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埃德加莫兰倡导凝聚力的新）

1968年5月，不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是我们的文明在发生骤变的标志，它破开了一条裂缝，新的价值和愿景从中喷涌而出。1968年之后，时代的气息转变了，人们梦想更诗意的生活，伴随着激增的欲望与焦虑，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解放的融合。

1968年5月，法国学生领袖丹尼·科恩-本迪特在巴黎索邦大学的广场发表演说。

今年5月是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50周年。从年初开始，法国的各大媒体都在组织系列的纪念性报道，《新观察家》周刊3月23日刊载了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专访。

97岁高龄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莫兰现仍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担任名誉研究主任，也是法国教育部的高级顾问。他的主要著作有《时代精神》、《奥尔良谣言》和《方法》（六卷本）等。通过研究社会文化习俗，他发展出对当代世界性危机进行多方面整体检视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复杂性思想”这一重要的思维范式。

作为五月风暴的热情见证者，埃德加·莫兰在第一时间认识到，这不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是我们的文明在发生骤变的标志，它破开了一条裂缝，新的价值和愿景从中喷涌而出。1968年之后，时代的气息转变了，人们梦想更诗意的生活，伴随着激增的欲望与焦虑，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解放的融合。

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近照

您是在五月风暴运动发生的“第一时间”对它进行分析解读的唯一一位法国知识分子。1968年5月中旬，《世界报》就刊登了您的一系列文章，是因为您已经提前预见到了即将震惊法国的那些事件么？

埃德加·莫兰：至少在1950年代末，我就曾预断在战后形成了一个新兴阶层——也就是青少年阶层。这个夹在童年的茧壳和成年时刻之间的阶层，有了属于自己的习俗、语汇、衣着、聚会场所和音乐，发展出了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尽管黄金三十年的文化鼓吹通过物质享受来获得幸福，青少年却感到了这种承诺的空洞。他们想要寻求某种形式的个人真实性，梦想博爱精神，向往集体生活，又同时追求个人自主。

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在1950年代中期塑造的那些银幕形象，为这种心理落差和苦恼提供了反叛的榜样。我们都忘不了1963年6月22日《嗨伙计们》（Salut les copains）杂志社主办的那场演唱会，不计其数的青少年被吸引到民族广场，和他们的偶像强尼·哈里代（Johnny Hallyday）亲密接触，在集会的纵情狂欢中，他们拔掉了行道树的栅栏，掀翻了路边的汽车。

在那次聚集了20万年轻人的集会引起突发性暴动之后，我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耶耶”（yéyé，寓意以法语唱美国流行歌曲）。在《嗨伙计们》的创始人丹尼尔·菲力柏契策划的一场场商演中，明星们多少还受到些约束，但在他们的身后，大批以“黑皮夹克”（译注：以这种特殊穿着为标志的飞车党边缘青年）组成的摇滚乐队在市郊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但五月风暴并不是“黑皮夹克”们造成的……

埃德加·莫兰：当然不是。从1965年开始，这个青少年阶层构成了大学生中的知识分子圈子，最早是在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大学，不满现状的青年运用理论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另一生活的愿景，同他们的精神导师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成人生活决裂。

此后，直到1968年初，学生的反抗运动由于信息全球化而逐步蔓延开来，在美国、墨西哥、埃及、波兰等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继爆发。所有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否认成人世界的一切权威，无论是教授、家长、政府机构还是独裁者。而我意识到法国将会是下一个被波及的国家是在1968年3月，当时楠泰尔大学（巴黎第十大学）的教授，哲学家、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请我去帮他代课。刚到校园时，我并不知道骚动已持续了好几周。我准备开始上课，大教室里突然有学生高喊“罢课啦！”我建议大家投票表决还要不要继续上课，结果想上课的一方占了上风，有两个不满意的学生就叫起来：“莫兰，臭条子！”我就是在那时看清了一些迹象。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事件会在法国进展到那一步。

