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的大儿子在28岁时患上重病（王琪王醇遗稿女儿心中的父亲王葆心）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号晦堂，罗田大河岸古楼冲人。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入黄州经心书院读书，府考以经学第一名录取秀才，后入两湖书院深造。1890年起，先后受聘为潜江传经书院、黄梅调梅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院长。1903年乡试中第三名举人，拣到知县。光绪三十三年举贡考试名列第一，不久，调往京都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馆编纂，后任学部主事，并被礼部聘为礼学馆纂修，民国时期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昌师范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 王葆心治学严谨，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遗著达170余种。

女儿心中的父亲

根据王琪、王醇遗稿修改、整理

图1：王葆心先生七十小影

父亲逝世已经三十六周年了。他一生自少到老勤学苦读、钻研学术、无间寒暑。其著述的丰富是我省近代所少有的。虽为一代儒宗之殿，可命运却不那么公平地对待这位国学大师，父亲一生爵禄不丰（这与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与世无争的个性有一定关系），除在湖北曾任过国学馆馆长和湖北通志总纂、在京任过学部主事外，一生就是读书、教书、著书。要问女儿心中父亲是什么形象?女儿王醇总结概括为三点：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一个成绩卓著的师者；一个学富五车的著者。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父亲。

孜孜不倦的“学”者

父亲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湖北罗田县大河岸古楼冲一个耕读之家。父亲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倾心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为出生在这美丽的小山村感到无比幸福。晚年时，他还自豪地对我们说，早年在京城做官，他的同行们都说他不是出生在苏州就是杭州，而他却得意地告诉他们，我既不是杭州也不是苏州人，而是出生在湖北罗田古楼冲这个小山村。他居乡后，对古楼冲命了一个新名——窈溪。并饱含深情写下了《窈溪铭》：

图2：现在的古楼冲——窈溪

窈溪，在古藤村屋之阳，窈深萦曲，其势屈盘，十步一曲，或写其状九曲。村人王葆心居其间五世矣。遭清鼎革。弃官郄归，移居山外之青垞。童嬉之地，老岂遗忘？爰取铭之：

青苍撑空，娇若游龙。我先人恐遂飞去，锁之以村外之二虹。翕晴吐雨，山嵬石穹。竦壁展席，五丁无功。瀑渲潭寂，翛然天风。我坐其间，上窥鸿濛。古路幽悄，但与云通。枕吴山而汇楚水兮，洗顽犷而孕冲融。其显也，泽旁沛而四达；其隐也，环以四山耕凿之村翁。

父亲的父亲王培浚，因自耻少壮废时不学，将大量的心血财力投入到了培养四个儿子葆周、葆颐、葆和、葆心身上。四子中，祖父、祖母特别看好父亲，他从小聪慧、记忆力强，与哥哥们一起听官逼民反的故事，6岁不到的葆心，居然能全记无误的复述出来，这块读书的好料怎能不好好培养？于是在父亲5岁时就送他上乡塾了。私塾的校址在窈溪北面紫云庵，在这里坐馆的是叶骥才先生，他自然成了父亲的启蒙老师，在父亲家里，师从叶先生还有三四人，数父亲最小，兄长都十分照顾这个年幼的弟弟。父亲在这所私塾里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特别是勤奋读书的良好习惯。

父亲九至十岁，哥哥们都读经馆，父亲虽年幼，还是跟随哥哥们去了一所学校共读。在这里，父亲的先生是张韵楼。张先生对年纪大的哥哥们每天授三篇而对父亲只授两篇，可父亲除了每日熟背两篇外，对兄长所授之课亦能背诵如流，张先生惊此子为“神童”也！

在私塾读书期间，父亲熟读了相当一部分经史典籍，包括：《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纲鉴易知录》、《史记》、《资治通鉴》，还读了一些子书，如《淮南子》、《法言》、《论衡》、《抱朴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吕氏春秋》等。父亲非常留恋童年私塾的欢乐时光，四十几岁时，他在回忆中美滋滋地写到：“当日私塾光景，犹然在目，每当池萤夏流，庭草春碧，秋夕书声与四壁蛩吟相呼应，何其乐也。”

