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方志中的风土志（贵州方志大定府志）

地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我们经常在图书馆、博物馆、书店，甚至城乡旧书摊或旧书店都会看见其身影。在贵州方志史上，有这么一本地方志书，是清代曾经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中，唯一亲笔作序的一部地方志；曾被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盛赞为“经名汝精心修撰或参订商榷的‘名志’”，它就是《大定府志》。

▲《大定府志》中华书局版本

《大定府志》是清代我省编纂的一部地方志，共60卷70余万字，时空广阔，内容浩瀚，由黄宅中主修，邹汉勋总纂。

▲清代大定府图

《大定府志》分为冠篇、内篇、外篇3部分。卷一至卷十为冠篇，包有宸章、典礼；卷十一至卷五十为内篇，包有疆土志、治地志、惠人志、俊民志、经政志、旧事志；卷五十一至卷六十为外篇，包有文徵志、旧事叙録。卷首有前述林、乔、翁之序，书末有黄宅中之跋。60卷《大定府志》所记历史始于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7年），止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记录了大定地域（《大定府志》所志地域，与今毕节市所辖区域略有不同。康熙三年，吴三桂率清军平定水西安坤，即奏请将水西十一则溪地改设大定、黔西、平远三府。历经清朝前期几次疆域调整，到雍正十年，大定府（治今大方）领有威宁州、平远州、黔西州、毕节县、水城厅，三州一县一厅，加上府治所在地（今大方），共六属，即为该志所志的范围）2126年的发展脉络，历史轴线漫长，令人叹为观止，所收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

▲《大定府志》旧本

一部《大定府志》，写尽半部贵州彝族史。如果从民族角度研判《大定府志》，其中“水西安氏本末”用近10万字，将水西安氏（彝族）的历史，从济济火协助诸葛亮南征至嘉靖九年（1503年）为第一部分，嘉靖十五年至明末安万铨袭职为第二部分，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安胜祖卒、无子，废安氏宣慰司职为第三部分，将水西安氏自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1400多年的历史作了完整的叙述。加上该志所载《安氏谱》《安胜祖状》《夷志十二则》《夷书四则》《乌撒安氏本末》《夷字释略》等资料，可以说是一部简明的“贵州彝族志”。

《大定府志》主修黄宅中，山西保德州河曲县（今山西河曲）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调任大定知府。到任后，他访得民间乾隆时期知府王允浩编纂的《大定府志》未刊稿十余卷，即以此为基础，倡修府志。

▲邹汉勋（1805—1854）塑像

《大定府志》总纂邹汉勋，湖南新化人，清代著名学者，咸丰元年举人，是个博览群书、聪颖好学、世间少有的通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由贵州巡抚贺长龄举荐到贵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应聘总纂《大定府志》，邹汉勋是清代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曾兴修《宝庆府志》，来贵州后，除总纂《大定府志》外，后又参与修纂《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和《安顺府志》。

▲如果你认为林则徐的历史功绩只有虎门销烟，那就错了

一、途径贵州，好友畅叙，欣然应允。

“自明代武功、朝邑二志以简洁称，嗣是载笔之儒竞尚体要，沿习日久，文省而事不增，其蔽也陋，抑知方域所以有志，非仅网罗遗佚，殚洽见闻，实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政事所由考镜，吏治于焉取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顾可略欤！《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复掌四方之志，《职方》又掌天下之图。凡《士训》、《诵训》所道无非是物，何不惮繁赜若是？孔子欲征夏、殷之礼，而慨于文献不足，志非所以存文献者乎？足则能征，不足反是，宜详与否，亦可识矣。然所谓详者，岂惟是捃摭比附，奢卷帙之富云尔哉！采访宜广而周，抉择宜精而确。惟广且周，乃足以备省览，惟确且精乃足以资信守。江文通谓“修史莫难于志”。非以两者之不易兼乎！”——林则徐《<大定府志>序》

时值大定知府黄宅中组织编修《大定府志》60卷完稿一年的时间，林则徐因旧病复发，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秋，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经过贵州。大定知府黄宅中赶到贵阳去拜见他，二人回顾以往、畅叙别情，依依惜别。临别时黄宅中送《大定府志》60卷请林则徐撰写序文，林则徐愉快接受。

