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解书法形态变化之美（功夫悟性学养）

刘文秋/文

[摘 要]功夫、悟性和学养是历史上每一位成功书法家所必备的基本素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三种素养的要求与注重有所不同，借此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家需要学习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人们对书法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书法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书法修养的提高过程。

[关键词]古代书法家；基本素养；功夫；悟性；学养

通过对中国古代书法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法家们，都具有超乎常人的书法素养，他们的素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功夫、悟性和学养。正因为他们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夫、难得的悟性和过人的学养，所以他们的书法作品才能经得住岁月的考验，雄踞书史，播惠艺林。本文力图通过探讨古代书法家所必备的基本素养，来揭示这些要素的重要性，以期引起书法界的进一步思考，进而为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提供积极的理论参照。

在中国古代，“功夫”向来为书法学习者所津津乐道。通过对历代书法理论的研读，我们知道，古人评论书法时首先认定的重要考量准则就是“功夫”，他们认为，书法家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必须下常人难以下到的功夫，即所谓的“功到自然成”。

历代书论中对“功夫”的强调，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张芝苦练书法以至“池水尽墨”的评述。张芝有“草圣”之誉，其书法艺术成就的取得，被公认为是源于勤奋：“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张芝所以能善工书，学之积也”*；“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就连“书圣”王羲之也不得不承认，其草书不及张芝的原因就是因为所下功夫不及张芝的缘故：“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这些论述，所强调的都是张芝勤学苦练书法的事实，论者还对此大加赞美，认为经过“池水尽墨”式的苦练，才使得张芝的书法艺术达到了最高境界，并为其赢得了“草圣”的美誉。

除了张芝，钟繇用心苦学书法的经历也为人们所看重。据蔡希综《法书论》记载：“繇临终于囊中出授子会曰：‘吾精思三十余载，行坐未尝忘此，常读他书未能终尽，惟学其字，每见万类，悉书象之。若止息一处，则画其地，周广数步；若在寝息，则画其被，皆为之穿’”。*也就是说，钟繇三十年间无时无刻不在写书法、想书法，由此可知钟繇学书用心之专、所下功夫之深。关于钟繇，还有其为得蔡伯喈笔法而“捶胸三日”，最终“盗墓而得”的轶闻。钟繇被誉为“楷书之祖”，联想其在书法史上地位的取得，盖与其学书时用心、用功的程度息息相关。

徐浩对学习书法需下苦功夫这一道理也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在其《论书》中，他谈到古人苦练书法的事实后指出，学习书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需要用一生的精力去写，他说：“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张公精熟，号为草圣；永师拘滞，终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工’，盖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徐浩身体力行，当时他能够主盟书坛，宋人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其“书法至精”，定是他在书法上下了大功夫所致。

米芾学书的刻苦精勤很少有人可以匹敌，大家都知道他“集古字”这一学书历程。他自己也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他在大年初一仍不休辍，他书写的《元日帖》便是明证，可见其书写用功之勤。其子米友仁对其父的描述便是很好的佐证：“先臣芾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临学之，夜必收于小箧，置枕边乃眠。好之之笃，实一世好学所共知。”*正因为超乎寻常的勤奋，米芾的书法才取得了其应有的成就。

王铎学书所下功夫也堪称典范，据云他：“一日临摹，一日应索请。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抵临摹不可间断一日耳。”*王铎学古功夫极深，他从13岁开始便宗法“二王”，主攻《圣教序》，用心临习《圣教序》足足三年，字字逼真。他自言：“《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正是因为对传统的把握与发挥，王铎成为“明末清初北方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对近代与当代书法的影响中，王铎再一次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他将二王一脉的优秀传统与其革新精神的创造性结合，使其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可以说，王铎的临古功夫为其书法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怀瓘《书断》云：“晋帝时，祭北郊，更(王羲之所书)祝版，工人削之，书入木三分。”陈槱《负喧野录》载：“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独善其妙，常见真迹……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王羲之的“入木三分”、李阳冰的“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皆为功夫使然，没有相当的功夫是断然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宋四家”之一的苏东坡则以诗的形式咏出了功夫之于书法的重要意义，诗曰：“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

由是观之，无论是古人对学习书法的认识还是古代优秀书法家的艺术实践，都证明了“功夫”之于书法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书法艺术要达到一定的境界，不先下一番常人难以下到的苦功夫，是不现实的，书法史上大凡有所成就的古代书法家必具有勤学苦练之经历。也因如此，当代人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陈方既先生在其《功夫论》一文中认为：“功夫是检验书法创新成就的基本标尺。功夫之所以具有审美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它是以书写创造的形象展示的人的本质力量。”*功夫自身即具有审美意义与价值，这是当代人对“功夫”的更为深刻的体认。

是不是只要肯下功夫就可以学好书法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古往今来有志于书法者甚众，其中穷其毕生、皓首穷经式的苦学书法之人也不在少数，但被历史所承认的书法家却屈指可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学习书法只下死功夫是不够的，对此，古人也早有认识。

