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籍作家谷雨（好书推荐今日谷雨）

今日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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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谷长篇小说《谷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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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谷是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家，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文学》发表小说《土地》，长篇小说《黑洞》在刊物连载，未写完去海南中断。21世纪以来十多年陆续写完的长篇小说《谷雨》，为当下乡土题材，凝重简洁，结构和写法以中短篇组成，类似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及格非《望春风》,以新的目光透视旧景，以其自白往事的充满诗意的抒情风格，阐述现实生活现象中的人性本源与道德价值和浓郁的乡愁，从思想艺术和可读性标准衡量属于上乘之作。

——《小说评论》主编、茅盾文学奖评委 李国平

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谷雨》是一部类似阿斯塔菲耶夫《鱼王》的长篇小说，为当下乡土题材，横跨百年，反映渭北农村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根脉传承与嬗变，带有家族、家风小说和地域风情性质。全书共17章，以新的目光透视旧景，以其自白往事的充满诗意的抒情风格，阐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本源与道德价值和浓郁的乡愁。

节选｜还乡

我顿时想到，早先的陶老先生是将授带挂在了彭泽县衙的房梁上而辞官归田的，那阵子他不过四十出头，回到了乡间，在老家度过了恬淡的余生。连自己也不曾料到，我在五十七岁的这年秋天的一个午后，从地处都城大雁塔之侧的供职单位老干部管理处领到了一份退休证。我不禁问老干处的小童，有用吗？她郑重地说，肯定有用。大隐于朝，小隐于野，中隐则市，也就是千古第一田园诗人的陶渊明也只能是中隐，结庐在人间，是介乎朝野之间的。白居易有题为中隐的诗作，苏东坡在我曾客居八年的海南岛是隐是贬莫衷一是，王维则在蓝田辋川半官半隐逍遥了得，够了，我辈退食于老家田园，岂不是平生快意之事。不敢苟同于上述先贤，只是钦慕于他们，我说过我只是一只小蚕，桑叶吃得差不多了，就该吐丝作茧了，是自缚也是自我解脱，做一个归去来兮的美梦罢了。

结庐在老家，是我近年来的一个牵肠挂肚的夙愿。十八岁那年我从乡下到十多里外的水泥厂做工，二十岁上到了省城读书，毕业后在这座都城吭吭哧哧地奔波到四十岁，不惑之年远走海南岛以至知天命的年纪，又回到了物是人非的都城，就这么一晃悠，便该打回老家去了。从近及远，从远及近，作了一回或近或远的旅人，四处客居着，漂泊着，最终还得回到最早离开并出发的地方，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命运。你说你不然，可以客死异乡，哪不更惨吗？不成了孤魂野鬼了？你说你可以不死，哪你除非是个白痴，白痴也是要死的。按说在密如蚁穴的高楼大厦里拥有一席之地，价值不菲，那里未必有乡间的一孔土窑洞接近地气。田园将芜，人烟罕至，人们都一窝蜂地簇拥到人满为患的城里来，除了挣几个钱还有什么？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庄稼人不离开土地是活不下去的。城市是一个巧言令色的魔鬼，它把人也变成了异化的怪物，人忘记了衣食之母的土地，忘记了造物主赐予的鲜活阳光和清爽空气，也忘记了人自己。与其在城市添加一丝二氧化碳，不如回到富氧的田园休养生息，安然无事，度过短暂的余生。我不免意识到，若论年轻人的豪情万丈，人是一步步向远处走的，若论人一生的终极目标，却也是一步步向回走的。远行是为了回归，回家的路一直在脚下。想起这么一个情景，在一个小驿站里，一位进京赶考的少年与一位辞官归田的老者相遇，面面相觑。少年说，我是昨日的你，你是明日的我。老者说，我是明日的你，你是昨日的我。而今日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没有当初，哪有今日。一切都似乎理所当然，无所谓悔与不悔或悔之晚矣。

我所生活多年的这座都城，距老家不过百十公里路程。

在美国，也就是在京城，有一辆车子，早出晚归，也可以在被视为郊野的地方居住的。在职的人可行，被认为是上茅房排队等（屎）死的闲人来说，则得不偿失。没事来城里干嘛，公家把退休金如期打入你的卡片，你慢慢花着，就悄悄呆在你以为舒坦的地方不很好吗？当初来省城，坐火车仅需几毛钱车票，途中要停十几个小站，从北到西，再由西折向东，差不多大半天工夫。

