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需要研究的问题（历史研究中出现了）

正如重力能扭曲光，权力也能扭曲时间。

我所说的“历史性”不是指关于历史意义的学说或理论，也不是指史学实践的模式。相反，我使用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所阐述的术语，来表示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何连接起来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可以找到明确的修辞表达，也可以通过文化选择、公共仪式、采用论据或隐喻以及其他比喻性语言来表达自己，这些都是“时间结构的感知形式”，而不是明显的时间范畴。它们可能隐含在为政治行动辩护或反对政治行动的论证形式中。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形式，文化或体制的历史性都是对“与时间相关的事物的具体解释”。由此可见，这种关系的配置反过来又产生了时间感。它拥有直观的形态或时间景观，这取决于过去哪些部分被认为是近的并与现在密切相关，哪些部分被认为是陌生的和遥远的。

历史的时间转向

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间秩序的多样性——不是历史研究中的新主题。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时间不是一种中性的、普遍的物质，在时间的空虚中，一种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展现出来了；相反，时间是一种因循形势发生变化的文化建构，其形状、结构和质地变动不居。这种观点在过去15年推动了一个如此活跃和多样化的研究领域，以至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时间转向”，一种可与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语言和文化转向相提并论的重要转向，它是历史学科定期进行自我更新的重要环节之一。

当今历史研究的时间转向可以引用杰出的哲学和理论先例。法国哲学家亨利·贝格松在其1889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时间作为人类意识的一个维度是非同质的，并且“具有质的多重性”；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奠定了时间社会学作为集体经历和社会建构的基础；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1925）中，将涂尔干的见解运用到记忆的社会生产中；两年后，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提出“整个人类意识（此在）的存在和本体论的构成”是“建立在时间性的基础之上”的；二战以来，文学理论家尤其是叙事学家开始对文本的时间结构进行深入研究。

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反思这些理论潮流对历史写作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典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用了一个简短的子章节来探讨“历史时间”的问题。布洛赫写道，与自然科学的“人为划分的同质”和抽象时间相比，“历史时间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具有不可逆转的前进动力。它就是孕育历史事件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它的核心是连续性和“永久变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布洛赫对历史时间性的思考仍然是碎片化的，但费尔南·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和其他年鉴学派史学家的作品深化和拓展了这些直觉，发展了人们对时间尺度和结构多样性的敏锐认识。在布罗代尔看来，被称为“事件”的短期中断与被定义为“时代”的长期连续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历史学家实践的中心问题。勒高夫探索了职业、礼拜和宗教实践的不同时间结构。

马克·布洛赫

这些反思清楚地表明，历史性和时间性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在本书中，我用后一个术语来表示政治行动者对其所经历时间结构的直观感受。如果说历史性植根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假设，那么时间性捕捉到的东西较少反思而更加直接，即对时间流动的感受。未来是走向现在还是远离现在？过去是威胁着要侵占现在，还是会逐渐滑向意识的边缘？政治行动的时间框架具有多大的适应性，想象中的时间流动与决策者将其视为“瞬间”的倾向有什么关联性？现在的经历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不在那些掌权者的脑海里？

时间的现代性

如果说年鉴学派是将历史时间化了的话，那么德国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则是将时间历史化了。科泽勒克在《过去之未来》这部关于“历史时间的语义学”的精彩论文集中探索了时间意识的历史，创造了一系列微妙的分析工具。他探讨的核心内容是体验和把握时间的方式存在着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他论述了文艺复兴以来时间意识的变化，特别是文化世俗化的进程，这个进程破坏了《圣经》预言对基督教未来观的把握。但他论述的核心是他所说的“鞍型期”——跨越了从1750年前后到1850年前后的岁月——见证了西欧时间意识的深刻变化。这种转变是由许多方面构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体现在事件中，事件发生的频率加快了，与过去的距离感增加了；普遍原则让位于偶然性；过去作为智慧和指导宝库的权威性正在减弱；如“革命”“阶级”“进步”“国家”的关键概念被历史变革的势头所浸透；关于过去的故事、编年史和逸事被融合成某种过程性的、独一无二的、包罗万象的单一整体，即黑格尔提出的，在现代大学人文院系中讲授的“历史”。结果，时间的感觉结构和形态出现了深刻变化：前现代社会的循环式的时间景观让位于所谓的“历史”，被理解为一系列变革的、不可逆转的事件，这些事件被体验为“新事物的不断循环”。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中断、暴力和断裂造成“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之间的冲突，这些不和谐成为现代的象征。

