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籍作家谷雨(好书推荐今日谷雨)

今日谷雨

小编推荐书目

作家和谷长篇小说《谷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铜川籍作家谷雨(好书推荐今日谷雨)(1)

名家推荐:

和谷是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家,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文学》发表小说《土地》,长篇小说《黑洞》在刊物连载,未写完去海南中断。21世纪以来十多年陆续写完的长篇小说《谷雨》,为当下乡土题材,凝重简洁,结构和写法以中短篇组成,类似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及格非《望春风》,以新的目光透视旧景,以其自白往事的充满诗意的抒情风格,阐述现实生活现象中的人性本源与道德价值和浓郁的乡愁,从思想艺术和可读性标准衡量属于上乘之作。

——《小说评论》主编、茅盾文学奖评委 李国平

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谷雨》是一部类似阿斯塔菲耶夫《鱼王》的长篇小说,为当下乡土题材,横跨百年,反映渭北农村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根脉传承与嬗变,带有家族、家风小说和地域风情性质。全书共17章,以新的目光透视旧景,以其自白往事的充满诗意的抒情风格,阐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本源与道德价值和浓郁的乡愁。

节选|还乡

我顿时想到,早先的陶老先生是将授带挂在了彭泽县衙的房梁上而辞官归田的,那阵子他不过四十出头,回到了乡间,在老家度过了恬淡的余生。连自己也不曾料到,我在五十七岁的这年秋天的一个午后,从地处都城大雁塔之侧的供职单位老干部管理处领到了一份退休证。我不禁问老干处的小童,有用吗?她郑重地说,肯定有用。大隐于朝,小隐于野,中隐则市,也就是千古第一田园诗人的陶渊明也只能是中隐,结庐在人间,是介乎朝野之间的。白居易有题为中隐的诗作,苏东坡在我曾客居八年的海南岛是隐是贬莫衷一是,王维则在蓝田辋川半官半隐逍遥了得,够了,我辈退食于老家田园,岂不是平生快意之事。不敢苟同于上述先贤,只是钦慕于他们,我说过我只是一只小蚕,桑叶吃得差不多了,就该吐丝作茧了,是自缚也是自我解脱,做一个归去来兮的美梦罢了。

结庐在老家,是我近年来的一个牵肠挂肚的夙愿。十八岁那年我从乡下到十多里外的水泥厂做工,二十岁上到了省城读书,毕业后在这座都城吭吭哧哧地奔波到四十岁,不惑之年远走海南岛以至知天命的年纪,又回到了物是人非的都城,就这么一晃悠,便该打回老家去了。从近及远,从远及近,作了一回或近或远的旅人,四处客居着,漂泊着,最终还得回到最早离开并出发的地方,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命运。你说你不然,可以客死异乡,哪不更惨吗?不成了孤魂野鬼了?你说你可以不死,哪你除非是个白痴,白痴也是要死的。按说在密如蚁穴的高楼大厦里拥有一席之地,价值不菲,那里未必有乡间的一孔土窑洞接近地气。田园将芜,人烟罕至,人们都一窝蜂地簇拥到人满为患的城里来,除了挣几个钱还有什么?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庄稼人不离开土地是活不下去的。城市是一个巧言令色的魔鬼,它把人也变成了异化的怪物,人忘记了衣食之母的土地,忘记了造物主赐予的鲜活阳光和清爽空气,也忘记了人自己。与其在城市添加一丝二氧化碳,不如回到富氧的田园休养生息,安然无事,度过短暂的余生。我不免意识到,若论年轻人的豪情万丈,人是一步步向远处走的,若论人一生的终极目标,却也是一步步向回走的。远行是为了回归,回家的路一直在脚下。想起这么一个情景,在一个小驿站里,一位进京赶考的少年与一位辞官归田的老者相遇,面面相觑。少年说,我是昨日的你,你是明日的我。老者说,我是明日的你,你是昨日的我。而今日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没有当初,哪有今日。一切都似乎理所当然,无所谓悔与不悔或悔之晚矣。

我所生活多年的这座都城,距老家不过百十公里路程。

在美国,也就是在京城,有一辆车子,早出晚归,也可以在被视为郊野的地方居住的。在职的人可行,被认为是上茅房排队等(屎)死的闲人来说,则得不偿失。没事来城里干嘛,公家把退休金如期打入你的卡片,你慢慢花着,就悄悄呆在你以为舒坦的地方不很好吗?当初来省城,坐火车仅需几毛钱车票,途中要停十几个小站,从北到西,再由西折向东,差不多大半天工夫。

