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的四个阶段（没有什么新红学）

“新红学”概念的内涵与使用不确定性的反思，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红学的四个阶段?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红学的四个阶段

“新红学”概念的内涵与使用不确定性的反思

——兼谈《红楼梦》研究中的“索隐”与“考证”

樊志斌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顾颉刚“新红学”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顾颉刚之前的红学史、顾颉刚对红学史的了解、顾颉刚“新红学”的概念特指进行系统梳理、反思，认为当下学界对“新红学”概念使用和价值评估多脱离顾颉刚“新红学”的针对和特指，因此，对“新红学”的价值和“新红学”导致的意义应当分开评估，索隐是研究方向，考证是索隐研究的一种方法，将两者对立使用是错误的。

关键词：顾颉刚 考证 新红学 定义 不确定 价值

学界一般以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发表作为“新红学”的起点，以此计算，则本年（2021年）是“新红学”建立一百周年。

当“新红学”经历了一百周年时，学界有必要深入反思“新红学”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它到底做出了哪些成绩、它的不足在哪里等系列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奠定红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回顾历史，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回到历史的现场、对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不懂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无法知道当下研究的基础，也就难免再犯前人犯过且已经得到纠正的错误，或者再加行文论证前人论证过的证据、逻辑、思路；红学的概念如果得不到辨析，就会出现所言不确，学术争辩不在同一平台、浪费精力的问题。

一 “新红学”的提出建立在不了解红学史的基础上

（一）顾颉刚“新红学”的提出

“新红学”是红学历史上最基础的概念之一，学界耳熟能详，使用也极为广泛，但是，当我们真正反思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时，我们就会发现，到底什么叫“新红学”、“新红学”到底包括什么、“新红学”的科学性成立与否等诸多问题，在业内的认知似乎也是模糊的，不同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指的内涵明显不同。

“新红学”这个概念最早出于顾颉刚。1923年3月初，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作序（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其中写道：

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

但是，文章中，顾颉刚只是提出了新红学、旧红学的概念，并没有明确规定新红学、旧红学的概念具体指什么。因此，想了解顾颉刚所谓的“新红学”的具体所指，需要结合他这篇序的其他内容。

（二）“新红学”新在哪里

“新红学”的“新”，来自顾颉刚推崇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强调的研究方法：

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胡适称自己的《红楼梦》研究是“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顾颉刚全盘接受并加以弘扬。那么，他们所用的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无非是靠文献记载、逻辑的历史学考证罢了。

相对于胡适、顾颉刚的“新红学”而存在的，是王梦阮、蔡元培的“旧红学”。因为胡、顾查找历史文献的原因，自然显得比王、蔡的对比法显得更加直接，于是，“新红学”的概念、“新红学”的“科学性”也就自然而然的受到学界的接受和传播。

（三）胡适、顾颉刚所谓“新红学”的“新”建立在对红学史不了解的基础上

胡、顾认为自己研究《红楼梦》是考据的、科学的，被他们作为对立面进行攻击的“旧红学”是不考据、不科学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恰恰相反，因为科举和时尚的关系，清代《红楼梦》流传的嘉道同光时期文人的基本学养训练都是四书、程朱、史地文献考证，因此，清代《红楼梦》评点家并不是不懂得考证的方法，《红楼梦》写曹雪芹家世、写明珠家事、写张勇家世就是清人《红楼梦》研究中常见的元素。

正是因为看到了清代《红楼梦》研究者的学养和研究方向，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在他的《红楼梦评论》指出，清代《红楼梦》研究中“某家事”的盛行正是因为清代考证方法的盛行：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

只是，胡适、顾颉刚根本不了解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旧红学”不过是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罢了。在《红楼梦考证》一开头，胡适就指出他的批评对象是王、蔡的著作。

（四）清代《红楼梦》研究的主流是《红楼梦》文本的感怀式评点：对顾颉刚所谓近一百年红学“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说法的反思