在《过去之未来》的开篇文章中，科泽勒克就质问了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的画——《伊苏斯之战》，这幅画绘制于1529年，描绘了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之战中战胜波斯人的情景。科泽勒克问道，为什么阿尔特多费把希腊人描绘成今天的德国人，把波斯人描绘成今天的土耳其人？尽管战争的最初发生地在小亚细亚，但为何这幅画把成群结队的人马放置在日耳曼式的、阿尔卑斯山风光的自然景观中，辅之以欧式风格的建筑？为什么画中细节与当时正在发生的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的情形那么相似？在阿尔特多费创作这幅画的1529年，这场围攻仍在进行中。科泽勒克给出的答案是，对阿尔特多费来说，伊苏斯之战和奥斯曼帝国围攻之间的关系具有预言性和寓言性。正如《但以理书》所记载的先知梦所预见的那样，第一场战斗已经导致了波斯帝国的终结。第二场战斗似乎预示着罗马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它被看作但以理预言所强调的时间表的下一步。这两个事件都存在于预言时间的同一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像阿尔特多费那样扭曲时光，把16世纪的土耳其人叠加到古波斯人身上。

《伊苏斯之战》

为了加强与现代时间意识的对比，科泽勒克请来了德国诗人、评论家和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作为见证人，他恰好在19世纪20年代欣赏了《伊苏斯之战》，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施莱格尔称赞阿尔特多费的画作是“骑士时代最伟大的壮举”。科泽勒克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施莱格尔的观察上，似乎后者与这幅画之间有一段遥远的时间距离。不仅如此，施莱格尔还觉得这幅画属于与自己不同的时代。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流逝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结构断裂的问题，一个这段时间和前一段时间之间的构造断裂问题。科泽勒克推断，阿尔特多费的时代和施莱格尔的时代之间存在某种间隔，其矛盾的结果是，施莱格尔与阿尔特多费之间的时间间隔似乎比阿尔特多费与亚历山大的事迹之间的间隔更大。换句话说，《伊苏斯之战》体现了一种前现代的、非时间性的时间感，缺乏一种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相比之下，施莱格尔代表了一种将过去视为遥远的、被取代的、本体论上分离的现代时间意识。

科泽勒克的著作对时间性的历史研究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他提出了大胆而新颖的问题，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微妙、清晰和深刻的推理揭示了它们的含义。他运用语义变化来追踪意识的时代性突变，这非常关键。他从哲学和文学理论那里借用了分析范畴，并将它们发展为校准变化过程的工具——“期待视域”来自加达默尔和尧斯的接受理论；时间性，一个既表示时间的特质（不断运动、质地）又表示时间存在的条件术语，来自海德格尔；“时间化”，意思是在现代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化，源自阿瑟·洛夫乔伊的《存在巨链》；作为现代感性标志的加速度概念早已与尼采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科泽勒克没有发明这些范畴，他就会“占据、填充和普及它们”，将它们组合起来作为绘制时间秩序变化的工具。它们都属于包罗万象的时间转向研究领域。

更具影响力的是科泽勒克对从前现代到现代时间秩序过渡的关注。时间转向的文献主要关注描绘过渡时期的分水岭。有学者研究了铁路带来的旅行加速；准点和迟到的问题日益突出；“浪费”时间成为丑闻，这是现代时间体制的症候；电报时代，越来越小的时间单位被商品化；高速公共交通工具的出现导致空间缩小；怀旧情绪的兴起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的弊病。在这类研究中，现代性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意识的现代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时间性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特征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最近关于现代时间性的写作并没有产生一个稳定的、广泛使用的解释学范畴的工具包，而是产生了一堆异质隐喻。从传统时间性到现代时间性的转变被不同程度地理解为加速、扩张、缩小、再生、压缩、分离、分裂、断裂、虚无、湮灭、强化和液化的过程。“时间性”这个范畴本身也被用于各种意义。在一些研究中，该术语指的是一个经验领域，个人或社区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于周期性的标记，例如季节或礼仪庆典；时间在展开时的感知结构，在特定事件中持续的波动、经验与期望之间的关系、私人和公共生活节奏的差异；或与某些职业文化相关的时间管理实践模式。其他研究侧重于“年代学”问题，或对时间及其与历史或与更普遍的人类存在关联的哲学反思。

权力与时间

无主体的变化过程，其叙述往往立足于现代化理论的系统性和过程性论点，往往主导着时间性文献。但也有关于权力体制如何干预时间秩序的出色研究。例如，这些研究探索了使用日历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西欧从儒略历到公历的过渡历时3个多世纪，始终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奥地利，开明的詹森主义改革者约瑟夫二世的继位打破了宫廷礼仪循环的传统统治地位，而节日的急剧减少使人们疏远了传统信仰和旧天主教年的社交节奏。1793年10月24日，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公会通过了新的“共和历”，标志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和新时代的开始。从长远上看，如果该共和历能够成功地确立自己的地位，那么“10天一周”将改变法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周期，使他们与基督教礼拜年的周期剥离，并使他们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区分开来。