父亲渴望读好书的愿望，终于在武昌两湖书院时得以实现。在黄州经古书院学习两年后，于光绪辛卯年（1891）同其长兄葆周、三兄葆和，从兄佑祺进入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两湖书院的校址选在武昌都司湖（编者注：清道光年间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之三子江夏县绅陈庆溥于光绪十六年五月捐赠都司湖家产修建两湖书院，张文襄公年谱有记载），投入税银十八万两，创建斋舍240间，及其他用房。书库集书数十万册，为湖北历代集书最多的书院。学生由湖北、湖南两省各选调100名，对学生的录取，必须由总督面试批准。两湖书院的图书藏量和名师阵容的授业解惑，是让父亲最喜欢和兴奋的。经张之洞批准调入两湖书院的老师均是第一流的，其中有父亲极为爱慕崇敬的教师周锡恩，父亲在学中国文学时，有疑难问题总是找他，因其功底极深，父亲每一问，周师都讲得清清楚楚，使其深受教益，为此父亲对这位恩师感激不尽，后来他在为清史馆撰写的《周锡恩列传》褒扬了他的功绩。在史学上，有父亲钟爱的姚晋圻先生，后来父亲还为姚晋圻的《经义积微记》写跋。还有一直受业其门下的邓云岗老师，父亲后来编写的《艺林演雅》，就有他《云山读书记》的味道。两湖书院是父亲读书的“黄金波段”，对于读书，他除了有其独特的天赋（突出的聪明、突出的记忆力和悟性）以外，就是极为勤奋、极为刻苦，他不管看什么书，不读完是不卒读的，每读一本都刻在脑子里，所以在这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两湖图书馆的数十余万册书，他几乎读了一半。因此他著书写文章是不去翻书的，信手拈来，跃然纸上。象他写出的《古文辞通义》、《方志学发微》、《艺林演雅》、《汉口丛谈》、《续汉口丛谈》等等，引用的典籍和史料是相当多的，而大部分是临时从他脑子中流出来的。这是他聪明和勤奋所结出的硕果。

说到学问，开始女儿并不理解父亲师承张之洞这个观点。但是后来，通过父亲的一些文章了解到父亲在两湖书院受张之洞思想的影响是极大的，如他写的《题张文襄公湖北观风手扎稿跋》中云：“葆心生晚，不获逮公督学时亲承校试，犹幸入两湖书院，逮公最后弟子之籍……”、父亲在《正中半月刊》撰文《张文襄仿陶文毅法以课士》对张氏在湖北兴学掖才特别赞许。对张氏在湖北的政绩，他在《湖广总督南皮张公德政碑记》深情地进行了揭示。由此可见父亲受张之洞所受影响之深，崇敬之至。正因为张公创办了两湖书院，让父亲从一个聪明、勤奋的读书人，具备了一个大学者、大教育家的素质。

读书人爱书，天经地义。可像父亲这么嗜书如命的还属少见。他曾对女儿王醇说觉得这十多年读书生涯中犹有遗憾，自己当时想读的书很多，无奈当时家里太穷，无力购书，曾拉着母亲去她娘家借书，可惜那里没有他需要读的书。就为读到想读的书，他穷尽了一生的精力和财力。父亲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薪酬不低，按他在武大当教授时每月400银元的薪金，在武汉完全可以买房居住，可他侨居武汉三十多年，赁居简陋，长案木杌，编写忘倦，他对个人生活的丰啬处之淡然，完全不加计较。但是对于那些一生钟爱、手不释卷的书籍，他却是毫无吝惜，如果买不到，他会尽力向各地图书馆、藏书家搜求，哪怕是花重金雇人抄写，长年累月的积累，王氏藏书达到了六万多卷，堪称一座“图书馆”和“富矿”。据女儿王醇回忆：这些书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其中有一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计二千八百余本，分装二十八箱，据说偌大的中国，《钦定图书集成》只刊印了上十套。现在知道的购这套书的国内只有两人，一个是胡适的族兄弟胡守焕，再一套就是父亲购买的，按当时父亲所纳工资，买这套书是有困难的，幸亏夔强哥（王葆心长子）在北京给人抄书赚得一些钱，才凑齐买了回来。后来父亲的挚友柳亚子先生听说后，准备以两万五千元银元购取，被父亲婉言谢绝。令人痛心的是，后来王家人离开罗田，带不走它们，那么多珍贵的书籍被当时老乡用来包盐、包糖、当手纸，用不了几年，消失殆尽！

