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为什么这么厉害（风尘女子萧红为何越发受到世人青睐）

文/马庆云

前些天我到书店购书，走到现代作家一栏，萧红的各种集子摆了满满的几层。我问理货的妹子，萧红的书卖的很好吗？她说，萧红是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在诧异我大石家庄书店理货妹妹斐然的文采之余，还是对萧红著作的销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等到书店出口结账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句，萧红的书最近卖的怎么样？结款的妹子说，比想象中还要火。

萧红在中文系的当代文学史中，并非举足轻重的作家。早年，深受政治左右的当代文学史，对左翼作家文人褒奖有佳。因为萧红为鲁迅先生重要提携的女作家，所以往往在文学史中被略微提一下。左翼文人是我党建政期间重要的笔杆子们，在建国后的文学史中大书特书很容易理解。可是，即使在这种环境中，萧红也没有被提升到很高的位置上来，虽然她也是左翼文人里边的一员。

文革之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当代文学史有一次大的变革，也可以叫革新。这次革新，重新评断很多民国文学家，并且根据其作品的“重要程度”来规定文学史教科书中体现出来的篇幅长度。这次革新，很多在民国期间便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右翼文人，被提升了很高的位置。这一点也并不奇怪。问原因的话，第一，自然是他们确实有重要的价值，毛泽东时期，因为政治的原因，被严重人为埋没了。但是，第二点也尤为值得注意，便是，这些右翼的文人后代，虽然世家传承在文革期间有所中断，但文革后，这批世家的后人又重新回归历史重要舞台，在当下的社会上担任重要职位。

不过，八十年代之后，萧红及其作品依旧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温不火的时期。这里边也自然有原因。第一，萧红本身作品并不多，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也在谋篇布局上乏善可陈。第二，萧红是没有后人，没有后人，意味着没有晚辈像运作林微因一样运作萧红。

萧红升温，是在最近一些年。这里边很有值得研究的门道。有人拿张爱玲与萧红做比对。张爱玲的小说，在民国期间，销量就不差，不能跟郭敬明比，至少也是个安妮宝贝。萧红的小说，在她活着的时候，可真心卖不出多少去。因此，萧红这辈子都穷的不行。萧红是缺少民众阅读基础的。她能被当下的阅读者发现，很大程度上是某些国外的汉学家起哄。

现在，很多国外的汉学家都承担着另一种身份，写中国小说家在国外的中文小说史，而且这帮汉学家经常混迹各种小说评奖委员会，对中国小说家的拿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造成，当下的中国文学史修史的那几位老爷子不自信，自己国家的作家自己不敢乱评，先得看看人家外国汉学家怎么说。连中文的文艺理论都要看外国人脸色，这根本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内心自卑。

在这种情状下，萧红热，无疑是让少数几个国外的汉学家给炒作起来的。跟萧红一块热起来的，还有沈从文。他们两人，具备可比性。沈从文也是国外汉学家推波助澜给炒作起来的。沈先生本人的小说，拿得出手的，只有《边城》。这本小说，与《呼兰河传》有一点极大的相同：颇愿意在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上着笔，作为长篇小说出现，谋篇布局的能力极差，作为散文出现，却又清新自然。

萧红、沈从文能够被国外的这几位汉学家吹捧，与这帮汉学家对中国的窥私欲有直接关系。《呼兰河传》用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满足汉学家们的民族窥私欲，后边的章节则继续讲一个他们陌生的故事，又有自然风貌，又有人文乡土，实在是“投其所好”的。《边城》亦然。从我个人对小说的认知来看，无论是《边城》还是《呼兰河传》在长篇布局与叙事技巧与深度上，它们都是极差的。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小说还是讲求宏大历史叙事的，《白鹿原》、《丰乳肥臀》、《平凡的世界》都是这个路数的。但，物极必反。新世纪开始，片段化叙事，和唯美化叙事，便开始红火起来。萧红热，与这一点历史走向，有直接关系。《呼兰河传》等作品，正是片段化叙事和唯美叙事的。这一点文学审美的流变，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唐开朝之初，也是大河气象，奔腾礼赞，等到中期盛世，个人的、唯美的诗歌就兴盛起来。研究杜甫的读者肯定会发现，中年之前的杜甫，也是风花雪月的。

为何会有如此流变的历史圈套呢？解释起来也很简单。建朝之初，大多风风雨雨，自然影响文学作品宏大历史叙事。等到朝代安稳了，小资们多起来了，也就越发片段化、唯美化起来。最近一些年，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里边，很多章节被节选到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里边去。选的那些，也都“无毒无害”，不是聊聊故乡的火烧云，就是写写萧红跟爷爷在自家的园子里边，或是学诗，或是干点什么田园的事儿。这其实就是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的到来。

尤为值得一记的，是某些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节选《呼兰河传》中的章节，是对萧红作品做删减的。例如，《火烧云》一课，萧红是写了“妈蛋的”一句的，俚俗有趣，课文则和谐掉了。“普通时代”需要萧红的田园、唯美，却不愿意看到《呼兰河传》里边的跳大神集体杀人等民族劣根。“文艺时代”则在片段、田园与唯美之间，也能发现萧红身上与他们类似的东西，所以也跟着兴奋。普通青年与文艺青年组成了这个时代，萧红个人虽然是个二逼，但却能拉拢住时代的三分之二的人了。

借此，我便引出一个问题来，文艺青年如何发现萧红身上与他们类似的东西？萧红是不见容于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呼兰河传》最大的艺术价值并非田园、片段与唯美，而是作家本人对家乡人文环境的厌恶、觉醒与无能为力。萧红一辈子都不见容于她所处的时代，一辈子都在逃离，从北到南，直到死到香港。文艺青年，也是想着如何“不见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他们喜欢萧红身上的抗争精神，与死亡的悲剧感觉。

编剧李蔷写关于萧红的剧本《黄金时代》，其实就是这个动机。是李蔷本人觉得自己文艺，不见容于时代，所以托萧红言志。而李蔷的剧本为什么是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呢？第一，萧红死于香港，香港缺少小说大家，所以每一个跟香港有关系的，香港文艺界都使劲挖掘。第二，萧红一生漂泊的感觉，很类似整个的香港生态历史，大伙看《浮城大亨》就能体会香港的群体漂泊心态。

但萧红终究只是一个作为中性词出现的二逼青年。她具有东北大娘们特有的逼甜心苦的气质。借此，我认为，萧红这些年开始热起来，跟汉学家的推波助澜有关系，跟时代审美走向的转移有关系，也跟香港部门文艺工作者的炒作有关系。至于萧红的“逼甜心苦”，我期待用接下来的文章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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