▲林则徐归乡途中

二、反复寻绎，比对旧志，慎重下笔。

“惺斋太守，由翰林改外领郡县三十年，所至皆有循声惠绩，莅官之始，必访图志，宗朱子法也，初仕闽，见李元仲所纂《宁化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门，喜其详赡，有裨于政，尝欲效之。时闽省方修通志，君宰首邑，旋晋福州郡丞，多所赞襄，而不暇自成一书。洎守黔之大定，以身率属，殚心教养，尝谓其地古蛮方，叛服靡常。我朝始设郡县，二百年来，彬彬文化，而苗夷诸种今犹多于汉民，欲变化而整齐之，志乘尤不可略。因访得前守王君允浩未刊志稿八卷，取为权舆而厘订焉，裒益焉。书成示余，且嘱为序。余受而读之，为卷凡六十，视旧稿奚翅增以倍蓰！其体例、门目，亦皆自抒胸臆，不相沿袭。乃每卷先标原撰名氏于前，而自署曰：‘重辑。’噫！此诚君子以虚受人，美不自炫；而实则重辑之功，什百于原撰，谓之‘创造’可也。”——林则徐《<大定府志>序》

林则徐在贵阳接受黄宅中请求之后，带着书稿继续前行，到达贵州东部的镇远后，在镇远弃岸登舟，继续东行。就在这泛舟途中，林则徐对《大定府志》“反复寻绎”，“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博，抉择之当，综核之精”。在他看来，只有严如熤的《汉南续修府志》、冯敏昌的《孟县志》和李兆洛的《凤台县志》“或堪与此颉颃，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可见林则徐不但对《大定府志》认真研究，还将它与全国著名地方志比较后才动笔写的序。

▲林则徐着官服塑像

三、呕心沥血，道光廿九，大序终成。

“夫王君八卷之稿，断手于乾隆十五年庚午，距今已百年矣。此百年中事，非旧稿所有也；且旧稿仅纪郡守亲辖之地，而各属皆未之及，君则于所属诸州县，一一载记，巨细靡遗。荒服瘠土，搜采綦难，而君竭数年精力，不使以阙漏终。一境地，必溯其朔；一名物，必究其原；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惩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其贯穿赅洽，即龙门、扶风之史裁也。其大书分注，即涑水、紫阳之体例也。他如郦道元、常璩、袁枢、郑樵诸述作，间亦资为釽摫，取以敷佐，使数千年往绩，若指诸掌，非君平时视官如家，视民如子姓，其能若此之实事求是乎？此书出而合郡风俗、政治犁然毕陈，即君莅官以来，所以治是郡之实政，亦灼然见其梗概。后之官斯土者，如导行之有津梁，制器之有模范，果其循习则效，择善而从，又岂猾吏莠民所能障蔽其听睹哉？且此书之用，非独一郡所资。即措之天下，传之奕祀，莫不如契斯印，君之设施，讵有涯涘耶。”——林则徐《<大定府志>序》

林则徐作序，绝非那种文人捉刀、大官签名之序，而是自己研究其它地方志，认真阅读《大定府志》之后的心得体会。他在《大定府志序》中指出：“书成示余，且嘱为序。余受而读之，为卷凡六十，视旧稿奚翅增以倍蓰。其体例、门目，亦皆自抒胸臆，不相沿袭。乃每卷先标原撰名氏于前，而自署曰：‘重辑’。噫！此诚君子以虚受人，美不自炫；而实则重辑之功，什百于原撰，谓之‘创造’可也。夫王君八卷之稿，断手于乾隆十五年庚午（公元1750年），距今已百年矣。此百年中事，非旧稿所有也。且旧稿仅纪郡守亲辖之地，而各属皆未之及。君则于所属诸州、县一一载记，巨细靡遗。荒服瘠土，搜采纂难，而君竭数年精力，不使以阙漏终。一境地必溯其源；一名物必究其原；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惩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林则徐认为撰写地方志序要先熟读有关资料内容，还要阅读新志，翻检旧志，将两志内容比较，举出新志的优点等，在把握和弄通志书内容的情况下，才能动笔写序文。

