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四个原则（解读老子对五常）

“五常”概念形成于汉代儒术独尊的背景中，并最终全部划入儒家专有的理论范畴，成为人们行为规范中重要的伦理准则。实际上，包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勇、恭、孝、悌等各种家庭、社会、政治、伦理概念的产生远早于“百家”、“九流”等学术派别的划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每个上古思想家都会言及，甚至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被奉为道家早期经典的《道德经》中，也有提到“五常”的内容，但其基本观点却与儒家大相径庭。

在《道德经》中，最高的范畴无疑是“道”。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根，是支配和影响万物发展方式和方向的唯一因素，其中不包含任何世俗之人的因素。但老子同时也认为，这样的“道”已经只能在“天地”和“圣人”那里得到体现。“仁”、“智”、“信”等道德伦理标准，在《道德经》中则被认为是世俗之人的私欲破坏了统“道”之后，不得已产生用来规范秩序的“形而下”的低级范畴，整体上是为道家所批评的。

无 德 无 以 谈 仁 义 礼

老子是如何具体认识后来所谓的“五常”呢？老子对“仁、义、礼”的态度主要就是第三十八章中的一段表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他认为最好的“德”，其实是没有“德”这个概念，只是按照“道”的作用自然发生，下一等的德虽仍能做到无为而为，却已经有了“德”这个概念，担心失去它，较好的“仁”有仁人之举，而不自以为仁，上佳的“义”既有心为之，又清楚自己是为义而为，至于只能靠强拉硬拽别人来学礼，已经是不值得肯定的了。因为“礼”已经是很外在的东西了，到只能靠外在的“礼”来规范社会秩序时，表明的是忠信的日益淡薄与动乱的萌芽。

老子对“仁”这个概念的阐述并不多，不过对另一个类似的价值观范畴却有比较深入的阐述，那就是“善”。

必须先说明，“善”在老子这里是比“仁”先在的概念，也是内涵更为深广的一个范畴，大体可以归入“德”之下，所以“善”的出现，是“道”遭到破坏之后，它的存在状态是这样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具备道德的圣人没有为自己的平常心，一心只为百姓，善与不善之人、信与不信之人，我皆善之、信之，这就称作德善和德信。善做到极致，便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与圣人之善一以人、一以物，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后面所举居处应谦下、心境要平和、与人交往要仁义等都是“善”的各种表现。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善”呢？老子言：“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说到底，做善人会得到天道的眷顾，是有益的。所以，老子自己也积极向“善”，却又谦逊地认为，自己不能与圣人之“善”作比，只能称作“慈”。所以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孔子言“当仁不让”，孟子言“仁者无敌”，老子言“慈故能勇”，其义一也，唯老子以“仁”为乱世救弊之语，不喜用。“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也与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仁者，其言也讱”等近同。

智 而 不 迷 方 为 善

“义”、“礼”在老子这里是比“仁”更每况愈下的东西，所以在第三十八章中一带而过后再不言及。而对“信”与“智”则有一些展开的论述，“信”就是指人的言行举止要诚实、讲信用。“言善信”是作为“善”的重要内容被老子肯定的，并认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诚信不够的地方，必然就得不到众人的信任。在辨别言语是否可信的方法上，老子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简单有效的途径。由此更敏锐地得出“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这样具有辩证色彩的结论，不仅对指导人们诚实守信有警戒作用，对人们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有启发意义。

“五常”中老子对“智”的态度较为复杂，从根本上他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要求人们抛弃智慧、仁义、巧利这些大道废坏后的产物，而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再回到“道”行天下的淳朴时期。所以，他向统治者提出建议：“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是夫智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为而治”。

简单说来，就是使普通民众满足于饱食而无知的状态，而使那些智者们不敢有所为。在第六十五章，则说得更为直白：“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就是老子提出的“愚民”治国之法，在后世封建社会中的确成为统治阶层重要的驭民手段。

实际上，老子本人既不是统治者，又不是无知无识的民众，恰恰属于那些欲令统治者“不敢为”的智者，所以，他必然对“智”也有褒扬的一面，第三十三章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第五十五章又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指明既了解自己，又能推己及人，洞悉其他的人和物，才算是明智。“和”字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和”，即学会与别的人或物调和、中和成一种和谐状态才可称作聪明。第二十七章言：“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指出一方面要自己学习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要及时借鉴别人的教训，才是智而不迷。

在前人对老子的研究中，老子对“仁义”持支持抑或反对的态度曾经是一个反复争论的焦点，其实跳出这个既有的框框反思一下，或许会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在老子看来，“仁义”为代表的各种后起伦理观念不能放在同一层面不加以区分地看待，它们并不是老子理想的诉求，却是他身处于每况愈下的社会伦理道德中不得不面对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高晓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