学好书法不但要下功夫，更需要用心去感悟，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强调这一点。虞世南在《劝学篇》中即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夫道者，学以致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去之逾远矣。不得其门而入，虽勤苦而难成矣。”*在这里，虞世南可谓道出了书法学习的另一门径，也说明了心悟之于功夫的关系。他认为学习书法只下苦功夫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心”，得其门径，也就是说，学好书法还需有“悟性”。释亚栖在《书论》中对学习书法时功夫与悟性的关系问题认识得更为具体深入，他的观点是学书贵在变：“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释亚栖还认为，学书即使达到了“入石三分”的功力，如果没有自家面貌，也只是“书奴”。显然，释亚栖所强调的是“变”和“自立之体”，但书家如果不“用心”去“感悟”，这两者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书家的“悟性”如何，建立起了怎样的个人面目，无疑是书家最终能被历史所认可的重要因素。

在历代书家中，张旭应是最具悟性的典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论到：“尝见公出，担夫争路，而入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后观倡公孙舞西河剑器而得其神，由是笔迹大进。盖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见“担夫争路”、“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触物以感之”，这就是学书的悟性。韩愈对张旭用心学书法的评价更是常为人们所论及：“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将书法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这是张旭成功的重要因素。韩愈在这里既提到了张旭学习书法的投入程度，又强调了其对自然万物的感悟，书法、自然、心性融为一体，“终其身而名后世”也就成为必然。

类似于张旭的还有雷简夫，其自言：“余少年时学右军《乐毅论》，钟东亭《贺平贼表》，欧阳率更《九成宫醴泉铭》，褚河南《圣教序》，魏庶子《郭知运碑》，颜太师《家庙碑》，后又见颜行书《马病》《乞米》《蔡明远帖》，苦爱重，但自恨未及自然。近刺雅州，昼卧郡阁，因闻平羌江瀑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駃，掀搕高下，蹶逐奔走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笔下矣！噫，鸟迹之始，乃书法之宗，皆有状也。唐张颠观飞蓬惊沙、公孙大娘舞剑器，怀素观云随风变化，颜公谓竖牵法折钗股不如屋漏痕，斯师法之外，皆其自得也。予听江声亦有所得，乃知斯说不专为草圣，但通论笔法已。钦伏前贤之言果不相欺耳。”*闻江声而悟笔法，这是雷简夫于书法的独特感悟。其文中所谈如怀素观夏云随风变化而有所悟，颜真卿从屋漏痕悟笔法等皆为书家具有独特“悟性”的生动写照。陆羽在《僧怀素传》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怀素、颜真卿通过自然物象悟笔法的事实：“至晚岁，颜太师真卿以怀素为同学邬兵曹弟子，问之曰：‘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张长史睹孤蓬、惊沙之外，见公孙大娘剑器舞，始得低昂回翔之状。未知邬兵曹有之乎？’怀素对曰：‘似古钗脚，为草书竖牵之极。’颜公于是倘佯而笑，经数月不言其书。怀素又辞之去。颜公曰：‘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颜公脚唱‘贼’。久之，颜公徐问之曰：‘师亦有自得之乎？’对曰：‘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輒尝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颜公曰：‘噫！草书之渊妙，代不絶人，可谓闻所未闻之旨也。’”*“折钗股”、“屋漏痕”、“壁坼路”，这些颜真卿、怀素心悟所得，早已成为书界不停探讨的专业术语。

此外，黄庭坚在书法上创造了一种奇崛的艺术语言，其高标史册的原因得益于“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艺术理念，而其艺术理念的实现正是于其个人的“悟性”息息相关：“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常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则能用笔”。*观船工摇橹，而与笔法相联，最终达到意到笔到，没有用心去感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联想苏轼对黄庭坚的评价：“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黄庭坚自言“方近古人”，但后人却认为其书笔笔有新意，这说明没有对书法的特别感悟，是难以达到这一点的，也就不会有苏轼所谓的“三反”。

书法历来被认为是“心学”。传虞世南《笔髓论》云：“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传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闲，神应思彻，又同鼓琴轮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於至妙，书契於无为，苟涉浮华，终懵於斯理也。”*这是充分地认识到了“心悟”对于书法的重要意义。刘熙载《艺概·书概》云：“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以此可知，作为“心学”的书法，要想有过人之处，先要在“心”上有过人之处，也就是必须“悟性”过人，然后才能悟得“至妙”，否则再“勤苦”也不过一“书奴”耳。

张怀瓘在《书议》中论到：“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先文而后墨”，张怀瓘是较早注意到学养之于书法重要作用的理论家。他这里所谈的十九人中，羲、献自不待言，像崔瑗、张芝、钟繇等人皆是汉魏以来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书法家，“名迹俱显”、“声飞万里，荣耀百代”，他们的学养毋庸置疑。其实，考察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法家，我们不得不惊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这里，不妨以唐朝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颜真卿和柳公权为例。

