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起点清淡妙写独行者（漫漫觉醒路行行复行行）

◎曹东勃

《觉醒年代》“生逢其时”。过往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创党历程这一宏大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虽然不多，但都称得上珠玉在前，1991年的《开天辟地》、2011年的《建党伟业》，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者的纪念，指向的是一个静态的时点，历史事件却不会没来由地从天而降。“五四”是“七一”的先导，1919是1921的先声，更是中国近现代史分野的学界定说。类似1999年上映的《我的1919》，便围绕诱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外交战场上的拉锯攻防展开。

可如果再向前追问，中国的1919同样不会从天而降。要讲明白教科书上“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去争取“庶民胜利”的根本动力来自何处，必须回到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奠基的原点，回到点燃了新青年新希望、塑造了新伦理新道德、开启了新纪元新征程的新文化运动。这正是《觉醒年代》这部佳作的增量贡献，而且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是首次以这样的鸿篇巨制来献礼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影视作品。

1

当然，这样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剧作，也就要面对诸多挑战。

难度之一，在于如何把那样一个开启了现代中国“百家争鸣”时代的群像和每一人物个体都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个艰难任务目前看完成得很好。老戏骨马少骅把一个面对风云际会、倡导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对学生的呵护关爱、对教员的谦和敬重、对官场各路“大神”的周旋应对和关键时刻推动教育变革的果断决绝，演绎得极为传神；长于塑造人物性格的于和伟，在举手投足的每一个细节中呈现陈独秀的爱憎分明、热血激情乃至为人处世和性格中的“大家长”风格——这最后一点，剧中借陈延年之口说出，也与诸多党史人物回忆材料中对其表述相契合。除了这两位直接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李大钊、胡适、辜鸿铭、钱玄同、鲁迅等重要人物的出场处理和“人设”定位都可谓精准细腻。

当然，美中不足之处或也可在此提一句，似乎漏掉了当时影响颇大也对剧中诸人都有所启发的一人，即研究系的梁启超，无论是《新青年》创刊前不久轰动全国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还是巴黎和会期间以中国代表团顾问及记者身份赶赴欧洲以作场外声援，任公都是这个觉醒年代不可或缺的一位大人物。

2

难度之二，在于如何条分缕析翻开历史深处的褶皱沟壑，还原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蔡元培的登场为例。从事后看，是一场教育革命引爆了文学革命并最终星火燎原的社会革命。剧中逼真还原了蔡元培北大就职演说时北大面临的治理困局。借用钱理群先生对“精致利己主义”的界说，我们不妨把蔡校长刚接手时的北大风气概括为“粗糙的利己主义”。据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正在北大读书）回忆，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一堂，即指京师大学堂的北大。他还提到，学生中流行一种“结十兄弟”的风气，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毕业后立志钻营做官，互相提携。这才有了蔡元培上任之初振聋发聩的一问：“吾北京大学之被谤也久矣。种种之谤，都是无因而至的吗？”他并坚持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来推动教育变革，寄望学子“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觉醒年代》前面的十多集剧情，正是在蔡校长的“新官三把火”推动之下，徐徐展开的。彼时，固然新旧争锋已浮出水面，但场面上仍是一团和气，甚至有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场面（如对克德莱的谈判）。而对今人尤具启发的是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一系列尝试，诸如筹款获得经费保障、成立教授评议会自主引进师资和实施评聘，这些改革所涉及的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岗聘、解聘、师德师风事件、处理学生申诉、“研究无禁区课堂有纪律”（如对辜鸿铭就学生评教结果和新一轮岗聘作诫勉谈话）、学生读书会的组织、校办刊物的管理等等，凡此种种，领风气之先，一时无两。无怪乎梁漱溟先生曾对蔡氏有如此高评：“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有意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是真器局，真度量。”

3

难度之三，在于如何讲清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文化认同特别是对底层社会文化基础的熔铸。庙堂、学堂、乡野这三个方向的镜头，始终在《觉醒年代》中纵横交错。虽然剧情发展的场域大部分时间聚焦在学堂这个中间层面，但也正因新式学校师生来源多元，使其得以沟通上下；庙堂之上，派系林立党争不绝，却也有胸怀国之大者勉力支撑局面、希望于弱国无外交的败局中挽回一丝颜面的忠耿之士；底层社会，有对鲁迅先生笔下抢食烈士“人血馒头”的冷漠愚氓，有张勋复辟之际街头抢购马尾辫子的骑墙庸众，但也有初步抱团取暖、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长辛店工人和劳苦大众。这些都是那个年代老大帝国刚刚瓦解、共和新政甫一创建所面对的复杂结构和众生百态。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竖起的这三面红旗，看似“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边缘试探，实质上直指中国现代政治破局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实现广泛深刻的政治动员。顾颉刚1942年忆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奠基之功时也曾说：“我们住在城市的人，大家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是毫不成问题的，如果说成为问题那是太可笑了。但是到农村里去，他们就很有些人只知道自己是某一村人而不晓得他的国籍，还有年纪大些的只知道自己是大清国的人。”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对于“言文一致”的倡导和李大钊等人身体力行对“平民教育”的推广，让庶民大众加速接受现代观念，也加速形成现代国家民族认同。

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正是从“外争国权”的五四运动而来，从巴黎和会的“奇耻大辱”对知识分子“多年教育”的冲击而来，从白话文作为交流沟通载体推动现代教育更快更广的普及进程而来。由文学革命而至观念变革驱动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对世界改造的加速，终于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序幕。

4

大约从第15集开始，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旧交锋逐渐从一团和气走向剧烈对抗。一贯激进的钱玄同变得更加激进，以至于倡导彻底废除汉字、改行世界语，鲁迅直到晚年还对汉字的拉丁化极为推崇。新派中的陈独秀，也在李大钊与胡适的左右互搏之中发生思想上的改变，而旧派中的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也在林纾加入“战队”后出现了分化。总之，是新中又有新，旧中还有旧，只待最终的导火索五四运动的到来。

剧中的陈独秀在其子延年被捕又出狱后曾有一段寄语，出处其实是后来的1919年6月初，700余名北大学生因五四运动被捕后，陈独秀为声援和鼓舞被捕学生所写的不足百字的雄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自己求仁得仁，旋即被捕入狱。胡适后来回忆：“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之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后来各奔东西，甚至当年同一战壕的故友，成了论战的新敌。不过，他们大多数人都将那个燃情岁月中并肩战斗的记忆长存于心。鲁迅先生在其生命末年的1934年，写过一篇《忆刘半农君》的文章。刘半农和钱玄同是运动期间自导自演“双簧戏”的两个主角。鲁迅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回望觉醒年代，展望现代征程，不胜唏嘘感慨。致敬先烈先贤，重温百年历史，牢记初心使命。何以解忧，惟有改革；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