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是个矛盾的王朝（现实的逼迫与利害的考量）

在最近的热播剧《清平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与映象中截然不同的君臣关系。他是那样的谦逊、恭敬、和谐，始终洋溢着一种君臣相得、如鱼得水的美好气息。不仅与我们自幼就被灌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致对立格格不入，而更重要的是就连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昂扬、慨然担当的精神面貌也是我们所不曾听过，见过的。那么，这种揖让有礼的君臣关系和“慨然以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都是真的吗？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才能孕育出如此动人心魄、令人追慕的人文精神呢？

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宋太祖“陈桥兵变”

“物质决定意识”，任何人事变化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倘若我们真要深入追究宋代士大夫这种“百代难遇”的特殊的精神面貌的话，那么，就得先对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有所了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论事”，亦唯此，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把握到有宋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独到之处。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将年不过髫龀的后周恭帝柴宗训赶下帝位由自己取而代之。或许是因为“得国不正”而“心有余悸”的缘故，登基之后的宋太祖时常想起自己谋朝篡位的“光辉事迹”，再加上其本人又是从动荡至极，丧乱无已的“五代十国”中挣扎出来的。对军阀乱政的危害性有着远超他人的认知和见解。如此一来，一方面出于对武人掌权的忌惮，另一方面则出于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同是武人的宋太祖不得不绞尽脑汁的来设计出一套能够切实执行且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进而从根本上杜绝五代时期极为盛行且备受推崇的“天子宁有种耶？马壮兵强者当之耳！”的歪风邪气，以此来确保赵氏江山的万世一系。

换言之，正是因为赵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和宋太祖方寸之间“难与人言”的苦衷。才使他不顾“革命尚未成功”的客观现实，宁愿置国家于内忧外患之间也要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达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目的。但“革命事业，莫难于建设，莫易于破坏。”在数千年而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被摧毁之后，宋太祖随即陷入“建设之难”的尴尬境地。毕竟，无论怎么说，无论皇帝个人的时间如何充裕，精力如何健旺、能力如何出众。但若想以一己之力治理偌大一个帝国时，终究还是力不从心、有所不及的，所以，他就必须要依赖某一政治群体来协助自己一同治理。但在传承千年的世家大族业已式微或消亡；而雄强霸道的武将集团又不可信任的情况，选择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帝国也就成了宋太祖眼下最大最艰巨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二：赵匡胤的突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乃无奈之举！

自秦始皇开创大一统局面以来，鉴于“独木难成林”的历史教训，历朝历代的王朝统治者都在费尽心机的摸索并尝试更好的治国之道和理政之方，而就如今我们所能总结出来的途径看，大抵包括“女宠之乱，外戚之乱，藩镇之乱，夷狄之乱，嬖幸之乱，宗室之乱，宦官之乱以及权臣奸佞之乱。”而导致这诸般乱象的祸源在北宋建国以前就已经被一一验证，故此而言，虽有武人之粗豪，却不乏枭雄之精狡的宋太祖赵匡胤自然不想“覆辙重蹈”。而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此之外另辟蹊径，蹚出一条与历代截然不同独属于宋朝的治国之道来。

1、士族的没落——白马驿大屠杀

话说在汉高祖刘邦开创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开始，在经过一千余年的迭代发展之后，当年的“布衣将相”们大多成长成了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此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政策和舆论管控手段，无形中又为早期掌握学术和文化的儒家子弟提供了垄断学术、趁机做大做强的机会。而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宋以前的国家政权自然也就被牢牢的掌握在这批人手中。而陈寅恪先生就曾很形象的将这一阶段命名为“士族政治”。

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世间之事哪有一层不变的道理？当历史的巨轮轰然驶入晚唐时，凶悍嗜杀梁太祖朱温一方面出于篡权夺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由于对向来看不起他的“士族阶层”的仇视。公元905年，野心勃勃的朱温在谋士李振的鼓动之下，在滑州将“五姓七家”的代表人物以及当朝名臣勋贵等一干向来反对自己，或阴谋反对自己的三十余家尽数屠戮。而这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白马驿之祸”。而也正是此次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使得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士族门阀就此式微没落，从此消失在慢慢长河之中。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脚步跨入“五代十国”的大坑，当初因为实力不足规模不够而侥幸逃过一劫的十族终究还是没能躲过这翻天覆地的惊世巨变，纷纷倒在了唯利是图的军阀的屠刀之下。故此，等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天下之大，业已没了士族的影子，他也就无从寻找那些学问精深、实力庞杂的士族子弟的襄助。