后来，公路取代了铁路，逐步从五六个钟头缩短到一个来钟头，道路从曲线取直，快捷且舒适。你别说，这恐怕算得上是城市化的一点好处。若是让苏东坡坐牛车，也就是让皇上娘娘乘豪华轿子，也是不如当下便利。

老家由一座因煤而兴的小城管辖，一条三十里长街从西向东，俗话说的长虫的尻子没深浅，在狭窄的川道里挤满了火柴匣似的建筑物。前些年，小城在接近省城的方向圈了一大片地，叫成新区，人们陆续迁往那片开阔的原野上。老城区有我自小的向往，那是去煤山上捡炭，去街巷里卖柿子杜梨槐米，去一个耐火材料厂的后山上担屎尿拉大粪，到砖瓦厂当小工建轮窑，也去工人文化宫看过电影，到五一饭店吃过订亲的糖醋排骨，参加过保卫毛主席的静坐示威游行和武斗。进省城后很少到老城里去，当然也为家里和亲戚的事求过地方官，也与同学工友聚会过。不知怎么，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老城造房子，那里偏北，人满为患，曾经是卫星上看不到的一个城市，着一件白衬衣穿城而过会变成黑衣裳。有外人遭踏说，嫁给煤矿上的男人得尿三年黑水。当然这是旧话，煤城也已成了卫生绿化城市。我从海南岛归来省城，有朋友劝我在新区买房子，一平方米六七百元，我没动心，谁也没有想到十年间房价涨到了三千多。

新区故然开阔，但我觉得少了人气，少了市井的气氛。那么在古州的名刹租几间房子住，环境倒也清静，却背不起出家当和尚的名儿。也曾设想过在小镇上安居，自小在这里赶集逮猪娃卖羊，羊市边上就是母亲的外婆家，外婆上了东原快一百年了，依稀还能寻到老舅家的后人。小镇上有小河，桥头的照相馆理发店杂货铺还略有遗存，只是不见了上高小中学时路经的一毛钱一两粮票两个油糕的饭铺子，不见了背大壶卖油茶的碎个子老汉，骡马店也早没了踪影，只是火车还在叫，让我想起四十年前祖父送我去省城的情景，而祖父已经去世三十年了。

小镇几十年没大的变化，烟雾弥漫，不遇集会时冷冷清清，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人多。小河水也窄得一步就能跨过去，背馍上学时游泳嬉闹的那条小河不知哪里去了。我的心里，从小镇上找不到让我安居的位置。究其原故，还是热土的程度，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障碍，因为最为妥当的地方莫过于那个最亲近的东原上的小村子，那里是生命的起点，也应该是人生的终结之处。生活在别处，是一位外国哲人的话。在自己的老家生老病死，也是一位西方智者的感言。另一座盛产瓷器的小镇在东原的高处，翻过山岭就是一马平川的渭河平原了。我的小村了，介乎于两座镇子之间。

自古小村子归属瓷镇，因为那里是方圆数百年间的大集市。祖辈们在农耕之余，赶上骡子去集市上批发瓷器，沿山梁上的骡马大道驮至州城，从中倒腾几个差价。一来二往，便与瓷镇的人家有了儿女婚事，百年以住，亲戚套亲戚，就脱不了干系。瓷镇上的人家大多是富贵人家，我们所谓下原里人说到他们或是眼里放光，或是加重了语气。只是说到那里人的吝啬时有点不屑，你想讨碗煎水解渴是困难的，因为缺水，他宁可让你端走一摞子瓷碗。那里出过一个道台，在云南做过官，明史记载有他的政绩，而后因与贪腐势力有隙反而遭遇坎坷，回到瓷镇老家度过余生。乡间传说，老先生身陷囹圄即遭谪贬，知晓隔墙有耳，故意自言自语道，哎呀，千万莫把老朽弄回陈炉山上去，那儿一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缺水吃，跳蚤能把人吃了。