在顾颉刚看来，《红楼梦》不是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以往的研究者耗了好多心力只落得受了古人的欺骗。顾颉刚认为，治学要有“历史观念”，注重“实际

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眼睛里只看见憧憧往来的幻象，反自以为实际的事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种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正如海市蜃楼的不能算做建筑一样。

实际上，《红楼梦》的索隐研究大盛并不在晚清，而主要是在民国初年。顾颉刚根本就不了解从他行文的1923年倒推“近一百年”年间《红楼梦》研究的主流是什么。

嘉道同光时期红学的主要研究方式是感怀式的评点，反映了阅读者个人的修养和阅读体验，虽然这些文字中不时夹杂着一些索隐的研究思路和说法。以清末民初社会上最流行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为代表。

该本除一百二十回正文外，还汇集了道光十二年（1832）刊行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光绪七年(1881)《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增评补图石头记》三本上的批评文字。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的《红楼梦批序》、《总评》、《分评》等由王希廉撰写，此外，还收录了涂瀛（读花人）的《人物赞》、《红楼梦问答》，梅阁的评语，黄琮的《大观园图说》等，可谓当时诸多代表性文人的《红楼梦》评点集成。

王希廉认为，《红楼梦》虽然属于“小说”一类，但在劝善惩恶、宣扬仁义道德上，不逊色于“大言炎炎”的经史诸子。

张新之（号太平闲人）的评点本名《妙复轩评石头记》，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光绪七年（1881）才由孙桐生整理刊行，题名《绣像石头记红楼梦》。

张新之的红学观散见于《红楼梦读法》和回末总评、行间夹批中。在他看来，《红楼梦》是以小说形式来敷衍儒家性理的作品，是一部宣扬《周易》道理、儒家教义之书。

姚燮（号大某山民）学问渊博、才华横溢，著有各种著述八百余卷（不含评点），其《红楼梦》评点成于咸丰年间，有《蛟川大某山民加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姚燮特别重视对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器物、艺文以及人物的生日、府中人物的月费、财数等等各方面的统计。

先是，民间将《蛟川大某山民加评红楼梦》与王希廉评本合编，名之为《增评补图石头记》，予以刊行。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以张新之评本为主，将王希廉、姚燮的评点及评论文字重新安排整理，以《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为名石印出版，该本在光绪年间一再翻印，十分流行。

从这些本子的基本内容来看，结合当时相关笔记记载，可以看出清代“红学”的主流即是感怀与评论，而不是“索隐”。

（五）顾颉刚提出“新红学”的方法论错误：用有影响的个人代替学术主体

学界广泛使用“新红学”的概念，却很少思考顾颉刚提出“新红学”概念针对对象并不仅是王梦阮、蔡元培的《红楼梦》研究，其“新红学”假定的对立面（“旧红学”）是顾颉刚所称的近一百年的《红楼梦》研究。

问题是，如果针对顾颉刚时代的近百年《红楼梦》研究来说，顾颉刚提出的重大命题是否经过深入思考、经过详细论证，他的思考是否成立、他的说法是否真正具备他所谓的“革命性意义”，就成为学界需要面对和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下几年“新红学”建立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反思这些问题就更具有针对性与迫切性。

首先，历史学的研究中，考证的方法既非西洋所独有，用这种考证方法进行《红楼梦》研究也不是自胡适开始。

其次，王、蔡的方法与结论对不对是一回事，但他们二人的观点无疑不能代表一百年的“旧红学”。

在这一点上，顾颉刚“新红学”的主张以“过去一百年的红学”为对象，而“新红学”的论证却以王、蔡的“索隐”为对象，极大的缩小了他论证的前提，导致他的证据根本不能支持他的结论。