2、社会变革推动阶级演化——士人集团的扩大化

“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室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据此而言，随着原本隶属于金字塔顶，具有支配权力并操纵权力的运转的士族门阀的烟消云散，已然固化的社会阶层亦将随之而发生剧烈的社会变动。

再加上干戈四起、杀戮盈野的“五代十国”大乱之世的推动和催化，无论是自两汉以来被垄断千年的政治结构还是当时业已繁荣昌盛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因为战乱和诛灭而空余的土地被堂而皇之的拿到市面上进行买卖。这对于向来只是盘踞在乡、县一级的商人和地主而言，不啻于九天纶音。当年被掌握少数士族门阀手中的土地就这样被流转到商人和地主手中。而在经过五十余年乱世的大浪淘沙后，庶族士人也早已稳稳当当的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在家中有田，手中有钱的生活目标基本达成之后，精明老练的庶族地主和见多识广的商人阶层自然也想趁着大好时节来改变自家的社会地位和阶层属性。“知识改变命运”的认知终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觉悟。因囤积土地雇人生产而实现衣食无忧的庶族地主开始安排家中子嗣投身学习。大量原本只能困守于田亩之间的“农民”纷纷转身，成了文采斐然“文士和乡绅”。

不仅如此，因为失去束缚而变得异常繁盛的商业经济则进一步刺激着土地的流转。原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道“读圣人书，求圣人道”的小士族则只能通过不断变卖土地和产业来维系家族庞大的开支，而随着产业的瘦身，当年高人一等、睥睨天下的士族就逐渐沦落为与庶族文人差相仿佛的地步。

而就在这样一个士族没落下降，庶族崛起上升的过程中，士族弟子和庶族弟子终于在“士”这个节点上实现了顺利会师。从此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既没了所谓的“士族门阀”，也没了所谓“寒门庶族”。有的只是已经脱胎换骨的士人集团。但这却又不是简单的士人群体的扩大化和规模化；业已占据社会经济主体地位和掌握社会文化舆论优势的士人阶层再不甘心只能在县府一级活动，他们渴望有更广阔的的天地来供他们大展拳脚。换言之，此时此刻的士人阶层已然有了政治层面的需求，而因为这一诉求的提出所带来的影响又是深刻悠远而剧烈的，因为，他几乎垄断了此后一千余年政治形态，并从根本上重新熔铸、塑造了我们的国民性格和国民精神。而这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眼下所无法避免且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

3、帝国的隐患——朝廷之上勋贵和降臣云集

除此之外，宋太祖赵匡胤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即，由于宋朝是由后周和平过渡而来，所以在接手后周江山的同时也就顺道继承了他的政府运转机制和文武百官。而后周时期的政府运转机制却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不然的话，又怎会给赵匡胤留下偌大的操作空间？所以，对一心要杜绝绝后患，防止历史再演而“偃武兴文”的宋太祖而言，他就必须对现有的政府体制进行改革。可自古以来，哪有改革是能够被顺利进行的？因为无论怎么改，必定都会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有着相当能量的角色。

另外，在赵匡胤继承后周之初，中原大地上还零星的分布着南唐、后蜀和吴越等经过数代经营而根深蒂固的割据势力。而在经过一番恩威并施和威逼利诱之后，宋朝才勉强实现了中原境内的大一统。可“强龙难压地头蛇”，刚刚完成南北统一，东西合并的宋王朝为了能够确保版图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也只能大肆容留来自南唐、后蜀和吴越等国的降臣降将，并借助他们的势力来帮助自己稳定地方。可地头蛇终究是地头蛇。对“五代之局”之的成因了然于心的宋太祖自然不可能真心全意、推心置腹的信赖这批降将降臣。

正所谓“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在英明睿智的宋太祖赵匡胤看来，与其大规模任用敌国降臣而使自己担惊受怕，孰若培养隶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进而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渐次取代这些令自己寝食难安的降臣降将。最终实现其九州大地一盘棋的战略目标呢？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那些掌握相当的社会生产资料，却因为出身寒微，没有世家门阀作为靠山而又有着强烈的从政欲望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成了宋太祖赵匡胤所争取、拉拢的对象。因为在赵匡胤看来，无论这些人怎么发展，他们的荣华富贵、生死荣辱都是掌握在帝王手中的，即便是有朝一日位极人臣。也绝不会成为王朝的隐患。这和西汉初年“布衣将相之局”的道理如出一辙。所以，出于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在经过利弊兴替的严谨考量之后，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做出了影响千年的政治决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