他果然被押解回了老家，如愿以偿。换了皇上后，朝廷请他回去做官，他称病婉言谢绝，皇上颁发了荣誉称号给他，事情就这么罢了。道台的遗产仅有几箱子字纸，也让他的后人不穷。我的祖上有一位女儿嫁于道台家，有幸得到老先生的一幅墨宝，以至传到吾辈之手。耕读传家的风气，恐怕也是从瓷镇引进的。祖辈人读书，也是去瓷镇上高小，学费是几斗麦子或几斗谷子。

那座学堂住过共产党的贺龙，我的一个老姑夫跟着打过游击，掉到崖下负过伤，到老了还请我为他写过讨要怃恤金的上访信，不了了之。铁路伸延到了老家，煤业兴旺，瓷镇渐渐衰落，小村子也从瓷镇划拨至铁路边的小镇管辖，人们与红火过的瓷镇慢慢疏远了。瓷镇上的人口在减少，大块耐火砖箍的窑洞能耐过几千年，却有不少荒废了。如果想购置一处旧院落，据说也是一万元上下。

有人劝我在此落脚，我似乎感到了一点陌生。铁路边的小镇，似乎没沾近代工业化多少光，是通往因煤而兴的老市区的小驿站。大约一百年前，那个叫慈禧太后的女人让八国联军撺到了西安避难，不得不向近代西方轰隆隆的火车投降，井底之蛙看见了湛蓝的天空。也许是老佛爷念及西安的恩惠，首肯修建陇海铁路，让外国佬也赚一笔钱，中国的西部也有了轰隆隆的火车的好处。七八十年前，长长的铁轨作为支线伸进了渭北的山沟，经过小镇，让十里外的我的父辈祖辈听见了比牛吼厉害得多的火车的叫声。尔后多年，曾经是唐朝宋朝陶瓷重镇的十里窑场，建起了烧造排水管道的陶瓷厂和架电线用的瓷葫芦厂，还有石灰水泥钢铁纺织类小厂子。

如今，只有我在二十岁前当过开山工的水泥厂日益扩张，借助南方老板做成了品牌，其他厂子几乎没有大的起色。这样一来，小镇依然保留着多年前农耕社会贸易集市的面容，恍然地瞅着内蒙包头至广东茂名的高速公路从旁边匆匆穿过。小镇老了，古老陶瓷遗址上的工业园区尚在梦中。即使小镇繁华时尚，我也没有在此造屋的打算，对于小镇上的后裔来说，我只是东原上的后人，尽管小镇的羊市入口处有我的老舅家，我妈的舅家，我外婆的娘家，我老外爷的家。老家人的心理，越是住在人多广众地方的人越高人一等，离市面越近的人越贵重，而我这个到过省城京城甚至外国的近六十岁的东原上的人，情愿回到十里外的原上栖息，寻找遗忘了的童年梦，陪伴年迈的父母，与已经满头白发的儿时的玩伴拉话，在最早出发远行的地方安顿自己的归宿。

从小镇的国道钻过包茂高速的涵洞，再越过陇海支线的铁轨，我踏上了从这里可以抵达邻近的县城的县域公路。旁边的河沟，只是黄河支流的渭河支流的漆水支流的一条小小的季节河，它是从我的小村子门前流过的，只有在暴雨时节才哗哗流响，平常仅仅是一条干河沟。我少年时出于好奇，从沟口曲里拐弯一直走到家门前，好像陷入深不可测的谷底，比上原的土路长得多，但也平坦得多。沿沟底有过清朝以来开采过的小煤窑，旧社会驮炭的骡马大道是沿河沟通向铁路小站的。

如今若干个小煤窑已经倒闭，留下长满杂草的井洞和煤黑子住过的破窑，一片苍凉。沟口的先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曾经出土过几千年前的古董。近百年开过油坊，加工菜籽油，乡人送去油菜籽，取回清澈的菜油，不花加工费，丢下油渣就可以了。油渣让油坊主发了财，成了祖辈相传的家业，高骡子大马，深宅大院，穿金戴银，富得流油，也成了后来被戴高帽子游街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公子，受尽人间屈辱。如今油坊里的后人又是洋房小楼，大车小车，日子过得滋润，好光景又回来了。富人的后人还是富人，穷人的后人还是穷人，是遗传还是智商，是家教还是修养，用庄稼人的简单哲学说，一个字，穷人还是“懒”把人害了。懒，吃屎也吃不上热的。

