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教育的特征（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教育）

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原始社会解体，为转入奴隶制社会准备了条件。夏启破除了前代相传的禅让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先后约1600年。奴隶主贵族垄断了政权，为适应培养子弟成为统治人才的需要而设置教育机构，形成学校制度。这种制度可概括为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三代相继的学校教育制度都有发展，而西周的学校教育制度较为完整，有小学、大学学习阶段的区分，有乡学、国学的衔接，其教育特点是六艺教育，体现当时文化发展的成果。西周教育制度可作为三代教育的典型。到了奴隶制崩溃的春秋时代，官学衰废，私学兴起，思想流派随之产生，法家、道家、儒家的先驱人物出现，宣传各自的主张。孔丘是儒家的创始人，在政治上主张改良，试图利用教育的力量改造社会。他提出一系列的教育主张，形成教育思想体系，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奠定了基础，并流传两千多年，成为中华教育传统的主流，也是世界珍贵的教育遗产。

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出现了阶级分化，原始社会开始解体，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夏代，终于进入奴隶社会。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占有社会物质生产资料，政治上居统治地位，成为脱离生产劳动的劳心者。奴隶主为了将年轻人培养成为强有力的统治者，需要组织特殊的教育训练，教育逐步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便是主要形式。

在社会阶级分化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基础上，奴隶主阶级脱离生产劳动，垄断了以传授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被统治的奴隶阶级，只能接受生产劳动教育和统治者所施行的社会教化。教育的分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是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夏代，前2070年到前1600年，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经历470多年，是奴隶制的初期；商代，前1600年到前1046年，经历了554年左右，是奴隶制发展时期；西周，前1046年到前771年，约276年，是奴隶制全盛时期；春秋，前770年到前476年，近300年，是奴隶制走向崩溃的时期。

奴隶社会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为奴隶制的政治、经济服务的，适应它的需要。因此，奴隶社会教育的发展变化也相应经历了四个阶段，表现出不同阶段的特点。

据历史传说，夏部落的首领禹在他执政时期，为废除推选的“禅让”制而实行传子的“世袭”制铺平了道路。其子夏启取得政权，开始建立军队，修筑城池，对外掠夺，对内镇压平民和奴隶，从此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直接统治的是以伊洛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地区，夏政权所及的范围则包括参与联盟的各部落，大约北起长城以南地区，南至长江中下游，东到沿海地带，西到陕西中部渭河中下游地区，纵横千余公里，是当时疆域最大的国家。

在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条件下，农业发展到人工灌溉的百谷种植，手工业也发展到能制造有多种纹饰的陶器和青铜器，这些都表明生产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统治者建立以国王为核心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以此来维护奴隶主的统治。

由于经济上扩大交流范围和政治上实施政令的需要，使文字有了新的发展。山东发掘出夏代的历史文物，在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四件灰陶缸各刻有一个图像文字，有两个为工具象形字，有两个刻着。据文字学家的分析，这两个字是有联系的，后面一个字上部像日形，中间像云气形，下部像有五峰的山形，意思是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可能就是原始的“旦”字，是会意字。这表明当时已有了由三个偏旁构成的复体字。由此可见，夏代的文字已有相当的发展。

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先秦典籍《左传》、《国语》等书就引用了《夏书》的材料，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是最早一次日食记录，也说明已有夏代之书。《礼记·礼运》说孔丘曾到杞作历史调查，获得《夏时》，说明春秋末期还能见到《夏时》这本夏代有关天文历法的书籍，这再次证明夏代已有文字记载。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可以记录人类的思想活动，积累知识经验；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文字是教育的重要手段，促使教育发生质的变化。掌握文字的是贵族中的文化人，借助文字接受教育的只是少数贵族的子弟。

