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心理与教育观（读书借助传播学史）

说来惭愧，虽说从大一开始接触传播学的课程，但直到准备考研和专业课要求提高的现在，我才借助于教材和专著的阅读，对传播学领域有了一个相对清晰、完整的认知。

对于想要初步建构起传播学理论框架的同好来说，从E·M·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入门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罗杰斯，1997）。

本书作为传播学领域的一部基础之作，为读者梳理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历史，准确地说是它“截止于1960年的百年历史”。欧洲起源、两种视角、三个学派、四位先驱和作为奠基人的施拉姆，是这本《传播学史》的主线。

罗杰斯从19世纪的三位欧洲大师——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入手，分析传播学的欧洲起源。

作为北美传统经验主义视角的反面，继承自马克思的批判主义视角也在书中得到呈现（尽管篇幅有限）。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帕洛阿尔托学派三者在传播学发展史以至整个美国学术发展史中的开创性作用，罗杰斯也不吝赞美之词。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概念始于B·贝尔森（1959），并为施拉姆所强调和推广，一直在学界保持着极大的影响。但罗杰斯认为，关于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严重的简单化的做法（罗杰斯，1997）。

他在序言中区分了先驱者（forerunners）和奠基人（founders），认为“如果说传播学曾经有有过一个奠基人的话，那么施拉姆就是这个奠基人”。

于是在《传播学史》中，拉斯韦尔、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暂时被请下了神坛，和施拉姆、帕克、阿诺多、香农、维纳和默顿等学者待在了同一个位置。

不过通览全书，这四位先驱所占的篇幅依然冠绝。他们都是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在传播学的开创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施拉姆曾将传播学比作学术领域的“十字路口”，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在内的诸多学科都对它的确立和发展有着交叉而深厚的影响。

交叉和融合的思想在《传播学史》中几乎随处可见，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学派与学派的交流合作、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打破领域局限的思想精华……

罗杰斯的聪明还在于他清醒地知晓历史与人的交缠，即使是撰写一个学科的历史，他同样会煞费苦心，竭尽全力去挖掘学科背后鲜活生动的“人”（王婷，2013）。

书的名字即表明了作者行文所采用的是“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我更愿意把《传播学史》看作一本令人兴趣盎然的传播史话，讲故事的手法极大地提高了全书的可读性。

除了深刻的学术理论内容和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之外，许多学者轶事很好地充当了阅读过程中的润滑剂。比如诸多学者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施拉姆的口吃和“能做”（can-do）的性格、《物种起源》发表的内幕、阿多诺对音乐和高雅文化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