当然，也有天灾人祸，命不好，运气不好，喝凉水也塞牙，倒霉蛋一个。听外婆说过，当年闹饥荒，一个先人逃难回来，瘦肠子吃了一碗捞面给噎死了，日子过不下去，她从小镇上嫁到了家道尚好的外爷家。外爷是骡马道上的行家里手，又是秧歌行里的伞头，方圆驰名的民歌手，娶了小镇上的女子，算是有本事人。祖父和父亲也是吆骡子驮炭的行家，又与外爷合伙在小镇上倒卖煤炭粮食期货，有赔有嫌，相处合好，便有了父母亲的婚事。年轻时的父亲，吆骡子驮炭的回程路上，一上原，是立在骡子背上穿过一村又一村的，那是怎样潇悍的情景。

如今，祖辈人已经过世多年，父亲也近八旬，脑溢血的后遗症折磨着他，常常痛哭流涕。我说，大，这多年多少人得了这病都没了，可你活过来了，这是你的福份，有啥哭的？父亲说，那么一个能踢能咬的，咋就成了这了。他说的能踢能咬，原本指的是骡马中的强者，借来说人，有本事的人，能行人。父亲无奈于人要变老的事实，说是人要再往回去活二十年多好。

歌里唱的再活五百年的皇上，也不能如愿的事，一个庄稼人岂不是白日做梦。在小镇过了铁路的沟口，有一个公家的煤炭基建单位，小时候我在这里的露天戏台子下看过秦腔《柜中缘》，说的是一个秀才受冤被衙门追捕，一个姣好的女子把他藏匿柜中，成就了一对好姻缘。后来知道，这折戏是一百年前易俗社的临潼才子孙仁玉写的，他的后人还送我一本先人的传记。无巧不成书，多少年之后，我的儿子从京城前往美利坚读博士，陪读去的儿媳的父母，也就是我的亲家，曾经在这个煤炭基建单位供职，真可谓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千里姻缘一线牵。

如今出生于美国国土的孙女一大一小，大的有十岁了，也就是我当初在此处观看《柜中缘》的小小年纪，她们的母语是中国话，英语却比母语顺溜，她们不晓得这片偏远的土地，而祖辈依然守望在这里。一个手机短信，分分钟可以在黄土高原与纽约打一个来回，远也近，近也远，一分钟比一个世纪还长，几万里比一小时的路程还近，亲近与疏远，时间与空间，形成了这个当下世界的纠结。上了台原，是开阔的田野，一道道山原之间的沟壑被遮蔽了，梯田在眼底似乎连成了一片。

刚才的川道，城镇以及铁路和高速公路笼罩在了烟霭之下，满眼是秋阳下金色的庄稼和行将凋落的草木，以及类似诗经里描写的农耕男女忙碌而恬淡的生活情景。西边的新城在一片薄雾之中，北边是川道外青色的山峦，南边是高高的与渭河平原连接的石马山和宝鉴山，东边是起伏的原野村庄。我的小村子，在这道原的三个大村寨之间。一个村寨是舅家所在的大村子，村口曾经有座庙，记得叫界石爷庙，不知源由，已不复存在。我每想到戏文中“路途中破庙里歇息一晚，来两个坏军队口出胡言，将你妻拉往荒郊野外，用钢刀砍的她血染衣衫，你的妻转回来痛哭一遍，一刹时咽了气命丧黄泉。叫骂一声蒋委员长，你不是一个好皇上，为什么你的联保军队一个一个是豺狼”的唱段，就想起了儿时随外婆烧香磕头来过的这座古庙。戏是《血泪仇》，古城墙下秦腔茶社里还在唱，是一种披红收受偿钱的娱乐营生。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里的看客，应该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在海岛客居时，看过央视焦点访谈的一档节目，是说脚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地下开采煤炭使地上的村庄出现裂缝，镜头中出现了我的老亲戚的面孔，我的思乡之情竟在这时候爆发，实在悲哀。

舅舅在煤矿上辛辛苦苦几十年，赚了又赔了，出几个人命事故，钱都搭进去了，到老了还在别人的煤矿上看场子，挣几个零用钱。另一个大的村寨，是大姨家所在的村子，解放前曾经是管辖我的小村子的村政府所在地，有当时叫联社的可以买到食盐火柴洋糖发卡一类货物的商店，有学校，有高高的古寨子。从家谱看，我的曾祖辈与这里有通婚现象，过来过去都是老亲戚。有同姓的一支人，在两百年前就另立门户了。小时候去大姨家，让狗咬了腿脖子，鲜血直流，后来就怕狗。姨弟的奶奶高寿，能唱长长的民歌，唱的都是儿女情长，惜惶得不得了。

