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4个师长都有哪几位（甘祖昌对授衔有意见）

1955年，军队授衔，龚全珍所在的八一子弟学校有些人闹意见，不少人觉得自己的级别低了，不上课。作为教导处副主任，龚全珍头疼坏了。

　　周末，她和丈夫见了面也谈及此事。实在是没想到，丈夫竟然也缓缓地说道：“我对评级也有意见，已经写信到中央去了。”

　　龚全珍瞪大了双眼，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说：“你也有意见？”

的确，在龚全珍的眼中，丈夫应该是属于那种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军人，怎么到这个关键时候反而就掉了链子呢？

　　只见她丈夫接着说道：“我不光有意见，意见还蛮大的，评级是根据德、才、资三条评的，我想来想去，我怎么能评师级呢？”

　　这句话让龚全珍更是一头雾水，师级很高了好不好，你怎么还能会有意见呢？难道说，真的是有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一说吗？

　　但她不太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丈夫身上，于是又试探地问道：“那你觉得，你应该是评那一级呢？”

　　却听丈夫缓缓讲到：“你们学校有个老管理员吧，他资格可老着呢，平江农民暴动时候就跟着红军上了井冈山，他只评个连级，还有你们的总务主任，功劳大得很哩，长征时候，他背着金子银元，扛着几万部队的伙食走过来，白天行军打仗，晚上抱着睡觉，一直就这样走到延安，他才评营级。”

　　顿了顿，丈夫平下自己激动的心情接着说道：“我觉得我营级就可以，顶多团级。”

　　“可是，后勤部却给我评了师级，你说我心里能过得去吗？所以，我写信就是想请求中央给我降级。”

这下，龚全珍才算明白，原来丈夫和别的那些有意见的不同，丈夫是嫌自己的级别评高了。

　　龚全珍的丈夫，名叫甘祖昌，就是被写进小学课本，后来又被拍成电视剧的将军农民。

　　那么，无论是从对国家的贡献来说，还是从他个人这种不计得失的品质上来讲。一，当将军的贡献肯定比他单人做农民要大，二，他更不会因为什么不公而心生怨恨。

　　为什么，他会卸下将军的重任，而是非要回家当个农民呢？

　　当时，上级首长收到甘祖昌要求降级的申请后，综合他以往贡献的考虑，不是没有觉得评高了，反而是觉得评得有点低。

　　于是，在当年九月份授衔时候，中央总政特批他成为准军级，也就是少将，当时一共批了四个，他就是其中之一。

　　当他首先完毕回到家后，总是不停的跟妻子唠叨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也正因为这样，他工作起来更是每日没黑，常常是一忙起来就忘了吃饭，实在累得不行，才倒头睡了一会。这造成，他的脑震荡后遗症频频发作。

　　脑震荡是1952年时候烙下的，那年春天，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他到郊区检查工作，在返回途中路过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

　　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导致他身负重伤，并且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工作强度的加大，让他的身体根本就吃不消，有时候甚至会陷入长达一个小时的昏厥状态。

因为这个情况，军区领导先后派他去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去疗养。但因为这样耽误了工作，他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

　　还是那句话，他总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辜负了党和组织给他的荣誉。

　　所以，他总是在疗养过程中向上级汇报自己渴望回去工作的心情。可一旦回去，他就会马上投入到那种忘我的工作中。

　　以至于，他的病情好好坏坏，好点时候就工作，复发之后再进医院。到1957年，被病魔折腾的他体重不足一百斤，整日还愁眉不展。

　　有一天，他独自一人散步，傍晚的余晖金黄色照着旁边的河水，他想起了过往。

　　1927年对着党旗宣誓入党，目的不就是想要百姓们过上好日子吗？

　　由此，他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路走过的战友，刘春元，牺牲都已经三十年了，生龙活虎的小伙仿佛还在他的眼前对他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让家乡变个样，山上长花果，山下变粮仓。”

　　他想起，刘春元倒在血泊中时候的遗言，断断续续地告诉着他：“要革命到底啊！”

　　他还想起，长征路上战友之间的话语：“革命成功以后，回到家乡，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他转身大步离开河边，回病房就匆忙拿出稿纸，打开台灯，拧开钢笔，沙沙的书写声音中，纸上跃然留下八个大字：“回乡务农申请报告。”