这种对学术史缺乏了解（认为只有有影响的几家研究方法、观点），创立新论的做法（论证方法上的错位），也体现在余英时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中：余英时不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红学”研究的主流是《红楼梦》文本的小说学研究，而将社会影响最大的周汝昌考证研究（实际上，当时，周汝昌建立在考证基础上的艺术、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未来得及展开）、李希凡阶级分析法（考察小说背后的现实，尤其注重于阶级和阶级带来的相关方面）作为范式，提出《红楼梦》的研究要建立新范式，而这种范式就是《红楼梦》小说学方面研究。

综上，顾颉刚提出“新红学”的概念，既不了解清代红学史上文本点评占据主体地位的现实，又在论证方法上存在以偏概全的偏颇，顾颉刚所谓的“新红学”的概念并不存在可以成立的前提。

二 新红学的提出只是一个无关于学术正确的“革命主义”口号

既然顾颉刚的“新红学”概念并不存在学术上的基础，那么，顾颉刚何以还要提出这一概念、学界还接受这一概念呢？

答案要到顾颉刚提出这一概念的时代思潮和顾颉刚的个人学养、倾向上去寻找。

（一）新红学的提出更多是时代革新的需要，而非真正学术

从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侵华，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使得某些国人对传统体制、文化的自信被打破。

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有的体制、思想、文化、学术等都存在极大的问题，需要引入西方所有相关，如制度、文化，甚至包括服饰作为中国固有事物的替代。

随着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发动了引入西方文化、西方思维的新文化运动（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极端主义者甚至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这种背景下，随着归国留学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高校、政府、媒体）占据发言权，西式论文的表达方式（以白话文、逻辑式、系统成文为主要特点）被引入中国，并被称为科学的方法与表达，且影响越来越大。用西方批判传统，将传统定义为“旧”，成为一时知识界的潮流。

这就是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当然也是《红楼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新红学”提出的时代大背景。

（二）“新红学”的学术背景是“西方科学主义”的

与不少传统题材研究一样，新文化运动前后，《红楼梦》研究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也反映出一种向近现代学术转化的倾向。

光绪三十年（1904），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用西方论文的写作方式（受日本相关书写方式传入的影响，日本的这种书写方式则学习欧美）评点《红楼梦》——周汝昌、叶嘉莹等认为，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时，对《红楼梦》、佛教、叔本华哲学都不甚熟悉，写作本文更多是一种评点，是因为自己本来内向的性格和彼时的情绪所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1916年，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将自己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讽刺清初汉族名士仕清者）刊发于《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至六号上。

1916年10月,王梦阮、沈瓶庵撰《红楼梦索隐》出版，认为《红楼梦》系为清世祖与董鄂妃爱情故事而作，兼及当时的各名王奇女。

应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抢占市场的要求，1917年9月，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在商务出版。

实际上，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的写作要早得多。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蔡元培已经开始相关写作，这比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写作、发表还要早四年，不过，蔡文主体真正成文是在1913年至1916年游学欧洲期间。

蔡元培对《红楼梦》的研究态度是极其学术和认真的，其学术受欧洲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因此，《石头记索隐》归纳比较的方法表面看起来像是中国传统学术“原型探索”的方法，实际上，内里却是西方“科学主义”的路数。这就是何以李长之在《统计中国新文艺批评发展的轨迹》一文高度评价《石头记索隐》的原因：

在前期里，仍有代表“史前史”那种气息的批评的，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此书出版于一九一七，但成稿当在此前）。

在某一方面看，这似乎是开倒车的，承继以往的“红学”；但在另一方面看，这却是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文学作品的第一个先导。蔡先生在游学德国后，看到他们学者研究《浮士德》的考据工作，于是也郑重其事地来钻研了中国的名著。

我们如果就这一个意义看，这部书之不合时宜，便不是因为它出的晚，却是因为他出的早了。将来如果中国的文艺科学史真正写定的时候，恐怕蔡先生这书另有他的真正估价的。——不过，这是就深一层的内在的意义看是如此。