父亲回忆说，当年我大伯娶我大妈，轿子抬到这个村口，共产党的队伍过来了，说是解放了。相隔三里地的同姓老村子，是我先祖的祖庭，从元朝就有了。村口有过铁旗杆和石牌坊，是表彰先祖建功立业德行的，有过祠堂，年节时族人都来这里祭祖。村上有中药铺子，我小时候还去那里抓过药，药引子通常是红枣，经常左药渣子里捡枣子吃，苦甜苦甜。解放前后，我的小村子的管辖归多姓的这个大村寨，尔后一直延续至今。文革时批斗国民党的伪保长，就是有高楼门的那家的主人，还给我们小村子的伪甲长戴了高帽子，我才知道这些行政体制的称谓。后来叫大队小队，叫村委会村民小组，叫大队长队长，叫主任组长。最小一级政府，是最底层，也是金字塔的基石。父亲当过队长，弟弟当过村主任，当过国家最小的官，始终没有离开过祖先留下来的这一片土地。八十年代，村是富村，有了电，家家有了电视，到了近年小煤窑关了，成了扶贫村，村人靠贩煤挣钱，煤是从几十里外拉回来掺了石矸运到渭河平原一带赚钱的。

一百年间，种庄稼之外，村人的生产经营方式从根本上没有大的转变，先是骡子驮，后是架子车拉，再是农用车大卡车运，一直充当的是脚夫的角色。新的出路是外出打工，一改先人打死也不出门的习惯，走州过县，到省城京城，上青海下广州，慢慢在外成家立业，把老人丢在了这遥远的故土，有的临到老人死去也见不上一面。于是，曾经有四五十个孩子的小学校也闲置了，荒草长满了院落，朗朗的读书声化为麻雀一类的鸟啼。小学校坐落在小村的村口，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高出一片砖窑崖背的机砖瓦屋脊，屋后是一片苹果园和机耕路，院子里有几棵柳树和一棵桐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人还居住在原下的凹地里，向阳又避风，窖水吃完了有沟底的泉水，早年的炭窠形成的骡马大道是顺季节河通向小镇的。

后来有了胶轮的架子车，两轮手扶和四轮拖拉机，五轮农用车以至六轮十轮货车，凹地要通过陡坡才能爬到原上的公路上去，人们便寻思着舍弃凹地里温暖的祖屋，到风声嗖嗖的原畔上去建砖窑。所谓的出入方便，是迁就了公路，以便快捷地顺公路抵达小镇和远处的小城。那么，依水而居的水在哪里，可以用车子拉水，从邻村和远处水库上拉来清凌凌的水，担水的扁担也随之消失。一家一户拥有院坡菜地和羊圈猪圈牛圈的方便消失了，牛也消失了，猪也消失了，仅有几只羊在顽强地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

人们住进了巷子，一排排砖窑陆续占领了原畔的开阔地，形成了新的村庄。凹地里的老土窑被废弃，睁大了空洞的眼睛，村落重新沦为农田，守望着那棵成百上千年的老槐树。原畔上的村庄，在四五十年前还是一片沃野，一处坟地上长着墨绿色的柏树，那是财东二老爷的墓地，有二老爷和他的大婆小妻的坟茔。从家谱上看，二老爷的一支人几代单传，但解放前的日子过得滋润，地多，有高骡子大马，有长工娃，有火枪，能娶得几房妻妾。有一回土匪来劫，二老爷的小妾守在门楼上用火枪还击，还把老瓮砸成将瓷瓦片，砸向土匪的脑壳。是一个长工娃领了土匪来的，没占到便宜，土匪便用火枪崩了长工娃，人说是罪有应得。这场劫难之后，家道衰落，二老爷和妻妾相继过世，就埋在这处坟茔里。小妾后来改嫁到了西原里，食堂化后爷爷和父亲去西原用磨子换粮食，巧遇这位长辈娘娘，念及乡土亲情，在这里吃了顿饱饭，睡了一宿热炕，临走还给了父亲一双布鞋。前几年给二老爷迁坟时，棺板已见朽，有骨什头发和镯子银钗之类遗物。因为坟地的风水好，多年前先是在这里盖了下乡学生的几排砖窑，学生们回城了，两孔砖窑成了临时小学校，其余处理给了几户人家。我大学毕业时，还是一腔热血，一幅学生模样，便自荐到这里给小学生们教歌，一边吹口琴，一边教孩子们唱歌。而眼下这些孩子们应该有四五十多岁了，他们的孩子也孩子的父亲了。

