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秦怡哪部影片（用毕生的激情拥抱电影）

秦怡生活照

秦怡，女，1922年生，上海人，中共党员。著名演员、艺术家。1938年，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肄业后，去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同年至重庆，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实习演员，后相继参加中国万岁剧团、中华剧艺社等话剧团体。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是中国影协第二至五届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和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1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和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等奖项。2019年8月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但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于未来，我有坚定的信念。在生命中，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我总要以满腔热情去拥抱事业。演员，是我终身的职业；事业，是我一支永远唱不尽的歌。

不忘初心，演普通的人，为观众服务，不愧对自己的艺术良心，是我不懈的人生追求，也是我始终恪守的党员标准。我愿奉献给广大观众一颗永远执著追求艺术的赤诚之心和一名共产党员爱岗敬业的朴素情怀。

艰难跋涉从艺路

我从青少年时代走上了充满艰辛但也有欢乐的艺术道路，就一直在追逐着一个美丽而光明的梦。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年少时，上海南市有个少年宣讲团，这是我最爱去的地方。那个时候，田汉同志的许多独幕剧，如《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等，都在这里演出，我就很喜欢看。从事财务工作而在业余又爱好音乐、喜欢带我去看电影的父亲，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的母亲，还有我的大姐，对我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大姐带着我去观看复旦剧社演出的进步话剧《雷雨》，还从图书馆借来很多书给我阅读。有中国作家的书，也有18、19世纪外国文艺作品，我样样都看。有时候，我自己也去向图书馆借阅。广泛地读书，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确实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文学艺术在人们的心灵中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必然会渗透到思想、意识、爱好、习惯等与人的精神世界有关的各个方面中去。所以，那些阅读过的文学作品、观看过的进步戏剧，对于我的成长是不可分的。

回想起来，主要是文艺作品使我少年时代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虽然是间接的生活，但是从书籍和电影的广阔视野中感受到了社会与人生。一些中外文学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些人物灵魂深处的波澜，也触动了我的心灵，使我产生了一种对高尚人生的追求和理想。这些文艺作品帮助与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使我的脑海里也产生了一种欣赏和判断力，渐渐地懂得了怎样去选择和舍弃，懂得了善与恶、爱与恨，甚至也逐渐渗透到了我自身，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气质，以至人生观、世界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我在上海南市的中华职业中学念书，有比我高年级的土木科三位女同学及与我同班的一位，加上我，共五个同学，加入了学校红十字会，成为骨干。我们召集全校学生及家人做军包、棉鞋、棉帽和棉手套，课余时间紧张地练习战地救护等。在支援“四行仓库”谢晋元部勇士们抗战时，我参加救护伤员，发挥了一点作用。国难当头，16岁的我与几位交大的学生和本校女同学毅然离开家庭，奔赴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抗日救国的浪潮中开始了我的近80年的演艺生涯。撤离到重庆后，我有幸认识了两位著名导演——史东山先生和应云卫先生，并在许可同志的介绍下，进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工作。那是在1938年，我年轻，血气方刚，恨透了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我曾目睹日军侵略上海的前前后后，周围有多少我所知道和认识的朋友、亲戚惨遭杀害。我抗战心切，时刻盼望着胜利的消息。我只知道自己将永远站在平民百姓、弱者一边。我同情他们，因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我观看了那些描写抗战的话剧后，对那些从事话剧工作的人们有一种尊敬和信任，推动着自己作出抉择，就是要当一名演员。第一次参加演出的话剧是《中国万岁》，许多好心人告诉我不用害怕，只需用功。虽说是第一次上台，我演的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角色，但是也有不少感受。以后，又参加了《保家乡》《好丈夫》等一些电影的拍摄。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组建的中华剧艺社，这是一个崭新的剧社。从参加筹备到创立，我们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中艺”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阵地，我们抗战的武器，我们的艺术理想!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我们仍然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陈白尘同志的《大地回春》剧本就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我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开演了话剧《大地回春》。应云卫先生安排我在戏里担任主要角色之一，演一个民族资本家(顾而已同志饰)的女儿黄树蕙，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在排练过程中，应先生似乎还是满意的。