（三）“新红学”提出时顾颉刚对红学的认知水准和“新红学”提出的仓促与主观

顾颉刚就成长（包括学术认知）在上述的时代思潮中。

1913年，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引起顾颉刚的兴趣，趁回家闲居，搜集歌谣。1920年，顾颉刚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

1921年3月，胡适撰就《红楼梦考证》（时年，31岁）。1921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红楼梦》，卷首附程伟元的《红楼梦》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及汪原放的《校读后记》。

本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本年4月至9月，帮助胡适查找曹雪芹、曹寅资料：

一九二一年三月下旬……北京国立学校正是为着索薪罢课，使我有功夫常到京师图书馆里，做考查的事。果然，曹寅的著述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

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1923年，为俞平伯《红楼梦辨》作序时，顾颉刚31岁。

可见，顾颉刚的学术精力基本都在戏曲、歌谣上，他对红学的历史、红学研究的基础知识了解都是极为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新红学”、“旧红学”的提法并未经过深入思考、论证，更多的只是当时时代“革命”潮流（文学革命、小说革命等提法）下提出的一个“口号”罢了，并不具备学术意义上的价值。

（四）胡适、顾颉刚“科学方法”与顾颉刚所谓“新红学”的特指对象

与顾颉刚不同，胡适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师从“实验主义”的倡导者哲学界杜威。

具体到《红楼梦》的研究方法讨论上，胡、顾连一百年“旧红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即抓住王、蔡两个人的观点，将《红楼梦》的索隐研究作为一百年红学研究的全部，并名之为“旧红学”，以革命家、胜利者、科学主义自居，居高临下的进行指责。

平心而论，这并不是学术的态度，也不仅仅是论证方法的疏忽，他们自以为科学在手的学术立足点，更多的与当时时代潮流下“半洋人”（学习的欧美科学在身）“内心骄傲”有关，如同当下部分学者以西方种种理论解构割裂《红楼梦》，并指责其他《红楼梦》研究者缺乏科学的方法指导一般。

而如果具体到顾颉刚的“新红学”，所指就更为局限：胡适《红楼梦考证》使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是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基础的，顾颉刚的新红学口号是在《红楼梦辨》的序中提出的，因此，《红楼梦辨》自然也在顾颉刚所谓“新红学”的范畴内。

如果以顾颉刚所谓的以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才算“新红学”的话，在当时，“新红学”也不过专指胡适、俞平伯、后来的周汝昌（基本沿袭胡适的路数）和极其少数搞曹雪芹家世、生平、文物、版本的研究者——实际上，1931年故宫博物馆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发现的资料更多、研究水准、书写水准更高，却很少有人将其列入“新红学”的范畴。

也就是说，按照顾颉刚的标准来考察，不论民国时期占据《红楼梦》研究绝对主流地位（就参与人数、文章数量而言）的《红楼梦》文本、红学史研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红楼梦》文本、红学史探索，统统不在“新红学”的范畴之内——当下学界不少学者是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前的清代《红楼梦》研究为“旧红学”，以王国维之后为“新红学”。

可见，顾颉刚在既不了解其前的“红学”情况，也不了解当时社会上“红学”的情况下，就直接提出了新、旧红学的口号，因此，学界对“新红学”这个概念本身的科学性需要反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要特别谨慎。

三 “新红学”与《红楼梦》“索隐”研究

（一）引入西方出版方式是“新红学”诞生的直接原因

如前所言，时代思潮和胡适的留美经历是“新红学”诞生的基本原因，但具体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却是一个由出版和乡谊推动出来的产物。

1920年2月2日，教育部向各学校颁布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教育令。上海亚东图书馆23岁的编辑汪原放遂萌生了将中国古典小说标点、分段出版的想法。汪原放读过胡适的《论白话》和《论标点符号》，准备先标点《水浒传》。

出版社老板汪孟邹是汪原放的叔叔，汪原放的父亲汪希颜是陈独秀留日期间的好友，因此，陈独秀非常支持汪原放的想法，并将汪的这一想法告诉正在做《水浒传》研究的胡适，并建议汪将胡适的研究文章放在书前作序，自己也写一篇序言，为亚东图书馆的书籍标点工作进行“鼓吹”。