后来,公路取代了铁路,逐步从五六个钟头缩短到一个来钟头,道路从曲线取直,快捷且舒适。你别说,这恐怕算得上是城市化的一点好处。若是让苏东坡坐牛车,也就是让皇上娘娘乘豪华轿子,也是不如当下便利。

老家由一座因煤而兴的小城管辖,一条三十里长街从西向东,俗话说的长虫的尻子没深浅,在狭窄的川道里挤满了火柴匣似的建筑物。前些年,小城在接近省城的方向圈了一大片地,叫成新区,人们陆续迁往那片开阔的原野上。老城区有我自小的向往,那是去煤山上捡炭,去街巷里卖柿子杜梨槐米,去一个耐火材料厂的后山上担屎尿拉大粪,到砖瓦厂当小工建轮窑,也去工人文化宫看过电影,到五一饭店吃过订亲的糖醋排骨,参加过保卫毛主席的静坐示威游行和武斗。进省城后很少到老城里去,当然也为家里和亲戚的事求过地方官,也与同学工友聚会过。不知怎么,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老城造房子,那里偏北,人满为患,曾经是卫星上看不到的一个城市,着一件白衬衣穿城而过会变成黑衣裳。有外人遭踏说,嫁给煤矿上的男人得尿三年黑水。当然这是旧话,煤城也已成了卫生绿化城市。我从海南岛归来省城,有朋友劝我在新区买房子,一平方米六七百元,我没动心,谁也没有想到十年间房价涨到了三千多。

新区故然开阔,但我觉得少了人气,少了市井的气氛。那么在古州的名刹租几间房子住,环境倒也清静,却背不起出家当和尚的名儿。也曾设想过在小镇上安居,自小在这里赶集逮猪娃卖羊,羊市边上就是母亲的外婆家,外婆上了东原快一百年了,依稀还能寻到老舅家的后人。小镇上有小河,桥头的照相馆理发店杂货铺还略有遗存,只是不见了上高小中学时路经的一毛钱一两粮票两个油糕的饭铺子,不见了背大壶卖油茶的碎个子老汉,骡马店也早没了踪影,只是火车还在叫,让我想起四十年前祖父送我去省城的情景,而祖父已经去世三十年了。

小镇几十年没大的变化,烟雾弥漫,不遇集会时冷冷清清,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人多。小河水也窄得一步就能跨过去,背馍上学时游泳嬉闹的那条小河不知哪里去了。我的心里,从小镇上找不到让我安居的位置。究其原故,还是热土的程度,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障碍,因为最为妥当的地方莫过于那个最亲近的东原上的小村子,那里是生命的起点,也应该是人生的终结之处。生活在别处,是一位外国哲人的话。在自己的老家生老病死,也是一位西方智者的感言。另一座盛产瓷器的小镇在东原的高处,翻过山岭就是一马平川的渭河平原了。我的小村了,介乎于两座镇子之间。

自古小村子归属瓷镇,因为那里是方圆数百年间的大集市。祖辈们在农耕之余,赶上骡子去集市上批发瓷器,沿山梁上的骡马大道驮至州城,从中倒腾几个差价。一来二往,便与瓷镇的人家有了儿女婚事,百年以住,亲戚套亲戚,就脱不了干系。瓷镇上的人家大多是富贵人家,我们所谓下原里人说到他们或是眼里放光,或是加重了语气。只是说到那里人的吝啬时有点不屑,你想讨碗煎水解渴是困难的,因为缺水,他宁可让你端走一摞子瓷碗。那里出过一个道台,在云南做过官,明史记载有他的政绩,而后因与贪腐势力有隙反而遭遇坎坷,回到瓷镇老家度过余生。乡间传说,老先生身陷囹圄即遭谪贬,知晓隔墙有耳,故意自言自语道,哎呀,千万莫把老朽弄回陈炉山上去,那儿一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缺水吃,跳蚤能把人吃了。

