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闭关锁国的发展历程(清朝闭关锁国之前)
南洋,在我国最早史书记载就是“海南诸国”、“南蛮”。 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李长傅在著作《南洋史纲要》中说道:
“所谓南洋者,以其在我国之南方,而远隔重洋也。从广义上说,自后印度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以迄澳大利亚、纽西兰,东括太平洋群岛,西包印度皆谓之南洋。”[1]
在这里,“南洋”就是以中国为坐标的中心取名的,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姿态,把东南洋一带国家统称为南洋。
南洋,东南亚一带
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南洋关系一直都是非常重视。从秦朝开始,我国就一直致力于与南洋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唐宋时期,伴随着我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兴盛,与南洋地区联系也不断加强。统治者也善于利用政治工具和手段,积极与南洋地区展开合作与交流。本文就探索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实施之前,我国各个朝代南洋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 、清朝之前,我国历朝历代对南洋交往发展过程1 .秦汉时期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率大军攻伐岭南一带之后,设置桂林、南海、象郡这三个郡,派遣中原百姓移民到三郡,定居与从事生产。这一切为我国正式和南洋地区建立关系开创了条件。
汉武帝于原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攻下南越之后,第二年设置九郡,这样使中国与南洋地区交通门户也进一步扩大。在《汉书·地理志》中叶记载,在汉武帝时候,朝廷派使节与随行商人一起前往南洋地区一带贸易。但是,在史书上也没记载当时民间私商的贸易活动。
西汉时候,朝廷一直是鼓励官方与南洋的贸易活动,也欢迎南洋各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由于秦汉时期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自然条件限制,航海技术落后和造船水平低下,中国与南洋海商贸易规模与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2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候,处在东边的孙权吴国一直注重水军建设,积极发展航海业,注重与南洋地区各个国家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如当时史书记载,孙权执政的时候,与南洋建立贸易关系国家多达“百数十国”。在南朝时候,佛教在南洋地区国家中获得的广泛传播与普及。在宗教的带动下,东晋与南朝时期各个国家都和南洋各个国家都密切往来。当时,以法显为代表的佛教僧侣群体出使南洋一带。同时,南洋诸国个纷纷派使者来中国朝贡,尤其是对南朝的刘宋与萧梁政权进贡是最频繁的。如据史料记载,在刘宋文帝元嘉七年-二十九年(430-452)年这二十二年之间,当时在瓜哇中部一个小国家对南朝朝贡的频率是每三年一次。这一切,都是表明中国古代王朝与南洋国家交流的密切程度。
印度尼西亚的瓜哇岛
3 、隋唐时期
隋炀帝继承皇位之后,也非常注重与南洋国家的友好往来。他在位时间虽然短暂,却没有中断和南洋地区的联系。如派使者去南洋的赤土国和“罗刹国”,南洋地区的婆利国也派使者来朝贡。
在隋朝时候,航海还是属于一种冒险性事业,承担风险很大。中原王朝与南洋国家的关系,只有在官方支持下才能开展。在目前史料中,都没有记载先秦到隋唐初年频繁的海外贸易活动。
在唐朝末期,才有史料记载中国民间第一次大规模到南洋的移民活动。当时,中国民间移民到南洋的地方,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爪哇岛。如在《中国殖民史》一书中也记载瓜哇的贸易活动:
“据爪哇之记载,九二四年(唐同光六年)有中国大沙船一艘,在爪哇之三宝垄附近沉没,船客漂流至岸,其管舱者献宝物于直葛(Tegal)王,得王之允许,招集余众定居其地,受优良之待遇,是为中国人定居爪哇之始。”[2]
这一次去南洋移民队伍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与盛唐时候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是密切相关的。唐朝经济的发展,带来造船业的繁荣和海上交通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和南洋国家的流行,这也是建立友好关系一个强大动力。同时,统治者的开明政策,也为加强中国与南洋地区贸易关系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些有利因素综合起来,为中国人移民到南洋带来了很大的可能性。当时,唐朝的唐玄宗为了管理好与南洋海上贸易的税收事务和其他工作,在广州也设置专门的市舶使和番坊,借此规范外商在中国的贸易活动。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第一次为规范中外贸易活动制定的政策。