在标点出版《水浒传》后，汪原放又开始标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书。汪原放又请胡、陈作序。胡适遂作《红楼梦考证》，交给亚东使用，这就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和顾颉刚所谓“新红学”诞生的直接原因。

（二）《红楼梦考证》对《红楼梦》“索隐”（成书素材）研究的攻击并不得力

《红楼梦考证》引入了西方论文式的书写模式（以白话、逻辑为主要特点，相对于明清时代笔记、题咏方式，更加严整、体系），引发了《红楼梦》作者、版本知识在知识界的传播，并在历史长时段上引发《红楼梦》研究的热潮，尤其是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学界对《红楼梦》作者、家族、文物、资料、文本、红学史（《红楼梦》相关人物、作品、文物等）的搜集与研究热潮，这自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学界早有定论，不必赘言。

但是，顾颉刚所谓的“新红学”概念存在的问题更不容讳言，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将《红楼梦》定位为曹雪芹自传说，将《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曹雪芹对证，这一点学界早有反思；但是，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顾颉刚对“新红学”代表科学的定位和这一言论的后来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界对《红楼梦》研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向诸多合理性的探索。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红楼梦索隐》和《石头记索隐》。胡适遂针对二书的方法和观点指出：

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在攻击索隐派的问题上，表面“看起来”，胡适的文章自然是得力的，因为索隐派的论据并不直接有力。胡适指出：

本书第一回说……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第百二十回又提起曹雪芹传授此书的缘由。大概石头与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缘起，故当时的人多认这书是曹雪芹做的。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有一条说：“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

据此，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胡适自己没有想到，后来学人也没有想过，这么简单的证据、思路、结论，搞《红楼梦》索隐的人没有注意过吗？蔡元培即便没有注意过《随园诗话》的相关记载，难道连《红楼梦》上的“作者自云”一段文字也没注意到吗？

这一点上，与其说王梦阮、蔡元培无知于资料，不如说胡适无知于他人更来得确切。

（三）胡适对蔡元培的反击防守也不得力

胡适引《红楼梦》程伟元序、《船山诗草》“赠高兰墅鹗同年”注“《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认为高鹗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却不顾及顾颉刚告诉他张问陶与高鹗不熟的事实。不仅如此，胡适还宣称：

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胡文提到的《董小宛考》，系著名清史学家孟森撰。孟森通过考证，得知董小宛年长顺治十数岁，认为没有入宫邀宠之理，用以驳斥《红楼梦索隐》所谓《红楼梦》写顺治皇帝与董小宛事观点。胡适深以为然。

实际上，孟森所考当然无误，但思维逻辑和结论却过分天真，前明明宪宗与年长17岁的万贵妃故事人人皆知，何以见得顺治不能喜欢年长的女子？此种事情，以冒辟疆诗文称董小宛死于自己身边作为证据，就更加显得不解世事人情了。

单从辩证逻辑上说，《董小宛考》对《红楼梦》研究而言并无太多直接的价值，却被胡适推为不刊之论，称为与《红楼梦考证》唯二科学的研究，以为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这种研究《红楼梦》的科学方法别人都不懂得。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就胡适对《石头记索隐》进行的攻击给予了直接的还击。

首先，蔡元培指出：“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在《红楼梦》的内容（情节、现实元素）研究必要性的占位上，蔡元培在学理上占据了绝对的主动。

其次，对胡适攻击蔡元培索隐的方向，蔡元培指出：“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然后举例说明其合理性。这相当于说，胡适根本不懂传统知识分子，包括是十八世纪的曹雪芹的行文习惯和技法。

就胡适的《红楼梦》自叙传说，蔡元培反驳道，如果“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即存在两个不可解：

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乾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

基于此，蔡元培指出，若说《红楼梦》“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全书属之曹氏”，指全书故事都写曹家历史。