　　具体内容是这样写的：

　　自从五一年（公历五二年）车祸损伤大脑以来，我疗养几年，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就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宜做领导工作了，我感到十分不安，所幸的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因此，我清酒解甲归田，回乡务农，和乡亲们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点绵薄之力。

　　盼望党组织接受我的请求，予以批准。

　而这，已经是甘祖昌第三次向军区党委递交回乡务农的报告。

　　一个革命多年的军级干部，那是为党和国家做出过多少贡献才能到那个位置，他们都是国家的宝藏，党和组织怎么可能轻易答应他回家务农呢？

　　于是，军区跟他商量，可以给你在军区农场搞点地，你想种果树啥都随意。

　　他固执地回答说：“我要真枪实弹地干，做做样子搞劳动，没有意义。”

　　这样，组织在他不停的要求下，再三考虑后才批准了他的决定。

　　他跟妻子龚全珍说道：“我们要回江西老家，报告已经批准了，你这几天先去办好回江西的手续。”

　　龚全珍不解，回家吗，还要办什么手续？

　　甘祖昌强调说：“不是探亲，而是回去就不回来了。”

龚全珍呆住了，她根本就没曾有过这样的准备，自从参军到新疆，她已经是立下了扎根新疆的心愿，而现在，突然就要回老家江西了吗？

　　那个时候的他，授衔时也是连级干部，从个人角度来说，放弃工作回农村，怎么也是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别说当时了，即便是现在的农村发展好了许多，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呢？

　　要知道，两口子那可是一个军级，一个连级，就算留在部队中因身体原因不能工作，那肯定也比回到农村好了许多。

　　当晚，龚全珍为丈夫的这个决定久久无法睡着，躺床上她担心地说：“你的身体这么差，能当好农民吗？还有农村的医疗条件，到时候缺医少药，万一你再发作了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向组织交代？”

　　“身体差，更需要锻炼，何况我命大，当年打仗南下北返都活着回来了，现在这和平年代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呢？”

　　听完丈夫的话，龚全珍辗转反侧睡不着，她担心丈夫的身体经不起农村高强度劳动的折腾。

见丈夫呼呼睡着之后，他轻轻起床坐到桌子前面，拉开抽屉哪里有丈夫的工作笔记。当她翻开看到，那里面夹了三张《回乡务农申请报告》后。她决定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着他是将军也好，还是农民也罢，就算是天涯海角，她决定也要跟丈夫走一遭。

　　第二天一早，龚全珍笑着对丈夫说：“你要去当赤脚农民，我就跟去当赤脚教师。”

　　当时的交通并不像今天这么便利，甘祖昌一家人路上颠簸一个多月才回到老家。

　　一个开国少将，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军旅生涯，用另一个老农的身份，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将军当农民，甘祖昌是新中国第一人。

　　他回到家乡29年的时间中，他收入70%花光，全部用在给老乡们修电站、建学校、办企业、购化肥，帮助贫困家庭上面。

　　29年间，甘祖昌和乡亲们一起，用辛勤的汗水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

　　而他的家人，却没沾上一点光。

　　有一次，他的三女儿甘公荣穿了一双破洞的鞋子去学校，到校后被另外一个同学耻笑：“哎呀，人家都是你爸爸是当大官的，怎么这么寒酸？”

　　姑娘还小，回家后把鞋子丢在门旮旯里就对他说：“我的同学说，破了洞的鞋子他们都不穿，就我还穿，丢死人了。”

甘祖昌听完，默默找到姑娘丢的鞋子，老花镜带上一针一线补着破洞说道：“孩子，穿破鞋不丢人，贪图享受才不好。如今革命胜利了，可任务还没完成，你从小就该养成艰苦奋斗的好习惯啊。”

　　还有一次，甘祖昌和老战友们开会，有人开着玩笑对他讲：“老甘，你一个将军，穿打补丁的衣服不觉得寒碜？”

　　他笑着回答：“现在的老百姓还都很苦，等她们都富余了，我再穿打补丁的衣服才叫寒碜呢，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穿衣吃饭都不能超越他们，否则的话就和百姓疏远了。”

1986年3月23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逝世，享年81岁。他留给子女们的遗产，只有一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裹着三枚军功章。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待家人的话是："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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