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叫江南贡院（江南贡院的故事）

“十载辛勤变化鱼龙地，一生期许飞翔鸾凤天。”这是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撰写的楹联，悬挂在江南贡院的龙门牌坊两侧。

位于南京夫子庙学宫东侧的江南贡院，曾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如今是中国最大的反映科举考试制度的专业性博物馆。无数莘莘学子曾在这里激扬文字、崭露头角，从这里开启了为官之路，成就了一番事业。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运行千年，凝结出了科举文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江南贡院，一起聆听它的故事。

一

被称为古代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比此前任何一种选官制度都更加公平与公正。科举制度，打通了寒门子弟通过努力进入仕途、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为国家吸纳精英人才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江南贡院曾占地30万平方米，考生号舍多达20644间。为了防止徇私舞弊，古人在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都制定了针对考生、考官、考场严格到近乎苛刻的规定。

为了保证考生报考材料真实，人品德行合格，古人设计了多种制度，如廪保制度、联保制度、派保制度等。即使考生以后出仕为官，如果在这一环节出了问题，保人仍会受到牵连，并被治罪。

廪保制度是由领到国家助学金的同乡秀才、地方官员、四邻作保，因为他们对于考生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最了解，所以最有发言权。联保制度是由一起考试的五名考生相互作保，如果发现某考生有问题但其他人没有报告，其他人将承担连带责任。派保制度则是由官府派遣与考生无亲无故的外地人，悄悄在考生住处附近租房，监视考生的日常起居生活，看他有没有不好的习惯，甚至会故意找考生的“茬”，看他反应如何，以此考察考生的人品德行。

为了确保科举考试的公平与公正，杜绝科场舞弊，古人曾从考官人选、委派方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

主持乡试的官员，称为主考。主考分正主考和副主考，由皇帝亲自选派。同考官的职责是分房阅卷，故称为房官。清代，除顺天府之外各省的同考官，起初在本省科甲出身的官员以及邻省进士出身的推官、知县等人中选任，从雍正时期开始，不准选用本县现任知县，只能由邻省在籍候选的进士、举人中，选拔品行和学识皆优的人来担任。又因为“两省接壤之地、居址相连，不无亲朋往来，素相交好”，为避免发生“暗通关节”，进一步明确规定附近三百里者不得咨送。

主考官赴任时，不许携带家眷，不许携带过多的随从，不得与外界交接，更不准游山玩水。主考官一旦进入主考省境，立即先送至城郊接官厅，途中以监临官的封条封贴轿门，抵达居所后再封住馆门，以防有人接近主考官。

对考生的严格考察，确保了其品德与才学兼得；对考官的重重监督，要求其廉洁奉公，不为一己之私。

二

纵观历史，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选拔出十万名以上进士，百万名以上举人。

在各考区中，江南贡院独占鳌头。从这里走出了许多流芳百世的清官廉吏，如王安石、范仲淹、于成龙、郑板桥、林则徐等。他们以“兼济天下”的胸襟，身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嘉庆年间（1796—1820年），林则徐在江南贡院考中举人，后来赴京考中进士二甲第四名，由此开始了官宦之旅。他曾三次担任江南贡院主考官，留下了“三度亲临棘闱中，雷厉风行革弊政”的佳话,使科场风气为之一变。

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则徐初次监临江南贡院，制定了考场规约十二条，要求考生不许夹带, 甚至带来的干粮都必须切开，以防作弊。考生进入考场要经过三道门的严格检查。如果前两道没查出问题，最后一道发现问题，那么前两道门的工作人员将以玩忽职守治罪。作弊考生将示众，并革除已有的功名。

林则徐虽居高位，但廉洁奉公、刚正不阿，深受百姓爱戴。他深恶官场贪腐风气，立场鲜明倡导清廉。

林则徐曾发过两次传牌。一次是赴湖北任布政使之前，向沿途官员宣布途中一切费用自理，官员只在码头接见，不准迎来送往。另一次是赴广东查禁鸦片前，告示出行轻车简从，沿途接待只用家常便饭，严禁大吃大喝。

