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文本初探（重读边城音景）

摘要：音景即声音风景或声音背景，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启迪读者联想功能，达到对作品主题的烘托，增强作品的内部张力，唤醒内心深处的感觉与感动。沈从文是一个从部落中走出的作家，他尝试“用人心人事作曲”的方式进行文本创作。他小说中有些音景直接与人事相联，如端午节的鼓声，它不仅表现人事，传达意义，还推动情节的发展。音景又是具有象征性的，看似平常的音景，体现作者对现实的思考。特别是《边城》中的音景在特定场合运用，提升了小说自身的艺术价值，对凸显小说多重意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音景；叙事功能

音景（soundscape）因由“声音”（sound）“景观”（scape）合成，既可以称为“声音景观”，也可以称为“音景”“声景”或“声境”。由加拿大艺术家默雷·夏弗在《为世界调音》中首次提出，其直接的理解是“用声音界定空间属性”。[1](p27)夏弗认为，世界之始即有声音诞生，人类始终生活在声音环境中，大海的涛声、山谷的鸟鸣声、风吹树叶声、工厂的机器声等自然界千千万万声音都是人类生活的音景。声音不仅让世界充满生机，声音也占领空间甚至可以改变人的行为。艾米丽·汤普森在《现代性的声音景观》中认为声音景观是物质层与感知层的统一，它不仅是外在与人的声音性存在，也内在于人的感觉感知性存在。[2](p2)与夏弗相比，汤普森拓展了声音景观的范围，并将声音景观限定在了“现代性”视域中考察。傅修延的《论音景》一文，将夏弗的观点率先引入到叙事研究中，他将“音景”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认为音景像舞台的幕布一样，将作品情景中不可见不可闻的意义，甚至情景之外可能具有的意义，包括其中，它可以启迪读者联想功能，达到对作品主题的烘托，增强作品的内部张力。更重要的是，叙事作品中的音景能“激活陷于麻木状态中的听觉想象，唤醒与原始记忆有千丝万缕的感觉与感动”[3] 音景的发展表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声音，不只是振动产生的物理现象而已，其所代表的深层意义可以成为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标志，各个地区都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许多自然、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有趣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说，音景可以记录和再现历史。这也提醒我们，阅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效应，对于对某些文学作品，我们不妨从听觉入手进行聆察。听觉渠道通往人的意识深处，因此，聆察相对于观察而言，它不仅仅是用耳朵听，是人类常态下的安静倾听，也是一种心听，一种全面的感知。因此，解读文本中的音景，不在声音自身，而在于选择性聆听、塑造声音变迁的听觉性感知与思维，从另个一角度感知音景背后所包含的强烈的地方意识和象征意蕴。

沈从文从远离现代性的偏远湘西走来，他自称是一个“乡下人”，一切打算、思想、行为、习惯性情，都属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虽混迹于大都市上层文化体系中，但本质还是乡下人。他说：“坐在房间里，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的声音、狗叫声和以及牛角声音”。[4](p33)他当过兵，在湘、鄂、川三省交界的多民族地区驻扎过多年，读了一部生活丰富的大书，这就使他与长年在都市生活或已习惯于都市生活的作家不一样，他是一个从部落中走出的作家。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在部落文化中，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生活来安排，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听觉与低清晰度的、中性的视觉不同，它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它是精微细腻、无所不包的。”[5](p107)沈从文身上流淌着楚人的血液。我们知道，楚人崇火拜日，喜巫近鬼。拜祭时，信众以歌舞娱神，因此湘西巫傩文化发达。因为很多民族没有文字，所以它主要是口口相授传承，以口诀、民歌传唱为主。在湘西居住的苗族、侗族、布依族、土家族均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民歌资源非常丰富，尤以情歌、哭嫁歌、酒歌享有盛名。沈从文从小耳濡目染，浸润在这种文化之中，对音乐极感兴趣，艺术细胞发达，艺术感觉细腻，与同时代作家如茅盾、老舍等相比，他的小说感性色彩强烈，抒情意味浓郁，听觉叙事丰富。他说：“把自然景物的沉静与人事的动结合起来，成功是必然的。照我个人的意思，这一切其实即是一种凝固了的大乐章，只等待作曲家用音符翻译出来。”[6](p194)他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乐曲来写，等待理想读者来聆察。如《边城》中经常出现的端午节的鼓声，它不仅表现人事，传达意义，还推动情节的发展。音景又是具有象征性的，看似平常的音景，体现作者对现实的思考。