眼前拥有高大屋脊的小学校是后来修的，伐了沟底的杨树林作檩，拉力钢梁，红砖和墙，机瓦屋顶，窗子也是钢的，似乎要作千年大计。但使用了不足三十年，世事变了，一则计划生育，孩子们少了，二则年轻人进城打工，带孩子们上城里借读了，小学校最后仅剩下一两个生源。老师老了，由民办转公办后退了休，回家抱孙子了。早年小村有私塾，曾祖父辈是请了教师到家里来，家族中三个五个孩子是在凹地老庄子的一孔小窑洞里读书的。而后再上邻村的学校，到镇子上去读书。曾祖父宣公是家族中的佼佼者，一直读到了县城的学堂和省城的师范学堂，当了民国县志的编撰人，与西安北京来的教授如黎锦熙之名流交往甚密，一起研究同官地域方言，著书立说。黎锦熙何许人也，毛泽东的老师，宣公与黎先生交往的时候，毛泽东正好在陕北。

解放后，小村有了小学，是三个自然村落之间新打的两孔窑洞，可以上到四年级，然后去上完小读书。我在那里上学的时候，先后两位老师都是邻村的，在学生家吃派饭，一顿一毛钱二两粮票，对教书的公差很敬业。最多时，有二三十个学生，后来可能还要多一些。近年连邻村曾有百十名学生的小学，也只剩几个孩子了，老师比学生还多，这原上的小学校自然慢慢荒废了。那时小弟当村长，村上煤矿关闭了，村里付不起村长的几百元补贴，临到小弟离任时村里把这处地方折给了小弟。据说一位退休教师曾经想买了当庄基，议了五千元，买方嫌贵，小学也只好荒废着。

小弟占了这块地方后，放置经营推土机的器材，油桶架子车木料柴草垃圾占领了教室的大屋，院子种一些菜，周围的荒草比菜长得旺。自然长出的桐树有一抱粗了，一角的柳树是小弟栽种剩余的苗子埋在那儿，却正是应了那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蓬勃成了一道荒芜的好风景。前多年回来时，我是和父母一起住的。与小学校同一条巷子，隔三几户邻家，是八十年代后期父亲和小弟修造的。一绺四孔大砖窑，有平房楼门，还养牛养猪养鸡。有次回家，遇上父亲养的那头母牛生牛犊，母牛营养过剩，膘肥体壮，因难产而闷死了小牛犊。那绸缎一样美丽的小畜牲，静静地长眠在牛圈里，老母牛在哀伤，父亲更是痛楚不已。

我很少见父亲这么诅丧过，不仅仅是因为一头牛犊，而是他的农耕梦从此破灭了。之后，家里没再养过牲畜。几只下蛋的母鸡，也是我接父母到省城居住的那一年，临离家时带来了最后的几只鸡，一个一个被煮在了高压锅里，香气扑鼻，父母却没动筷子。半年后，父母回到老家，鸡也不再养了。

好在原畔有几亩田地，父母栽种了苹果石榴，但缺乏剪枝疏花上肥杀虫一类专业管理，顺其自然，虽是绿色食品，收成却是退化的小果子，好吃，但只能卖下贱果，一斤值两毛钱。果园一边种点菜，主要是辣椒豆角菠菜茄子，自己吃不完，零碎让子女们捎了去吃。原先沟底小山上还有一片退耕还林地，父母双双继续学大寨修梯田，硬是把一个荒山头变成了绿树葱笼的山包。