他果然被押解回了老家,如愿以偿。换了皇上后,朝廷请他回去做官,他称病婉言谢绝,皇上颁发了荣誉称号给他,事情就这么罢了。道台的遗产仅有几箱子字纸,也让他的后人不穷。我的祖上有一位女儿嫁于道台家,有幸得到老先生的一幅墨宝,以至传到吾辈之手。耕读传家的风气,恐怕也是从瓷镇引进的。祖辈人读书,也是去瓷镇上高小,学费是几斗麦子或几斗谷子。

那座学堂住过共产党的贺龙,我的一个老姑夫跟着打过游击,掉到崖下负过伤,到老了还请我为他写过讨要怃恤金的上访信,不了了之。铁路伸延到了老家,煤业兴旺,瓷镇渐渐衰落,小村子也从瓷镇划拨至铁路边的小镇管辖,人们与红火过的瓷镇慢慢疏远了。瓷镇上的人口在减少,大块耐火砖箍的窑洞能耐过几千年,却有不少荒废了。如果想购置一处旧院落,据说也是一万元上下。

有人劝我在此落脚,我似乎感到了一点陌生。铁路边的小镇,似乎没沾近代工业化多少光,是通往因煤而兴的老市区的小驿站。大约一百年前,那个叫慈禧太后的女人让八国联军撺到了西安避难,不得不向近代西方轰隆隆的火车投降,井底之蛙看见了湛蓝的天空。也许是老佛爷念及西安的恩惠,首肯修建陇海铁路,让外国佬也赚一笔钱,中国的西部也有了轰隆隆的火车的好处。七八十年前,长长的铁轨作为支线伸进了渭北的山沟,经过小镇,让十里外的我的父辈祖辈听见了比牛吼厉害得多的火车的叫声。尔后多年,曾经是唐朝宋朝陶瓷重镇的十里窑场,建起了烧造排水管道的陶瓷厂和架电线用的瓷葫芦厂,还有石灰水泥钢铁纺织类小厂子。

如今,只有我在二十岁前当过开山工的水泥厂日益扩张,借助南方老板做成了品牌,其他厂子几乎没有大的起色。这样一来,小镇依然保留着多年前农耕社会贸易集市的面容,恍然地瞅着内蒙包头至广东茂名的高速公路从旁边匆匆穿过。小镇老了,古老陶瓷遗址上的工业园区尚在梦中。即使小镇繁华时尚,我也没有在此造屋的打算,对于小镇上的后裔来说,我只是东原上的后人,尽管小镇的羊市入口处有我的老舅家,我妈的舅家,我外婆的娘家,我老外爷的家。老家人的心理,越是住在人多广众地方的人越高人一等,离市面越近的人越贵重,而我这个到过省城京城甚至外国的近六十岁的东原上的人,情愿回到十里外的原上栖息,寻找遗忘了的童年梦,陪伴年迈的父母,与已经满头白发的儿时的玩伴拉话,在最早出发远行的地方安顿自己的归宿。

从小镇的国道钻过包茂高速的涵洞,再越过陇海支线的铁轨,我踏上了从这里可以抵达邻近的县城的县域公路。旁边的河沟,只是黄河支流的渭河支流的漆水支流的一条小小的季节河,它是从我的小村子门前流过的,只有在暴雨时节才哗哗流响,平常仅仅是一条干河沟。我少年时出于好奇,从沟口曲里拐弯一直走到家门前,好像陷入深不可测的谷底,比上原的土路长得多,但也平坦得多。沿沟底有过清朝以来开采过的小煤窑,旧社会驮炭的骡马大道是沿河沟通向铁路小站的。

如今若干个小煤窑已经倒闭,留下长满杂草的井洞和煤黑子住过的破窑,一片苍凉。沟口的先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曾经出土过几千年前的古董。近百年开过油坊,加工菜籽油,乡人送去油菜籽,取回清澈的菜油,不花加工费,丢下油渣就可以了。油渣让油坊主发了财,成了祖辈相传的家业,高骡子大马,深宅大院,穿金戴银,富得流油,也成了后来被戴高帽子游街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公子,受尽人间屈辱。如今油坊里的后人又是洋房小楼,大车小车,日子过得滋润,好光景又回来了。富人的后人还是富人,穷人的后人还是穷人,是遗传还是智商,是家教还是修养,用庄稼人的简单哲学说,一个字,穷人还是“懒”把人害了。懒,吃屎也吃不上热的。

