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面给大家（一场特殊的见面会）

见面时间只有三十分钟，这可能是几年里唯一的机会。

几家人各自围坐在一起，视频对面是在监狱服刑的、许久未见的丈夫、儿子、父亲。一家人各自讲讲近况、嘱托几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志愿者慢慢收设备，一位妈妈主动张罗要帮忙装好，手里还抓着iPad和那面的亲人挥手。

这场在线见面会专为服刑家庭所办，几天里，在一系列修复亲子关系的活动中，孩子排练了节目，录好想跟父亲说的话，只待最后一天能见到服刑中的亲人。酝酿和积累的情绪都在这天上午引爆，视频投到礼堂的大屏幕，主持人引导每个家庭上台见面，她问孩子爸爸叫什么、有没有变样，又让爸爸摘下口罩给家人看看。哽咽声顺着音响传出，几乎每家人都要说，好好改造，早日回家，我们在外边等你。

亲情关系修复活动结束后的30分钟是属于各家人自己的亲情见面会，林敏明独自坐在礼堂前排，不时举起对讲机回头张望，看到志愿者帮每家人顺利接通视频电话（他很担心信号出问题）、细碎的聊天声响起，他终于放松下来，侧坐在扶手上和旁人闲聊。现在，礼堂中的情绪逐渐缓和，一家人笑着和亲人道别。只有一个沉默的男孩低头顶住椅背，他一直在抹眼泪，志愿者已经哭过一茬了，有两个男生哭得格外凶猛，这会儿眼眶都是红的。

林敏明是公益机构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也称“红苹果公益”）的发起人，致力援助因父母服刑而陷入困境的孩子，他也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的教官，两种身份叠加，让他得以在高墙内外建立一种特殊的联接。最直观的，就是这场名为“穿墙引线”的活动。若是在疫情前，孩子和家人可以在监狱开展的亲情帮教活动中面对面倾诉衷肠，甚至能进到监狱了解服刑人员居住和改造的场所，相拥告别。他相信，监狱内外的互动对于孩子和服刑人员都有不同的意味。

在林敏明看来,以惩罚与改造罪犯为宗旨，在疫情特殊情况下要保安全、保稳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亲情是最不可忽视的，对子女的牵挂是绝大多数罪犯最大的心病。帮助改造、预防犯罪、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使对罪犯未成年子女的关注和帮扶成为各方共同的诉求和理念，最终促成监狱民警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的携手。

“穿墙引线”是一系列援助项目中最动人的，儿子重见父亲，夫妻放下芥蒂，罪犯表达悔过，旁观者难掩感动。这只是一个温暖的切片，回到日常，这些父母入狱的孩子依然还要面对更多压力和无奈。

隔着屏幕，服刑者和家人互诉衷肠。

家里的“秘密”

7月末，经过福建省监狱管理局、红苹果公益多方努力促成，包括南都记者在内的多家媒体，随社工团队走访了两个家庭。出发去福州前，我们被告知一系列注意事项：孩子的信息绝不能泄露，拍照要先征得同意，尽量不和孩子聊父亲的案情（在其中一户家庭是“禁止”）。我们在机场签好承诺书，等到入户培训会，这些要求又被反复提及。当南都记者询问能否在稿件里写案情时，一位大嗓门的志愿者反问：你们要写孩子的真名吗？

这种敏感是有原因的。红苹果公益想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的困境被社会看到，争取更多支持和资源，但带记者进入现场，有风险。建立信任关系不容易，对家长而言，志愿者的到来，意味着孩子有了新的文具，一些生活上的支持，一点敞开聊天的空间，可以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多方位的帮扶。如果处理不好，也意味着打扰和再次伤害。

到达每个家庭，我们等在外边，几位社工先进去打招呼。在培训时的设想里，我们要低调进屋不引起邻居注意，这也是平时对社工和志愿者的要求。但这次走访人数较多，新手们略显慌乱。还好两个家庭都没有表现出介意，从远处就招呼我们进去。

让我们先简单认识两个家庭。平平6岁，家庭关系复杂，跟爷爷、同父异母的姐姐一起生活，父亲因经济犯罪被判服刑3年3个月，母亲偶尔来看他。宁宁10岁，和姑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亲因刑事犯罪被判无期，担心他承受不了案情，姑姑一直告诉他父亲在外工作。这是两个相似的家庭，热情、坦诚、为生活操劳。

