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和秦岭的关系（河西走廊第九集上）

公元1605年10月26日，一只商队行径在河西走廊上，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自称阿卜杜拉.伊赛，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三年。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写信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信中写道，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遥远东方寄回来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还有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渐渐的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15世纪初，明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蒙古

明朝

公元1603年3月，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萨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察理斯城，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式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鄂本笃兴奋异常，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终于到达了嘉峪关。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而此时西域境内同样蒙古部落林立，早在朱元璋时期，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公元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公元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敦堡全部修建完成。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接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这座城堡也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七个卫所，他们共同构成了明王朝西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这七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一行在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以后，终于通过关卡，经过嘉峪关以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今酒泉，鄂本笃历经三年的旅途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契丹”就是中国。当时西方国家要去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鄂本笃感到愤懑。

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朱元璋得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但明王朝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态度消极，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漏出陈腐僵硬得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鄂本笃求助利玛窦，但信件遗失了，一年后，鄂本笃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进京的商人，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北京的传教士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达到肃州，然而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达到中国的欧洲人，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但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路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