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50年回忆录(四十八年再回首)

文 | 韩济生

一种未了情始终在胸中萦绕,久久挥之不去,四十八年了,你们过得还好吗?这么长时间没回去了,既没有你的电话,也不知道你是否在家,完全是闭着眼乘兴而去!是啊,在那劳累、痛苦、磨练的三年半知青生活中,就觉得像是过去了相当漫长的半生,而以后上学、工作、非常忙碌的几十年里,简直是弹指一挥间。

妻子听说我要回下乡的地方看看,不满意地瞥了我一眼。“那个地方,一辈子不回去,也不想……”是啊,那个地方留给她太多的难以忘怀的看法!想当年,我们都才18岁,坐着敞棚解放大汽车从济铁一中出发的时候,刚才还互相问好的热血青年,此刻却是哭声一片……

哭声奠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在我们下乡到村里的四男四女中,成就了三对夫妻。以后遇到过无数灾难,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们却愈是艰难愈向前,相拥相抱看明天。在近古稀之年,腿脚还利索的时候,务必再来看一看,真怕一旦到了那个世界,落下遗憾!

齐河、雾头、潘店还是这条公路,一路上的标记依稀可见,只是房子由过去的平房,加高了一层到两层。原来是坑坑洼洼的两车道柏油路,现在已是双向六车道的平整大公路。特别是黄河大桥,过去只有齐河轮渡,现在却有倒Y形索塔,独塔双索面斜拉式大桥,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为120公里。

现在和过去的交通简直有天壤之别。

还没到茌平,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展现在面前,老汽车站早已不见,新汽车站往西挪了七八里,和过去的胡屯公社冲齐。历史再一次和我开了个玩笑,错过了县城竟然毫不知情。

原来的县城是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城里除了平房就是土坯房。而如今的县城是五横七纵,说是在济南市也并不为过,现代化的大厦平地而起,十层到二十层的大楼处处都有。充满现代意识的广告牌随处可见,交通指示灯、公路中间界限隔离,早成了正常一景。

这还是茌平县城吗?我有些糊涂了……

下了长途汽车,更有些茫然,这是到了哪里?私客向我拉买卖,正规出租车也静静地停在那里,害怕被坑,我当然只能坐正规出租汽车。

过去从县城到下乡的前董庄,只是两车道的泥土路,下雨天骑着自行车,车轮和挡泥瓦沾满了黄泥巴,只能把自行车扔进水沟里。水一冲,车轮和挡泥瓦干净多了,才能在沟里推着自行车行走。当时知青戏谑道:大公路不能走,把车推进水沟里。

现在是平整的六车道,中间有隔离带,每个路口都有交通指示灯。

司机很健谈,我谈了知青的身份后,他显得更亲热了。拉着拉着,就拉到了县里最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宁愿被毒死,也不愿意穷死这个话题。

县里由于建了电厂,电解铝厂,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繁荣,但同时也污染了一部分天空和水源。司机最后说,毒死的,就被毒死了,穷死的到现在仍然找不到发财的路,还是穷死了。

这么深奥的话,我的智商没法解释,只能由上帝来解答了。但是也有一个现实在问题摆在了当代与下代人的面前: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污染能不能治理呢?如果不治理,经济再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

到了前董庄的边上,没让司机继续往里开,我需要步行探索一下过去与现在的变化。过去的十字街几乎看不出来,那是一条三米来宽的泥土路。二队的大槐树上,吊着一口小钟,打工钟一响,整个村都听到了,我就扛着铁锨往十字街上跑。

下雨一街泥,雪天满路滑,跑着跑着,一不小心,滑了个嘴啃泥,弄了一身的泥水。

现在的十字街,主街为三车道的柏油路,副道上放满了各种新式的农机具,再往旁边,民房里开满了各种超市、饭店、旅馆、机具维修店,四层的楼房也起来了。

有一个露天卖水果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我问她:“你是前董几队的?”她警惕的眼睛看了看我:“还几队的……你找谁?”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就是三队的社员,你是谁家的媳妇?”