当然,也有天灾人祸,命不好,运气不好,喝凉水也塞牙,倒霉蛋一个。听外婆说过,当年闹饥荒,一个先人逃难回来,瘦肠子吃了一碗捞面给噎死了,日子过不下去,她从小镇上嫁到了家道尚好的外爷家。外爷是骡马道上的行家里手,又是秧歌行里的伞头,方圆驰名的民歌手,娶了小镇上的女子,算是有本事人。祖父和父亲也是吆骡子驮炭的行家,又与外爷合伙在小镇上倒卖煤炭粮食期货,有赔有嫌,相处合好,便有了父母亲的婚事。年轻时的父亲,吆骡子驮炭的回程路上,一上原,是立在骡子背上穿过一村又一村的,那是怎样潇悍的情景。

如今,祖辈人已经过世多年,父亲也近八旬,脑溢血的后遗症折磨着他,常常痛哭流涕。我说,大,这多年多少人得了这病都没了,可你活过来了,这是你的福份,有啥哭的?父亲说,那么一个能踢能咬的,咋就成了这了。他说的能踢能咬,原本指的是骡马中的强者,借来说人,有本事的人,能行人。父亲无奈于人要变老的事实,说是人要再往回去活二十年多好。

歌里唱的再活五百年的皇上,也不能如愿的事,一个庄稼人岂不是白日做梦。在小镇过了铁路的沟口,有一个公家的煤炭基建单位,小时候我在这里的露天戏台子下看过秦腔《柜中缘》,说的是一个秀才受冤被衙门追捕,一个姣好的女子把他藏匿柜中,成就了一对好姻缘。后来知道,这折戏是一百年前易俗社的临潼才子孙仁玉写的,他的后人还送我一本先人的传记。无巧不成书,多少年之后,我的儿子从京城前往美利坚读博士,陪读去的儿媳的父母,也就是我的亲家,曾经在这个煤炭基建单位供职,真可谓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千里姻缘一线牵。

如今出生于美国国土的孙女一大一小,大的有十岁了,也就是我当初在此处观看《柜中缘》的小小年纪,她们的母语是中国话,英语却比母语顺溜,她们不晓得这片偏远的土地,而祖辈依然守望在这里。一个手机短信,分分钟可以在黄土高原与纽约打一个来回,远也近,近也远,一分钟比一个世纪还长,几万里比一小时的路程还近,亲近与疏远,时间与空间,形成了这个当下世界的纠结。上了台原,是开阔的田野,一道道山原之间的沟壑被遮蔽了,梯田在眼底似乎连成了一片。

刚才的川道,城镇以及铁路和高速公路笼罩在了烟霭之下,满眼是秋阳下金色的庄稼和行将凋落的草木,以及类似诗经里描写的农耕男女忙碌而恬淡的生活情景。西边的新城在一片薄雾之中,北边是川道外青色的山峦,南边是高高的与渭河平原连接的石马山和宝鉴山,东边是起伏的原野村庄。我的小村子,在这道原的三个大村寨之间。一个村寨是舅家所在的大村子,村口曾经有座庙,记得叫界石爷庙,不知源由,已不复存在。我每想到戏文中“路途中破庙里歇息一晚,来两个坏军队口出胡言,将你妻拉往荒郊野外,用钢刀砍的她血染衣衫,你的妻转回来痛哭一遍,一刹时咽了气命丧黄泉。叫骂一声蒋委员长,你不是一个好皇上,为什么你的联保军队一个一个是豺狼”的唱段,就想起了儿时随外婆烧香磕头来过的这座古庙。戏是《血泪仇》,古城墙下秦腔茶社里还在唱,是一种披红收受偿钱的娱乐营生。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里的看客,应该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在海岛客居时,看过央视焦点访谈的一档节目,是说脚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地下开采煤炭使地上的村庄出现裂缝,镜头中出现了我的老亲戚的面孔,我的思乡之情竟在这时候爆发,实在悲哀。