▲《大定府志》大定府属全图

“昔余在闽里居，尝亲见君之惠政。比督滇黔，又幸得君之匡益。今岁大定荒疫，赈恤补救，尤重赖君。兹疮痍既复，而是书适成，诚斯土之幸，而又不仅斯土之幸也。第余自愧老病，乞归养疴，不获与君常相切劘。所冀蒸蒸日上，宏此远谟，异日宣力四方，所以上孚下浃，更有大且远者。吾身虽退，犹乐为延颈企踵，以瞻治绩之隆也。道光二十九年秋七月 总制滇黔使者侯官林则徐叙”——林则徐《<大定府志>序》

他在写完《大定府志》序寄给黄宅中的同时，又写一封有关地方志编写问题的书信给黄宅中，信文仅500字。他在信中对地方志编写的要求及如何搜寻志料等提出见解，主要是：一是肯定《大定府志》的价值。二是提出为志书作序的己见。林则徐把序言看成全书的提纲，应该让读者阅后，即能领会全书的宗旨。这对当前修志工作颇有借鉴之处。林则徐还恐自己所作序言“未能洞澈窾要”，敦嘱“商榷补正”。三是要重视刊本的校勘工作。林则徐在信中说：“现在本刊（指《大定府志》）未免尚多错字，须嘱细心者重校一过，逐加修改，更可以广流传矣。”四是对入志人物的评论与采择，“胥视其人诚合于舆评之公，绝无以意为轩轾者”，即不要以个人的感情好恶来论定是非。足见他对《大定府志》之喜爱与重视。

《大定府志》为何获得林则徐青睐为其亲自作序

▲《大定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版本

要获得林则徐青睐，除了《大定府志》本身质量过硬意外，一个地方知府怎能请到曾是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写方志序？他们之间还有些人情世故和历史渊源。

一、方志《大定府志》，质量过硬。

打铁还需自身硬，《大定府志》之所以获得林则徐青睐，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大定府志》体例完整，内容丰富，质量过硬，史料价值很高。该志保存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地方史料。编纂者广征博采，将应当记录的史料加以考辨收入，以资存史。比如所收毕节七星桥记文，大可补史之阙。七星关铁索桥虽然长度远不及有名的泸定铁索桥，但它早于泸定铁索桥290年。该志所收记文，除了刘子翀《七星铁锁记》，还有明代杨慎《七星桥记》，清代罗绘锦《七星桥记》、范承勋《七星桥记》及吴纪《七星桥碑记》，为后人研究七星桥的建筑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乾隆《贵州通志》只收录杨慎《七星桥记》（改名为“七星桥序”），远不如《大定府志》丰富。

二、林黄曾为至交，相互欣赏。

根据史料记载，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至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间，黄宅中在林则徐的家乡侯官县（今闽侯）任知县，林则徐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墓，借此不能外出会客之际，潜心研究各地的地方志书。黄宅中便登门拜访林则徐。交谈中，林则徐发现黄宅中对地方志很感兴趣，也颇有见地，与他志趣相投，因而黄宅中受到林则徐器重。

三、林黄久别重逢，志趣相投。

二十年后，黄宅中转任贵州大定知府，他又到贵阳拜访林则徐，两人重见格外亲切，畅谈离情别绪，论及撰写地方志问题，英雄所见略同，互为知己。故林则徐欣然接受了黄宅中的请求。

结语

▲林则徐塑像

作为民族英雄、一代名臣，林则徐一生处事严谨、作风扎实，除了编译论著《四洲志》，给地方志作序，《大定府志》是其一生唯一的一次。诚如林则徐在序中所认为：地方志具有资政、存史和教育后人的作用，各地方必须有志，目的是为人民兴革利病，《大定府志》正是这样的一部地方志书，这样一部价值连城的志书。

参考资料：

黄宅中（主修），邹汉勋（总纂），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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