林则徐律己严格，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对自己的家人也是从严要求。

在任陕西巡抚期间，林则徐曾为三个儿子写家产分割书，称自己为官三十余年，只留有一点房产可供分取，现银则无可分。他告诫家人家产微薄，得钱不易，不节俭就难以应付家用。只有通过辛勤劳动和俭朴度日，才能够挣下家业。不要迷惑心智，忘记当初的艰苦。如果因为奢华放荡而败坏家业，那么就不是我的子孙！

从江南贡院走出的一位又一位清官廉吏，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领略到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与抱负。

三

以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作弊的手段更加巧妙多样。特别是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吏治腐败，科场中夹带、抄袭、顶替以及飞鸽传书、龙门调卷等作弊手段层出不穷。但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寅缘请托，贿买关节，发生在江南的明代洪武丁丑科、清代顺治丁酉科、康熙辛卯科等科场案皆因此而起。

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丁酉科场案，因考官纳贿而起，牵连人数之众，对全国震动之巨，实属罕见。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本场考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人，或欲结交权贵，或因贪财纳贿，竟公然在考场内互相翻阅试卷，照事先拟好的名单决定取舍。发榜后，众考生不服，议论纷纷，集体到文庙去哭庙。顺治大怒，查出考官们受贿属实，下旨将李振邺、张我朴等七人治罪。刚过半年，江南乡试又出现了作弊情况。顺治处置北闱科场案的怒气未消，传旨将主考官连同十八名同考官全部治罪，其家人亦受到牵连。

无论是万民景仰的清官，还是千夫所指的贪恶之辈，百年之后都会面临历史的评价，成为后世敬仰或者唾弃的对象。那些奉公清正的官员，为后世官员在坚守正道和一己之私之间该如何抉择做出了示范。

我们今天在思考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时，也应“一分为二”地予以看待。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在倡导人人读书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它也滋长了社会上争名逐利的风气。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僵硬地用“八股”取士，既不利于社会创造力的迸发，也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把握时代的脉搏。

◎链接

贡院又被称作“棘闱”

贡院，从隋朝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就是科举考试的专用场所。据史料记载，江南贡院正门建门厅五间，大门东西立有一对石狮，另有牌坊两座，分别刻有“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的字样。进入大门，有碑亭，左曰“整齐”，右曰“严肃”。之后分别为第二道大门“仪门”和第三道大门“龙门”。至“龙门”，除考生外，其他人等均不得入内。

从“仪门”中门向前，直通“明远楼”。考试期间，监临、巡察等官员登楼监视，“白天摇旗示警，夜晚举灯求援”，以防止考生骚乱、作弊。穿过“明远楼”，上达“至公堂”。此堂为监临、提调、掌卷、受卷等外帘官员开会、办公之地，其东西两侧，分别建有监临、提调、监试、巡察等各堂。“至公堂”后是“戒慎堂”，这里是放榜前内外帘官员集中抄录榜文的地方。帘门外横有一条宽约十余米的清水池，池水将江南贡院拦腰分作两段。池上架有一座石桥，即为“飞虹桥”，它是江南贡院内、外帘的分界点。为防止外帘官员（监考官员）与内帘官员（阅卷官员）相互勾结舞弊，贡院立有严格规定，考试期间任何人不得逾越“飞虹桥”半步。不仅如此，即使是熟人隔桥打个招呼也不允许。

为防止考场内外的串联作弊，江南贡院外建有两道高墙。两墙之间留有一丈多宽间距，形成一圈环绕贡院的通道。围墙的四角又建有四座两丈多高的岗楼，围墙的外面也留有一圈空地，严禁百姓靠近和搭建房屋，这就是著名的“贡院街”。非但如此，在乡试期间，贡院围墙内外还布满了兵丁，可谓戒备森严。又因在贡院内外两层围墙的顶端布满了带刺的荆棘，所以贡院又被称作“棘闱”。（冯家红 李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