创办“系统学讨论班”的消息传遍学界。很多人闻讯赶到当时的航天部710所参加讨论。在《光明日报》当年9月刊发的报道里，可以一窥盛况——

“这是一个不大的会场。来参加讨论的人是那么踊跃，以致一些年轻人没有座位不得不自带马扎。会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每会必到。参加讨论会的还有我国著名数学家廖山涛、许国志，气象学家叶笃正，经济学家马宾，物理学家方福康，以及一批思想活跃的中青年。”

每次一位学者主题发言，之后自由讨论，最后钱学森总结点评。这样的讨论开始时每周一次，后每月1到2次，钱学森风雨无阻地参加了7年，直至行动不便无法外出。

强磁场一样的讨论班，使系统学的影响力辐射全国。一幅“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的系统科学结构图，在钱学森脑海中明晰起来——三个层次，即直接用来改造世界的应用技术——系统工程；为应用技术提供理论方法的技术科学，如运筹学、控制论等；揭示客观世界规律的基础理论，即系统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科学的最高指导，系统科学以系统论为桥梁，通向辩证唯物主义。与此结构配套的方法论，被概括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实施主体为总体设计部。

“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为此，应在国家层级设置总体设计部，对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提出现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介绍。

终身信守马克思主义的钱学森，揭示出系统思想的辩证本质，完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系统科学体系构建，“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起来了”。

系统思维护航国家发展彰显“中国智慧”

一手建立系统科学学术体系，一手推动系统工程实践应用。

1983年，为推动农副产品价格、国家补贴与职工工资联动改革，有关部门尝试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研究。钱学森牵头组建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的课题组，借助数学和计算机手段建立了以市场平衡为中心的系统模型，一方面考察国民收入分配和零售市场变化情况，一方面推演237个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课题组在大型数字计算机上进行了105种政策模拟，不断寻找最优方案，将平均模拟误差和预测误差控制在3%以内。最终，五种政策建议被精选上报中央，对当时的物价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薛惠锋回忆。

此外，支撑中央进行年度国民经济预测；开发宏观经济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提出用系统思维、整体观念、产业链条发展沙产业、草产业，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良性循环……一系列创新与探索，谱就钱学森“金色晚年”主基调。

“‘天上的事，找钱学森’，我想说，地上的事，也得找钱学森。”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李毓堂感慨。

2009年10月23日，久卧病榻的钱学森发出毕生最后一封信，勉励即将三十而立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为继续推动我国系统科学的发展作贡献”。8天之后，老人溘然辞世。

时事演进，理论的伟力被不断印证。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战略高度统筹谋划，要求全党“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被列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一项重要经验；“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被写入党章。

数千项具体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一系列“组合拳”整体出击。既重全局又抓重点，既有力度又控节奏，既有总体目标又有任务分解，既破体制机制弊端，又立改革“四梁八柱”，汇聚起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一带一路”串联起越来越大的朋友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各国携手做大合作蛋糕。在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这个开放复杂巨系统中，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日渐紧密地融入世界。

内有整体协调的系统思维，外有统筹抓总的体制机制。

2014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全新组建，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2018年3月28日，深改组升格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以更大力度、更实措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强烈信号。

新时代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离不开“外脑”力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被纳入国家治理制度设计，与深改委的顶层设计、总体指挥相辅相成，为中国决策体系提供智力支撑……

前程有日月，勋绩在河源。今天，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改革面临激流险滩。而当我们有了系统科学的理论武装，就有了更为理性清醒的判断与认知，就有了穿透纷扰迷雾的胆气与目光。

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自身。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是包容、提升与自我修复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基因的滋养下，成为一个开放、自省、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在人民支持下稳健前行，因拥有未来而不惧风浪。

我们更辩证地看清挑战。中国正成长为一个有担当、能担当的新兴大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必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不仅是战略的博弈，也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博弈。信心在手、道义在肩，我们从不畏惧一切考验。

我们更立体地看到机遇。面对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一带一路”的稳健铺展指向共赢；面向国内，紧紧扣住“一切为了人民”这个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点，全面深化改革步履坚定气势如虹。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在高效系统的有力组织下，站上新征程的中国人依然有“两弹一星”时期挺得笔直的腰杆；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中国，正稳步夺取中华民族新的胜利。

这是钱老的心愿，也是必然到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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