一、音景与环境营构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地域来分可为两大类，一是乡土文学，二是都市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如何来区别乡村与城市两个不同的场域呢？一般来说，作家与读者往往会关注图景的描述，田野、土屋、树林、阡陌是乡土文学的家常景色，摩天大厦、夜总会、汽车、霓虹灯是都市小说必备要点。其实这只是表象的描绘，如何展现宁静与喧嚣等本质的区别呢？音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根据体现的内容来看，音景包括自然音景与和社会音景。自然音景是指非人为的存在于自然界存在的各种声响。如风声、雨声、涛声、冰裂、鸟啼等。社会音景是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出现的声音，是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相应也留下人的痕迹的声音。而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声音（日常生活中或出行时可以听到的声音）属于社会音景的范畴。因此，音景是大千世界的调音师，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社会阶段，它的音景是不同的。夏弗将各社会阶段的音景分为高保真和低保真，即农业社会阶段无多少噪音，被称为是高保真；工业社会承受着机器、汽车等轰鸣声的干扰，为低保真。沈从文在《边城》中，构建了二个音景世界即高保真世界和高向低的过渡世界。小说一开始就用非常简约的文字介绍了碧溪岨的概况，这里的画面感很强，由远及近，最后特写镜头定格在“一户单独的人家”。这里可谓是中国最小的社区之一，人口不多，只有一位老人，一个女孩子外加一条黄狗，尽管这段文字像刘西渭所说的“他不分析，他画画”，但接受者感知更为强烈的是这是一个安静的场域。虽然没有声音的描写，但无声胜有声，这是一种“缺席的在场”，这种寂静之声，无声之声，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去倾听。接下来，又有一段文字写出了祖孙二人悠然自在的生活。没有世俗的噪音，只有祖孙俩的人声、笛声、歌声，有一种“鸟鸣山更幽”的意境，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还听到风吹山林的声音，山中黄鸟、杜鹃的叫声，河边纺织娘娘和一切虫类的声音。自然之声与犬吠声、竹管声、歌声组成乡村交响乐，这是最原汁原味的乡村音景。

离碧溪岨一里远的是茶峒城，茶峒傍山临水，风景秀美，人与自然合一。这里屋角隅各处有大小鸡叫玩着，间或有男子锯树或劈柴声，几个妇人在日光下一面做事一面说话的声音。“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或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其实现实中的乡村音景，偶尔也会有噪音，如邻里之间的吵架声，村庄之间的械斗或战争的声音。二三十代的中国，时局动荡，湘西土匪占山为王，大小战争时有发生，但沈从文将噪音或杂音全部过滤，在这里 “一营兵士驻扎在老参将衙门，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湘西无战事，意欲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一个高保真的世界，也是湘西世界“常”的状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宁静美好的环境下，人们安之若素，民风淳朴，重义轻利，守信自约，人性皆善，尤其是主人公翠翠在绿水青山养育下，聆听自然之声长大的自然之子，眼眸清亮，心地纯洁，没有心机，不多话，很安静。作者设置一个高保真的世界，意欲对理想世界与美好人物的构建。

另一个世界是城外小小河街。这是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情形与城中却有不同，这里人员流动性大，商业气氛浓郁。乡村到城镇，生活发生了变化，音景也随之变化。白天，有饭店老板与客人调侃声，有水手“联欢”时的谈论声……这是一个生动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通过声音传递出来。从音景来分析，嘈杂声不断出现，乡村的原型音渐渐淡出，这种原型音一旦消失，生活就会若有所失，高保真向低保真过渡，诗意生活正走向世俗化，作品的挽歌情愫渐露端倪。作者一方面构筑理想世界，另一方面又暗示这一本真世界随着现代商业文明的渗入而逐渐崩塌，现实世界开始为物所蔽。

从音景不仅可以考察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还可以领略独特的文化环境，如果说高保真的乡村原型音是边城社会的主调音，那么，《边城》中的歌声，就是边城文化的标志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有的靠文字记录，有的通过图像流传。一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声音是主要传播方式。口口相传的史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记录了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习性。在西南，对歌是许多少数民族表现生活万事的神话式的手段和表达乡土观念的共同方式，山歌成了民族的文化符码，会唱歌的人成为人们赞美的对象。沈从文于1928年创作的一篇重叙民间传说的小说《龙朱》也有类似的描述，歌声让人感觉到自己真正扎根于此地，歌声造就了集体，造就了各集体的感官文化，歌声成了湘西社会的标志音。

