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与隆庆（夹在嘉靖和万历之间的隆庆）

（明世宗朱厚熜 画像）

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

这一年，世宗皇帝朱厚熜的长子朱载基出生不到两个月就因病薨逝，领了便当。

皇帝痛失爱子，想来是十分悲痛，但悲痛之余，皇帝还是不忘找来自己供养多年的老道士陶仲文，来请教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陶仲文，湖北黄冈人，以符水哩剑，道学法术，为皇帝在修仙论道方面的老师。

嘉靖信道，这是众所周知的。

皇帝每天坐在蒲团上，抑或是坐在神台上一动不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不上朝了。

他不再翻阅奏疏，也不再召见大臣，包括内阁的大学士们，他都一概不见。

皇帝一天到晚，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求仙问道。

（论道）

说得好听，这叫顺其自然，休养生息的治理国家，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大明皇帝已经对封建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万事皆由他人。

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政务，所有的矛盾和冲突，可以全都交给下面的人去争。

大臣们会争着去办，对于那些要求上进或者图谋私利的大臣们来说，他们是一定会争的。

谁争到了，就属于谁，谁办好了，可以请赏，谁办不好，谁就要挨收拾。

反正不管怎么说，错误永远轮不到帝王自身。

千言万语，不如一默，身体力行，不如一观。

如果你不去做一件事，那么你就永远是这件事的主人。

而如果你做了这件事，那么你将会永远是这件事的奴隶。

让六部去做，让内阁去做，让十二监去做，让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去做。

让臣僚们永远揣摩皇帝，让他们永远猜不透自己。

而自己，将会富裕出大量的闲暇时间，来专心致志地和陶仲文搞爱好。

（陶仲文 形象）

由此，陶道士可以说是责任重大，他一来要帮皇帝炼丹，二来还得跟皇帝坐而论道，三来还要时不时解开皇帝对人生的困惑，可以说是个大忙人。

皇帝死了儿子，别的先不说，立刻直奔陶仲文的居所，请求这位道法高深的老道士，可以开释自己。

不管怎么样，你作为我精神上的导师，总要给我一点心理安慰的。

陶仲文对皇帝的伤心，总体来说，是熟视无睹的。

你是皇帝，你是领导，而我只不过是给你打工的。

你付给我工资，我跟你一起研究什么所谓的道法。

死的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即便陶道士有诸多不耐烦，他此刻也只能憋在心里。

因为此时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已经一把鼻涕一把泪，抓着自己的手，哭成了个泪人。

看着眼前伤心无限的皇帝，陶仲文只好拉起皇帝的手，开始语重心长的胡诌。

陶仲文表示，皇帝你呢，是大明天子，是真龙，而薨逝的皇长子是你的孩子，是你的骨肉，虽然也是真龙，但孩子稚嫩幼小，只是潜龙。

皇帝曾经几次去看望皇长子，正如二龙相遇，潜龙见了真龙，被真龙猛烈的气息所震慑，惊悚不安，这才殒命。

由是，明王朝历史上一个巨扯无比的理论“二龙不相见”诞生了。

（人们幻想中的“真龙”）

陶仲文告诉皇帝，想要皇子们降生平安，健康长大，那么你就不能再跟他们相见。

这理论实在是扯，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嘉靖皇帝却深信不疑，从此之后，几乎没和自己接下来降生的皇子们见过面，包括那个将会在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在嘉靖皇帝去世后接班的明穆宗朱载坖。

裕王朱载坖在少年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嘉靖皇帝一面。

不过见没见过先帝，对穆宗皇帝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自己既然已经接班了，已经成了皇帝，父亲已经成了先帝，那么就代表父亲已经死了。

嘉靖活着的时候，宫里大行斋醮，那些宗教意味极强的钟磬声源源不断地从父亲生前所居住的西苑里传出来。

而现在，道士们已经被遣散，所有的钟鸣鼎盛的声音也已经停止了。

明穆宗朱载坖，也可以说是隆庆皇帝，他对父亲嘉靖并没有什么感情，如果说非要有，就是他内心对父亲一生的执政风格是极为不赞成的。

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幅员辽阔，沃土万里，子民百兆，身为帝王，往往要肩负着江山社稷，不能松懈一刻。

而治大国更如烹小鲜，帝王更应该事必躬亲，坚持不懈。

但父亲嘉靖是怎么治理国家的？

不管大臣们多么努力，多么认真，多么激动，乃至于在御前会议上争吵得多么急头白脸，在过去，人们只能听到嘉靖敲磬的声音。

他敲磬的意思，是在告诉大臣，什么可以批红，什么可以留中，但他绝不会告诉大臣们要怎么做。

结果，大明经过皇帝这么一顿“无为而治”，在自己登基后，很快就面临了极为严峻的形势。

（千疮百孔的大明）

顺天府的军队缺粮食，山东济南府闹饥荒，山西府旱灾，水源横断，东川土司叛乱，江西流民叛乱，四川苗民叛乱，宁夏地震...