我有幸成为中华剧艺社的基本演员。“中艺”在话剧《大地回春》一炮打响后，接着就不断排练新戏，我参加了重要角色、次要角色或群众角色的演出。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研究不同人物的特点，这有利于打好舞台艺术的基础。我演了《天国春秋》中的红鸾，《钦差大臣》中的县长小姐，《孤岛小景》中的女人，《面子问题》中的欧阳雪，《战斗的女性》中的梅可华，《茶花女》中的女友，《愁城记》中的赵太太。我们演出这么多的戏，同创作每部戏的编剧、导演和其他同志都有接触的机会，如夏公(夏衍)、翰老(阳翰笙)、老舍、郭沫若、曹禺、石凌鹤等，这么多的老同志，经常和我们聊天，分析剧本，以他们渊博的知识来丰富我们对剧本内涵意义的认识和创作灵感，并在思想政治上帮助我们提高。

《红色的种子》剧照

几十年过去了，想起来似乎就在昨天，1939年或1940年(时间有些记不清)春节期间，有一天，我的一位摄影师同事和太太请我去他们家吃饭。他们也许以为我认识同桌吃饭的人，所以未给我介绍桌上任何一位陌生的人。可虽然没有介绍，我却好像并没有陌生感，特别是那位有着络腮胡子和一双透着锐气慧气的浓眉大眼的英俊男子，他谈吐爽朗、潇洒，驱走了我向来在人多的场合不敢说话的腼腆。他极其亲切自然地向我问长问短，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工作?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工作了?我告诉他，我在山城合唱团工作，现在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合唱团唱歌，还是兼跑龙套的演员。他笑着说:“好啊。”我对他的评语有些不以为然，我说:“这好什么，没意思，整天在里面混，我想去前线，没去成，我想去深造，又没条件，现在这纯是为了吃饭。”他又问:

“那你在唱什么歌?”我脱口而出:“当然是抗战歌曲。”他朗朗大笑，说道:“这怎么能说没意思?这可太有意思了，你们的歌声会激起千千万万人的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这歌声的鼓舞下参加了浴血奋战，可你还觉得没意思?!”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深造也是很好的理想，也不要放弃。”我看着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么真诚，那么坦然，完全像一位老师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学生那样耐心，那样爱护。我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像老朋友一样的聊起来。那次见面后，我想了许久，感到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于是，我又去找请我吃饭的同事，打听这位气度不凡的朋友是谁?我的同事哈哈大笑，说道:“他就是周恩来先生，你真的不认识?”我这才恍然大悟，想起我曾在书或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之后，周恩来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地教育我，关心我，他的每句话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他和邓颖超大姐对我以及我的全家关心入微，是我们一辈子深感于心的!

《农家乐》剧照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我兴奋的事呢?新中国开国大典时，我参加了一天一夜的大游行。我当时觉得，世界上最好看的艺术，就是新旅文工团的腰鼓演出，它那雄伟的场面就像是人们敞开的胸怀，它那每一声鼓点就像是我心灵的跳跃。1949年7月，我就得知即将成立新中国的电影制片厂，9月，筹备工作正式开始，我们都立即参加了厂的一切活动。上海电影制片厂11月成立，第一部故事片《农家乐》在12月开拍，我演的是女主角拉英一角。为了拍好这部电影，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去农村体验生活，对于丰富我这后半辈子的生活也起了深刻的作用。

坚持弘扬主旋律

解放后，我参加了《两家春》《马兰花开》《摩雅傣》《女篮五号》《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林则徐》《海外赤子》和《雷雨》等影片的拍摄工作。

《马兰花开》剧照

1954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影片《马兰花开》，我演的是马兰。这部电影的拍摄条件比较艰苦，是在宝成铁路的基建工地上，历时九个月，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摄制组的工作作风，全体同志团结奋战，雷厉风行，工作富有成效。这部影片在拍摄过程中，夏公(夏衍同志)曾给予了很多鼓励。当时，我一直在摸索着自己的表演方法，得到他的肯定和提醒，使我产生了更多信心。

