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项与年追悼会（红色特工项与年追悼会）

193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坝的驻地来了一个乞丐模样的老头，声称要找周副主席。经过身份核实后，红军干部把他送到周恩来办公点。

“乞丐”送来一份重要情报，周看完后脸色顿时变得凝重。他立即召集中央“三人团”开会，最终决定红军8.6万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历史上举世瞩目的长征。

送来情报的“乞丐”名叫项与年，他从德安出发，步行穿过敌人重重关卡。为避免暴露，他化妆成乞丐，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甚至还用石头敲掉了四颗门牙，最终完成情报传送任务。

项与年交来的情报就是国民党军队的“铁桶围剿”计划的详细内容：敌人调集了150余万部队，企图以瑞金为中心点逐步形成包围圈，并以少量兵力牵制、迷惑红军主力，为合围部队争取时间。

如果敌人成功合围，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同情中共的国民党江西德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莫雄得到了这份情报，并交给了在他身边工作的红色特工项与年等人。最终红军主力从敌人的缺口跳出了包围圈。

关于红色特工项与年的传奇经历，平台上已经有大量文章进行描述。其实比特工生涯更有传奇色彩的是项与年与家人的经历，今天这篇文章重点讲述的是项与年与家人的故事。

项与年

项与年的传奇经历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1896年出生在福建连城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6兄弟。旧社会，农村穷人娶媳妇困难，父母很早就为项与年抱养了一个童养媳，叫王村玉。

当时项家人口多，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恰好堂叔家开药店，家境较好，又暂无子嗣。项与年和王村玉便被过继到堂叔家，一开始他备受宠爱，被送去私塾念书。

只是好景不长，两年后婶母生下一个男孩后，对项与年的态度便发生了180°大转弯。项与年中断了求学之路，开始在家里干活。他与王村玉正式结婚，并于1918年生下儿子项德崇（以后改名项南）。

由于婶母不断排挤，项与年反抗意识也越来越强，他跟妻子说想去外面闯世界。此后项与年当过学徒、做过生意，还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了国民党，参加过粤军。

然而在1921年到1924年这段时间，许多军阀部队打着拥护孙中山的旗号相互征伐，甚至叛变革命，三民主义始终无法得到贯彻。各种尔虞我诈，不公平的场面，让项与年大为失望。

后来项与年认识了共产党人宣中华，并在他的影响下于1925年入党，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

北伐前夕，受组织委派项与年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便远赴印尼三马林达，组织华侨开展工人运动。由于荷兰殖民者的野蛮干涉，项与年等人被捕，后来被驱逐出境。

项与年回国后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才与组织接上关系，调入中央特科工作。1929年中，红军三打龙岩城，项与年曾前往闽西开展秘密联系工作，顺便回了趟家看望父母。

那天晚上妻子问他：“这么多年，你一直漂泊在外头没有一点消息，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项与年回答说：“比生意更重要的事？”

王村玉追根究底地问：“到底什么事？”

项与年说：“就是让农民都有田，让工人都有工作，让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王村玉有些吃惊地说：“那不是红军干的事？”

项与年用手捂住她的嘴：“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会掉脑袋的！”

不久后，为了便于掩护身份，组织上安排交通员把项与年的家人接到上海。当时年仅12岁的项南和刚满周岁的妹妹跟着妈妈，在地下交通员的安排下穿过敌人层层封锁，从闽西的深山老林，奔赴上海。

王村玉隐约知道项与年的工作，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理解。到了上海后，她也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情，还教育小孩不要随便问。

那是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尽管项与年仍然早出夜归，有时甚至数天才回一趟家。但经常能够见到父亲，使项南感到无比的快乐。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中央驻上海机关紧急转移。项与年仍奉命留守上海，负责中央苏区与上海的联系工作。

项南学生时期照片

那时候项与年的家成了秘密联络点。在项南记忆里，经常有很多“表叔”来家里吃饭，大人谈话的时候，总让他去门外看着。而且项南还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来家里的人都叫父亲“老梁”，他并不知道为了便于工作父亲已经改名“梁明德”。

有一次，项南偶然问了一句：“他们怎么叫你老梁？”父亲立刻瞪了他一眼，母亲连忙说：“这里不是老家，你只管吃饭读书，别的不要问。”项南便不敢再问任何关于父亲的事情。

随着项南一天天长大，项与年意识到把儿子留在身边不仅危险而且不便于开展工作，于是便把他送到南京读书。

1934年初春的一天，项与年告诉妻子，自己做生意要出门一段时间。妻子明白他的意思，默默地为他收拾好行李。让她没有有想到的是，这一别再见竟然是20余年后。

项与年这一次离开便是到莫雄身边工作，在把敌人“铁桶围剿”计划的情报送到中央后，他又奉命带着两个爆破队员去炸德安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途中一名爆破队员叛变，导致项与年身份暴露。