教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事务，由国家机构中六卿政务官之一的司徒主管教化。

关于夏代学校的设置，古籍中有些记载。《礼记·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这些古籍都提到夏代有“序”这种学校。它的性质，古人已加以探索。《孟子·滕文公上》：“序者，射也。”“序”起初是教“射”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奴隶主贵族一切公共活动如议政、祭祀、养老的场所，也是奴隶主贵族教育子弟的场所。所以，它并非独立的、纯粹的教育机关，教育只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据说不仅国都有学校，地方也有学校。《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校者，教也”。《说文》：“校，从木，交声。”原义为木囚，即以木材为围栏，作为养马驯马的地方。后来利用这宽广的场所来进行军事训练，从而使其成为习武的场所。“校”是乡学，《史记·儒林传》中公孙弘和太常臧、博士平议论三代之学时说：“乡里有教，夏曰校。”宋朱熹注《孟子》，指出“校”为乡学。

夏代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均与夏政权的性质有直接关系。贵族为了巩固和扩大奴隶制统治，既要镇压本部族奴隶的反抗，又要征伐其他部族。因此，军队起了决定性作用。夏朝“为政尚武”，实际是“武人”专政。为适应这种政治需要，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本阶级的成员及其后代培养成为能射善战的武士。

在教育内容方面，统治者很重视军事教练。当时，弓箭是重要的武器，成为教练的主要项目，故而《文献通考·学校考》说：“夏后氏以射造士。”习射是军事教育的重点。此外，还有使用其他武器的教练。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青铜戈、钺和刀。这些铜兵器的使用，也是当时教练的内容。教育内容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宗教教育。《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种宗教教育以敬天尊祖为中心。人伦道德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孟子·滕文公上》指出，古代的学校有共同任务，“皆所以明人伦也”。朱熹注解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所以明此而已。”

总之，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国家已把教育事务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司徒负责管理教化。教育机构与政治行政机构结合，有国都的学校，也有地方的学校，开始有了等级层次。教育为政治服务，突出表现在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奴隶主贵族的武士，教育内容重视军事训练。

二、商代的教育

商王朝是前1600年开始统治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奴隶制国家。商的历史已有文字记载，还有大批出土文物可供研究。后期王都殷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出土了大批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情况，充分说明商代已是文明的奴隶制国家。

商王作为奴隶主的总代表，名义上占有全部土地和奴隶。由他把土地和奴隶分给侯甸邦伯（各地诸侯）和百僚庶尹（百官和管事之人）等奴隶主贵族。奴隶来源于战争俘虏，被视为比牛马还贱的财产，对其实行强迫劳动。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大量的奴隶从事耕作。手工业也进一步发展，有织麻、制陶、制铜等手工业。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便是制铜技术发展的标志。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条件下，交换活动也有了发展。在商王的统管下，由奴隶主贵族组成国家管理机构，并组织军队，制定刑法，对人民施行暴力统治。

商代奴隶主贵族已形成强烈的宗教意识。《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敬事鬼神，为的是求福免祸。他们极端崇拜祖先，认为祖先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主宰着自然界和人间的祸福，在上天保佑着子孙。那时人们事无大小，都要占卜，乞求神的旨意。与鬼神打交道的神职人员称为“巫”，后来进一步分工为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他们根据需要掌握一定的政治、历史、天文、历法、医药等知识技术，是当时的文化人，如史官负责制作策命、记录国家大事、管理策令典册。这些专职人员都与宗教有关，敬事鬼神成为商代文化思想的特点。

（一）商代有成熟的文字可作教育工具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日趋复杂化，商代的文字也在发展，并达到基本成熟的阶段。从安阳出土的16万多片甲骨文来看，卜辞记录有160多万字，所用的单字，据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统计，数量达4672个。已经辨认的字，据高明的《古文字类编》所收，已有1072个。商代的文字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石上的文字。造字的几条原则，如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等均已具备，且被普遍使用，这是文字发展达到成熟的标志。写字的工具为刻刀和毛笔，卜辞中有“”形状，如手持笔，就是“笔”字。在一些甲骨和陶器上，都可以看到用毛笔书写的朱墨字迹。有了成熟的文字，又有较适用的书写工具，就便于用来进行系统的记事。文字应用于记述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已出现分量较重的典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原字“”，是用索带串编甲骨或竹木片的象形。这证明商代已有文字记载的典籍。文字是教育的工具，典籍则是教育的重要材料。