4、宋元时期
在这一段时间,朝廷统治者继续注重与南洋地区的关系和贸易往来,也一直继承和发展唐朝的贸易政策。宋朝一直注重发展商业经济,在唐代开放贸易城市规模上,又继续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设置若干市舶司机构,职责就是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当时,朝廷为了规范蓬勃发展的造船业,要求凡是属于中原王朝的远洋船舶都应该持有市舶司颁发,盖上“朱记”的凭证。中国出去远航的船只,都应该详细登记船上成员的数量、身份和其他情况才能出海。
宋朝时候,与南洋印度尼西亚一带国家建立着朝贡关系,而且贸易往来最为繁荣。当时,抵达印度尼西亚的中国商人都很受当地人的欢迎,都被“待以宾馆,饮食丰洁”[3],民间海商贸易由此也获得蓬勃发展。尤其是印尼的大国三佛齐与宋朝,建立是一种大规模的朝贡贸易关系。在这一段时期,史书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国朝贡贸易关系频繁的记载很多,这也是中印(尼)友好往来的见证和宋朝经济繁荣的证明。
在元朝,忽必烈在建国初期都是强调发展海商贸易,也继承了宋朝的海外贸易制度。在元十四年(1277年),在庆元、上海、泉州、澈浦等地分别增设了市舶司。这样,我国依然能在战乱之后迅速与南洋各个国家建立正常的海上贸易关系,海上贸易活动也没有因为元初的战乱被打压。
当时,元政府为了管理民间庞大的海商群体,制定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把海外贸易活动规模纳入到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在管理私人船舶上,元朝比宋朝时候更加严格。当时对民间的自由贸易活动是不做禁止的,但是除了登记船只和出海人员基本信息之外,还规定出海的船只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到国内。当船只经过政府查验之后,没有携带一些违禁物品才能上岸。船只不能航行到没有批准的地区,应该缴纳税给市舶司等。
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元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开办垄断性的官办贸易活动,也就是政府出资雇人到南洋一带经商,获得利润官方抽取七成。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政府在谋求利润时候也被迫不断开放私人贸易,这样也促使了大批中国人下南洋一带经商。
由于元朝时候南洋活动得到了政府许可与鼓励,中国大批商人前往南洋各个国家,在获得优厚待遇之后,逐渐也对这些南洋国家有了依赖心理。这些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不仅不愿意回国内,还鼓励越来越多中国人前往南洋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这样使百姓更容易脱离了政府的管辖与控制。再加上民间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商业的“投机取巧”活动之中,不再愿意从事原本的农业生产,这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是相违背的。
因此,在后期元朝为了稳定政局,就颁布频繁的“海禁”。然而,由于海商势力膨大和国库亏空,又屡次取缔,默认海外贸易活动的发展。可以看到,元朝南洋贸易占据国民经济重要位置,也体现了元朝政府在引导民间贸易的薄弱性和管理出海贸易群体的缺陷。从中也可以证明,在海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商业经济的兴起也暴露了封建专制政体阻碍社会发展的弊端。
5、明朝时期
在明朝时候,中央专制集权制度高度发展。当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彰显大明王朝作为“天朝大国”的优越性,对前来朝贡的国家是消极和冷遇。同时,严禁民间百姓海外贸易,加强海防和实施海禁。在位期间曾经很多次声明:“敢有私下诸藩互市者,必置重法。”[4]就是敢有私下去国外贸易的人,就应该做法律上严厉地惩罚。这样,使中国与南洋国家一带贸易活动降温,疏远了与南洋国家的关系。
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为了发展国内经济,立即决定重新恢复与南洋国家的贸易关系,重建友好地国际关系,实施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如当时派郑和率领国产的“大宝船”下西洋,到南洋一带国家炫耀天朝的地大物博。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也是为了恢复明朝初年被冻结的贸易关系,与南洋国家一带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借此也清除在东南沿海一带出没的海盗。
郑和七次下西洋