一桩桩，一件件，把刚刚登基的隆庆皇帝看得头晕眼花。

而这，还只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

真正让皇帝如芒刺背的，是“南倭北虏”的问题。

所谓“南倭”，是指由于日本封建势力的割据，导致本土的大量武士流亡到了大明东南沿海一带，和当地的海盗相互勾结，组成武装势力，烧杀抢掠，频频滋扰浙江和福建两省。

而所谓“北掳”，是指蒙古分裂后的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发展壮大，在明朝的北部边疆作乱，袭扰明朝边地，并且往往是在大掠之后快速退走，使人无处可寻，实在烦恼。

嘉靖皇帝在位时，曾经无数次的要大臣们针对南倭北虏问题想出办法，而大臣们集思广益，也在大明的南部和北部战场绞尽了脑汁。

一支军队不够，就派两支，两支军队不够，就派三支。

三支还是不够，就把各地官兵也拉上，把民工也拉上。

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倭寇还是胡虏，他们在打法上往往采用“你进我退，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形式，这使得装备精良的明军犹如拳头打在棉花上，无处用力。

愚者学经验，智者学历史，隆庆皇帝在总结了这些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很快发现，前朝的思想实在是太过古板了。

（瓦剌人）

无论是面对倭寇还是蒙古人，大家似乎只要一听到边关有警，就如临大敌，他们二话不说，就想着要靠武力来平息战争，用强硬的手腕去扳倒对方。

但实际上，明朝完全可以用非军事手段去解决这些纷争。

倭寇之所以能和沿海居民相互勾结作乱，是因为明朝有海禁政策，不许居民下海捕鱼，断了老百姓的财路，这才使得他们和倭寇沆瀣一气，而蒙古人之所以屡屡袭扰，也是因为明朝强硬的中断了北疆的贸易交流，不与蒙古人进行商业上的往来，蒙古人生意做不成，这才只能硬抢。

看懂了这一点，皇帝自然而然就能明白，南倭的原因在于本朝不惠本民，而北虏的原因在于，本朝不惠外民。

于是，“隆庆和议”和“隆庆开关”相继出台，南倭北虏的问题不攻自破。

所谓“隆庆和议”，是指明朝开放北部贸易市场，使蒙古人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商业方式获取明朝资源。

既然能踏踏实实地做生意，谁还会去抢？由此，本朝和蒙古近两百余年的敌对状态彻底结束。

而“隆庆开关”，是指皇帝在继续清缴倭寇的同时，废除海禁政策，允许百姓进行海上自由贸易。

新的贸易思路一旦打开，倭寇一来受明军清剿，二来再无可乘之机，自然退散。

（倭寇）

而帝国对于大海的全面解禁，更为明王朝开启了一条全新的经济道路，在此之后，海上贸易为明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更有学者认为，“隆庆开关”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看来，真正能让人折服的力量，绝对不是暴力和征服，而是爱心与和平。

这两件事，足可称之为造福后世的大事儿，历代大明帝王，在政绩上，罕有创下过这种成就的，但奇怪的是，隆庆皇帝非但在中国皇帝圈里不太出名，在明朝十六帝中，似乎也是个存在感极低的皇帝。

作者以为，这实在是不公允的。

虽然这位皇帝只短短在位五年，晚年又因为纵欲过度，大量服用壮阳药物，死在了男欢女爱之上，但如此习性之中的斯文扫地，其实并不能掩盖这位皇帝一生所立下的功绩。

著名学者王裕巽曾经分析过，从隆庆皇帝解除海禁的公元1567年到公元1644年，由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大概有三亿三千万两，而这个数量，几乎是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诚恳地说，隆庆一朝，乃至于万历皇帝登基后的前十年，都可以称之为明王朝国运中兴的时期。

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隆庆皇帝实在是一个很会用人的帝王。

（明穆宗朱载坖 画像）

他给予了当时的名臣，如徐阶，高拱，张居正全面发挥和施展的空间，这些旷世名臣们在历史舞台上疯狂炫技，鞠躬尽瘁，才致使隆庆一朝出现了如此的生机。

当年的嘉靖皇帝也许认为，这世上没有真正的贤臣和能臣，贤能与否，也不是为臣者自己说了算的。

但隆庆皇帝和他的父亲截然不同，他没有把自己困在小小的蒲团上，整天神经兮兮，而是看得清楚，这满朝文武，贤时便用，不贤便黜，这是帝王的用人之道，只有掌握了这种精妙的用人之道，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大明的，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