（二）商代的学校

甲骨卜辞有不少是与教育有关的，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学校教育的情况。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很重视，把子弟送到学校中受教育。有一甲骨卜辞记载：“壬子卜，弗，酒小求学？”意思是，壬子这一天举行占卜，弗求问上帝，为了王子入学，要设酒祭祖以求赐福，这样办是否可行？这表明贵族把教育下一代当大事看待，入学要占卜，设酒祭祖。

对贵族子弟有集中进行教育的场所。这个专用场所，与居住区有一定距离。有一甲骨卜辞记载：“丙子卜，贞，多子其（“”为徙的别体字，义同“往”。或说：“，延也。”不间断之意）学，版（假借为反，同“返”）不（遘）大雨？”意思是，丙子日举行占卜，贞求问上帝，子弟们去上学，返回时会不会遇上大雨？担心大雨影响子弟们返家，这说明学校与居住区有一定距离。

由于商朝的教育设施比较完备，邻近的诸侯国也送子弟前来游学。有一甲骨卜辞说：“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多方即是指周围邻国，说明邻国派子弟游学于殷。

甲骨文中还有关于学校名称的记载，已发现有“大学”和“庠”等名称。据《小屯南地甲骨》第六十片卜辞记载：“勿？王惟癸？于甲？于祖丁旦？于厅旦？于大学？”据专家考释，指的是献俘祭祖的典礼。卜辞记载首先问这一祭礼要不要举行，其次问举行祭礼的最佳日期是癸日或是甲日，最后问举行祭礼选择哪一个场所。所列举的场所有祖丁神坛、宗庙中庭神坛和大学。这条记载证实商代确已建立大学，大学也是祭祀场所之一。

甲骨文的研究，证实古籍中关于商代学校的记载是可信的。《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礼记·王制》：“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郑玄注：“右学，大学，在西郊；左学，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这些记载提到有大学、有小学、有瞽宗。大学已被甲骨卜辞证实，大学与小学相对而言，有大学，也就有小学。右学和瞽宗，都是属于大学性质，实是同一机构的不同名称。古人以西为右，殷人尚右尚西，将大学设在西郊，也叫右学。瞽宗是商代大学的名称。当时大学以乐教为重，乐教的教师也就是乐师。乐师在学中祀其先师为乐祖，大学也就成为乐师的宗庙，故称瞽宗。瞽宗是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礼乐的学校。

从有大学小学或右学左学之分，表明商代已根据不同年龄，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实际划分了教育阶段。

商代不仅王都有大小学，而且地方也有学校。《孟子·滕文公上》“殷曰序”，朱熹注：“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汉书·儒林传序》：“殷曰庠。”“庠”是虞舜时期教养机构名称的承袭，利用养老的活动，来达到对年轻一代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上老老而民兴孝，下长长而民兴悌。”可以收到推行孝悌教育的效果。“序”是夏时期教养机构名称的承袭，序以习射为义，保留了军事体育训练的内容，奴隶主贵族是很重视军事的，“序”已不是单纯习射的场所。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强调思想品德修养，礼乐教育也成为其基本内容。

（三）商代教育的内容

商代学校由国家管理，受教育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尊神重孝勇敢善战的未来统治者。商代学校进行多方面的教育训练，而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