《铁道游击队》中饰演芳林嫂

1956年，我参加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拍摄，在这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一位铁路员工烈士的家属芳林嫂。这位铁路员工和芳林嫂的家，是八路军游击队的一个联络站，掩护着一批批革命同志。导演赵明同志找我拍摄，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健康。这个角色其实也是要有点本事的，因为她要探听敌情，还要照顾游击队员们的衣食住行。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最惊险的一次，是曹会渠同志(饰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根据剧情骑着高头大马冲过火车的场面。导演要求，马过和火车过在同时、同一镜头，曹会渠虽已苦练骑马，但毕竟不是马术高手，骑马与火车擦肩而过，其难度太大了，要拍摄出精湛的场面，大部分要加上人的意志因素。正式开拍了，当“大队长”骑马飞奔过来时，那匹骏马发现火车疾驶而来，它忽然刹住，但仅刹那的一二秒钟后，它又飞奔过火车，马尾巴几乎被火车撞上!我们在边上看到，都吓得闭上了眼睛。曹会渠同志安然无恙，骑在马上英姿飒爽，镜头完成得非常出色。真的，拍摄现场就如战场，艺术家崇尚艺德，有时也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

《铁道游击队》的拍摄过程中，还有一场非常有趣的戏，就是观众们看后很容易记住的那场扔手榴弹炸日本军官的戏。导演要求我，要将手榴弹刚好掉在陈述同志扮演的日本军官的脚后跟，难度不小，当时我真有点发愁。于是，我在那段时间排练中，天天盯着陈述，尤其是盯住他的脚后跟，看他的走路姿势。到了开拍时，我紧紧盯住“日本军官”的脚后跟，居然在远处奋力一扔到位，把那颗“忘了拉弦”的手榴弹，精准地扔到他的脚后跟，碰撞了一下。一次拍摄成功了!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但在那时候都真是特别认真、仔细地研究过。由此想来，如果在塑造人物时，能做到那么集中、认真，角色一定会非常有气色。

在70多年的表演生涯中，我扮演过70多个话剧角色和电影角色，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形象。这中间，电影《青春之歌》中林红这个角色留给了国内外观众深刻的印象。1959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在上影演员剧团入党的。从1941年我在党的南方局组建的中华剧艺社参加革命工作起算，到1959年已经十八年了，我对入党为什么犹疑那么长的时间呢?因为我深深地懂得，入党是一种信仰，是一件神圣的大事。我听说，有一位女共产党人，敌人当着她的面，把她的孩子顶在刺刀上，逼问着她，要她说出党的组织。听着自己的孩子哭声震耳，这位女党员心痛得昏死过去，但她坚强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十多年中，我一直在问自己:“都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我是吗?”直到1959年，我觉得自己能坦然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能决定加入党组织。

秦怡在电影《青春之歌》中饰演林红

然而，我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是，我入党以后接到的第一个角色，正是扮演一位视死如归的女共产党员——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红。开始，我因为自己比较胖的身材条件，恐怕难以达到剧中应有的效果，还曾经为是否扮演这个角色而苦恼过。在剧本中，林红尽管戏不多，我却非常热爱这样的人物。我这样想象着监狱中的共产党员林红，虽然她被反动统治者折磨得虚弱不堪，但却蕴藏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富有崇高理想的美丽的灵魂。当时中央电影局领导同志专门来找我，说演好林红不是看表面胖瘦，而是要有气质。于是，我接受了这个角色，并且和整个剧组一起从表演、服装、灯光、摄像等各方面反复研究，然后向演好林红这个角色一步步靠近。当我更多地深入角色的生活时，也就越能理解剧作者创造林红这一形象的意念。塑造林红这个角色的整个过程，也是我自己最好的学习过程和受教育的过程，当我对角色的任务越明确的时候也就越感到，作为一个演员，就是形象的创造者，应当给予观众什么。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林红是我扮演的共产党人中最美的一个。这不是说形象好看，而是人物竖起来了，是用精神和信念去打动观众，热爱我们的革命历史，热爱我们的党和人民。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在片场拍摄林红赴刑场前，向狱中同志讲述丈夫从容就义的一段场景。一开拍，整个片场安静得不得了，我只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念完台词之后，我自己已经被林红丈夫的英勇事迹再一次震撼了，我整个身心都融入了戏中。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艰苦的环境，因为这也是力量的来源。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上海发生的“四一二”大屠杀的残酷场景有一些认识，后来参加抗战，一路辗转到了重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苦难其实也是一个人的财富。后来我们在重庆工作时，尽管条件艰苦得有时连一杯茶都要大家分着喝，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我依然坚持要去演出，要为党做些事情。艰苦奋斗、经受考验，也是一种财富。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还担当了对国民党空军一个飞行员的策反工作，是在抗战即将胜利时开始，直到1948年，因为当时敌人要把黄金分批运往台湾。那名飞行员的太太是我的影迷，我就用我的演员身份同他们一家来往，做工作。其实也是挺危险的，有一次被敌人跟踪，我只好把自己关在衣橱里，才躲过搜捕。这位飞行员驾机起义到解放区后，我当时还要赶紧转移飞行员的家属。正好，剧作家曹禺举家迁往香港，上海的房子空了出来，我就问曹禺同志能不能借住两位朋友?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就是同志间的信任和默契。