疫情前，宁宁姑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告诉她可以带孩子进监狱看望父亲，费用开销由公益机构承担，要他们留出5天时间。这听来有些稀奇，姑姑一度觉得对方是骗子，找很多人打听后才相信。那次行程，她第一次见到林敏明，见到很多相似的家庭和孩子。

这趟行程姑姑注意到一位十来岁的女孩，全程戴着口罩（注意这是在疫情前），谁过去打招呼都避开，在活动中也避开人群。讲到这，姑姑谈起家里一直保守的秘密，宁宁父亲入狱后，他们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件事，只说爸爸在外面工作。

为了养家，一家人从老家搬到这座城市，租的是最便宜的房子，姑姑去超市收银，两位老人收废品，他们在过道养了鹅、荒地种上菜。陌生的地方意味着全新的社交关系，街坊邻居都不了解这家人的历史，姑姑只向班主任透露孩子父亲在服刑，希望老师多照顾。他们在等一个顺其自然的契机。

宁宁一家的菜园。

宁宁是一个活泼、壮实的男孩，这几天福州都是40多度的高温天气，宁宁和弟弟（姑姑的儿子）却一直跑来跑去，衣服湿了又换。生活中，宁宁很少主动提起父亲，监狱“亲情电话”时间里，父子俩会在电话中寒暄几句，最近做了什么？成绩怎么样？电话那端的父亲永远在远方工作，宁宁有时会要求父亲带礼物回来。愿望从未实现。

宁宁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谁也不敢说自己了解宁宁在想什么，任何深入的访谈都会触及核心秘密，社工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他们能做的，只是定期看望宁宁，带着礼物，试图弥补一些缺憾。

“我很怕他以后跟她一样。”姑姑说的是那个全程戴口罩的、沉默的女孩。

亲人等待与服刑者视频见面。

“他爸爸是罪犯，不要跟他玩”

某种程度上，宁宁是个受到很好保护的特例。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个群体里，大部分孩子是比较自卑的。”漳州市龙海区弘易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郭弘观察到，部分孩子性格内向、敏感，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具体表现为远离人群，少与他人接触。

郭弘所在的机构与红苹果公益合作，负责定期走访当地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视情况提供物资和心理援助。她解释，这些孩子要承受来自村民、邻居、亲戚、同伴、学校的舆论压力。

“邻居会说，他爸爸因为什么被抓走，还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他爸爸是罪犯，不要跟他玩。”甚至有时，家人也会说出这样伤害的话语。在一次亲子活动上，指导老师试图引导家长看到孩子的优点，但一位老人只是反复强调孩子的不足之处。郭弘观察到，这类情况普遍存在，孩子自觉低人一等。

那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家里的收入支柱入狱，生活困难、家庭残缺，这都是可见的。想象一下，你是服刑人员的孩子，你要承受村口的闲言碎语，你的玩伴会突然远离你，另外一些时候则是来自家人的愤懑。你学会自我保护，你变得沉默。

家庭教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些家庭尤甚。

与宁宁不同，平平是个怕生的男孩，看到一群陌生人到访他立即钻到了桌子底下。他和姐姐关系很好,爷爷也是热情的人，老人当过村干部，嗓门很大，声色并茂。在大家手足无措之际，一位志愿者把平平哄了出来，他后来告诉我们，平平隐晦提到一些不快，可能是在学校受过欺负。而在爷爷眼里，平平是快乐的，有很好的朋友。谈到红苹果公益的帮助，爷爷几次称赞，说志愿者来看过他们好几次，每次来都要带很多东西。问及儿子的情况，爷爷说生气把判决书都撕掉扔了。

表现差异背后，有性格及个人特质等原因，但家庭和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同样需要关注。宁宁和平平是两个特殊的个案，大多数家庭介于两者之间，困难相似又不同。这需要社工细致的干预和介入，有赖于大量专业的社会资源支撑。

亲人与服刑者视频连线。

冷门领域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刘涵曾在2019年带队调研红苹果公益。她所在的研究机构长期关注留守儿童困境，他们学习成绩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明显差别，但由于缺少父母关爱，在心理健康、情感和非认知能力（主要包括情绪管理、社交能力，俗称“情商”）等方面表现较差。而父母服刑，则会让孩子产生更多的耻辱感。