郑和的下西洋,使我国南方民间百姓有更多机会迁移在南洋一带,推动了南洋地区华侨社会的形成,进而也促使了大规模海上民间贸易的出现,以及滋生了在东南沿海一带抢劫为生的海盗群体。
明朝中期,在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颁布的“准许我国民间商人同东南亚诸国通商”[5]。可以看到,明朝实施海禁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日本倭寇的骚扰,并不是排斥与南洋国家的贸易活动。当时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的百姓,都很难抵御海上贸易活动带来的巨额利润。
在明朝中后期,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势力的入侵,打破了原来南洋地区一带维系了千年的贸易环境。但是,伴随来就是西方殖民者“霸权主义”的兴起,这使得我国华侨和商人在南洋一带的和平贸易活动受到了破坏。
二 .清朝之前,我国历朝历代南洋政策的内涵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实施之前,我国南洋政策内容有这些:
1、朝贡政策
这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推崇,也是宣扬天朝大国一个重要方式。尤其在“积贫积弱”的宋朝时期,在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我国与南洋地区诸国联系更加密切,朝贡贸易比之前朝代更加繁荣。在史书中,记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与宋朝的朝贡活动甚多,大约为每隔一两年就派使者,有时甚至达到一年派两次使者前来朝贡。
2、海禁政策
根据禁止的严格程度,可以分为部分限制和严令禁止出海活动两方面内容。朝廷颁布海禁政策,一般在政局不稳定,或者恰好遇到民间海外活动频繁交流的时候。封建王朝统治者,把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归咎于沿海地区人们去外地经商,造成了人员流动的不确定。甚至统治者还认为百姓出海经商,可能与外国势力勾结和甩阴谋诡计,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百姓移民去南洋减少了国家的人口,这也充分彰显了封建思想的局限性与皇帝固有的保守心理。
所以,海禁政策也成为清朝以前各个朝代的一项南洋政策。在唐朝盛世之后,唐末时候由于战乱也出现第一次海外移民的浪潮。之后,在宋元明时候,官方史料中都记载朝廷不同程度限制民间私商出海贸易。然后,海禁政策也很难控制民间南洋贸易的发展。
3 、弛禁政策
弛禁政策出现在朝代的比较稳固统治时期。简单来说,就是统治者在海禁政策露出弊端之后,如地方官员和统治者都发觉财政收入减少,沿海居民由于无法海外贸易造成生活拮据,无业流民增多影响社会发展和政局安定。在压力重重下,也不得已实施驰禁政策。
朝廷统治者在实施弛禁政策时候,统治者不仅提倡放开沿海地区百姓出洋规模,也鼓励在南洋定居的人们回国生活。在明成祖时候,就下次劝解南洋一带流民回国。但是,这一切也没有起到吸引南洋华人回国的作用,反而促进了南洋华侨社会进一步发展。
三.清朝之前,我国历朝历代与南洋交往的特点可以看到,我国与南洋地区的交往在清朝之前,都没有中断过。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和局势的风谲云诡,与南洋国家与封建王朝都是一种友好交往和频繁地贸易关系。因此,可以总结秦汉时期到明末,我国与南洋地区交往有这些特征:
1、以官方朝贡为主导的贸易活动
我国古代与南洋国家的贸易活动,主要还是一种朝贡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在朝贡贸易活动建立过程中,起初是依靠我国皇权的强大。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南洋地区各个国家也受着中国强大文化影响,也纷纷愿意主动来中国进贡。这样,中国的中原王朝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指导下,我国与东南亚诸国建立一种朝贡与封赏的朝贡贸易关系。这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对等朝贡贸易关系也影响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时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君臣的尊卑关系延伸到中外关系一个最好证明。
中国与南洋国家建立以官方为主导的朝贡制度一直沿传,在明清时候达到了顶峰。唐朝之前,科学技术不发达,民间南洋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使民间百姓也很难平安抵达南洋一带开展贸易活动。唐朝以后,伴随着民间与南洋国家贸易的兴盛,就形成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方朝贡贸易,民间私人贸易活动为辅的贸易关系。如在官方主导贸易交往下,南洋国家使者来中国完成进贡使命之后,可以在民间与普通商人开展小规模的商品交易活动,这也为中国与南洋国家的民众互相沟通与了解搭建了桥梁。
2 、民间贸易活动受着官方的规范