刘西渭曾评价“《边城》是一首诗 ，是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7](p210)在《边城》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理想的生命形态，不仅风景优美，生活宁静，民风淳朴，人性皆善，而且要有诗性品格，这是作者及至民族浪漫的地方。他的许多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都有男女对歌生情的浪漫情节，对歌有效地拉开了故事场景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意欲展示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

二、音景与人事叙述

音景是研究人、听觉、声音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环节。音景与图景一样有“底”和“图”的景深层次，有些声音蛰伏在背景深处，有些声音突出在前景位置，像信号音。信号音，是传递消息的声音，当我们说话做事时，将声波传递到他人的耳朵，使他人了解我们的意图，如夜里打更的声音，过节放鞭炮的声音，中国文学中“夜半钟声到客船”中的钟声，寺院的晨钟暮鼓声，均属信号音。信号音因个性特征鲜明在整幅音景中特别引人注意，《边城》中的鼓声就是乡土生活中引人注意的信号音。“人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然世界中，而是生活于一个人创造的意义世界中”。同样，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一旦描写图景或音景，一定有创作的目的，或者说有一定的意义。《边城》中有些音景直接与人事相联，通过音景表现人事，传达意义。

《边城》中的爷爷会唱歌，会吹笛子，很多年前，翠翠父亲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翠翠的母亲也爱唱歌并引领潮流，后来俩人在白日对歌，然后相爱有了翠翠。用歌声传情定情，这是一个浪漫诗性的文化场域。大老与二老都很优秀，但大家为什么更喜欢二老呢？是否会唱歌是衡量一个男子优秀的重要标准。在茶峒，对女孩爱慕求婚的表达方式有二种，一是走车路，即媒人上门作媒；二是走马路，为心爱的女孩唱情歌。走车路代表社会传统规范的求亲方式，走马路代表自主自为的求爱方法；走车路是务实高效的表现，走马路是诗性浪漫的象征。作者安排了俩兄弟同时爱上翠翠，但大老不会唱歌，二老很会唱歌，于是约定去对面的山崖为翠翠唱情歌，两人轮流唱，谁得到回答，谁便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那天晚上，对面山崖上的情歌浸入了翠翠的灵魂，翠翠梦中听到歌声，灵魂浮起来了，飞到对面山崖上采了一把虎耳草。虎耳草是象征爱情的物象，翠翠蕴藏在心中的爱情，通过她的灵听，通过歌声与梦含蓄地表达出来。虽然作者没有具体展现唱歌内容，但多情动人歌声盈荡在边城，形成一个重要的音景。这些情节不仅写出了湘西浪漫的文化情调和文化特色，也表明沈从文对民歌的提倡与肯定。他认为民歌虽然粗野鄙陋，但朴实的描写，单纯的想，天真的唱，却自有真情实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以音景来写文化环境 ，寻找文学中自己的位置。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谈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8](p9)茶峒地处内陆，是乡土中国的典型代表，世代定居，安土重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粘着土地，与农为生。既不象游牧民族，打猎放牧，飘忽不定；也不像海洋文化下的民族，出海打鱼，与大海抗衡，长年生活在动态之中。高保真状态下的茶峒生活，主调是平静的，像沅水辰河一样缓慢的流动，然而平静的生活有时也渴望激情，需要某种刺激，这是人之常情和生活的需要，因此节日成了乡土中国最热切的期盼。端午、中秋、春节是中国传统中最大的节日，端午节又是冬去春来的第一大节日，南方各地流行赛龙舟，沈从文在散文《箱子岩》中对赛龙舟也进行过描述。声音是茶峒端午节最大的听觉事件，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声、鞭炮声，声响大作，群情激昂，热闹非凡，连平常寂静的军营中人也会加入其中，与民同乐。作者重点描写端午的鼓声。在中国文化里，鼓声与西方教堂的钟声一样，有号令功能，也具有“克里斯玛”特质，即神圣性，它敲起中国文化的韵律。原始社会，人们敲击石器给舞蹈助兴，后来人们把天上雷霆的轰鸣、万物生长的音声等都融会于“鼓”这一实物与概念之中，鼓成为农耕民族的精神力量，激发着人们辛勤的劳作。鼓声也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擂鼓进攻，鸣金收兵，是前进、进攻的信号，象征永往直前。现实生活中的鼓声也会让人震撼，一下又一下的鼓点仿佛在敲击着人们的心灵，有着让人热血沸腾的感觉，就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到的“部落鼓”，“这种部落鼓使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造成人人尝试介入的局面”[5](p340)。端午的鼓声，不仅增加了节日热闹的气氛，也让读者体会到茶峒军民的团结、和睦以及奋力向前的精神。

