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

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有许多人写信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很有好处的。”说这话时,大家正在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主席此话意在告诫大家,要悉心听取任何人的批评。

会后,毛泽东抽时间查阅了自己收到的厚厚一摞信件,在其中看到一封来自湖南华容的表弟贺晓秋。在信中,贺晓秋除了表示对新中国成立的祝贺外,还重点讲述了自己所在的华容乡下的情况。他既陈述了农民分了田,日子比以前有保障了,但同样也毫不含蓄地批评了当地一些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1)

毛泽东看完很是满意,他太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毛泽东也很欣慰,二十多年没见了,这个表弟还是锋芒不减当年。此外,贺晓秋曾经两次冒险救过毛泽东的命,在信中却只字未提,也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的要求。这一点太难得了,在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各种各样的信件从四面八方涌来,但凡有过一点关系的,都希望能够获得一点好处。

对于请求推荐工作或者其他涉公的要求,毛泽东基本上是一概回绝,尽管还是不厌其烦地给与回复,但总归还是有些不满的。因此,当毛泽东看到贺晓秋的信后,眼前也是为之一亮,当即提笔写下一封回信: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楚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2)

贺晓秋是毛泽东二姑妈的儿子,比毛泽东小三岁,两人是姑表兄弟,原籍韶山乡韶光村。小时候,贺晓秋经常住在外婆家,因跟表哥毛泽东年龄相仿,经常在一起玩耍,一起在私塾念书。兄弟俩可以说是志趣相投。贺晓明是贺晓秋的弟弟,也是毛泽东的表弟。

到1911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去长沙读书时,贺晓秋原本想要一道前往。但二姑妈说,如今的形势是“三天风四天雨,哪见文章锅里煮?”通俗一点就是,读书当不了饭吃。由于二姑妈的反对,贺晓秋就留在了乡下种田,跟表哥毛泽东从此走向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尽管在乡下种田,但贺晓秋仍然跟毛泽东常有往来,思想也倾向进步。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贺晓秋也是积极参与。当地方豪绅勾结湖南省长赵恒惕抓捕毛泽东时,正是贺晓秋跟毛泽东的表哥文涧泉化装成轿夫,冒着生命危险将毛泽东成功送出了韶山。在途中,他们曾一度与前来抓捕的枪兵迎头撞上,最终凭着大家的机智勇敢,才得以脱险。

这是贺晓秋第一次冒险救了毛泽东,也因此上了反动派的通缉名单。贺晓秋被迫离开韶山,背井离乡逃到了洞庭湖区。1927年,蒋介石暴露反革命本质,大肆残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养子毛华初逃到南县丁字堤,找到了隐居在此的贺晓秋。贺晓秋不顾自己也在被通缉之列,设法将母子三人安置好,并帮助他们逃脱了追捕。

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3)

不久后,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又一次遇险,在躲避追捕中,毛泽东也找到了贺晓秋家里。贺晓秋依然没有任何的犹豫,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表哥毛泽东脱险,并将自己身上仅有的几块银元送给毛泽东当路费。从那以后,兄弟俩再也没有见过面。毛泽东一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贺晓秋则辗转到华容安家,仍以种田为生。

新中国成立后,贺晓秋得知表哥成为了国家主席后,于当年12月22日写了一封信寄往北京。由于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直到1950年3月份才回到北京,回答后又忙于其他事情,加上那些日子里收到的信实在太多,因此到4月19日那天才得闲回信。

1960年,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参加集体兴修水利的劳动中,不幸摔成骨折。由于当地医院医疗条件不允许,只得转到长沙的大医院治疗,但当时医院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不允许入院治疗。贺凤生无奈之下,拿出毛泽东主席给父亲的信,才得以入院。

贺晓秋随后给毛泽东写信,告知了这件事情。毛泽东很快就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代他回了信,并先后两次寄钱给贺凤生治病。贺凤生的伤得到了有效的救治,贺晓秋却不幸在岳阳大儿子贺林生家去世,享年62岁。

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4)

1960年,全国正处于暂时的困难时期,农村的日子尤其艰难,地方上一些干部在指挥上也时常出现一些问题。贺凤生当时是大队生产队长,对一些问题意见很大,他想起父亲生前曾跟他说过,毛主席总是希望有人反映乡间的情况。于是,贺凤生决定去北京“告状”。

贺凤生是1960年11月28日到的北京,由于没有事先约定,他走到新华门就被拦住了。门口的警卫要看他的证件,可他根本就拿不出来,无奈之下拿出了两封信。其中一封信就是前文中写到的毛泽东给贺晓秋的回信,上面有毛泽东的署名。另外一封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代主席写给贺晓秋的信,上面是打印上去的几行字:

“贺晓秋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送你三百元钱,作为令郎治病的费用……”

贺凤生指着信上的字跟警卫解释说,“我就是那个‘令郎’,叫贺凤生,我父亲叫我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警卫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后,贺凤生获准进入新华门,住进了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工作人员还告诉贺凤生,毛主席很忙,暂时还不能见他。就这样,贺凤生在招待所住了下来。

大约一个星期后,中央办公室派了一辆车来接贺凤生了,坐上车后七拐八拐,通过了重重岗哨,到了毛主席的会客室。当时差不多是晚上7点半钟,毛泽东看到贺凤生后,微笑着说,“像,太像你老子咯。你贺凤生还有五十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

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5)