蔡元培的对胡适研究的反驳可谓句句到位，在这一点上，胡适与他的“新红学”后进自然也进行过反击，但是，相关反击都是在讨论蔡元培索隐的“具体问题”是否正确，并没有能够在“学理”上彻底否定蔡元培《红楼梦》“索隐研究”的必要性和方向，也没有就蔡元培对“自传说”指出的两个学术疑难问题给出很好的解释。

（四）胡适、顾颉刚的自信来源于假定西洋学术方法的“科学”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方法是考证式的，是中国传统经学、史学早就有的校勘、考据方法，但是，胡适学得此方法的途径和自谓该方法的“科学性”却是来自他从美国学回来的。这一点在他的自述中有着明确的解释：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

这只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反思时代的背景、胡适、顾颉刚的论证方法与逻辑，可以看出，顾颉刚与胡适对所谓“旧红学”的鄙视和对考证方法的自信，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是对西洋人文科学方法“科学性”（实验主义）的认同和引入；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是他们对传统红学研究中本国考据的不了解和在不了解基础上产生的傲慢。

综上，在不了解红学史、在无力反驳蔡元培的学术批评基础上的“新红学”，其价值更多的体现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某些资料的发掘上，并不具有一直被学界认知的那种“科学意义”。

四 《红楼梦》的“索隐研究”与《红楼梦》索隐中考证方法的使用

（一）对《红楼梦》研究中索隐、考证概念的辨析

实际上，索隐是一种研究的方向，它所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书写背后社会元素的来源问题，也就是作者把那些所见所闻变成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元素。对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用小说人物故事形象的来源进行了鲜活的阐释：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而这种小说背后实际生活元素的考察，就是蔡元培所谓的文学情节考证。

这种寻求证据考察事物来源的“研究方向”叫做索隐，这种寻求证据考察事物来源的“研究方法”叫做考证。

将索隐和考证作为对立的双方，实际上是搞错了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研究的方向正确与研究的方法、结论正确又是另外一回事。

通过对作品“情节”的考证，让读者知道一个作家是如何将不同的素材加工成作品形象、表达怎样的审美与思想，自然有利于作品的深入解读，当然是有极大意义的。正是因为如此，鲁迅、李辰冬等人都主张将作品与作者、作者时代作三合一的研究，杜景华、胡文彬诸先生提出的回到曹雪芹、《红楼梦》的历史现场，就是将《红楼梦》作品与作者、作者时代作三合一研究的另外一种说法。因此，《红楼梦》的索隐研究方向不存在任何不妥，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使用的具体学术方法是否足以进行《红楼梦》的索隐研究才是关键。

在这个角度上说，“新红学”将《红楼梦》索隐研究讥为“猜笨谜”，不能说服蔡元培，而“新红学”这一观点的普遍传播和普遍受到认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红楼梦》的深度探索。在笔者看来，这才是“新红学”最大的消极意义，具体观点的错误倒是其次的事情。

（二）“新红学”本质上也是《红楼梦》的索隐研究

实际上，胡适也不反对小说索隐——这一点恰恰是后世评价“新红学”时普遍忽略的。1922年5月10日，胡适在《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中写道：

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显的是《孽海花》。……其次，如《儒林外史》。

他只是认为，无法获得实在证据的小说索隐，尤其是蔡元培对《红楼梦》的索隐不能成立。

这当然是对的，但胡适没有意识到的是，他自己的《红楼梦》自传说“索隐”也只是考了一鳞半爪而已，怎么就比《石头记索隐》科学了呢？

正是因为“新红学”与“旧红学”都是要研究《红楼梦》写谁家之事，在研究的“大方向”并无二致，在学术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后来周汝昌以考证大家的身份行《红楼梦》“索隐研究”的“学理基础”就在于此。