虞世南很早就有博学之名。据《旧唐书》载：“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毁殆不胜丧。陈文帝知其二子(虞世基、世南)博学，每遣中使至其家将护之。”*虞世南二十三岁入仕，后以文学受知于晋王杨广，征为王府学士。杨广即位后，虞世南除秘书郎，负责掌管四库图书经籍，并兼任文学侍臣，偕名才士虞绰、庾自直、蔡允恭等应召居于禁内供奉侍诏。其间，虞世南在秘书省后堂摘抄群书，集为160卷，凡852类，取名曰《北堂书钞》。又和虞绰、庾自直等文学之士编撰《长洲玉镜》等类书十余部，大行于世，而成一代名儒。入唐，虞世南受知于李世民，李世民初置文学馆，虞世南即以记室允任学士，成为当时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虞世南擅长诗文，《旧唐书》称其“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隋炀帝爱其才学，曾召引为学士，待诏供奉达十年之久。暮年时，仍受到唐太宗的倚重，史称：“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入谈论，共观经史。”*其言行深得唐太宗的敬重，博得唐太宗所谓“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的称誉。

欧阳询少长江南，在养父江总的教诲和影响下，博览群书，精习书法。欧阳询精熟《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三史，书法也是“八体尽能”，笔法绝伦。欧阳询在隋曾任太常博士一职，参修《魏书》，入唐后，欧阳询奉诏参修《陈书》，又领修《艺文类聚》。《艺文类聚》全书共100卷，编于武德五年(622)至武德七年(624)，参与者有著名的史学家令狐德棻、赵弘智等人，成为继虞世南在隋时所编《北堂书钞》后的又一部巨著。史称欧阳询：“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

新旧《唐书》皆称禇遂良“博涉文史”。他曾出任秘书省秘书郎，执掌经史子集四部经籍图书，担任弘文馆“馆主”，参编《群书理要》50卷。后由六品秘书郎历起居郎、谏议大夫、太子宾客、黄门侍郎、检校大理卿，最后位至佐天子而执大政的中书令和辅佐太子即位的顾命大臣。禇遂良精于鉴赏，朱长文认为这与其博学有关：“帝方博购王羲之故帖，天下争献，然莫能质其伪，遂良独论所出，无敢舛冒，非夫博学深究者，岂足于是非数百年之旧迹哉！”*

颜真卿博学，文学修养甚高。《新唐书》称颜真卿“博学，工词类”，《旧唐书》有“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之说。颜真卿在参加尚书省科试，所作《梓材赋》《武库诗》受到典士主试人孙逖赏识，并以“经策全通”的优异成绩，登甲科，进士及第。颜真卿自幼即对小学兴趣浓厚，后来不断研习音韵、文字训诂，自二十八岁始编纂大型音韵学专著《韵海镜源》，历时近四十年，成书三百六十卷，堪称巨制。据此可知颜真卿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造诣。颜真卿文采斐然，其诗蕴藉深刻、古雅端整，其文因事而发、气势豪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典雅庄重，称其为人”的评价。颜真卿早享文名，其以词学登科，诗名尤盛，尤其是五言古诗，被历来论诗者所重。

柳公权自幼嗜学，十二岁能辞赋，及长，尤精于《左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性晓音律。唐元和三年(808)登进士科，又登博学宏词科。柳公权工诗，文宗曾评其诗句：“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应制诗《贺边军支春衣》，脱口而成，婉约清丽，亦为文宗所叹：“子健七步，而乃三焉。”*柳公权与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皆有交游。与白居易尤为友善，白居易有《和柳公权齐云楼》诗等。

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不但是唐代的代表书家，也是整个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学识修养都不是常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善诗词、晓音律、通字学、博文史、编群书，即使是在当时文人倍出的情况下，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仅几人而已。此五人书法艺术成就的取得，概与他们深厚的学养密不可分。

黄庭坚说：“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他又说：“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在这里，黄山谷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书家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学养、胸怀。这与苏轼的诗句“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所含的深意相通。正如《宣和书谱》所讲：“大抵饱学宗儒，下笔处无一点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胸次使之然也。至如世之学者，其字非不尽工，而气韵病俗者，政坐胸次之罪，非乏规矩耳。如能破万卷书，则其字岂可以重规叠矩之末，当以气韵得之也。”*在古代，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都具有一定的经史、文辞修养，但能做到“读万卷书”，达到“饱学”程度的则不容易做到。学养高自然会影响到其书法的格调，正如黄庭坚对苏轼的评价：“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它人终未能及尔。”*

清人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谈到：“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这正是杨守敬重视书家学养的明证。

相比于古人，沙孟海先生讲的更为清楚：“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作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海滩上轰动一时的人，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这是非常切中肯綮的论断。

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家，无一不具有功夫、悟性和学养这三种基本素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三种素养有着不同程度的要求与注重。研读古代书论，我们不难发现，唐朝以前人们多关注书家学书所下的功夫，唐朝以后人们在强调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悟性，至宋朝则突出了学养之于书家的重要意义。这说明，书法自身是在不断充实丰富发展的，人们对书法家的要求随着书法自身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高，要想写好书法，所需要学习的内容也是越来越丰富，这正是书法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书法修养提高的真实反映。以是观之，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理所当然的要赋予书法更多的内容，对书法家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毋庸置疑，书法家理应是掌握民族文化的精英，书法家应该在推动社会进步、振兴民族文化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有所担当。

（孟云飞转自《关东学刊》 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