研究帝国的历史学家也讨论了时间与帝国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体现在对劳动和生产过程实施标准化的时间纪律制度。在这里，重点放在从前现代或非现代（原住民）时间性向现代（帝国或西方）时间性的强制过渡上，尽管许多研究也关注在殖民当局的压力下土著时间的存续问题。瓦妮莎·奥格尔对全球标准化时间的权威性研究揭示了一个“附加的、非预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众多参与者的不协调努力与全球动荡（二战）和新基础设施（军事和商业航空）的要求融合在一起，导致统一时区的引入。塞巴斯蒂安·康拉德阐明了帝国权力的扩张和强化如何与19世纪的语义和文化转变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时间体制的全球转变”。

正如对晚清中国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自下而上的权力系统的瓦解也会产生时间意识的转变。邝兆江认为，包括19世纪50-70年代的太平天国、捻军、哥老会和随后西方列强的入侵，这些动荡导致了与记忆中的过去发生深刻的断裂，改变了历史意识，至少是在文化精英内部。在中国，历史历来被认为是反映宇宙互联与人事和谐的优秀范例的宝库。现在的事件要类比过去来进行解释。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和领导者无法构建“特定类型的线性进程”，但邝兆江认为，这些都嵌入在一个周期性、循环性和非线性的时间景观之内。

只有当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力浪潮破坏了帝国政府的权威，切断了与过去的连续性，使国家存亡和历史权威受到质疑时，这种传统的时间性才会被打破。从历史记录中寻求指导这种由来已久的做法失败了，正如科泽勒克认为的那样，历史作为生活导师的观念在西欧已经衰落。目前的破坏时代将像过去那样为恢复和救赎的时代让路，这种说法似乎不再值得信赖。当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当时前所未有的激进社会状况时，开始寻求更加线性和发展的、西式或者明治维新式的叙事结构，以捕捉事件的积累和加速感，这些事件正“聚集动力，朝向未来前进”。

对时间秩序最具雄心的现代化干预来自20世纪欧洲的强权主义政权。1918年1月，苏联放弃了彼得大帝在1699年采用的儒略历，代之以西方普遍使用的格里高利历法，使国家向前推进了13天。斯大林带来了进一步的举措。1930年，斯大林宣布了新的一周5天制度。没有星期六或星期日，只有连续的、用不同的数字和颜色（黄、橙、红、紫、绿）标识的5天。这个特别项目最终因不切实际而被放弃，但苏联发起了一项革命性的实验，以重新安排人类与时间的关系；它通过对工作的无限强化开创一种时间性，让先锋党克服了传统“资产阶级的”线性时间制约。

最近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法西斯知识分子和宣传建立一个以法西斯政党为最终历史代理人的全新时间性上。从跨国史的维度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史学家罗杰·格里芬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的出现描述为一场“时间革命”。埃里克·米肖对“纳粹神话”的探索集中于纳粹视觉图像中“运动”与“静止”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将其与基督教末世论的逻辑联系起来，在这一逻辑中，主体被悬置在对过去救赎的记忆（以基督道成肉身的形式）和对未来集体救赎的期待之间。埃米利奥·真蒂莱谈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神圣化”，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的传统仪式和做法被改编得适应了墨索里尼政权的目的，进而创造了一个“内部象征宇宙”，其中礼仪表演的永恒性被转移到政治的集体经验中。查尔斯·迈尔和马丁·萨布罗认为，这三种强权政体都体现了深度的干预性，不仅在社会和政治上，而且在时间秩序上。

将时间性视为权力更替的一种效果或附带现象，将注意力从分散的变化过程转移到“时间政治”上，研究“对时间和变化本质的某些观点”与决策制定紧密相关的过程。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探究“时间和历史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在不同国家和时代给主权权威的行动和论点带来“意义和合法性”。借用查尔斯·迈尔的话，这涉及“政治如何定义时间”以及“政治预设了什么样的时间”等问题。

本书讨论的任何制度都没有试图以法国国民公会的方式，通过实施新历法来重构时间的集体经验。但它们都捕捉并且选择性地强化了环境时间，将其编织进为自己及其行为辩护的论据和陈述中。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提供了一个纵向调查，跟踪同一个祖先的领土实体（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连续政治化身。这种方法的一个优点在于，它使我们能够了解时间政治变化的反思性和自我历史化的维度。国家有深刻的记忆，即使一个政权放弃了其前任的主张或做法，其自我意识也存在着累积的逻辑。因此，我们将不同的时间节点进行异步连接，至少可以在人类活动的一个相当狭窄的领域内，绘制出“时间历史”的轮廓。这项研究的关注点源于一个务实的决定，德国（普鲁士）是我最了解的领域。但德国确实是研究时间性、历史性和权力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过去的4个世纪里，德国欧洲政治断裂的频率和深度使我们能够一再观察政治变革对时间和历史意识带来的影响。在本书结论中我将回到这个问题：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轨迹后是否存在独特的普鲁士式或者德国式的路径。