几位有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士都谈到，社区和社会的舆论环境短期难以改变，工作的切入点放在加强孩子的心理建设。在郭弘看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应对压力的方法，社工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应对压力、减少影响，而污名压力下，共同生活的家人能为孩子提供多少支持和保护，是社工机构要解决的另一问题。就像定期举办的“穿墙引线”活动，“重头戏”是最后一天的高墙内外的见面会，但同等重要的是在此之前组织的一系列亲子活动，帮助重建良好的家庭关系。

“这些孩子的童年，甚至青春期，得到的关爱和帮助是比较少的。”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教官陈良亚说。她从事心理学研究，是“红苹果”成立后的第一批志愿者。“我觉得给孩子更多的就只能是爱，你要让这些孩子感觉到被关爱、被关注。”

如何更好地援助尚在探索之中。多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境遇及援助模式的研究较为冷门。同时，宏观政策也鲜少出台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系统性帮扶措施，更多依靠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予以援助，而心理援助这类个性且“昂贵”的服务，很难做到全覆盖。

高质量数据的缺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项工作的困难。若要宏观描述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面临的困境，仍只能引用17年前的一组调查数据。2006年，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发布调查报告，中国监狱有156万名在押犯，其中46万人有未成年子女，占比30%，涉及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近半缺少生活保障。

很多时候，志愿者承担了串联资源的角色。一些困境家庭本可以申请政府补助，但由于不了解政策，很多工作都需要他们帮忙完成。类似的，由于亲属入狱，部分孩子办理落户延后，补办需要提交DNA结果等材料，部分家庭难以承受时间、路程和经济成本，这都需要机构的社工帮忙协调和操作。

艰难扩围

虽然大环境短时间不会改变，但“红苹果公益”的出现还是弥补了一个特殊的缺口。前段时间，福建省10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保护工作”的文件。这份文件源于民政部、司法部等在2020年发布的《关于做好服刑在押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子女关爱保障工作的通知》。

与国家层面的文件不同，地方文件不再局限于“事实无人抚养”，而是将所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均纳入政策范围，并明确要依托红苹果公益建立的体系开展工作。文件还拿出相当篇幅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对援助工作的行政支持。

在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总队长林革看来，省里十个部门联合发文表明了对红苹果公益的支持态度。“监狱是国家刑罚机关，有一定特殊性。”林革说，以“穿墙引线”为代表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援助行动需要监狱的支持，打通这些环节，建立和理顺工作模式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摸索探讨，“但我们相信在福建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的高度重视下，会有突破的。”

时间回到2012年。和学员的交流让林敏明关注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困境，他所在的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隶属福建省监狱管理局，负责培训监狱、戒毒人民警察，这成为发起红苹果公益的契机。

但他一直苦于如何接触到这些家庭。每次有监狱民警来总队培训，他都要请对方喝茶，借机阐述自己的公益慈善理念。首个突破出现在福建省女子监狱，一位认同他理念的民警给了第一批犯人家属信息。早期信息很模糊，他和同事常要多方打听才能找到当事家庭。第一次入户走访时，他就遇到村民不愿指路、家里的老人不承认有家人在服刑的情况。这让他很早就开始关注污名化对孩子生活的影响。

当时,被谈论较多的是儿童村模式，即公益机构将服刑人员子女集中到一起代养，这解决了孩子们失去家庭后的安置问题，但对于留在不完整家庭中的孩子，需要一套不同的援助方法。

林敏明和同事以及部分监狱民警成为机构的第一批志愿者。当时，这项工作没有官方背书，大家只靠私人关系和时间做事，资金也来自熟人间的捐款。他们将着力点放在了对服刑人员子女的走访上，提供物资支持，必要时邀请律师和心理专家介入援助，这成为机构运转的雏形。

帮助改造

那段时间，林敏明一直在筹备成立公益组织，这是援助工作走向系统、专业的关键一步。当时注册社会组织需要业务主管单位，林敏明正愁找哪个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时候，恰逢国家出台政策允许慈善组织直接登记，红苹果公益才得以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名称予以登记注册。

“穿墙引线”也有类似的打通过程。家庭主要劳动力入狱令这些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家属即使有心很多时候也无力带孩子探监，前期的援助工作让他们关注到亲子分离对孩子的影响。林敏明带上老同事找到一位分管改造工作的副监狱长，双方在以亲情帮教促进罪犯教育改造上一拍即合。