他利用自己曾加入过国民党的经历机智应对，获取敌人信任，在敌人放松警惕后得以逃脱。以后项与年在香港、西安、延安等地学习、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回家。

特工家庭的悲欢离合

项与年离开上海后，王村玉为了照顾家庭在上海做小工。后来组织安排她去看守电台，每月发给一点生活费，勉强解决了生活问题。

在敌人布置“铁桶围剿”计划的同时，还组织大批特务对隐藏在上海的各处地下组织进行搜捕。上海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项与年家中的秘密联络点也暴露。

敌人很快就将王村玉和她年仅7岁的女儿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电台，项南因为在南京读书躲过一劫。他周末回家时才发现家中空无一人，母亲和妹妹都不见踪影，父亲又早已失去联系。

只有16岁的项南始终也想不明白母亲和妹妹为何会突然消失？她们到底去哪里了？项南在上海街头流浪了很长时间，恐惧和无助笼罩在他的心头。最终坚强的项南决定回学校，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开始了独立生活。

王村玉被关到提篮桥监狱，特务对她进行了多次审讯。王村玉没有文化，也不随便问东西问西，对组织的事情知之甚少。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手段，她都坚称自己是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过惯了苦日子的王村玉并不难适应监狱中的恶劣环境，但她7岁的女儿，年幼体弱，在监狱中患上了骨椎结核症，背部逐渐开始溃烂。

项南和母亲、妹妹

半年后，敌人发现审问不出任何东西，被关押的小女孩病情又越来越严重，害怕摊上人命，只能将王村玉释放。项南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上海找母亲和妹妹。

母亲告诉他：“你父亲现在没有消息，上海我们也不能再待下去，我准备回老家，你一个人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项南依依不舍，与母亲和妹妹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后分别，那是三人最后一张合影。

王村玉回乡后开垦出几亩荒地，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女儿的病情日益严重，因得不到治疗，不久后便夭折。王村玉深受刺激，这成了她一生之痛。

由于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王村玉这个“共产婆”也经常被敌人上门来找茬。为了躲避敌人，她只能化妆成乞丐，四处去流浪，从此一家人都互相失去联系。

抗战爆发后，项南一边工作，一边在组织“明天剧咏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地下组织的关注，经福建地下省委宣传部长王助的引导，项南改名项德崇，于1938年秋光荣入党。

项南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的注意，特务不仅将他的剧团解散，还使他丢掉了工作。后来项南在桂林漂泊了一段时间，在皖南事变后，与几位进步青年一起到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

1943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整风审干运动，每个干部都需要详细说明自己的家庭情况。但项南却说不清自己父母的情况，他只知道父亲是做生意的，家中常有很多陌生人来往，具体做什么却又说不清。

审查人员询问项南时，他只能用“大概”“可能”这样模糊的词汇来回答，加上他入党前曾改过名字，这样的经历自然容易引起怀疑。那段时间，项南非常苦闷，心理压力很大。

后来有好心的干部提醒他：“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项南拿不定主意，回答说：“大概是吧！”由于地下党员需要遵守组织保密原则，项南自然不会知道父亲具体情况，这才算过了关。

但没过几天，单纯的项南觉得把不确定的事情报上去是欺骗组织，又急忙找审查人员更改，弄得审查组非常恼火。

幸好一位开明的领导给他解围：“现在兵荒马乱，很多人全家失散，说不清家人的情况也很正常，让他在斗争中证明自己吧！”项南这才摆脱困境。

其实远在陕甘宁边区的项与年又何尝不是，他也说不清自己妻子和子女的情况，也改名换姓。只是他曾为中央立下大功，加上有许多战友为他作证，才没有遇到太大麻烦。

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随三五九旅挺进东北，此后一直在东北解放区工作。项南则调任苏北后勤司令部担任供应部长，负责军队后勤工作。