（三）旧方法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

实际上，就在胡适、顾颉刚大力攻击所谓“旧红学”的时候，旧文人杨钟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之诚也在搜集曹雪芹、《红楼梦》的有关资料，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考察《红楼梦》，也没有写论文，而是以传统笔记搜集资料的形式谈及的。

杨钟羲《雪桥诗话》、《雪桥诗话续编》对敦诚、敦敏和曹雪芹关系的论述，就是胡适查找的资料，自然不用赘述。邓之诚出版于1926年11月的《骨董琐记全编》中则写到：

《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雪芹名霑，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壈半生以死。宗室懋斋(名敦敏)、敬亭与雪芹善。懋斋诗:“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敬亭诗:“劝君莫弹食客侠，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两诗画出雪芹矣。

这段资料是从嘉庆间西清的《桦叶述闻》中摘抄而来的。《桦叶述闻》的资料则直接来自敦诚、敦敏兄弟的诗文集。

这段材料，不仅告诉人们，嘉庆年间旗人知道《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皆曰”），而且西清知道曹雪芹与曹寅的关系、知道曹雪芹阅历与《红楼梦》书写之间的关系（曹雪芹阅历繁华声色与《红楼梦》书写的关系）、知道曹雪芹与敦诚、敦敏的关系。

单就核心资料而言，邓之诚对这段文字的发现、摘录、出版与胡适、顾颉刚相关研究的价值相比丝毫不差。

可见，我们不管是尊重顾颉刚的“新红学”原意，将“新红学”定义到特指胡适、俞平伯用考证的方法进行的《红楼梦》研究，还是将“新红学”定义到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以来《红楼梦》的研究，“新红学”的“新”都主要体现在文章的表达方式上。

对《红楼梦》的研究，考证的方法也罢，用外来理论进行生硬的解构也罢，都无足赋予这些研究以“新”的学术意义，更不足以给予崇高的历史定位。与同期传统的《红楼梦》研究相比，某些资料的发现、某些论证的合理，“新红学”也没有更加突出，“新红学”的意义更多的表现在“传播学”意义上。

四 “新红学”的评价原则和某些红学史上固定说法的修正

（一）“新红学”导致的客观意义的伟大与“新红学”本身的伟大是两回事

由于近现代学术的西方标准被逐步认同，加之，胡适、顾颉刚等人努力，发现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版本、作者家族、作者的文献资料，在《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尤其是后来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传播下，大量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资料被发现、整理，相关研究随之而出，“新红学”也就获得了当然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这种客观、长时段上学术史意义的伟大与“新红学”口号提出的合理性和本身具备的伟大并不是一回事。

在这样的概念区别下，我们可以发现，顾颉刚所谓的“新红学”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不论是其概念、方法，还是其结论。

在红学史的反思问题上，人们惑于顾颉刚后来的大名，忽略他提出“新红学”时候的学养，尤其是对红学史的了解，以至于对他那革命主义的“新红学”不假思索的接受下来，并津津乐道所谓“新红学”的科学与贡献，实在是混淆了“新红学”的科学性和“新红学”的客观、长期影响之间的关系。

（二）俞平伯、周汝昌学术史上的“位置交叉”导致学界对顾颉刚“新红学”意义的误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们对俞平伯、周汝昌的红学作品、红学观点的了解和传播，人们逐渐了解和接受了“新红学”这一说法；加之，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既是民国时期的“新红学家”，又是新时代的历史学家、红学家，在不少学人的文章和发言，便将“新红学”视为与清代笔记式、诗文式红学相对而言的概念，因此，在他们的意识中，自胡适、俞平伯，甚至自王国维以来的凡是用白话文、论文式研究《红楼梦》相关课题的研究，都是“新红学”的范畴。

这样的认识自然不错错，但这些学人认知、使用中的“新红学”概念，却已经不再是顾颉刚所谓的“新红学”——至今，学界一直在使用“新红学”的概念用于相应内容表述，对“新红学”的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对自传说有相应的批评，但对顾颉刚所谓“新红学”的定义、确切内涵、建立基础、合理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并未进行深入的辨析并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