舅舅在煤矿上辛辛苦苦几十年,赚了又赔了,出几个人命事故,钱都搭进去了,到老了还在别人的煤矿上看场子,挣几个零用钱。另一个大的村寨,是大姨家所在的村子,解放前曾经是管辖我的小村子的村政府所在地,有当时叫联社的可以买到食盐火柴洋糖发卡一类货物的商店,有学校,有高高的古寨子。从家谱看,我的曾祖辈与这里有通婚现象,过来过去都是老亲戚。有同姓的一支人,在两百年前就另立门户了。小时候去大姨家,让狗咬了腿脖子,鲜血直流,后来就怕狗。姨弟的奶奶高寿,能唱长长的民歌,唱的都是儿女情长,惜惶得不得了。

父亲回忆说,当年我大伯娶我大妈,轿子抬到这个村口,共产党的队伍过来了,说是解放了。相隔三里地的同姓老村子,是我先祖的祖庭,从元朝就有了。村口有过铁旗杆和石牌坊,是表彰先祖建功立业德行的,有过祠堂,年节时族人都来这里祭祖。村上有中药铺子,我小时候还去那里抓过药,药引子通常是红枣,经常左药渣子里捡枣子吃,苦甜苦甜。解放前后,我的小村子的管辖归多姓的这个大村寨,尔后一直延续至今。文革时批斗国民党的伪保长,就是有高楼门的那家的主人,还给我们小村子的伪甲长戴了高帽子,我才知道这些行政体制的称谓。后来叫大队小队,叫村委会村民小组,叫大队长队长,叫主任组长。最小一级政府,是最底层,也是金字塔的基石。父亲当过队长,弟弟当过村主任,当过国家最小的官,始终没有离开过祖先留下来的这一片土地。八十年代,村是富村,有了电,家家有了电视,到了近年小煤窑关了,成了扶贫村,村人靠贩煤挣钱,煤是从几十里外拉回来掺了石矸运到渭河平原一带赚钱的。

一百年间,种庄稼之外,村人的生产经营方式从根本上没有大的转变,先是骡子驮,后是架子车拉,再是农用车大卡车运,一直充当的是脚夫的角色。新的出路是外出打工,一改先人打死也不出门的习惯,走州过县,到省城京城,上青海下广州,慢慢在外成家立业,把老人丢在了这遥远的故土,有的临到老人死去也见不上一面。于是,曾经有四五十个孩子的小学校也闲置了,荒草长满了院落,朗朗的读书声化为麻雀一类的鸟啼。小学校坐落在小村的村口,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高出一片砖窑崖背的机砖瓦屋脊,屋后是一片苹果园和机耕路,院子里有几棵柳树和一棵桐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人还居住在原下的凹地里,向阳又避风,窖水吃完了有沟底的泉水,早年的炭窠形成的骡马大道是顺季节河通向小镇的。

后来有了胶轮的架子车,两轮手扶和四轮拖拉机,五轮农用车以至六轮十轮货车,凹地要通过陡坡才能爬到原上的公路上去,人们便寻思着舍弃凹地里温暖的祖屋,到风声嗖嗖的原畔上去建砖窑。所谓的出入方便,是迁就了公路,以便快捷地顺公路抵达小镇和远处的小城。那么,依水而居的水在哪里,可以用车子拉水,从邻村和远处水库上拉来清凌凌的水,担水的扁担也随之消失。一家一户拥有院坡菜地和羊圈猪圈牛圈的方便消失了,牛也消失了,猪也消失了,仅有几只羊在顽强地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

人们住进了巷子,一排排砖窑陆续占领了原畔的开阔地,形成了新的村庄。凹地里的老土窑被废弃,睁大了空洞的眼睛,村落重新沦为农田,守望着那棵成百上千年的老槐树。原畔上的村庄,在四五十年前还是一片沃野,一处坟地上长着墨绿色的柏树,那是财东二老爷的墓地,有二老爷和他的大婆小妻的坟茔。从家谱上看,二老爷的一支人几代单传,但解放前的日子过得滋润,地多,有高骡子大马,有长工娃,有火枪,能娶得几房妻妾。有一回土匪来劫,二老爷的小妾守在门楼上用火枪还击,还把老瓮砸成将瓷瓦片,砸向土匪的脑壳。是一个长工娃领了土匪来的,没占到便宜,土匪便用火枪崩了长工娃,人说是罪有应得。这场劫难之后,家道衰落,二老爷和妻妾相继过世,就埋在这处坟茔里。小妾后来改嫁到了西原里,食堂化后爷爷和父亲去西原用磨子换粮食,巧遇这位长辈娘娘,念及乡土亲情,在这里吃了顿饱饭,睡了一宿热炕,临走还给了父亲一双布鞋。前几年给二老爷迁坟时,棺板已见朽,有骨什头发和镯子银钗之类遗物。因为坟地的风水好,多年前先是在这里盖了下乡学生的几排砖窑,学生们回城了,两孔砖窑成了临时小学校,其余处理给了几户人家。我大学毕业时,还是一腔热血,一幅学生模样,便自荐到这里给小学生们教歌,一边吹口琴,一边教孩子们唱歌。而眼下这些孩子们应该有四五十多岁了,他们的孩子也孩子的父亲了。