她又一次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俺不认识你?不给你说。”

是呀,我忽然想道,我六十多了,她才四十多,下乡的时候还没有她,肯定不认识我。我只好再说道:“只要说起你家老人是谁,我准认识!”

她再一次无情地拒绝了我:“要找人,就到村里问问老人吧!”说完这句话,再一次眼睛看起了别处,以不理睬来表示对我的漠视。

我也并不懊恼,现在骗子太多,像我这样的,她肯定碰到不少。现代信息快速的传播,造就了相当一大批骗子,谁还没有个防范意识呢?我又到了旁边一个“澳洲牛奶坊”,进门就喊:“谁卖的牛奶,买奶了?”

出来了一位老年妇女,我问她:“你家老头子在不在?叫他来见我。”

这位妇女老实,慌忙去屋里叫他老头子,不一会儿,出来了一位老人。只见他满脸虚肿,大眼泡,浑浊的小眼睛,下巴上的赘肉厚厚地出来一块儿。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说了一声:“你还认识我吧?”

他努力睁大浮肿的眼睛,看了半天,突然一下子拉紧了我的手:“你是韩济生啊,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啊!”

原来他是二队队长玉民的独生儿子,叫长僧,比我小一岁。原来上河的时候,我们俩在一个地牌车上。那时候我二十,他十九,装的黄土比车帮高出一尺多,来回得爬两个大崖子,一天要跑150里地。

由于活太累,肚子里要是没了食,是一步也拉不动沉重的车子!没办法,宁愿撑死,也不能累死,所以一天能吃四斤半馒头。那时候的长僧,瘦骨筋筋,没有一点儿赘肉,浑身充满了力量,眼睛也显得大大的,清澈明亮。

也就是这次上河,成就了我的一篇小说,在省内外多次获奖。

拉了几句家常话,长僧突然问道:“还没吃中午饭吧,赶紧做饭。”扭头叫他老伴做饭。

我看到长僧的精神状态相当不好,不愿意麻烦他,假说吃过了,又问道:“那边那个卖水果的是谁呀?”

长僧说:“那是刘代的儿媳妇呀,他儿在屋里开超市。”

听说是刘代的儿子和儿媳妇,我心里就有气,辞别了长僧,去找他俩“算帐!”

说起刘代来,其实我对他有救命之恩。刘代是三队队长玉岭的儿子,队上派河工,一般不派知青去,刘代被派了河工,结果干了两天累稀泥了,回来找替身。队长玉岭看到我壮,就把我请到了他家里,好吃好喝好照应,让我替刘代出河工。

我和玉岭关系不错,听说要为他儿出河工,为朋友两肋插刀,哪有不行的!立刻满口答应。谁想到河上活那么累,没有累死,也被扒层皮,扒了还不止一层皮。去的时候110斤,回来的时候,只有90来斤。

说对刘代有救命之恩,并不为过,毕竟河上也累死过人!

我到超市里找到刘代他儿,语气还是相当平静,问他:“你认识刘代吧?”

他愣了一下,问我:“那是俺爹,你是谁?”

“我是三队的老知青,韩济生呀。”

他恍然大悟,脚在地上狠狠跺了一下,激动得说话都有些哆嗦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叔呀,你怎么来了!俺爷爷临死的时候不闭眼,还提起过你。你是俺家的大恩人呀!连俺爷爷的房子,还是你帮着盖的。”

他又拉着他的媳妇一块儿来见我:“这就是咱叔,咱爹常提起的知青韩济生呀!你怎么成天念叨着,见了面反而不认得呀……”

说起他爷爷玉岭队长和长僧的爹玉民队长,我不好说什么了。玉民是二队队长,在那个每天都是一毛多工值的时代,能把队里搞成工值四毛多钱,是多么的了不起呀!队里早早地建起了油坊、磨坊,买了小拖拉机。而我的三队队长玉岭,也是全队出名的农业把式,不但种地内行,而且生产、财务、人员管理也是恰到好处。