在当时那些终将载入史册的世界学生运动中，五月风暴是独特的，因为它不仅聚集了学生群体，还吸引了一大批艺术家、知识分子，最后还有工人群众。它几乎是唯一走出大学校园，进入所有社会领域，造成大规模政治危机的运动。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法国这一特例呢？

埃德加·莫兰：五月风暴是一个复杂的事件，是国际学生运动发展的必然与一些偶然因素的结合体。1960年代的法国经济蓬勃发展，戴高乐政府却似乎要扼杀政治辩论自由，这激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抗议从楠泰尔到拉丁区，又从拉丁区蔓延到外省的大学，从大学生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后从这些特权阶层扩展到广大群众。

其中有几个关键因素。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生相比，法国大学生没有那么孤立于社会之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在法国也要大得多。最重要的是5月初发生在索邦大学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在那场主要极端自由主义所主导的抗议中，“战略小天才”丹尼·科恩-本迪特（Dany Cohn-Bendit）在3月22日楠泰尔运动中宣扬的精神获得了托派和毛派小集团的一致赞同。

这些政治斗士们向学生宣告：“你们的愿望，你们对自由、博爱的追求，我们将通过革命来实现。”从那时起，学生们紧急呼吁工人阶级这一“与生俱来的革命阶级”加入进来。之后，尽管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并未同意，运动还是成功地走出了大学，汇集了数百万法国人的社会和政治诉求，从工厂到办公楼到处都在罢工。

在这场雪球效应中，幻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示威游行、散播宣传口号和海报，到设置路障，玩玩打打的游园会升级成了暴力对抗。历史的记忆被唤醒，人们想起过去的那些暴力起义，特别是最近一次1944年8月的巴黎解放。他们要重振法国反抗运动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是无视年龄和社会身份差别的。

尽管社会动员的规模很大，但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埃德加·莫兰：这正是因为这场所谓的“革命”只是托派等捏造出来的终极神话。事实上它只是一场自发性的运动，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瘫痪，但并不想要也没有能力去夺取政权。对另一种自由的集体生活的渴望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它缺乏革命的条件。此外，把路障越升越高，唤醒法国的革命往事，人们这样做最主要的效果是把革命、把暴力戏剧化。

事实上，双方都避免了使用火药武器的极端暴力，只停留在口头冲突层面，比如“镇暴警察等于纳粹”这类愚蠢的口号。没有任何学生做出过可能引发与警方血腥冲突的行为。在路障另一边，当权者也并不愿意采取过激的暴力手段去镇压这些未来的国家精英——学生中有不少领导阶层的孩子。我们应该记住，而且这一点至关重要，五月风暴中罕见的遇难者都死在了工厂附近的冲突中。

整个事件结束之后，右派和极左派两方面都开始鼓吹“五月风暴是场失败的起义”这种观念，前者是为了吹嘘自己成功镇压暴乱的功绩，后者则是为了在其中看到未来前赴后继的革命希望。可是，如果只是把五月风暴当作经典革命长卷的一个篇章，就会错过它的真相。

事件发生几周后，我和我的朋友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克劳德·勒弗特（Claude Lefort）发表了一本书《五月风暴的裂缝》，我们在其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五月风暴是社会秩序水位线之下的一条裂缝，新的价值、新的追求、新的观念从缝隙中涌出来，呼唤我们的文明发生深刻的改变。5月之后，什么也没有改变，可一切都不一样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在6月就迅速恢复了，而转变的过程已经开始，并终将颠覆时代精神和人们的感知。

是什么样的转变呢？

埃德加·莫兰：五月风暴的第一个后续影响是极左派的兴起，1975年以前它在知识青年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托派和毛派斗士们跟在一部分以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克拉维尔为首的知识分子身后，时而激进时而温和。

法国不像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并没有出现投身恐怖主义的未成年人，反而有一些毛派青年去工厂了解民情搞思想宣传。尽管如此，到了1977年，一些原因促使马列主义在法国骤然衰落。