小山上的花椒树枝繁叶茂，花椒结得好，无奈父母年纪大了，再也无力去收获果实。有时叫来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甚至雇用别人一帮人来摘花椒，所卖的钱还不够人工花费。毕了，就免费让邻家去摘，谁摘了算谁的，还得给人家说好话，多亏给帮忙摘了，要不让红红的花椒扎在树上，一是可惜了，二是怕旁人笑话。父亲前几年上香山赶庙会，得了脑溢血，好在治疗及时，恢复良好，生活能够自理，但从此下不了地了。母亲常常一个人守在原畔园子里，蹲着坐着爬着伺弄果树和菜蔬，儿女们劝说不听，说是止心慌哩。

后来，知道母亲又下地了，起码没毛病，总比生病睡在炕上起不来好，就依了母亲的心意。父母和小弟分开过活多年了，吃水烧炭用电磨面头疼脑热日常使用，小弟弟媳侄子侄女一个院生活，多是他们照管。二弟一家住的相对远点，也常来照顾。几个妹子你来我去，照看老人没少操劳。而我老大，出门几十年了，逢年过节回来看看，尽管在花费上出一些，总是不在跟前，还让父母远远地惦记我。回到热炕上，我似乎又重返童年，与父母说话说到半夜。

几乎把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家事村事说个遍，把三婶六舅七姑八姨左邻右舍的事搜寻个尽，有时话说到半句就呼呼入睡了。父亲二回犯了病，言语不清，也很少张口说话了，说了旁人也听不清，他也就不再张口了。话没人听懂，他就急得哭出声来，母亲说，你再哭就没人来看你了，我们都走呀。这话把父亲给吓住了，尔后很少哭，而变成笑了，笑得难受。有时妹子们帮忙做饭，我也插不上手，有时是母亲做饭，我也不打搅她的盐淡醋轻，做好了端着吃。

我想这样多陪陪父母，就起了在老家造一处屋舍的主意。父亲曾说过旁人出卖的一处庄基，三分地大小，两孔窑洞砌了一米多高的石头根子，要价三千元。贵倒不贵，这价钱当时在省城已经买到一平米的房子，但院落还是小了一些，不够如意。曾与小弟说过转让他占有的小学校，一亩多地，一百多平米的大教室，院子里可种菜种花，离老窑院也近，修缮一下就是一处好别墅。

我回来有住处，父母也有一个散心的去处，毕了也为小弟腾开窑院，不都挤在一起。这么说定了，用小弟原先借我的一万元作交换，小学校就可以转让到我名下了。政策说，公家人不能在农村买房产，好在父亲早先有一个庄基的手续没有落实，可申请将小学的校产转为庄基用地，由小弟办好与村上的校产处置手续，再过户到父亲的庄基名下，然后办理公证，由父亲将庄基赠予我，这样才算合理合法。各类手续齐全后，由土地部门连同村上来人，丈量面积和东西南北四邻位置，三分庄基地外超出土地在父亲承包地中调整，签字画押，颁发占有土地证书，这才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修缮小学校的工程开始动土了。当年一过国庆假期，和了个吉祥的好日子，我和父亲还有兄弟侄儿们一起到了小学校，烧了一炉香，用锄头动了动土，就算开工了。父亲跪不下去，但坚持要我兄弟侄儿们磕头，以求老天爷保佑。

上溯到一百年，曾祖父兄弟两个拥有老槐树底下的一正二斜三孔土窑，后来箍了一个小砖窑，也就是父亲娶母亲也是我三兄弟出生的小砖窑，外带三间厦房和做饭处，有一道称作二门的小楼门，与自家位三的曾祖父几代人共有一个大楼门。曾祖父位六，曾祖父的弟弟位十二，简称二老爷，曾祖父娶过三房老婆，留下祖父一个独苗和几个老姑，二老爷命运不济，两儿夭折，三女有两女先他而去。父辈六男一女，父亲位大，在老院里过活到七十年代。

我最早离家到小城做工，是从老槐树底下的窑院走的。如今过了四十年，我当初出走时的老窑院早已化为田地，只有古槐不记年月，仍然蓊郁地伸展着它蝶形的姿态。而后，曾祖父和祖父上了原畔的新舍，父辈也随之到了原畔一带居住。前后不过十年工夫，曾祖父和祖父都终了在原畔的窑院里，当时我在省城读书或当编辑。八十年代后期，父亲和我的两个兄弟先后上了原，四个妹子也陆续出嫁。到九十年代初，我离开省城远走海南岛，一去就是八年，锦书难托，天各一方，原上的窑院始终在梦中盘踞。重返省城又是十年，我回来了，回来就不再走了，恐怕是要老死故乡了。新添的小学校这处家业，无论如何给年迈多病的父亲是一个礼物，一个安慰，给他近八十的生命打了一剂强心针。我是要安顿自己的晚年，也是在安顿父母的晚年，在整个修缮过程中，看着父亲拄着拐杖在工地上指指点点转转悠悠的神态，我心里踏实了。