梦里常想,看看这几位老队长,可是总没有空,今天来看他们时,却是再也见不到了。

我最想找的,还是董广林,他和我家有些渊源。

原来董广林在莱芜工作,每次回家,总要在济南路过,上哪里去呢?我家离车站近,自然成了他的落脚点,在我家吃,我家住,和我爸妈,弟弟妹妹的关系相当熟。他农村的家,我却一次也没有麻烦过。

知青50年回忆录(四十八年再回首)(1)

然而董广林的二哥董广印,我却没少麻烦了。逢到过年过节,作为副队长的他,把我们几个男知青请到他家去,从盐罐子里捞出几块咸鱼,包上面糊炸一炸;再炸上几个面叶、炒上两个鸡蛋、一个青菜(棉油是黑的,所以炒的菜也染上了一层黑色)、四个小盘就算完成了。

然后提上一壶地瓜干子老酒,小饮几杯,晕晕乎乎,倒也快乐无比,算过节了。

这时候他的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早被撵到一边去,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吃喝。撵走了又跑回来,躲在一边瞧着,总希望我们能剩点残汤剩菜一解口福。然而,这种希望,十有八九落了空,等我们走了的时候,盘子早已空空。

以后吃过上千的大菜不少,总觉得没有什么滋味儿,广印家的四个小菜,一壶老酒,却能记一辈子。

广林的大哥广陈,我也和他有点儿关系。那时候广陈在一队喂牲口。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在知青零下十几度的屋里冻得实在受不了,看到牲口屋里烧上热炕,屋里暖和和的(那是用牛都不吃剩下草料烧的),就找到了广陈,说要在牲口棚里和他作伴。

广陈说,这可不行,得大队和小队上批准才行。我好说歹说,他才答应了我。广陈把热炕腾给了我,自己回家住了,半夜里需要重新回到草屋喂几回牲口。

不久,知青好友孙启伟也把铺盖搬来了,我俩算在牲口棚里,度过了那个严寒的冬天。火炕以下,就是十几头牛在悠闲地吃草,每头牛连喘息带放屁,就是一头小火炉。再加上还有一摊摊黄黄的牛粪,那也是冒着腾腾的热气,弥漫在全屋。一缕缕的热气提高了牛棚里的温度,才使得我们如此幸福,如此暖心,一觉睡到大天明。

以后管知青的贫协主任燕芝找来了,说,你们在这里住影响不好,还是搬回知青屋住吧!也亏着广陈帮着说了几句好话,我俩才有幸继续享受着队里的“特殊待遇”。

在村里年青人的指点下,我找到了广林的门口,看到大门口敞着,闯了进去。从屋里出来了一个结实的老头,皱着眉头问我:“你找谁?”我一看这不是广林啊,反问他:“你是谁?”他有些不高兴了,继续问:“你到底找谁?”

看那样子,再不说实话,就要把我从院里推出去。我不慌不忙地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他端祥我一阵子,摇了摇头:“面熟,认不出来了。”

我只能说:“我是老知青,韩济生呀!”

他恍然大悟,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脸红红的,有些激动地说:“我是启帽呀,和你知青李冬在油坊里的启帽呀。真认不出你了!”

我的脑子,一下子闪出了那个年轻、健壮和知青李冬一块儿轮油锤的启帽。他比我大两岁,但是身体相当健壮,赤身裸体地轮起四十七八斤的油锤(油坊里干活都是光着腚,因为油气太重,内衣不好洗),和李冬一块儿喊着打油号子:

“南边来了个小姑娘哟,哎哟喂!”“梆”地一声,枣木楔子下去了一块。

“给你说个俊媳妇哟,哎哟喂!”枣木楔子又下去了一块。

“她不愿意哟,哎哟喂!”“枣树林子谈一谈哟,哎哟喂!”

