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屹立千年的奇迹（只为这一座已化为乌有的小山）

《两宋萧山渔浦考》萧然客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读书可以任性，想不到写书也有这么任性的。眼前有一本《两宋萧山渔浦考》，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布面精装，定价五百，印数两百，分明赔本；作者署名萧然客，形同匿名，显然也不为赚吆喝。写什么呢？细考两宋时期临安钱塘江对岸萧山县渔浦镇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为什么要考辨这个呢？因为不忍其名之湮灭无闻或指称有误。因何不忍？因为作者卜居此间，未免有情。最直接的缘由是，他如此熟悉的一座小山，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座山，高十米，名半爿，在北纬30度8分35秒，东经120度8分45秒，于2014年被挖掘机掘平了。故此书扉页上题有一行字：“谨以此书纪念一座逝去的小山和一个时代”。

只为这一座已化为乌有的小山，作者凭乾嘉之学的本门功夫，借网络时代的潮人手段，狮子搏兔，牛刀杀鸡，利用专业文献数据库的快速检索之便，“坐拥书城，秒杀万卷”，先一网打尽历朝历代与渔浦有关的笔记、方志、宗谱、诗词、绘画、碑铭等历史文献，再细行甄别，剔除异地同名者，然后详考其方位、建置、设施、物产、人才，辑录其诗、词、画，再现了两宋萧山渔浦历史地理的真实面貌。

昔日渔浦所在的地标“半爿山”，就是《水浒》里的“半墦山”。容与堂本第九十六回，宋江征方腊，打到杭州。阮小七前来报命：

小弟和张横和侯健、段景住带领水手，海边觅得船只，行至海盐等处，指望便使入钱塘江来。不期风水不顺，打出大洋里去了。急使[驶]得回来，又被风打破了船，众人都落在水里。侯健、段景住不识水性，落下去淹死海中。众多水手，各自逃生，四散去了。小弟赴水到海口，进得赭山门，被潮直漾到半墦山。

“半墦山”，也如“半瓣山”“半边山”，都是“半爿山”一音之转。阮小七这段话，透露了作者施耐庵对浙江地形与水势的娴熟。由于近代围垦造田使江面变窄许多，钱塘江潮的势头大不如从前了。要知道，唐时潮头可达建德，宋时也可到桐庐，所以才那么猛，既能将船打出大洋去，又能将人荡到上水来。

读《两宋萧山渔浦考》，我们对浙江——更准确地说——之江的交通地理有了更亲切的了解。自元明以后，茅以升建钱塘江大桥之前，萧山西兴是必经的渡口。但从此书得知，杭越自江而济，原有东西二渡：浙江渡在候潮门外，对西兴；龙山渡在六和塔下，对渔浦。龙山-渔浦的东渡，在两宋时繁忙程度远逾西渡，正如苏东坡《乞相度开石门河状》所言：“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自衢、睦、处、婺、宣、歙、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龙山”。苏州、嘉兴运往衢州、睦州的米，富阳、桐庐运来杭州的柴，都经龙山渡中转。东坡描叙了龙山渡的险况，说他“二十年间亲见覆溺无数”。何以至此？却原来半爿山对岸，如今泯然于十里新沙地上的浮山，直到民国，都还是兀自突立在江心，与远盛于今日的潮水相摩相激，当然凶险万状。但避又不能避开，因为渔浦一边水浅沙多，航道深处乃在浮山一侧，通达须向险中求。南宋楼钥《北行日录》，记过龙山渡之艰辛与危殆甚详：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巳间晴，早作饭了，同周君行数里，三憩方到渡头。装载既毕，潮落舟胶，监渡厉君以小舟般剥，已又加一舟，荡兀波间，久之，大舟既前，复挈行李装载，劳扰良甚。又舣棹食顷，挽繂徐行。近庙山始用橹，潮上方急，篙橹努力欲进，为山石所激，进寸退尺，舟人失色。少纵复上，久方得过。又挽行十余里，雨霁风静，一波不兴，至六和塔下登岸，已薄暮矣。驱驰至嘉会门，闭关已久，宿俞家店。