先是伐了大屋前的桐树，它的枝条戳到屋顶瓦里头去了，根也挤爆了台阶。父亲说挖了，我尽管爱树，也顺从父言。几个柳树，以防根须扎到水窖里，也只剩了两棵。五柳先生，门前是有五棵柳的，苏东坡说是门前学栽先生柳，我成了二柳先生，柳是先前无心插的。有邻居说，门前不栽柳，我说，外婆家的涝池边曾经有大柳树，如今中南海里也遍长柳树。边上有一棵小桐树留了下来，我是想那火焰一样燃烧的桐花是最美的风景，小时候吃过桐花蒸的麦饭，我得记住桐树的恩情。拆了门口的碍眼的厦房，原先是老师的住舍，中间还有连体门楼，换成了一个高大的旧式门楼。匠人不知造什么样式的，我就带他们去看村上唯一保留的六爷的门楼，其他十有八九都变成了水泥平顶门楼，一模一样，给外人连一点区别的标志也没了。

有人见我修造屋舍，说你儿子在美国，你给谁留哩？我说，哪怕我住一天，也是个心情，给谁留已经不重要了。大屋顶基本不动，早先富平一带匠人盖大房的技术今人已大大不如了。只是换了几处破碎的瓦片，补了漏洞，在屋脊上添了瓦的装饰。窗户是窄的铁框，换成了铝窗，如同西方教堂的样式。室内改两大教室为三室一厅一卫一厨，大厅为尖顶，其它为平顶，用桑拿板装饰，地面用仿石地板，全包木门，外加太阳能水塔平台，浴霸卫生间，与省城的房子设施相近。

大厅盘了西式壁炉，红砖到顶，父亲和村人不解，光光堂堂的屋子为啥要弄那么个东西，涩涩巴巴的，我说，电视上美国总统接见重要客人，背后就是这种壁炉，像是咱们的灶火爷，能当暖墙用，跟热炕一个理儿。卧室盘了炉子炕，书房搬回了省城的大木书架，有写字台和电脑桌，可以一边写字画画，一边弄博客。居于乡间，放眼地球，岂不是最传统而现代的处所。

村人来看新鲜，说是墙都刷这么白了还要再刷？有人说了，是要一个劲地白哩。村人说，你给里外墙都帖上瓷砖才好看，我说我见不得光溜溜的瓷砖，不透气，就要红砖本色。园子用砖铺了通道，留下大片地种菜种花，栽了樱桃玉兰樱花山楂树，留下原来的两棵小桃树，不为吃桃只为看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多好的诗，让关中的老腔一唱，更是雅俗合一，意味无穷。只是村上的自来水不如意，三天两头停水，东河里打了深水井，原顶上修建了水塔，落差大而致使水管屡屡爆裂，白花花的清水流到沟里去了，淹了人家的庄稼还得赔偿。

太阳能成了摆设，热水澡一时洗不了，只好抽窖水到水塔，或者用绳子吊水，也算是重温曾经的农耕生活。天气好的时候，太阳暖暖地照在园子里，映在屋里，父亲在门口的藤椅上打瞌睡，我在屋里写字画画上博客。小鸟在喳喳叫，花儿在开放，邻家的狗偶尔汪汪几声，巷子里传来了叫卖的吆喝。隔壁小女孩放学了，悄悄溜进屋来，喜眉笑眼，要玩我的电脑。母亲做好了饭，说是羊肉圪塔，来唤我和父亲回家，我便厮跟着父亲走出园子，朝巷子东头缓缓走去。

选自长篇小说《谷雨》第一章

和 谷

和谷，1952年生，陕西铜川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协顾问，黄堡书院院长。《市长张铁民》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著作《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舞剧《白鹿原》等多部。作品译为英文、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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