奴隶主贵族为加强统治的需要，极力提倡宗教迷信，把本族的祖先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尊神和孝祖实际就成为同一回事。“孝”成为奴隶主贵族最强调的基本道德准则，遵守孝道才能继承王位，不守孝道在政治上就要受到制裁。《尚书·太甲》记载，太甲不守居丧之礼，被认为是违反孝德的行为，贵族们把他放逐到桐的地方进行反省，待他悔过之后，才接他回来当政。伊尹教训他今后要“奉先思孝”，一切遵守祖训，不忘祖宗的恩德，这才是孝。“孝”为社会道德准则，也成为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体现在文字上就是“教”字从“孝”。甲骨文中“教”字大多写成“”，左半“”即“孝”字，象征“子曲伏于父”，右边是“”（音扑），象征手执木棒的样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从“教”字就可形象表现出来，当时是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教下一代尽“孝”。孔丘曾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也概括了商代的教育实际。把“孝”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奴隶主教育的重要特点。

学习统治经验对未来的统治者是需要的，基本途径就是学习先王典册，了解先王的业绩，继承其政治经验，以增强其继世传业、巩固统治的意识。属于这类典册的有《尚书·盘庚》。它记录着盘庚迁都到殷的历史事件。商王对群臣和万民分别发表了训词，第一篇对群臣讲话，再三进行政治劝诱；第二篇对万民讲话，严加威迫；第三篇是迁殷后对群臣的讲话，劝说不要怀恋故都。下一代学习这些典册后，就可以具体了解到对不同阶级采取不同政策和手段的方法。

2.军事教育

奴隶主阶级依靠其军事武力来维持统治。商王为了排除外邦外族的侵扰，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掠夺财物和奴隶，不断对外邦外族用兵。战争是经常的，用兵的规模有时多至3万，动员面很广。奴隶主贵族都要成为大大小小的头目或武士，具有作战本领，这就需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当时的战争用车战，车兵是骨干。《诗·鲁颂·宫》郑笺说：上古“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贵族成员才能当车兵。车兵使用的武器较多，而以弓箭为主，射箭是军事教练的重要内容。战车是依靠马来拉动的，因此武士还要学会驾驭车马。学校中有射御的教学活动，有时还要举行比赛和演习以检验教练的效果。

3.礼乐教育

殷人迷信鬼神，经常举行祭祀活动，这类活动都要有相应的礼仪和音乐。贵族青年只有在受过礼乐教育后，才能参与此类活动。礼乐教育中，乐教尤显重要，“以乐造士”是殷人教育的特点。《诗·商颂·那》：“庸鼓有，万舞有弈，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这是祭祀成汤的颂歌，描绘祭礼热烈的场面，其中提到敲“庸”（镛）钟和跳“万”舞。乐教包含面很广，有歌诗、奏乐、舞蹈等。乐教也渗透有军事教育的要求，前所引卜辞：“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据专家解释，“戒”字像人手持戈，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持戈而警戒，一是持戈而舞蹈。在学校中教“戒”，可能兼有习武和习乐两方面内容。

4.书数教育

要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文字，就要会阅读和书写，这是教学的要求。而读、写两者结合进行，写字要经过长期练习，这是教学方法。甲骨中发现不少练字的骨片，选用笔画简单而经常使用的干支文字作练习。学习刻写要经过示范、模写、练习的过程。有一甲骨片，上有五行字，重复刻着从甲子到癸酉十个干支，细加比较，其中有一行刻得整齐美观，其他四行则字迹歪斜不整，中间夹着二三个刻得整齐的字，显得不协调。据郭沫若的分析估计，那一行整齐美观的字是教师刻的字样，另外四行是学生的练习，当中夹着那几个较整齐的字则可能是教师手把手而刻得较合要求的。这是商代教学的实际物证，反映了当时学习文字课业的情形。

商代的数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天文历法的改进，对数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要。商代在数学上已采用十进位法，在甲骨文里已有一到十和百、千、万等数字，最大的数字是三万，这表明商代数量观念比较齐全。数量计算是学校教学内容之一，其目的是使贵族子弟能适应自己生活范围内各方面计算的需要。

总之，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商代，贵族的教育也得到了发展。殷墟甲骨的发掘，证明商代文字趋于成熟，并成为有效的教育工具。按年龄划分教育阶段，成为设立不同层次教育组织的依据，多方面的教育内容已具备了“六艺教育”的形貌。商代教育是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西周就是在此历史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