我们今天驱车，从渔浦那个位置，只要不堵，过钱塘江大桥，或者绕一下走之江大桥，到六和塔都只需十来分钟。古人却要小船换大船，大船小船牵，扯篷拉纤地折腾一整天！

李白、杜甫都曾“一度浙江北”，“渡浙想秦皇”，当日过江想必也备尝辛劳，哪有他们留下来的诗句那样写意。其实就算到了一百年前，周作人仍然说：“过钱塘江是一件危险的事，恐怕要比渡黄河为危险。因为在钱塘江里特别有潮汛，在没有桥也没有轮渡的时候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周作人指的是西渡。《知堂回想录》写他1901年夏天去南京水师学堂，从西兴渡江，要心惊肉跳地走上很长的许多跳板，才能上船：“特别是沙滩浅而远，渡船不能靠近的时候，需要跳板接出来，而这跳板长而且软，前面有人走着，两条板一高一低，后面走的着实困难。差不多要被掀下水去的样子。等上了船，这才可以安心了。”可上了船之后，还得要像阮小七那时候一样看风水顺不顺。有风就挂帆，万事大吉；没有风的话，得摇橹。三四个船夫不够，乘客就得帮忙摇。穿长衫者可免，穿短打的不主动就会挨船夫的恶骂。这经验鲁迅当然也有过不止一回。可以说，从李白、杜甫到鲁迅，他们过钱塘江的方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其对于行旅，恐怕都有绳子勒到肉里去的经验，我们今天是再难体会和想象了。

楼钥过龙山渡写到监渡某某。北宋时江河要津设官渡，禁私渡。官渡设监官，钱塘江渔浦、西兴二渡，每天度人不止千百，管理是大事也是麻烦事。作者一一抄录了《宋会要辑稿》中有关渔浦渡的条目，可见从定都临安到开禧北伐，七十年间管理上张弛交替的情况。总是初时措置甚严，岁久复成玩习，但好在官员们能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打造船只，招聘水手，到完善交通秩序，落实安全责任，超载怎么罚，全年无事故怎么奖，都一一作了规定。特别讲到早先以出钱多少为渡客先后，显然缺乏社会公平。后来改为卖牌上船，船钱划一。船分五色，牌也分五色。客持某色牌，就上某色船。这简直是现代管理的一套了。宋代社会交通运输的进步，贸易流通的有序，商业运作的复杂，可见一斑，从微观上也说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为无据。只是作者却从宝佑年间江上寇盗剽掠客船的事件，而发出“宋之不亡其可乎”的喟叹，实在是言重了。江上遇见船火儿张横，被逼做“你是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的选择题，是元朝人施耐庵虚构的故事，在宋朝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吧。

《两宋萧山渔浦考》复原了两宋浙江渡的情形之外，还提供了许多渔浦当地的生产与生活知识，如为何筑堰修塘，怎样淋卤煎盐，等等。渔浦离海有点远，却有许多利用海潮制盐的盐场，尽管潮水过了六和塔一带，所含盐分已经不高，但当时盐课居然也视海水之浓淡定税额之高低。而且煎盐需燃料，官谕盐场周围特留草场，不得偷牧，违者拘捕。这样细腻的管理措施，谁能说不是善治，如果执行比较到位的话？我一直觉得，历史如同新闻，也是报忧不报喜，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社会系统若是运转良好，就不用载在史册了，因为人之常情，只有来事儿，才会来劲儿。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读罗庸的《习坎庸言》，开篇说古人之学重在为己，西人之学长于格物，于今我辈当认清为己与格物之为一；又说西方汉学家治学态度往往流于冷酷，而“国粹学者，动多故国之思，对中国之山川景物，小至一草一木、一花一叶者亦莫不寄以深厚爱护之情，发之于文章者，低回流连不能自已”，流弊却在不分好歹，照单全收，缺乏批判精神。我从《两宋萧山渔浦考》所得偏多，因为看到了为己与格物的统一，抒情气质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作者为山作传，为水作诔，伤逝惜别，情难自禁。而为乡邦文献考实存真，所给予作者智性的满足也自不待言。他在后记里说：“是稿爬梳剔抉，小心求证，必先惬于己心而后已。”如今有太多苦大仇深的学术民工，从写作中得不到一丁点快感。而读这本书，我们却见猎心喜，看作者怎样将心中疑团一一作定点清除：何以谢灵运诗中渔浦或为富阳渔浦，陆游诗中渔浦多为桐庐渔浦，而明清后所称渔浦乃许贤渔浦，等等。这些问题对别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对作者自己却十二分要紧。陆机《文赋》说“惬心者贵当”。要想“惬于己心”，非“绳其必当”不可。作者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书中使用了多幅Google Earth的卫星照片截图，最新的一幅是2014年。作者又利用汉字转化unicode编码技术，特地保留了所有引文的异体字、俗字甚至别字，如“富”作“冨”，“尝”作“甞”，“窗”作“窓”“窻”，诸如此类。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趣？你看作者署名，中文名萧然客之外，还有一英文名Blade Hsiao，估计是戏仿萧伯纳的Bernard Shaw。注意Hsiao是用韦氏拼音。而blade又有荡子的意思。胡兰成《今生今世》一开头就说：“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山川易容，城市改观，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变成他乡，作者对此或许也有同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