纵向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允许我们探索“现代性”和时间性之间的关系。最近几项研究表明，跟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相关联的转变实际上从更早期的政权中也能找到，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近代德意志的城市国家，甚至中世纪的欧洲和中东。当然，如果通过将现代性的分析范畴追溯到更早的时代的话，那么仅仅将时代的分水岭向后移动就能保持范式目的论的完好无损。但同样值得一问的是，我们是否需要按照时间顺序阅读科泽勒克的时间类型学，另一种观点会将他理解为多个平行时间的理论家。

在本书中，我试图密切关注每个政权特别的时间结构。实际的后果要比强序列化和基于现代性理论所允许的更具有振荡性、循环性和非线性。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没有发生，它可能只是简单地反映了权力的行使者与现代性理论家所关注的各种过程之间的关系的模糊性和偶然性。大选侯保持着对历史的激进理解，这使他陷入了与同时代特权和传统捍卫者的对抗。弗里德里希二世试图抗衡从内部改变他的王国的社会变革，阐述了一种以静态和平衡为标志的高度审美化的政治愿景。俾斯麦的政治适应了推动历史动荡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但他也仍然致力于维护君主制国家的理念，认为从弗里德里希时代继承下来的君主制国家是永恒的和超然的。民族社会主义政权打破了所有这些先例，拒绝了由断裂和偶然性构成的历史观念，并将其政治愿景嵌入千年尺度的时间景观中，其中遥远的未来只是过去兑现的承诺。

在本书考察的4个时代中，即使与其他形式的时间意识存在矛盾，所探讨的权力的时间性都没有排挤其他形式的时间意识。在本书回顾的整个时期内，政治生活是由多种共存的时间秩序构成的。然而，最具有影响力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政治权力的时间性仍保持着特别的重要性。由此，权力的政治合理化表现为对过去的要求和对未来的期望。

时间政治体制的显著性并未减弱，对想象中时间景观的诉求仍然是政治交流的关键工具之一。本书完成于英国脱欧运动的高潮和取得胜利期间，这场运动受到了“夺回控制权”的愿望驱动。英国脱欧支持者鲍里斯·约翰逊是这个口号的主要支持者，但他也是《温斯顿·丘吉尔传：一个人如何创造历史》的作者，这位标志性的政治家与约翰逊本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英国脱欧运动因为对过去理想化的鼓舞而活跃，当时“讲英语的民族”毫不费力地统治着全世界。邓肯·贝尔认为，这些主题在脱欧派争论中的突出地位证明了，“帝国对英国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地区保持着不可抗拒的影响力”。

当地时间2021年1月27日，英国时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议会发言

当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时，英国脱欧公投的影响仍在英国国内引起反响。特朗普对自己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进行了商标注册，给世界上最强大的民选职位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愿景，建立在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未来和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预期的断然否认的基础上，他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恶意骗局。他手下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斯蒂芬·班农后来被免职，后者赞同威廉·施特劳斯和尼尔·豪在名为《第四次转折：历史的循环告诉我们美国与命运的下一次相遇》一书中阐述的深奥历史理论（纽约，1997）。该书认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以80~100年的周期展开，其中被可能持续一代人的“转折”暴力时期切分。特朗普总统本人是否沉浸在这些想法中不得而知，但他至少对传统的美国历史性提出了挑战，成为现代第一位公开拒绝美国先锋地位的总统，否认在历史进步运动中美国曾经占据特殊和典范性地位。相反，他表示，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社会和基础设施破碎的落后国家，其任务是把美国带回到价值观仍未受到污染和社会状况完好无损的过去。2016年，特朗普对宾夕法尼亚州月亮镇的工人阶级选民说：“当我们获胜时，我们将带回钢铁行业，我们将像过去一样把钢铁行业带回宾夕法尼亚州。我们正在让我们的钢铁工人和矿工重返工作岗位。我们将带回我们曾经伟大的钢铁公司。”与此同时，他狂热的交流风格在推特的超加速呈现和缓慢谨慎的审议过程之间产生了裂痕，而缓慢的审核过程是适应宪法规范的传统民主国家和行政当局的日常安排。

在美国、波兰、匈牙利和其他正在经历民粹主义复兴的国家，人们正在制造新的过去来取代旧的未来。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庆祝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当选时表示，在美国，“人们（正在）夺回他们的未来”。她预测，法国人很快也会这样做。反思过去的一个切面中，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和塑造者如何将他们的政治时间化，对于削弱这种操纵的当代诱惑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它们。

本文为《时间与权力》的前言，有删节，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

《时间与权力》，【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吴雪映、刘松显、彭韵筑/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版

（来源：【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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