我到现在都记得自己扮演的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仅仅是《青春之歌》里的林红，我还扮演过不少共产党员的形象，比如《红色的种子》里的华小风，《浪涛滚滚》中的钟叶平，《风浪》里的肖玉华，等等。其实，这些人物都已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了。最难忘的是1965年时，拍摄影片《浪涛滚滚》的过程。在这部戏中，我饰演了电影生涯中第一个党委书记的形象，名叫钟叶平。要知道，在和平时期担任一个水利工程的党委书记，而且是女书记，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水利工程太专业了，为了拍好这部电影，我连夜搬来了一大堆书，有时候一看就看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一早又赶紧起来排戏。终于，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不少专业名词，这样演起戏来才更加真实。

共筑电影强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我欣慰地看到，中国电影经受住了考验，坚持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近年，我编导了影片《青海湖畔》，这是我担任艺术总监和主演的一部电影。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酝酿着要拍摄这部影片了。20世纪90年代时，青海省有一位气象局的局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报道，说的是中外科学家的事迹，我看了这篇报道深受感动，一个念头就一直萦绕在心头，想把这些真实动人的事迹搬上电影银幕。但是，那时候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能拍成。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还是人间的爱与善，当时为了修造铁路，许多科学家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上高原，最后却由于很多意外，落得自己孑然一身归来，我觉得，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进入新世纪，我又想着创作这个电影剧本，一直在筹划着，我要反映的是在建设青藏铁路这个伟大的工程中，中国和外国的气象专家与工程师们通力合作，在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深入进行考察与研究，艰难地解决了横亘在大工程面前的“冻土层”这一个世界性难题，从而保证了青藏铁路能够顺利地开工建设。

过去自己从没有写过剧本，我这次撰写电影《青海湖畔》的剧本，就成为自己的一次再学习。为了体验剧本中的气象学专家的生活，我一次又一次登上了青藏高原，这里海拔高达3500多米，我们走访了不少科学家，知道了一些铁路建造的专门知识和相关的气象知识。我访问了藏族同胞，还应主人的邀请，在他们的帐篷里，尝羊杂，吃糌粑，喝酥油茶，体味藏民生活，并向当地人们请教。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每天伏案一字字地写到深夜，创作多的日子里，一天能写出数千字。创作新的剧本，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一边写着，还一边试演，精心推敲剧中的每一个角色，仔细琢磨每一个场景。写着写着，我常常会抑制不住地流下激动的泪水。

秦怡编导的影片《青海湖畔》

完成了初稿之后，我接着又作了多次修改，反复琢磨，反复修改，方才定稿。在《青海湖畔》开拍的时候，不少老同事和年轻同志劝我说，年纪大了，青藏高原气候难以适应，怕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建议，如需拍摄影片的青海外景，可以在上海的摄影棚里，布置一下高原景色，就在上影厂里拍吧。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发生在青海的真实故事，不到实地去拍摄是不行的，我们要对得起观众，也要对得起艺术创作，我一定要上高原;如果是马马虎虎地拍一部电影，就很没有意思了。终于，大家还是采纳了我的想法，一起去青海实地拍摄这部影片。