随着一声又一声高亢的号子,热烘烘的黑棉籽被挤出了黄黄的棉油,由点到滴,由滴到缕,然后哗哗地流进了黑黑的油桶里。

启帽还是那时的样子,只不过岁月在他脸上雕刻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也早就不干那营生了,因为机械的进步,早就淘汰了手工的油坊。然而知青李冬,却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话不说,启帽就把我拉进了屋里,先递烟,不抽,又要沏茶。

我说:“不喝了,我是来找广林的。”

他说:“就在前院住,我领你去。”

原来找错了门,启帽领我去找广林,路上,我嘱咐他,不要说我是谁,就叫广林猜一猜。广林家,也是大门敞开着,进了他的院,就看到他老婆在家。那时候广林家是大队妇女主任,三十来岁,风姿绰约,满头黑发,工作起来风风火火,现在已是一头银发,脸上布满皱纹。

我先问她:“你还认得我吧?”

她摇了摇头:“不认得了。”我是老鸹飞到猪腚上,只看到别人黑,不知道自己黑,我几乎认不出了她,她怎么能认出我。

启帽在旁边嘿嘿地笑,对她说道:“快去找广林爷爷吧(启帽的辈份小,属孙子辈),就说有熟人来找!”广林家一听,赶紧去找广林了。

不一会儿,广林来了,他比我大一旬,模样没大变,只是头发全白了,脸上苍老虚肿,原来精神抖擞的样子再也不见。他进门嘴里嘟哝着:“说是毛巾厂来人了(广林是从外地调到毛巾厂的)我看看是谁?”进了门左打量右打量地看着我,却是认不得是谁了。

我再一次问他:“你看看我是谁,仔细看看?”

他又一次打量了我一阵,终于认了出来:“你是知青韩济生吧!”

“对呀!”我大声地说。

他的脸激动起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先让座,再上烟,忙沏茶,忙了个不可开交,问起了我的父母,弟弟,妹妹。我说,母亲已经不在了,父亲还好,只是腿脚早已不便。

广林感叹了一阵子,同样,他的四个亲兄弟,广陈、广印、广水已经不在,只剩下了他一人。我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真是见一面少一面了,我就是再想来,怕是也来不了啦!”广林深有同感:“是啊,到了这个岁数,谁也不敢保证明天怎么样。”

喝了一会儿茶,突然要去解手。说实话,在城市待久了,农村的旱厕满坑屎尿,骚味冲天,心里真有点儿打怵。一看院子墙角,厕所上还挂上了男女的牌子,我顿感好奇,一家人的厕所,还分成了男女?

进了厕所一看,已和城市一样,成了便盆,旁边还有压水桶,用手一压,水便出来了,便于冲洗厕所。知青时的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人还没有解手,猪便上来了,抽答着鼻子,满心欢喜地要来一顿美餐。

回到了堂屋,我大声地称赞厕所革命,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广林说,全县一块儿革命的,还有自来水改革。真是的,我洗手,一拧水龙头,水便哗哗地淌了出来。广林家说,一方才一块钱。

我们知青做饭,常要一副挑子挑着两只桶,到井里打水。那时的水井还算比较先进的,用杠杆原理,当中支起来,一边压着块大石头,另一边就是吊钩上的水桶了,往下拉水桶比较吃力,可提起盛满水的桶就比较省劲了。

常常的,打水的好半天没有回来,原来水桶掉到井里了。再用另只桶打水,那只桶也掉到了井里。再找来专门的铁钩子捞桶,这也得有技术,没技术根本捞不出来。

广林说,还有更邪乎的呢!我一看,原来每家都安了天燃气,供做饭和取暖用。头半年用气不要钱,半年以后再收钱,每个字二块多。他那屋里的暖器片,比我家的还要好,我家的是铸铁涂上灰漆,而广林的暖气片,是精铸的,还烤上了白漆。

说起了取暖,我又想起了那时候……农户都是灶炕连台,也就是灶台和炕连在一起,全指望做饭的时候,把热气传过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好有个热乎炕。单独取暖设备?哪有条件。我们三队的会计广芳,点了一个全村唯一的取暖炉,那就是“一脚踹。”

