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太平天国使1亿人口减少）

太平天国(其中“天”字的两横上长下短;“国”字写作“囯”内为“王”字)，后期曾先后改称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经过多年传播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组织团营，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号称天京(今南京)，定都于此。太平天国武装力量先后发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1872年5月12日(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颁布“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的规定对男女进行严格隔离。在急行军时，对“男女”作区分，实行军事化管理实不足怪。可是在打下大片江山后，太平天国领导层并没有因时变通，反而走向了极端，将这种举措推广到整个社会，把天国活生生地变成“军营”。

　　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就宣布“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同时要求男女分开住，并将已婚的男女强行分居。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俗称“男营”、“女营”，民女入馆后，“无论老少，呼曰‘新姐妹’，聚二十余人为一馆”。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民女不得缠足，一律被勒令放足，且不得穿裙，以便于从事削竹签、搓麻绳、挖壕沟、盘粮等后勤劳务;手巧的女子则被编入绣锦衙，其绣花处曰绣花馆，算是上差。男馆则叫师帅、旅帅，其成员则有牌面、牌尾之分，前者为青壮年男子，除在手工衙营务工或运粮搬物外，还随时奉调出征;后者为老人和幼童，主要承担煮饭、打更、放马、割草之类的轻体力活。夫妻也不得同宿，婚娶之事自然就无从谈起。

　　上述就是太平天国宣扬“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部分真相。其实民众以“兄弟姐妹”相称，看似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从事生产的机器而已——情感、欲求被剥夺、家庭被消灭，人已不能称之为人。

太平天国实行禁欲主义，平民只要与异性发生关系，即便过夫妻生活，也格杀勿论

　　太平天国禁止夫妻同居外，还特别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天条书》第七天条就要求“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吩咐“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

　　也就是说，天平天国的民众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无论是两情相愿，还是强奸，都是犯下“奸淫”罪，格杀勿论——即便过夫妻生活。

　　如此荒诞的律令下，咄咄怪事就难免发生。当时有官兵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但当时这可不算小事一桩，领袖们看来这事“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传情，不可不防微杜渐，以儆歪风”，宣布“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再有，男子赴女营探视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一则时人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连家人都不得相见，这不是天荒夜谈。一份太平天国的官方资料，1854年刊行的《天情道理书》亦写道：“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

　　当然，客观地说，严格隔离男女的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同时有保护妇女的作用。在攻占南京之初，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结果随即就被拿获，“讯明枭首示众”。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正因为法令森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所以，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

　　实行禁欲主义与洪秀全憎恶淫乱有关，洪秀全将“淫”列为六恶之首

　　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一方面出于整肃军纪之需，一方面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有关。

　　洪秀全一直将男女淫乱作为社会病态来批判，这与他起义前的经历有关。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当时，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卖淫业十分兴盛。据载，“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阜”。洪秀全耳濡目染， 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列数了世间6种“不正”的行为，强调“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瞋;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咏振振”，告诫“自古善正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奉劝人们返璞归真，不可“乱常而败伦”。(按：作为上帝的对立面，上帝教中的“妖”具有宗教、政治、伦理三层含义，即指灵界的异教诸神及其偶像(“死妖”)，同时又指世间的清朝统治者和拜邪神、行邪事之人(“生妖”)。又，“靡歌麟趾咏振振”中的“麟趾”指《诗经·国风·麟之趾》，该诗描述周文王的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无犯非礼。)洪秀全将“淫”列为六恶之首，认为这是人变为“妖”的标志，可见他对淫乱的憎恶程度。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但起义立国后，洪秀全把思想付诸行动了

1851年9月，太平军夺取了他们的第一座城池永安州城(今蒙山县)。在此停留的7个月里，洪秀全完成了一系列的军政建设，还封了5个王。东王杨秀清是个烧炭的山民;西王萧朝贵是自耕农;南王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在乡下读过几年私塾，可以算是小知识分子;北王韦昌辉有几家店铺和大片田地，翼王石达开出身于富贵之家，这两人可以算士绅或地主。他们的出身不尽相同，学识有限倒也算是共同点。

　　据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劝天王尊崇儒教，放弃拜上帝会。因洪秀全不以为然，左某悄然离去，成为湘军中平定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忠王李秀成日后的自供词一语破的：“天王不用读书人。”

　　知识分子常有自己的想法，头脑不容易改造，自然不能轻易信任。书生文士在天朝是不可能得志的。太平军视为至宝的是孩子。每攻陷一座城市、路过一个乡村，必定竭尽可能把他们带走。孩子最天真无邪，加以训练，将来就可以成为死士。天朝晚期的将领，许多都是被带上路的孩子，例如英王陈玉成。

　　至于普通将士，大多出身于苦寒之家。除了广西山民，“所据之地，男子一律‘随营’，先动以甘言，再施以威劫。所谓甘言，即传集百姓听‘讲道理’，如有不从，定斩不留。”——史家郭廷以总结。湘军的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录，太平军掳人常常要“看手相”：如果掌心红润，手指上没有老茧，“恒指为妖”。反之，“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

末革命团体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认为，太平军有中国民间秘密会社色彩。“非尽本于耶稣，而实有根于洪门之旧规而然也。”

　　洪门又称天地会。为了壮大其队伍，太平军曾大量收纳会众，尤其是天地会党徒。不过洪秀全并不认同其“反清复明”的宗旨，“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

　　太平军号称平等，其实分别心甚重。入上帝会的称为兄弟。来自广西的称为“老兄弟”，享特殊待遇，后入会的称为新兄弟，一般百姓则一律称为“外小”。天王许诺“兄弟”们：“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按太平天国军制，每军置军帅一，下辖一万三千多人。

　　“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他们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钱穆先生曾分析说：“农民骚动的主因，必由于吏治的不良，再促成之以饥荒。在官逼民反的实况下，回忆到民族的旧恨。这是清中叶以后变乱的共通现象。”“因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

　　太平天国运动死了多少人？1851年1月11日，37岁的广东人洪秀全在偏僻的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号称“太平天国”。两年后他杀进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杀，席卷大半个中国几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 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