眼前拥有高大屋脊的小学校是后来修的,伐了沟底的杨树林作檩,拉力钢梁,红砖和墙,机瓦屋顶,窗子也是钢的,似乎要作千年大计。但使用了不足三十年,世事变了,一则计划生育,孩子们少了,二则年轻人进城打工,带孩子们上城里借读了,小学校最后仅剩下一两个生源。老师老了,由民办转公办后退了休,回家抱孙子了。早年小村有私塾,曾祖父辈是请了教师到家里来,家族中三个五个孩子是在凹地老庄子的一孔小窑洞里读书的。而后再上邻村的学校,到镇子上去读书。曾祖父宣公是家族中的佼佼者,一直读到了县城的学堂和省城的师范学堂,当了民国县志的编撰人,与西安北京来的教授如黎锦熙之名流交往甚密,一起研究同官地域方言,著书立说。黎锦熙何许人也,毛泽东的老师,宣公与黎先生交往的时候,毛泽东正好在陕北。

解放后,小村有了小学,是三个自然村落之间新打的两孔窑洞,可以上到四年级,然后去上完小读书。我在那里上学的时候,先后两位老师都是邻村的,在学生家吃派饭,一顿一毛钱二两粮票,对教书的公差很敬业。最多时,有二三十个学生,后来可能还要多一些。近年连邻村曾有百十名学生的小学,也只剩几个孩子了,老师比学生还多,这原上的小学校自然慢慢荒废了。那时小弟当村长,村上煤矿关闭了,村里付不起村长的几百元补贴,临到小弟离任时村里把这处地方折给了小弟。据说一位退休教师曾经想买了当庄基,议了五千元,买方嫌贵,小学也只好荒废着。

小弟占了这块地方后,放置经营推土机的器材,油桶架子车木料柴草垃圾占领了教室的大屋,院子种一些菜,周围的荒草比菜长得旺。自然长出的桐树有一抱粗了,一角的柳树是小弟栽种剩余的苗子埋在那儿,却正是应了那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蓬勃成了一道荒芜的好风景。前多年回来时,我是和父母一起住的。与小学校同一条巷子,隔三几户邻家,是八十年代后期父亲和小弟修造的。一绺四孔大砖窑,有平房楼门,还养牛养猪养鸡。有次回家,遇上父亲养的那头母牛生牛犊,母牛营养过剩,膘肥体壮,因难产而闷死了小牛犊。那绸缎一样美丽的小畜牲,静静地长眠在牛圈里,老母牛在哀伤,父亲更是痛楚不已。

我很少见父亲这么诅丧过,不仅仅是因为一头牛犊,而是他的农耕梦从此破灭了。之后,家里没再养过牲畜。几只下蛋的母鸡,也是我接父母到省城居住的那一年,临离家时带来了最后的几只鸡,一个一个被煮在了高压锅里,香气扑鼻,父母却没动筷子。半年后,父母回到老家,鸡也不再养了。

好在原畔有几亩田地,父母栽种了苹果石榴,但缺乏剪枝疏花上肥杀虫一类专业管理,顺其自然,虽是绿色食品,收成却是退化的小果子,好吃,但只能卖下贱果,一斤值两毛钱。果园一边种点菜,主要是辣椒豆角菠菜茄子,自己吃不完,零碎让子女们捎了去吃。原先沟底小山上还有一片退耕还林地,父母双双继续学大寨修梯田,硬是把一个荒山头变成了绿树葱笼的山包。