谈到书，不得不说父亲倡导的古楼冲“晒书节”。父亲为他这些心爱的书，放弃跟随武大迁往恩施，在1938年春，父亲带着全家回到了罗田，在团风租用的几竹簰书到了，人们奔向县城的河边，大家议论纷纷：古楼冲王四先生的书真多呀，可能要一个大屋才能装下，经过半天的搬迁，才把这些书搬到东门外大官庙张家垸王先生临时住所，书堆积如山，王氏藏书共计五、六万卷之多。时届五月，父亲从家家晒谱联想到晒书，他召集古楼冲上、中、下三个湾子加上小河对面铺上共30户主开会，商定于六月初四定为“晒书节”，旨在保护好家里的藏书，此时家家户户派一个成年人，到我家门前稻场集结，等候参加晒书，另一支晒书主力军是位于古楼冲前数百米的私塾学堂全体师生，他们根据头天的宣布，换上干净衣服，在事先准备好的清水洗手，还制定了晒书规定，稻场及宽阔的过道上，摆满各种盛书的用具，有一列列的木凳搭起的架子，有摆在地上的大晒筐。晒书开始，人挑肩扛，还有人一摞摞往外抱，摆书的是那些文化程度稍高的，他们招呼人们把书分门别类地有序放置，吆喝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如过节一般热闹。

成绩卓著的师者

我们清清楚楚记得，在故居古楼冲青垞大屋堂屋中心位置摆放着两湖总督张之洞1907年秋，为表彰父亲的办学成果而送的匾额“办学十年，成绩卓著”。这里简略介绍一下父亲办学及教书育人的情况。父亲从事教育工作共有二十年，小学、中学、大学他都施教过。1896年，先生在两湖书院修业五年后，立刻投入到办教育的事业中：

1897年春，聘为钟祥传经书院院长。

越冬，传经未结束，1898年，聘为罗田义川书院院长。

1899年春，任黄梅调梅书院院长。秋任汉阳府晴川书院院长。

1900年，罗田再度邀请回县任义川书院院长。连续两年。

1902年，任汉阳府学堂教习。

1903年，仍任汉阳府学堂教习。

1904年，在罗田高祖王高耀祠创办第一丙等私立小学堂。

1905年，任武汉黄德道师范学堂教员。

1906年，任汉阳府学堂教习。

1917——1919年，任义川书院院长，旋改任学堂堂长。

1922——1929年，先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汉大学教授。

这里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1906年，父亲在黄德道师范学堂任教时，有关人士拟在汉阳玉树里建一初级女校，父亲一向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坚决予以支持，因资金短缺，他便为该校撰写《募资小启》，盛赞开办女校的重要性必要性“重德育而首妇德，修体育而正妇容，广智商而注意妇言、妇功 ……”。

父亲一向主张女子要读书，晚年归乡，他与乡邻交谈中也谈及此话，曾经在族亲王银兰（阎志母亲）家小铺子歇脚时，就劝其父不要让女儿早早嫁人，而要送去读书，银兰至今感念这个当年让他父亲送她去上学的老先生恩德。