八路军挺进东北

1952年，中央批准皖南、皖北地区合并为安徽省委，曾希圣出任省委第一书记。随后，青年团安徽省委也宣告成立，不到34岁的项南出任团省委书记。

项南找项南

解放后，新中国终于迎来久违的和平。流离失所的人纷纷返回家园，四处征战的革命志士也开始寻找家人。

在东北工作的项与年隐约打听到自己的儿子在安徽青年团工作，便写信给昔日的战友曾希圣，希望他能帮忙查找。

曾希圣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项南，他吩咐说：“我有个姓梁的老战友在东北工作，他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安徽搞团的工作，你帮忙找找有没有姓梁的干部。”

由于事务繁忙，曾希圣没交待几句便匆忙离去。项南掌握的信息太少，他查阅了大量花名册，发现姓梁的干部有10多个，但又很难与曾希圣的描述对上号。

在一次干部会上，曾希圣问项南：“我叫你找的人你找到没有？”

项南面露难色把查询情况汇报了一遍，表示没有详细信息很难找到。曾希望认为他说得有理，会后两人单独进行了交谈。

曾希圣说：“老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抗战前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住过，家里有一儿一女。”

项南一听感叹说：“真巧啊，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一带住过。”

曾希圣觉得很有意思，随口便问：“你家住八仙桥哪里？父亲是干什么的？”

项南回答说：“我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曾希圣听到这个地址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是当年上海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他急忙问项南：“你们家怎么会住到那里去？”

曾希圣

项南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时他年纪太小，只是跟随母亲前往上海。但曾希圣隐约感觉到项南是地下党员的后代，两人的谈话越来越深入。

曾希圣问：“你父亲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来往？”

当年陌生的环境没有给项南留下太多记忆，他只记得有一段时间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叔叔住在家里，还带他逛过大世界，照了哈哈镜。

曾希圣一想，自己当年不就是住在梁明德家中，还带他儿子去逛过大世界吗？难道眼前这位项德崇就是老战友梁明德寻找的儿子？

曾希圣试探着说：“你仔细瞧瞧，我像谁”

项南端详了半天，不禁叫出声来：“胡子叔叔？”

曾希圣激动得站了起来大笑着说：“找到了，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儿子。”

这时项南还没缓过来，曾希圣让他说出以前用过的名字，又马上联系询问梁明德曾用过的名字。终于弄清，梁明德就是项与年，项崇德就是项南。

从1934年分别，到1949年底得知父亲消息，父子两人已经失散15年。这15年，项南没有一天不在思念父亲，没有一天不在想着找到父亲。但由于工作关系，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开会，才约父亲在颐和园见了一面。

在这之前项南也在苦苦寻找母亲，他曾多次托人到老家打听情况，始终没有音讯。

后来，华东局组织一个革命老区慰问团赴闽西等地慰问曾经支援革命的老区人民。一直在闽西大山里流浪的王村玉得知消息后，前去打听丈夫和儿子的下落。但父子两人都改了名字，自然没有结果。

慰问团把寻亲者的详细信息一一登记，编制成册，回到上海后发到各机关，请他们帮助提供线索。项南无意间在名册上看到母亲的名字，才派人前去查找，终于把贫病交加的母亲从闽西大山中接出来。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龙岩病逝。当时项南带着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正准备登机时。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项南无比悲痛。但他仍以工作为重，吩咐自己妻子回去料理家事，自己强忍悲痛仍带团出国考察。

由于项与年长期在东北工作，为当地作出了巨大贡献。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委为项与年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人都参加了追悼会，现场挂着“梁明德同志追悼会”的横幅。

已经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项南与妻子赶赴辽宁，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为了不给地方增添麻烦，他们事先并未告知辽宁省委。

项南夫妇长期在中央工作，地方上的同志大多认识他们。当项南夫妇出现在追悼会现场时，很多干部都感到惊奇。他们并不知道梁明德就是项与年，也不知道项南与项与年的父子关系。

就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悄悄把项南拉到一边问：“你们是怎么认识梁老的？”项南说出事情的原委，大家才恍然大悟，无不敬佩项家父子低调的作风。

晚年项南

小结：

项南曾在解放后对一位战友说：“我们在战争年代随时准备掉脑袋，做梦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后会担任今天这样的职务。”对于大多数革命者来说，光明并非触手可及，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只有坚定的革命的信念。

尤其是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他们的事迹往往无法在档案中完整记录，很少为外人所知。但他们甘当无名英雄，默默付出，不计个人得失，不惧流血牺牲，甚至还要遭受自己同志的指责和怀疑。

不仅如此，红色特工身后的家人，也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往往要承受家庭破碎的苦果。他们为革命的付出和牺牲，更不会被档案所记录。这种弃小家、顾大家的高尚革命情操，让人由衷地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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