小山上的花椒树枝繁叶茂,花椒结得好,无奈父母年纪大了,再也无力去收获果实。有时叫来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甚至雇用别人一帮人来摘花椒,所卖的钱还不够人工花费。毕了,就免费让邻家去摘,谁摘了算谁的,还得给人家说好话,多亏给帮忙摘了,要不让红红的花椒扎在树上,一是可惜了,二是怕旁人笑话。父亲前几年上香山赶庙会,得了脑溢血,好在治疗及时,恢复良好,生活能够自理,但从此下不了地了。母亲常常一个人守在原畔园子里,蹲着坐着爬着伺弄果树和菜蔬,儿女们劝说不听,说是止心慌哩。

后来,知道母亲又下地了,起码没毛病,总比生病睡在炕上起不来好,就依了母亲的心意。父母和小弟分开过活多年了,吃水烧炭用电磨面头疼脑热日常使用,小弟弟媳侄子侄女一个院生活,多是他们照管。二弟一家住的相对远点,也常来照顾。几个妹子你来我去,照看老人没少操劳。而我老大,出门几十年了,逢年过节回来看看,尽管在花费上出一些,总是不在跟前,还让父母远远地惦记我。回到热炕上,我似乎又重返童年,与父母说话说到半夜。

几乎把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家事村事说个遍,把三婶六舅七姑八姨左邻右舍的事搜寻个尽,有时话说到半句就呼呼入睡了。父亲二回犯了病,言语不清,也很少张口说话了,说了旁人也听不清,他也就不再张口了。话没人听懂,他就急得哭出声来,母亲说,你再哭就没人来看你了,我们都走呀。这话把父亲给吓住了,尔后很少哭,而变成笑了,笑得难受。有时妹子们帮忙做饭,我也插不上手,有时是母亲做饭,我也不打搅她的盐淡醋轻,做好了端着吃。

我想这样多陪陪父母,就起了在老家造一处屋舍的主意。父亲曾说过旁人出卖的一处庄基,三分地大小,两孔窑洞砌了一米多高的石头根子,要价三千元。贵倒不贵,这价钱当时在省城已经买到一平米的房子,但院落还是小了一些,不够如意。曾与小弟说过转让他占有的小学校,一亩多地,一百多平米的大教室,院子里可种菜种花,离老窑院也近,修缮一下就是一处好别墅。

我回来有住处,父母也有一个散心的去处,毕了也为小弟腾开窑院,不都挤在一起。这么说定了,用小弟原先借我的一万元作交换,小学校就可以转让到我名下了。政策说,公家人不能在农村买房产,好在父亲早先有一个庄基的手续没有落实,可申请将小学的校产转为庄基用地,由小弟办好与村上的校产处置手续,再过户到父亲的庄基名下,然后办理公证,由父亲将庄基赠予我,这样才算合理合法。各类手续齐全后,由土地部门连同村上来人,丈量面积和东西南北四邻位置,三分庄基地外超出土地在父亲承包地中调整,签字画押,颁发占有土地证书,这才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修缮小学校的工程开始动土了。当年一过国庆假期,和了个吉祥的好日子,我和父亲还有兄弟侄儿们一起到了小学校,烧了一炉香,用锄头动了动土,就算开工了。父亲跪不下去,但坚持要我兄弟侄儿们磕头,以求老天爷保佑。

上溯到一百年,曾祖父兄弟两个拥有老槐树底下的一正二斜三孔土窑,后来箍了一个小砖窑,也就是父亲娶母亲也是我三兄弟出生的小砖窑,外带三间厦房和做饭处,有一道称作二门的小楼门,与自家位三的曾祖父几代人共有一个大楼门。曾祖父位六,曾祖父的弟弟位十二,简称二老爷,曾祖父娶过三房老婆,留下祖父一个独苗和几个老姑,二老爷命运不济,两儿夭折,三女有两女先他而去。父辈六男一女,父亲位大,在老院里过活到七十年代。

我最早离家到小城做工,是从老槐树底下的窑院走的。如今过了四十年,我当初出走时的老窑院早已化为田地,只有古槐不记年月,仍然蓊郁地伸展着它蝶形的姿态。而后,曾祖父和祖父上了原畔的新舍,父辈也随之到了原畔一带居住。前后不过十年工夫,曾祖父和祖父都终了在原畔的窑院里,当时我在省城读书或当编辑。八十年代后期,父亲和我的两个兄弟先后上了原,四个妹子也陆续出嫁。到九十年代初,我离开省城远走海南岛,一去就是八年,锦书难托,天各一方,原上的窑院始终在梦中盘踞。重返省城又是十年,我回来了,回来就不再走了,恐怕是要老死故乡了。新添的小学校这处家业,无论如何给年迈多病的父亲是一个礼物,一个安慰,给他近八十的生命打了一剂强心针。我是要安顿自己的晚年,也是在安顿父母的晚年,在整个修缮过程中,看着父亲拄着拐杖在工地上指指点点转转悠悠的神态,我心里踏实了。