张之洞表彰他、推荐他绝不仅是因为他教龄长，而是他从事教育工作有独到之处，具有开创性。1922年，正准备去武昌高国学师讲授中文系国文课的父亲，经湖北省长萧耀南点名，就任湖北国学馆馆长，十二月到职，首先他精心制定了《国学馆馆章草案》、招国学之馆员、定国学之研究、聘请一流的学者、专家教授国学，他坚持以经、史、文、理四科设教，经学聘请黄福与自己参与讲课，史学聘请姚晋圻，文学聘请黄侃，理学聘请帅畏斋，均为大师。紧着父亲自举行新生录取考试，选出拔尖人物，在连续三场，各省应考3000余人中，浠水的徐复观、闻聪、闻惕生三人并列第一。为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父亲积极筹措月课试奖金，他还将自己的月俸拿出来同济贫困生，如浠水的徐复观家庭特别困难，父亲时常给予关照，多年后，徐在谈及此事时还十分感激恩师。据女儿王醇回忆，父亲在国学馆工作时，结交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黄侃，他们对父亲的思想和学术都起到激励作用。董老创办武汉中学，并利用这所学校广泛进行社会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在此期间父亲与董老有过从，最终成为挚友，据女儿王醇讲，父亲在国学馆所做两年事，董老特别满意，一是配合了董必武所领导的湖北省反对旧教育的斗争，湖北省议会反对武汉私立中学男女生兼收，董老领导武汉中学师生坚决抵制，而父亲早在两年前办国学馆时就是这么主张的，董老高度肯定了父亲的思想先进性，两人在交谈中，父亲欣慰地说：“我也有女儿要读书啊！”还有一次是1923年4月21日，董必武和陈潭秋等组织武汉三镇各界人民团体、学校五万余人举行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示威游行，作为国学馆馆长的父亲，爱国热情也同广大群众一样燃烧起来，他鼓励学生参加游行，董必武对此甚为赞赏！通过几件事，董老与父亲再不是过去的表面之交了，董老对父亲给予充分肯定：“葆心在大原则上毫不含糊。”

父亲在武汉大学任教授期间，被大家公认为“四大名嘴”之一，当时第一是辜鸿铭，第二是王葆心，后是郁达夫、闻一多。据先生女儿王醇回忆，父亲每次去武汉大学上课，都带着聪慧诚实、善解人意的夔强哥（王葆心长子），进了课堂，父亲就坐在讲台前为他安排好的藤椅上开讲，整节课就一直讲下去，而板书全交给夔强，夔强一手漂亮字体同样嬴得满堂喝采，且父亲讲到哪儿，板书就能到哪儿，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

学富五车的著者

由于两位哥哥早年去世，我们出生很晚，对父亲一生勤苦治学精神和所著书籍了解太少，目前他的老友及学生都已相继去世，无法询问。特别是父亲五十余年的日记，五十余本被烧毁，另外还有很多没从罗田带回来的资料，几经变革散失殆尽，无所查考，仅将所能回忆的点滴略述一二。

父亲生在清代末叶，政权腐败混乱时期，太平天国的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卖国条约签订，激起了民族革命和政制改革的学术思想，在两湖书院肄业及主讲各书院时，于各种学术肄力研求，在经学和文学上已有显著成就，对经学是总揽历代经学的变迁，循其源委，辨其异同，阐明诸经的义例考订文字的讹伪，从而取得正确的理论认识。主要在于学以致用，运用经学理论观察当代的情势，寻找因革损益的方法，不寻章摘句，墨守陈言，更不是尚古非今专谈空理。在他的几部经学著作中，表现出了这种趋向。对于文学是根据时代的演进来决定文学风格的变迁，分析其不同的原因，综合其相同的志趣。以因时纪事，阐幽显微，作为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他的几部文学著作中，表现出了这种趋向。

父亲中年以后，致力于史学。对唐宋以后，反抗外国侵略和异族统治的战争，极为重视，认为唐代高丽、百济的平定，实为民族精神振奋的伟大表现。宋朝以后，异族侵并，沦为奴隶，更为有史以来的极大耻辱。当时的草泽英雄，在艰难困苦中图谋恢复，有的是结聚群众，扼守山区，反抗异族的统治，象宋末的淮西、明末的江淮等义师，有的是号召广大人民揭竿起义，收复了土地，建立了政权，进行推翻异族统治的斗争，象元末的天完、清代的太平天国等义师，都有几年或几十年的抗战事迹，在统治阶级的史籍中没有很好的记载，于是他广泛地搜求当时的私人笔记和私家的谱录，以及地方的传说，并访问当地老人，考求地域形势和地名流传的原委，将这几次伟大的革命史料纂成专书。

父亲晚年，大都致力于地方史迹的搜集和地方志书的编写，尤其对于地方志书的编写方法搜集了宋元以来的所有志书，作系统研究，把地方志的编写体式，分为两派，从明代到清康熙朝的志书列为旧派，从雍正以后到清末的志书列为新派，旧派以明代景泰寰宇通志等为代表，新派以清代乾隆一统志等为代表，父亲搜求当时的国内所有的地方志书，综合研究，著成《方志学发微》一书，把地方志书应有内容和范畴及其区分门类的方法，作原则性的提示，在旧时代里，对这门学术，体现了革新的萌芽。