后排右一为贺凤生

接下来,毛泽东又讲起了贺凤生的父亲,“1927年与你的父亲贺晓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非常感谢你的父亲锋芒不减当年啊。怎么样,你的父亲还健在吗?我还欠他的光洋哦。”贺凤生面露悲容告诉主席,父亲已经于十月初八去世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到北京看望主席。

“应给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者送个花圈,”毛泽东收起微笑,对贺凤生有些责备。贺凤生解释说,“我那时候不在家,到长沙治病去了,我哥哥他不懂这些……”

你父亲还救过我的命啊,要不是他们舍命相救,我毛泽东怕是早就不在人世了,”毛泽东像是跟贺凤生说话,又像是喃喃自语,“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共同努力。”

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6)

毛泽东又问贺凤生收没收到寄给他治病的钱,贺凤生赶紧回答,“收到了,一次300元,一次100元。那些钱是您私人的,还是公家的啊?”

“当然是我私人的咯,”毛泽东说道,“我自己不怎么用钱,有工资有稿费,也不需要存钱。你们有困难,我应该帮助的,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毛泽东一直大公无私,对于请求他动用公权力帮忙的事,基本都是一概拒绝。但遇到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亲友或烈属,毛泽东总是慷慨解囊,动用的全都是自己的工资及稿费。有时候帮助得多了,还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毛泽东自己的生活却极为简朴,曾经连续九年没添过一件新衣服,在困难时期带头一年不吃肉。

寒暄过后,毛泽东严肃地跟贺凤生说,“你特地赶到北京来,怕不是到我这儿来做客的吧?你不是要跟我‘告状’吗?我给你一个小时,不,两个小时可以吧?把你想说的全都说出来吧。”毛泽东说完,示意旁边的警卫人员退下去。

贺凤生也不客气,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跟毛泽东讲起了乡间的情况,他从公共食堂讲起,到农村的饥荒问题,再到大家砸锅砸犁大炼钢铁,又说起全部劳力都被拉去屯垦钱粮湖。贺凤生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毛泽东静静听着,时不时做一些解释或是提一点问题。待贺凤生说完后,毛泽东说道,“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样好的礼物送给我啊。”

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7)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主席汇报,不晓得讲不讲得,”贺凤生停了一会又想起一件事来。毛泽东示意他不要有顾虑,什么都可以说。“现在好多地方都在平祖坟,说是为了改造粮田,但很多事先都没有通知,有些还把尸骨到处乱丢。我娘的坟就被挖开了,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气愤,“国民党挖我家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好!我给你两个特权,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贺凤生当即表示,“我一定随时向您反映最真实的基层情况。”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贺凤生在家里吃晚饭,饭桌上是最普通的一菜四汤,最好的菜是一盘炒鸡块。据厨师说,那还是因为贺凤生来了,主席特定吩咐他们加的菜。贺凤生得知后,非常感动,一个国家主席,每天吃的也都是一些青菜豆腐。

临走前,毛泽东送给贺凤生一盒大中华香烟,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条上海产羊毛围巾一顶东北狐皮帽子,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一个带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笔记本,另外还有25斤粮票和50元人民币。最后,毛泽东拉着贺凤生的手说,“我送你出新华门。”

贺凤生回到家乡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大家都来问他见到毛主席没有。贺凤生如实向乡亲们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过,并且把毛主席对家乡人民的深情转达给了乡亲们。同时也告诉乡亲们,毛主席对大家遇到的问题非常重视。

在北京,毛泽东也在着手处理贺凤生“提交”的“状子”,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派自己的三个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带 3 个工作组,赴浙江、湖南、广东等省,调查实情。其中,以胡乔木为组长的工作组在湖南,深入到韶山、湘乡等地做了充分调查。

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毛泽东表侄贺凤生上北京告状)(8)

贺凤生一直记着毛泽东给他的“两个特权”,经常给主席写信,告知乡间的实际情况。1966年,已经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贺凤生再次去到北京,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两人一见面,贺凤生恨不得一股脑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全说了出来。他说话太急太快,不一会就口干舌燥了,端起一旁的茶杯,一仰脖就喝了个精光。

毛泽东被他逗笑了:“你贺凤生还是那样可爱。”

喝完水后,贺凤生接着说下去。毛泽东听完后叹了口气,“你说的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到你贺凤生,怕是也听不到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1960年那次又进步多了。”

毛泽东对于贺晓秋、贺凤生父子都是极为喜欢的,他们对于他这个当国家主席的亲戚一无所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对他敞开心扉,让他能够了解最真实的农村情况。贺晓秋曾救过毛泽东的命,也曾参加过革命立过功,并为此度过了几十年极其艰苦的生活。待到新中国成立了,他却绝口不提当年的事,甘心过着平凡的生活。

对于大小一起玩耍的表哥,贺晓秋是真正没有提过任何的要求,甚至是“到北京看看”都没有提出来过。直到临去世,因为儿子治病时的紧急情况,才拿出毛泽东的信,也因此得到了主席400块钱的资助。

贺凤生跟父亲一样,性情耿直刚烈,对自己的前途一无所求,即便身体不好,也从没有提出过“逃避劳动”的要求。反而在毛泽东主动过问,问他能不能吃得消时,他想都没想就回答,“农民过得,我也过得。”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会给予他“两大特权”。除此之外,他再也没享受过其他任何的特权。

谨以此文向敢说真话的贺晓秋、贺凤生父子,及善于纳诤言,一心为老百姓谋福祉的毛主席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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