“允许我们进监狱做这个事情不容易。”2014年底，第一期“穿墙引线”成行，机构筹集到的善款承担了多个家庭的差旅费用，他们得以走进监狱开展系列活动。那时组织者还没有经验，家庭关系修复和亲情见面会结束，看着监狱民警带服刑人员回监区，孩子们情绪很不好。林敏明和同事后来想了很多办法，让这个环节尽量舒缓。

在援助孩子的同时，监狱同样看重这些活动对罪犯的改造效果。几位业内人士都谈到，监狱历来重视“亲情帮教”的效果，即通过亲情关系，调动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一线民警看到了“穿墙引线”的特殊效果，每次活动后，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都会提高。

“子女对亲情的渴望可以传导给服刑人员，加深了对犯罪危害的认识，（让他们）深层认罪悔罪，加速改造。”永安监狱教育改造科科长黄炜说。

历经初期的探索，红苹果公益和省内的几家监狱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得以定期拿家庭信息、走访、办活动，接连有监狱民警报名志愿者充实公益项目的人力。

随着项目陆续铺开，这家机构的目标是实现福建省内监狱全覆盖。突破点出现在2016年，林敏明在省监狱管理局举办的一场《道德讲堂》上分享了红苹果公益在做的事情和那些令他动容的经历，恰好福建省直机关和省监狱管理局领导也在现场，并为之打动。

林敏明回忆,领导肯定了红苹果公益前期做的工作，认为这件事做得特别好，这个活动帮扶了罪犯孩子，也结合监狱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向社会延伸，产生了积极效果，这件事情应该大力支持。当年，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即发文，要求省内各监狱均以社会组织形式成立教育援助中心，落实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援助项目。

“那时我们进每个监狱就顺畅了，能以官方的名义申报，所有过程合理合法合规。”这是在2016年，援助项目正式进入省内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到7年后的2022年，林敏明想的是，如何将其推向全国，能帮到更多的孩子。

呼唤理解

这个想法已经有几年了。机构开始招募更多有专业背景的项目人员，各地的监狱民警依然是志愿者的主力群体，社会志愿者和专业社工也在增加。另一边，则是将机构的工作方法整理成书面操作手册和流程，林敏明希望达到“教科书级别”，其他机构可以直接借鉴，少走弯路。

“我们要去帮助这个群体，官方和民间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教程或手册，服刑人员怎么帮？家庭怎么帮？孩子怎么帮？国内外都是空白的，没有形成一整套帮扶系统。”在林敏明看来，各地都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链接起监狱、民政、司法等政府部门所掌握的援助资源。

最近几年，红苹果公益开始在各地招募合作机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均有。可即使是最成功的机构，也只是从当地监狱拿到服刑人员的家庭信息，定期走访开展社会工作，“穿墙引线”这类关键的见面活动难成行。这有疫情的因素，监狱为了防控普遍实行封闭管理，与此同时，如何建立信任关系打通各地的监狱，没有国家层面支持，尚难破题。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刘涵认为，这些工作得以推开，离不开林敏明的身份。而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下，其他省份的推广还缺少关键性的推动人物。一种更成体系的，对监狱内外家庭双方的支持模式，特别是针对未成年子女的援助，在很多地方仍是空白，推动改革需要系统内外共同发力。

7月末的“穿墙引线”活动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他们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监狱学院的本科生，也是未来的司法警察，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当上监狱警察。几天时间里，他们接受了社工培训，完成入户走访，陪伴前来参加活动的家庭，并亲自组织每一项具体的活动。带队老师监狱学学院分团委书记陈恺林希望学生们可以走出理论和教材，直观感受到服刑人员家庭的复杂处境，并将这些感受和公益意识传递给更多同学。

“罪犯的子女有生活下去的权利，也有自己的梦想，作为未来的司法警察，不仅要对罪犯教育改造，也要关心他们的家庭。”陈恺林说，“新一代的年轻人就要有新一代的思想，未来才能更好地促进司法工作建设。”

陈良亚也从年轻一代身上感受到改变的契机。每当学员来总队培训，她都要在课程中介绍“红苹果公益”援助服刑人员子女的公益行动。讲这些时，她能感受到那些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对此有更高的接受度和参与热情。这代表了打破偏见的可能。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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