鼓声虽响，且可以轻易占据前景位置，但也可以垫“底”，作为底音与人声呼应，暗示情节发展的趋向。小说的第8节，端午节来了，爷爷到河街采购过节的东西，翠翠想着之前两次端午节所见所闻的一切，心里很快乐。后来来了一对母女过渡，她们像是员外财主家的妻女，女孩估计只有十三四岁，穿得很好，相比之下，翠翠心中有些落寞，在无人过渡时，轻轻地“无所谓”地哼唱一首民谣，明显感觉到翠翠的自怜，从后面的情节可以知晓，那个女孩就是王乡绅的女儿，顺顺希望她做二老的媳妇，那个女孩家财力雄厚，有碾坊做陪嫁，尽管翠翠当时并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但看似无所谓地哼唱，内心深处的自卑与不安感已经感染到读者。

翠翠的喃喃之音，是与自己心灵对话，远处的鼓声作为背景，一方面增强了少女孤寂之感，另一方面暗示即将来临的端午节，翠翠将要面临的爱情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三、音景的暗示与象征

音景可以通过声音引发读者产生视觉联想，从而在视觉上增添新内容，达到一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反衬效果。因此，音景也具有暗示与象征性。上文提到的高保真、低保真、歌声、鼓声等，其实都具有暗示或象征意蕴。当然，在《边城》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声象的暗示与象征。

小说第4节写到两年前端午，翠翠在河边等爷爷接她回家，听到吊脚楼上妓女唱曲以及两位水手谈论妓女的丑事后，误会傩送。“大鱼咬你”，本是少年调侃话语，但在以后的文本中多次出现，例如，端午节鼓声蓬蓬作响，当翠翠见到在船头摇动小旗进行指挥的二老时，心中便印着两年前的旧事“大鱼吃掉你”，尤其是后面当爷爷知道翠翠的心事时，总爱用“大鱼咬你”来调侃翠翠，这句话成了翠翠与傩送关系的一个背景音。“鱼”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历史久远，因为鱼的生天殖力极强，古代就成为配偶的象征，闻一多在《说鱼》中，也通过对民歌民谣的大量分析，指出“鱼”是配偶或情侣隐语，打鱼或钓鱼喻指男向女求偶，烹鱼或吃鱼喻指合欢和结配。《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相识在水边，“大鱼咬你”正如《敦煌曲子词·送征衣》所云：“今世共你如鱼水，是前世因缘，两情准拟过千年。” 暗示两人的爱情。

借助自然声象渲染气氛，传达心声是文人常用的手段之一。如中国古诗词中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中的”蝉声；“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中的“马鸣”；“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中的“雨声”，都是传情达意的重要音景，具有象征意蕴。沈从文是1930年代京派小说代表性作家，崇尚古典，追求浪漫。他自称与废名小说风格一致，废名喜用唐人写绝句的手法来写小说，用写景叙事抒情朴素的手法表明自己的审美态度。借景抒情，景不仅是图景，当然有音景。

小说第11节写到今年端午，翠翠被二老邀请到家里吊脚楼上看赛龙舟，无意中听到两位妇人在谈论二老的婚事，得知有一个王乡绅看上了二老，想同顺顺结亲家，还以大河边上的一座崭新的碾坊给女儿陪嫁，翠翠听到后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明的东西，有些生气了。随后几天，船总顺顺家又请人来做媒，而做媒的却是大老。翠翠心里很乱，于是作者有一段描写：“草丛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翅膀搏动空气时㗩㗩作声。枝头新蝉声音虽不成腔，却已渐渐洪大。两山深翠逼人竹篁中，有黄鸟与竹雀、杜鹃交递鸣叫。”

在小说的下一节，做媒的来探口气，可是老船夫从翠翠处得不到结果，隐隐约约感觉翠翠一切全像她的母亲，感觉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于是一个人跑出门外，“到那临溪高崖上去，望着天上的星辰，听河边纺织娘娘和一切虫类如雨的声音，许久许久还不睡觉。”