明朝之前,朝廷统治者对民间百姓与南洋贸易活动,很少有限制或者抵制的措施。这都是因为明朝之前皇帝对海外贸易的认识与明清皇帝的观念是不同。在南洋贸易早期,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和造船技术的落后,民间下南洋规模也是比较小的。贸易也只是个别活动,对封建统治者的国家管理也没有冲击,属于国家可以控制范围之内,可以在法律或者国家政策规范之内。
唐朝之后,民间与南洋地区海上贸易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形式。当时,唐朝为了保护国家的贸易利益,管理外国商人经商已达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就设置了“市舶使”官职,职责就是管理海商贸易。当时,市舶使工作是检查与登记货物、没收异物、依法抽税。同时,唐朝法律也保护外国商人的财产,确保外国商人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所以,唐朝贸易活动在政府严密监管之下,在达到维护本国主权时候,也使他国风俗礼制获得了尊重。
宋朝在唐朝治理贸易思想基础上,也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步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法律——《市舶条例》。在条例中,制定了完善的保障南洋商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措施。这样,在唐宋时候,朝廷就通过法律和政策,规范民间贸易活动的开展,借此推动民间南洋贸易活动有序与健康地运行。
3 、南洋贸易活动,大多数都获得官方的鼓励与支持
从唐宋统治者颁布的保护南洋贸易活动法律中可以看到,封建统治者真正目的就是规范贸易活动的正常开展,使贸易活动朝着有序地方向进行,不至于引起社会的骚扰。当时,官方制定贸易政策都是站在贸易者角度,名为管理活动,实则是鼓励贸易活动。如宋元时期的市舶司成立,不仅是管理朝贡贸易,更承担鼓励民间商人出海和榷税裕国的职责。
去南洋的中国南方人
在古代历史上,衡量帝国强盛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扩大边疆范围。但是,开拓疆土需要耗费人力与财力。而且,开垦边境地区,大多数是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的夷蛮地区。开垦边疆不毛之地在安抚百姓时候,也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金。一旦遇到叛乱事件,也需要武力平息,可以想象这是一件消耗国力的事情。
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居民又喜欢走动、天生爱冒险的性格,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观是互相冲突的,儒家思想的重义轻利和重农轻商的理念是很难束缚民间百姓的商业贸易活动,这也是民间百姓在遇到科举失败或者谋求生存之路受到阻碍时候,就产生去南洋贸易的冒险行动。所以,宋元明时候,在南洋海商贸易的商人,很多都是由于这一类人出身。由于民间百姓与南洋国家比较和平的贸易活动,给统治者带来了许多珍奇宝贝玩意,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繁荣,这也是封建王朝统治者乐意与南洋各个国家开展交流活动。再加上前往南洋的商人,也喜欢吹捧中国为天朝上国,描绘得尽善尽美。这一种宗藩式的国际交往方式,迎合了封建皇帝的虚荣心理,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与欢迎。
四 .结语
清朝初年,统治者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目的,也为了打击反清复明的力量,实现空前绝后的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与南洋国家的交往,使中国造船业和外贸产业出现整体性衰落,贸易衰落,减少了获得大量利润机会。同时,也抑制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丧失中国走向世界机会和中西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机会,间接造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李长傅:《南洋史纲要》[M],北京:商务出版社,1947年,第1-3页
[2]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0页。
[3] [元]脱脱等:《宋史》[M],第四十册,卷四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91页。
[4] 《明太祖实录》[M],卷二三一,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3374页。
[5] 〔明]张燮:《东西洋考》[M],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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