何谓一脚踹?就是四块砖用铁丝捆起来,里面糊上泥巴,炉膛也就有一个小碗大小。春天不点炉子了,一脚就踹了。点这个炉子有个好处,根本不用考虑煤气中毒的问题,因为屋里透风撒气,哪里还有煤气存住。

我问,这是谁给的福利。广林说,县里的发电厂和电解铝厂啊!为了弥补农民污染的损失,所以给了这些福利。我想,农村的污染是千秋万代的事情,这点儿补偿,能解决后辈的问题吗?但我没法找出破解答案,还是留给聪明人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又想起个事来,我问:“原来鸡腚眼子是银行,养只猪算进项。鸡呢,怎么一只也看不到了?还有猪呢,一路上光见猪圈不见猪,就连狗也没看到。”

广林笑了:“现在养鸡养猪都得上规模,哪有散养的,多脏,不达标啊!刚才看到了吗?街上都有垃圾桶,顾人打扫卫生。至于狗吗,都进城了,摇身一变,成了宠物狗,趴在主人怀里,哼哼唧唧撒着娇……”

我想到了过去家家户户的土狗,它们的命运是悲惨的,猪一顿不喂就掉膘,所以槽里一天三添,和人一样。而狗就不一样了,它的任务是看家护院,想起来喂一口,想不起来就散,不高兴了还踹它一脚。谁家的孩子拉了粑粑,主人以施舍的口吻对狗狗说:“过来,舔了它。”

而狗狗也十分感谢主人的恩赐,感恩地夹着尾巴过来,把地上小主人的粪便舔得干干净净,不但有了美食,还打扫了卫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说:“也不养猪了,也不积肥了,社员的土杂肥上哪里找去?”

那个时候,都是猪圈和人的厕所通在一起的。猪粪、人粪算是酵母,再配上屋里的垃圾,拔的青草,撒上点土,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沤成了上好的土杂肥。上到地里,能长好庄稼。

还有一个好处是,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垃圾加工厂,和田地组成了一个循环的生态链。

没想到这一点,广林倒是和我有同感:“谁说不是啊?光注意卫生了,没了土杂肥。还有就是老百姓,光让烧煤气,可那烧得是钱啊!那么多的柴禾,都瞎了。还有不让散养猪,都不养猪了,以后还怎么吃得起猪肉?”

别说,广林的这句话,还真谶语成真,一年后猪肉价大涨。 三

我想起三队上的长荣,也应该见他一面。那年,他媳妇要生孩子,缺少红糖,城市里的红糖都凭票供应,农村的供销社根本就不卖红糖。他找到了我,把事一说,虽然我也十分为难,但是为了好朋友,但愿有多少劲儿使多少劲吧!

我早上骑着自行车出发,140里地,中午就到了济南,把这困难推给了老爹老妈。老妈先把家里的糖票全拿出来,接着又借了几家的,凭着自己是售货员的身份,又到处走后门,到下午四点来钟的时候,到底凑齐了七八斤红糖。我立即出发,晚上不到半夜,终于赶到了前董庄,在长荣家就要临盆的时候,奉上了那些珍贵的红糖。

在广林叔的带领下,到了长荣家,长荣正在睡午觉。他的老房子没有变,但是翻新了,地上铺着瓷砖,半新的家具,和城市家的房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农村的房子都露着大梁、檩条,椽子,那些木头都露着新茬。

听到来人了,长荣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急忙登上裤子。广林叔并没有告诉我是谁,只是说:“你看看这是谁?认得不!”

长荣到底脑子好使,指着我说:“韩……韩……”韩了半天,那两个字还是没有吐出来。直到我说出名字的时候,他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上烟,沏茶,忙乱得不轻。不用我说,他就说出了,亏着那年你帮我弄到了红糖,要不,可作难了。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相貌,要是在街上,真是认不出他了。快七十的人了,和年轻时已变化了许多。我说:“你这么好的技术,一辈子没能出去,真是可惜了!”