1938年，我们一家避乱罗田，刚到罗田没几天，父亲便爽快答应了当时的县长陈桐如邀请，主持罗田修志工作。先生克服抗战时期民生艰难重生困难，将汉阳著名学者黄嗣艾父子延聘到家中居住，还利用侄子们读书寒暑假期间帮助志馆收集资料。对于罗田历史沿革，父亲研究得很深很透，县属的九资河，他查证大量史料，考究古鸠兹邑的位置，为此他带修志人员亲自到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一带审视地理形势后，在九资河镇字塔山（即苏鸡山）山下的大石板上刻上了“古鸠兹邑”四个大家，以示后人，进一步表明他对自己考证的深信不疑。

图3：王葆心先生题记“古鸠兹邑”刻石

父亲著作中有《历代经学变迁史》一书，书中对历代经学变迁的情况寻源溯流，条分纤细，极为渊博，曾经在北京优级师范学堂，京华书局，武昌高等师范印过一部分，武昌《文史杂志》发表过一部分。日本汉学家北村泽吉撰著《儒学通论》一书，曾引用先生此书中的《经学九变图》。并以《儒学通论》日文本奉赠为纪念。北村所著《儒学通论》出版后，相继被译为汉文、朝鲜文、英文、法文，父亲的《经学九变图》随之引起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国汉学研究者的重视。

对于古楼冲青垞大屋父亲的晚年生活。其女儿王醇概括为：欢乐与忧愁并同。其乐是“读书有味宁忘老”，这个与书结缘的老人，无论年龄多大，都是学习不辍、笔耕不辍，并乐在其中。晚年，躺着堂屋的躺椅上看着书，著述写作，还有就是当女儿、孙子从学堂归来或放寒暑假归家，津津有味地给他们“挖古”（讲故事），或是督促小女练习魏碑，等等，这些都是他的“欢乐时光”。直到外孙女在他耳边（耳聋）喊吃饭了！他才肯起身，有时看书写作累了，他会牵上外孙女王季燕，从大屋后门，来到屋后小花园和竹林，散步、拾树枝。父亲晚年喜食面食，有时他看书看到深夜，饥肠辘辘，就会走到儿媳（夔武之妻）房门喊：九女，我肚子饿了，九女会马上起床，为他做个葱油饼或一小碗燕麦片，端到他面前，有这个好儿媳照料他的生活，他感到欣慰和幸福。谈到老父晚年的苦楚，女儿王醇曾说过“那时，国破山河碎，他有一腔爱国之心和一肚子学识，无处回报，加上两个已成才的儿子英年早逝，而我们兄妹三人年龄尚小，一点也不能为父亲分担。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总记得父亲望着我们三个子女的眼光，充满了怜爱同时也很无奈，当时我们并不能理解，后来慢慢明白了他内心的苦楚”。

图4 王葆心长女王琪 次女王醇

说明：以上文稿，是已经去世了的葆心公的两个女儿王琪、王醇的遗稿，现由其外孙女陈小棕修改并整理，在此我要告慰外祖父和我的母亲及姨妈的是，今年（最迟明年2022年），外祖父遗稿将由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葆心文集》十卷，约四百万正式出版。省政府和罗田县及卓尔集团和罗田的父老乡亲对外祖父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在罗田已建有王葆心大道、王葆心广场，故居和纪念馆也在修建中。并且在今年清明，我们这些分散在祖国各地的葆心公群孙后辈相约齐聚罗田大河岸扫墓祭祖、瞻仰故居和古鸠兹邑，登临天堂寨，感受葆心公当年登临之心境!

王葆心第三代 外孙女 陈小棕整理

编者注：感谢陈小棕老师授权发布，陈小棕老师系清嘉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少保、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湖北江夏陈銮（芝楣）第六代孙，民国湖北国学馆馆长、国立武汉大学文学教授、国学大师、方志专家王葆心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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