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周恩来半生（纠缠周恩来半生）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安全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可是在他身后，“灭周之火”又在窜动。

经顾顺章和中统要人的筹谋，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首先登出一则启事：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示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掣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自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同样的内容在17日的《时报》，以及20日、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舆论界顿时一片迷雾。仍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地下党认为此事不能沉默。在22日的《申报》上就登出一条信函：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此广告的用意是让人觉得有两个伍豪，起码对已经登出的《伍豪启事》有所考虑：到底谁是伍豪。

为了在党内澄清事实，2月27日共产党的内部刊物《实报》登了一篇《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天的《实报》上还发表了《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个标本》一文，无情地揭露批判了特务们的可耻手段。

后来地下党又让黄慕兰找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为伍豪辩诬。陈志皋世代为官，其父陈介卿在法租界任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数十年，盛名遍布司法界。陈志皋思想进步，并不认识伍豪，但读过以此名写过的不少文章，便一口答应。但三思之后，他觉得自己出面，国民党当局肯定要干涉，不如找个外国律师出面，让国民党奈何不得。于是由陈志皋出面，请上海著名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先生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幅古画，巴和答应了所求之事。于是，3月4日《申报》的广告栏醒目地刊出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周少山是周恩来有时用的一个名字。这个启事巧妙地说明，“脱党的伍豪”不是周少山，也不是周恩来。

顾顺章这一招不灵，也被蒋介石讥为“愚蠢”。后来顾多次提出要面见蒋介石，都被蒋拒绝。顾顺章是个不安分的人，在遭冷落之际，悄悄地对他的亲信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地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顾的打算为徐恩曾所察觉，将其监视。忽一日，他在南京中央饭店发现蔡孟坚，急急跑过去搭话：“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将真共产党大员争取，支持中央政府，未获准，请你出面支持！”未及蔡孟坚答话，监视人员就把顾拖走了。蔡孟坚还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嗤之以鼻：“你捕到的共产党大头目顾顺章到底做了些什么贡献！他是个阶下囚，你还相信他有什么影响力？他连周恩来的行踪都搞不清楚，还侈谈什么争取，胡说八道！”

在场的中统陈立夫、徐恩曾、顾建中听到这几句话，相互交换了下眼色，心里便都有了底。顾顺章被软禁起来。1934年又关入苏州反省院，经蒋介石批准，翌年在苏州被秘密枪杀。据说在押解途中，怕他施术逃跑，行前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压邪术。

顾顺章是死了，死于1935年。

“伍豪事件”也逐渐大白于天下。当年参与此事的“中统”特务组长黄凯透露了策划的内情。他说：有一次中统骨干张冲和我谈起C．P.（共产党）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是不是顾顺章的主意？），由张起草《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季源溥（中统侦缉队长）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按理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谁也不曾料想，又过了一个35年之后，早已成为历史的“伍豪事件”又被翻了出采。1967年底北京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又提到了“伍豪等启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这一年的5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专门提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他让周恩来在适当场合给大家讲一讲，录个音，存入档案，免得老有人拨弄是非。康生、陈云都证明此事纯系伪造。周恩来对此事极为认真。

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讲了，并录了音。陈云也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情加重，第八次被送进手术室，他自觉此次生死难卜。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让秘书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所作报告的记录，吃力地抬起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而后仰起苍老的脸，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去世以后，邓颖超多次给侄儿侄女们讲起这段旧案。1979年国庆节，周秉建结婚。利用这次聚会，邓颖超说起“伍豪事件”：“当时党中央知道这是敌人对你伯伯的诬陷，也处理了这件事。但是，1967年上半年，‘四人帮’又翻出这件事，来陷害你们的伯伯。正好有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是假的，很快拿出了当时的证据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是敌人伪造的，不能相信。’现在‘四人帮，已被粉碎了，组织上要搞一套材料详细说明这件事。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关系到你们伯伯的历史，也关系到你们下一代的事情。所以我感到有责任向你们讲一讲，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本文节选自《国共往事风云录2：十年内战风雨》，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