在这部电影中，我主演的是一位为了事业和理想作出无私奉献的女气象工程师梅欣怡，年龄不满60岁，和我的年龄有较大差距，所以我就早早地在家中琢磨着，走路的姿态，穿着的服装，等等，都努力适合电影中的角色。如，有一场戏是梅工程师英勇救人，不慎摔倒了，从雪山上滚下去，我应当用什么样的姿势朝下摔。对于这些细节，我都事先考虑好，在拍摄现场再同导演等一起商量，确保拍摄的成功。

《青海湖畔》在实地取景拍摄

作为影片的艺术总监和主演，在海拔35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我尽力克服高原反应，每天大约有12个小时都是在片场上，既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又要关注整部影片的演出和拍摄过程。有些属于比较高难度的动作，譬如跑、奔、滚、爬等，我都坚持在拍摄小景时不请替身，由自己来演好剧中角色。我常常用革命烈士刘胡兰的英勇事迹来激励自己，一位才十几岁的姑娘，不惧怕躺敌人的铡刀，我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许许多多革命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连生命都奉献了，我遇到一些挫折又算什么呢?青藏高原的环境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发扬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坚持以真实的演出、真情的拍摄，来打动观众，激励大家，增强社会良知，倡导弘扬正能量。今年年初，上级有关部门在上海影城举行了电影《青海湖畔》全国公演和观众见面活动。上千名观众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盛会。这部影片，在第十一届中美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入围奖，担任主演的我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嗣后，《青海湖畔》在第七届澳门国际电影节上得到好评，获得了入围奖。

我和大家一样，关注着我们国家的电影，电影演员不能停下来。我认为，90多岁应当是个从容的年龄。别以为我老了，其实我挺开放的。我很想告诉年轻人，应当如何去看待今天的生活和我们伟大的党。20世纪50年代末我入党时，就一直坚信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你如果没有无比的勇气和坚定，很难经受住现实的考验。即使加入了共产党，我还是常常想，入党后还是要坚持考验自己，我常常问自己:“你行不行?”

作为共产党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共产党员就应该经常学习，经常充电。一直以来，我订了十多份报刊，每天都要把这些报刊看一遍。忙了一天回到家里，也要把报刊看完再休息。我还喜欢经常看电影、看演出，为的是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因为我是一个电影演员，演员如果不演戏，就不能叫演员了。我会把这个工作一直继续下去。

我的家庭，并不像人们可能想象的那么富裕。我在生活中经受了不少磨难，丈夫金焰、儿子金捷长年患病，家中还有一位老姐姐，都需要我来照顾。为了节约，我学会了注射，自己给孩子打针。平时出门，我是不舍得坐出租车的。但是，当国家有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义无反顾。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我捐款超过21万元，这是我的大部分积蓄。后来，青海玉树地区发生地震，我又捐出了3万元。2009年，我刚做完腰椎手术不久，不顾医生劝阻赶赴都江堰参加了上海援建小学的开学典礼。我生病的爱子已经走了，没什么牵挂了，做母亲的就把这些钱给最需要的人，希望我真的能帮到灾区人民。

平时对于公益活动，我乐意参加，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现在，我虽然演的角色越来越少了，但我想演的角色却越来越多。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可以为我接触实际，了解社会，加强学习创造条件，使我年迈的双足尽可能地去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参加过“爱，在这里传递——迎特奥、献真情广场晚会”“圣火相传、电影相随——支持北京奥运会万人大签名”等活动。2010年，担任过中国上海世博会上海馆祝福大使和荣誉馆长，为上海世博会尽了我的绵薄之力。当我得知要为孩子们拍电影时，就再次走上银幕。在87岁那年，出演了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影片《我坚强的小船》。

一个强盛的国家，必有坚定的力量。我已经96岁了，可是我感到自己的心里总还有那么一股劲儿。也许我还能再创造出一些有益的东西、一些好的作品，还可以再做点什么事情。党中央系统规划和全面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许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继续参与这个过程。我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但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于未来，我有着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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