先是伐了大屋前的桐树,它的枝条戳到屋顶瓦里头去了,根也挤爆了台阶。父亲说挖了,我尽管爱树,也顺从父言。几个柳树,以防根须扎到水窖里,也只剩了两棵。五柳先生,门前是有五棵柳的,苏东坡说是门前学栽先生柳,我成了二柳先生,柳是先前无心插的。有邻居说,门前不栽柳,我说,外婆家的涝池边曾经有大柳树,如今中南海里也遍长柳树。边上有一棵小桐树留了下来,我是想那火焰一样燃烧的桐花是最美的风景,小时候吃过桐花蒸的麦饭,我得记住桐树的恩情。拆了门口的碍眼的厦房,原先是老师的住舍,中间还有连体门楼,换成了一个高大的旧式门楼。匠人不知造什么样式的,我就带他们去看村上唯一保留的六爷的门楼,其他十有八九都变成了水泥平顶门楼,一模一样,给外人连一点区别的标志也没了。

有人见我修造屋舍,说你儿子在美国,你给谁留哩?我说,哪怕我住一天,也是个心情,给谁留已经不重要了。大屋顶基本不动,早先富平一带匠人盖大房的技术今人已大大不如了。只是换了几处破碎的瓦片,补了漏洞,在屋脊上添了瓦的装饰。窗户是窄的铁框,换成了铝窗,如同西方教堂的样式。室内改两大教室为三室一厅一卫一厨,大厅为尖顶,其它为平顶,用桑拿板装饰,地面用仿石地板,全包木门,外加太阳能水塔平台,浴霸卫生间,与省城的房子设施相近。

大厅盘了西式壁炉,红砖到顶,父亲和村人不解,光光堂堂的屋子为啥要弄那么个东西,涩涩巴巴的,我说,电视上美国总统接见重要客人,背后就是这种壁炉,像是咱们的灶火爷,能当暖墙用,跟热炕一个理儿。卧室盘了炉子炕,书房搬回了省城的大木书架,有写字台和电脑桌,可以一边写字画画,一边弄博客。居于乡间,放眼地球,岂不是最传统而现代的处所。

村人来看新鲜,说是墙都刷这么白了还要再刷?有人说了,是要一个劲地白哩。村人说,你给里外墙都帖上瓷砖才好看,我说我见不得光溜溜的瓷砖,不透气,就要红砖本色。园子用砖铺了通道,留下大片地种菜种花,栽了樱桃玉兰樱花山楂树,留下原来的两棵小桃树,不为吃桃只为看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多好的诗,让关中的老腔一唱,更是雅俗合一,意味无穷。只是村上的自来水不如意,三天两头停水,东河里打了深水井,原顶上修建了水塔,落差大而致使水管屡屡爆裂,白花花的清水流到沟里去了,淹了人家的庄稼还得赔偿。

太阳能成了摆设,热水澡一时洗不了,只好抽窖水到水塔,或者用绳子吊水,也算是重温曾经的农耕生活。天气好的时候,太阳暖暖地照在园子里,映在屋里,父亲在门口的藤椅上打瞌睡,我在屋里写字画画上博客。小鸟在喳喳叫,花儿在开放,邻家的狗偶尔汪汪几声,巷子里传来了叫卖的吆喝。隔壁小女孩放学了,悄悄溜进屋来,喜眉笑眼,要玩我的电脑。母亲做好了饭,说是羊肉圪塔,来唤我和父亲回家,我便厮跟着父亲走出园子,朝巷子东头缓缓走去。

选自长篇小说《谷雨》第一章

铜川籍作家谷雨(好书推荐今日谷雨)(2)

和 谷

和谷,1952年生,陕西铜川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协顾问,黄堡书院院长。《市长张铁民》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著作《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舞剧《白鹿原》等多部。作品译为英文、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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