长荣是整个大队上的机器大拿,刚下乡的时候,就对他印象特别深。年轻的他,左手掌握着小机器的减压,右手摇着摇把子,就和鸡啄米一样,一圈一圈地摇着机器,手一松,小机器腾腾地冒了两圈黑烟,顺利地发动着了。

在公社的比武大会上,他蒙着眼睛,把机器拆散,然后又一件一件地装起来,获得了公社技术能手的称号。我曾发誓,一辈子要像长荣一样,也成为一个技术能手。然而,几年的努力奋斗,既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才分,终于离他的水平越来越远。

有技术不一定有好前程,这也验证了很多事情,难遂人愿。

长荣的脸红了,无奈地低下了头:“本来有机会出去的,可是队上不让出去。公社拖拉机站,县农机站,都要过我,只因为生产队上太需要人,耽误了……”

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我又换了一种话题:“家里还有地吗?”

“怎么没有啊!”一说到种地,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我又承包了别人的地,一共有四五十亩。现在种地和过去不一样了,全是机器,棒子秸切碎撒到了地里当肥料,棒子粒卖到了八毛钱一斤,随时收,湿了也要。地用旋耕机一过,就等着耩麦子了。我在街上盖了个小楼,你有空的时候,领你去看看……”

长荣以一个新式农民的眼光,讲述着他的发家规划。

“光说话了,不耽误你下地吗?”我有想走的意思。

“哪能呢!”他一把拉住了我,“现在地是自己的,我当家。刚才来了短信,说是耩地得晚10天,要不长疯了,还得石头压。这么大老远地来看我,就是再忙,也得陪着你啊!”

话说到这份上,还能多坐一会儿,我又问起了三队上的那些大姑娘,都嫁到哪里去了。长荣一五一十地说起了,这个嫁到哪里,那个嫁到哪里,有的已经当了奶奶,姥娘。

那时的三队,大姑娘小媳妇多,特别是等待出嫁的大姑娘,足有十多个。三个女人一台戏,更别说那么多叽叽喳喳,聪明灵动的年轻女性了。而我们三队的男人,不是干技术活,就是出外工,干活时少得可怜,我自然成了她们“开涮”的对象。

说实话,有不少女孩子对我暗送秋波,就等着我发出友谊的信号。然而我却有贼心没贼胆,毕竟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哪个知青也不敢娶个农村媳妇。我和她们的故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小芳处处在,只是不敢有。

长荣有一个叔伯兄弟叫黄河,和我关系也挺熟,我问是不是可以叫上他。长荣摇了摇头:“人和人不一样啊。”

我奇怪了,问:“你们不是兄弟们吗?”

他摇了摇头说:“兄弟们又怎么样,这些年你不在,人都在变啊。给他盖房的时候,干到半宿,饿得实在干不动了,问他有吃头吗?他连个屁也不放。去他娘的吧,都这样了,还叫他干什么!”

我又问起了三队上每一个熟人的境遇,真是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在这漫长的四十八年中,每家都出了许多事情。不但上一辈几乎找不到人了,就连同辈和下一辈人也走了不少。

广林突然想起了我去过长僧家,说道,长僧的儿子刚刚去世,也别叫他了。

怨不得刚才去长僧家,他的精神特别不好,原来是儿子出了事儿。

晚上是在广林家开的席,菜都是本村饭店送来的,说好了就四五个人,可是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有的提着酒,有的带着礼盒。刘代来了,黄河来了,长僧来了,和我认识的人都来了,就连来走娘家的三队姑娘也来了,只要和我认识的,几乎都来了。

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算完,晚上有幸享受了一下广林家的热炕头。(图片选自网络,版权属原作者,致谢。)

作者简介:韩济生,山东省作协会员,周三读书会会员,知名网络作家。

知青50年回忆录(四十八年再回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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