两幅画面都有声音作背景，借助嘈杂的鸟声、虫声将人物内心的烦乱烘托出来，同时暗示这个原本宁静的世界开始不平静，人心开始被外物扰乱。

《边城》前半部分在一种宁静和谐的氛围中展开故事，写作其间，因母亲重病，沈从文回故乡一趟，故乡人事已不是记忆中和想象中那般美好，故事情调由乐转忧。当小说写到大老溺水茨滩，故事情节陡然转变，团总顺顺不愿将间接导致自己大儿子死亡的翠翠做自己二儿子的媳妇，老船夫过于热心，导致两家有些误会。有一天中寨人路过渡口，故意歪曲二老的本意，老船夫不愿相信，闷闷地立在船头，痴了很久，第二天又亲自到团总家探得顺顺口风，果真不如所愿。作者这时有一段描写与小说开头营造的宁静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訇然的雷声将翠翠吓得发抖，祖孙俩尽管躺在床上默然无声，但内心是不平静甚至是恐惧的。在雷声暴雨声中，老船夫溘然长逝，山上的白塔坍塌了，渡船被冲走了。

沈从文在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写的《边城》题记中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首当其冲的是农民，他们被时代大力所压，失去了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变得穷困和懒惰。因此他希望通过这个作品，让读者认识到我们民族过去的伟大处与目前的堕落处，给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点勇气与同情，重振民族品格。崇尚自然，注重表现人生形式的沈从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尚保留古朴之风的美好世界，但美总是令人忧伤的。如果将老船夫看作是边城品格的化身，白塔是边城古老文化的象征，渡船是边城古老生活方式的象征，那么，訇然的雷声就是现代社会的侵扰声。古老的乡土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否直面风雨，并在风雷声中得以重生呢？这是作品带给读者忧虑和深思的问题。

四、重视聆察——《边城》阅读反思

《边城》在1930年代发表之初，就引起了许多批评家的关注。有论者赞誉这是一首诗，一部具有牧歌情调的作品，一部浪漫主义杰作；也不乏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且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7](p86)对于形形色色的评论，沈从文都不太满意，认为许多看似知识丰富、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的文本讨论会弄得读者晕头转向。他曾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提到，最好的读者是批评家刘西渭和音乐家马思聪，因为“他们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了“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7](p63)；至1949年，他依然认为《边城》最好的读者是刘西渭，因为刘西渭从中看到《边城》不是分析出来的，而是四面八方烘染出来的，“作者全叫读者去感觉，他不破口道出，却无微不至写出，他连读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种空气里，在这里读者不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颤，好像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或者，随便你，一种吸引作用。”[7](p200)沈从文一再强调他的作品没有诸如含有人生莫测的命定论等高深寓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他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他的习作中找寻“人生观”和“世界观”。1976年，沈从文在给许杰的信中还提到：一般的批评要么赞美要么谴责，缺少“欣赏”作基础，只用世俗作文章的道德习惯与政治要求去判断，与作品不免会隔一层。这种缺少欣赏的“隔”，实际上也是我们缺乏艺术感知，没有用心倾听的结果。追踪其因，不仅有时代与社会的干扰，也有中国传统阅读方式的影响。

20世纪肇始，工业革命的声音扫荡城乡，凝滞的乡土中国开始流动，报刊杂志的兴起，现代性一步步渗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变。相应而来，中国的文学如诗歌、散文、小说均开始了全面的革新。以晚清黄遵宪提出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先导，至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提倡的“五四文学革命”，将中国文学从文言推向白话。中国古代文学一向对听觉情有独钟，如诗文中对平仄、音尺、韵脚的讲究，叙事中对“无”“简”“散”的崇尚，以及小说“缀断式”结构的运用，均与听觉传统有着紧密联系。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倡导者们提出废文言而用白话作诗作文，这个“白话”不是古已有之的“白话”，而是从口语中提炼，吸收西方语法、句法、章法的欧化的白话。傅斯年曾经将“理想的白话“归纳为三点：逻辑的白话、哲学的白话和美术的白话。若从感官的倚重程度来考察文学，视觉优先在西方文学中更为明显，麦克卢汉在《理解的媒介》中提到西方使用的拼音文字书写的词汇牺牲了意义与知觉，将人的听觉经验与视觉经验分裂，让使用者用眼睛代替了耳朵。西方艺术世界是采用连接的方式按视觉形象组织的，“在东方艺术中，观赏人自己就成了艺术，因为他必须靠自己去提供一切使艺术连成一体的细节”。[5](p10)这里明确地指出，东方读者需要调动自身的全部感知与想象去理解作品。五四白话文学以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文学表达开始，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由听觉走向视觉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影响，让中国文学改天换地，与世界接轨，但也造成了文本中的视听失衡，甚至“听觉缺位”。