从那之后，我们才能去衡量五月风暴作为更深刻、更持久的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性：女性解放，差异文化——包括同性恋文化和另一个社会层面上的新区域主义文化的出现，兼顾个人或集体经验的兴趣，环保意识的出现，对科学进步的反思。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五月的女儿”，都倾向于从拥抱“幸福文明”转为质疑它存在的问题。曾经贩卖幸福的女性报刊开始探讨老龄化和遗弃问题。电影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时代精神发生了变化：欲望和焦虑一起激增，大多数人对1950-1960年代技术和社会进步从笃信转变为批判怀疑，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在反传统精神病疗法、瑜伽和禅宗里寻求缓释的解药……

社会心理的变化，加上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最终导致官员们在思想和政治上所保证过的稳定被打破，他们曾宣称我们身在1945年以后最好的社会，而且一切还将越来越好。

那么您自己作为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个普通人，是否也被五月风暴改变了？

埃德加·莫兰：不可否认，这些事件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通过观察示威活动，我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突然之间，街上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开始互相交谈。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狂喜，我在过去也曾有过另外两次类似的经历，一次是在1936年6月的大罢工，然后就是巴黎解放的那一天。

尽管它们持续的时间很短，而且并没有走向人们期望的结果，那些时刻仍然存在过，对狂喜和共融的记忆也都留在我身上。此外我在美国加州有幸再次领略了同样的气氛，当时我应邀去圣地亚哥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工作几个月。之后的几个月加州迎来了一次华美的盛放，一场从1967年到1970年持续了四年的“五月风暴”。无休无止的集会庆典，生命与思想交织在一起。我在那儿结识了很多知识分子，学到了很多东西，和他们一起在晚会上跳舞、吸食大麻。

我在后来写道：“48岁，我学着生活”，这句话惹来了不少嘲讽。但事实上，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个人观点和提出问题——我终于敢于发表好几年前写的反思长篇《问题的关键》，还有汇集了许多类似想法和个人经历的《加州日记》。这种不断交流的氛围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我在加州时终于决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把各领域的知识联系起来进行复杂性的思考。

五十年后，意识形态在消亡，社交也转向了虚拟领域。五月风暴在我们文明腹侧剖开的这条裂缝已经愈合了吗？

埃德加·莫兰：它反而是越开越大了。五月风暴所指出的文明弊端越来越恶化和强硬：抛弃了以给人带来幸福为己任的文明，却没能满足人们深层的渴望，这是我们当代所有社会和个人问题的核心。共产主义和全球化体系的相继衰落做出了牺牲，使得19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看上去仿佛成了无法回避、唯一正确的现实，其实它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算法掩盖了真正的人性现实，把精确的经济和时间约束加诸在我们的生命之上。

我们需要的是别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抵抗的方式：从我们的友谊、爱情（虽然有些不可告人）、游戏、美食、舞蹈中，我们试着抽离出一点点诗意的碎片，这些诗曾写在1968年5月街头的墙壁上。别忘了那些涂鸦的含义：铺路石下就是海滩；要快乐不要束缚。它们表达了人们对诗意生活的追求，这种诗意意味着激情、热烈、共融，远离成人世界越来越平淡的社会生活。

您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抵抗的方式”，但是缺乏像1968年那样的集体行动，这种抵抗不会注定失败吗？

埃德加·莫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个人主义在征服世界的同时的确损害了我们社会的团结。随着人们自主权力的增加，个人被越来越隔离孤立。这是我们的文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保障个人自主的同时，必须找到激发集体意识重生的办法。它不会是通过一场马列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当然也不可能是通过又一次五月风暴的广泛爆发来实现。但是这种对革命性的需求必然会伴随着其它模式而重生。近年来，我似乎看到一些能部分满足这种需求的现象：倡导新形式凝聚力的社团运动兴起，是重现五月风暴愿景的一种方式。

我所想到的包括“延期开发区”（ZAD）、“不眠之夜” 运动（Nuit debout）和一些反腐协会，以及那些呼吁向金融交易征税的人，还有生态社区、生态农业、社会互助经济制……成千上万为改善生活而生的创意在法国和全世界涌现，这场被政府机构和党派们无视的新“风暴”，是五月风暴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复兴。

（以上访谈编译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