（三）关于《红楼梦》“情节考证”问题

《红楼梦》写作的真实性、细腻性历来为《红楼梦》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所重视，曹雪芹何以能如此，就成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

在这一前提下，有三个问题主要引起学界注意。

1、考证只是《红楼梦》索隐的一种方法而已，无足与《红楼梦》索隐并称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新红学”就意味着考证，“旧红学”就意味着索隐。

实际上，如上所言，“新红学”与“旧红学”的区别并不是考证对索隐：《红楼梦》的索隐研究只是一种研究方向，而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考证只是《红楼梦》索隐的手段之一。因此，红学史上认为谁是考证派，并将其与索隐派并列、对立的写法，是极度错误的。

2、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本质上是《红楼梦》的索隐研究

《红楼梦》曹雪芹“自传说”固然与曹雪芹的特殊的文本书写有关，但是，不管是“他传说”，还是“自传说”本质上都是《红楼梦》文本书写背后作者所见所闻原色的探讨，也即《红楼梦》的索隐研究。这就是，自传说就一定会落入“以《红楼梦》证曹雪芹、曹雪芹家族”论证陷阱、周汝昌自称为索隐派的基本原因所在。

也正是因为如此，将周汝昌视为考证派红学大家、新红学巅峰，都是对学术史的歪曲，也与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方法、自我定位完全相悖。

3、《红楼梦》“情节考证”要避免用个案论证普遍的论证倾向

笔者反对“贾曹互证”，但不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索隐研究”的倾向，关键是要拿具有“排他性”（即提出的现象他人、他地不具备）的证据来。

数十年来，《红楼梦》文学书写背后的不少实际元素已经得到证明，如骚达子、黛石、御田胭脂稻、大观园、土番、元妃省亲与康熙南巡等，而这些对《红楼梦》作者非曹说、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说、曹雪芹没有经历过大家族生活说、曹雪芹没有当差经历说等等流于表面、阻碍《红楼梦》深入赏析的言论，给予了极大的反击，为《红楼梦》的高水平赏析提供了见识的基础。

在《红楼梦》书写元素的研究中，除了要注意证据的确凿、相类元素的“排他性”外，还要避免以个案论证普遍的现象，以免造成思维的僵化。

（四）“新红学”概念的使用和价值评估要在界定“新红学”特定内涵的前提上

值“新红学”一百周年，回到学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学术史上诸人当时的学养、出发点，并将事件本身与事件带来的长时段意义拆分，进而反思学术史、反思学术概念、反思学术思维方式、反思学术的既有结论，才可以作为瞻望新世纪红学未来发展的可能学术基础。

当我们回顾、辨析了顾颉刚“新红学”提出的时代背景、顾颉刚提出概念考量不周、顾颉刚“新红学”的特指等问题后，我们再来谨慎思考“新红学”这一概念的使用问题，就容易得多。

如果，按照顾颉刚的“新红学”定义，要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红学叫作“新新红学”，要么只有做本子、作者、家世（家族世系、相关人物与交游）的红学才叫做“新红学”，其他相关研究要另外取名方可。这就会导致一百年来红学历史、红学方法、红学观点、红学文字的描述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

但是，如果将王国维以来的红学都称为“新红学”，也是不恰当的，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研究，既包含索隐式研究（胡俞周的自传说本质上仍然是《红楼梦》索隐研究），也有大量的随笔点评式研究——近几十年来，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张俊诸先生的《红楼梦》随文评点也属于这类形式的《红楼梦》研究。

基于顾颉刚“新红学”诞生的背景、内涵特指和学界使用此概念意义的不确定，笔者认为，“新红学”的提法并不科学，在没有进行“特别限定”内涵的前提下，不宜再普遍用于学术的探讨，并给予不符合其时代意义的评价。用时段概述，如民国时期红学、胡适俞平伯红学可能更客观、指向更明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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