其次，在现代社会，各种声音糅杂，当音景到了俗不可耐的顶端，人们普遍失聪。现代人最为缺失的可能就是倾听的能力。汪伟在《读<边城>》中指出：“近代人的粗糙麻木了的心，要想一口看下牧歌风的《边城》，大约难免隔雾看花之憾的”[7](p180)。沈从文也直斥现代社会是造成我们感官麻木不仁的元凶。现代文化，在工业文明左右下，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导致碎片化与平面化，人们听觉功能下降。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中国现代读者更多地注意文本中的“看”而忽视了“听”，尤其在 “图像主义至上”状态下，听觉更加边缘化，文学研究中的“失聪”现象凸现。

三是中国传统的阅读方式的影响。中国早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读书方式，但长期以来受“诗言志”的影响，一个作品往往被理解为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后果，重视文本的思想意义而忽略感官之美。中国文学批评与理论表明，阅读并非一个简单、被动的过程 ，而是一个读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过程。作品的阅读需要想象，需要用心去感知。文字没有声音，需要调动我们的感官想象去感知文章之美。耿幼壮在《倾听》一书中对尼采的哲学观进行了分析，按尼采的说法，一个文本必须被当作一个文本来阅读，而不能再如同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当作一个话语来对待。它首先是一种阅读和一种倾听。尼采式阅读，不是像现代人那样用眼睛读，而是像古代人那样用耳朵读。这种阅读是一种基于身体和感觉之上，试图通过对文本音乐性的关注而打断形而上学性的概念垄断，在捕获声音的同时去听出另外一种声音。[9](p12)沈从文阅读观与尼采式的阅读不谋而合。他也反对以思想去衡定一个作品，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寸与分量来证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他以追求美为最高宗旨，他说：“文学艺术只有美不美，不能说真不真，道德的成见，更无从羼杂其间。”[7](p80)还需要提到的是，中国早期小说以传奇为主，被排除于主流语域，在长期民间流传过程中，形成了民间“传奇化”的阅读习惯，受民间传奇故事影响，“小说就是讲故事”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阅读小说主要关注故事是否传奇好看、情节是否波澜起伏，细节的是否生动真实。即使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有意进行叙事模式的革新，传统阅读习惯难以改变。多年来对《边城》的研究，多集中在“情爱—乡情说”“现实批判说”“文化—哲理—喻言说”“双重悲剧说”等故事层面，忽略其话语层面，尤其对其中的音景及其意义没有聆察意识。

音景给文本带来了声音。这种声音有物理的声音，也有想象的声音或心灵的声音，它能唤起人们深处的感觉与感动。读者张开视听两翼，把自身的记忆与情感融入进去，于是作品的解读更加丰富而有温度。自1990年代以来，有些研究者开始重新关注《边城》的牧歌情调，并视之为作品最重要的特色。“牧歌”本是孤独的放牧人在旷野吟唱的歌谣，后来演变成具有田园诗风格的抒情文体，这也是一种与听觉密切相关的文体。聆察整个《边城》，碧溪咀的静谧、远处的鼓声、山崖上的情歌、翠翠浅浅的低喃以及山间的虫鸣鸟啼是“牧歌情调”生成的重要因素，“牧歌”就是《边城》的主要音景。如果没有音景，从故事情节来看，这就是发生在乡镇的一女二男的三角恋情故事，这一类故事若让言情小说家来叙述，可以写得缠绵悱恻、跌宕起伏，但沈从文是用人心人事作曲，不仅仅要写爱情，更是想表现一个“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理想的人生形式一定有美丽的风景、动人的音景、和谐的人际关系，加上两情相悦的恋情，可谓至善至美。如果没有音景，文本与人物将失去灵动、丰满、立体的一面；正因为有了音景，文本中的浪漫诗性的品格、优美的意境、清新的牧歌情调等特质得以彰显，从而使作品走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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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