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的优势与劣势（媒介融合之历史观照）

尽管媒体融合和媒介融合这两个热词均被人们广泛混用，且它们的概念确有相近之处。但本文认为，媒介融合更加准确地反映了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技术的介质背景。从历史的纵向来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性变化，不过是前人多次经历过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而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谈论的媒介融合，也不过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媒介融合再现而已，正如人们常说的：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简牍与纸张的媒介融合

　　以中国历史为例，古代中国曾经经历过从甲骨文到简牍、又从简牍到纸这两大与印刷术变革相关的媒介革命和媒介融合阶段。为叙述方便，我们仅切割从简牍到纸这与印刷术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及其媒介融合相关的历史横截面为例。

　　简，即竹片；牍，即木板。简牍发明于上古时期，是信息传播载体的伟大发明。从春秋战国到魏晋的千余年时间，简牍是传播媒介的主要承担者。虽然当时帛也是传播媒介，但帛是丝织品，过于昂贵，魏晋以前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使用简牍书写的。如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

　　根据历史记载，纸的发明乃是蔡伦于东汉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所为，史称“蔡侯纸”。而纸张独占历史舞台鳌头、简牍黯然全面退出，则是在公元403年，由篡夺东晋政权未成的桓玄下令废简用纸的。这就表明，简牍和纸张这两种媒介融合，共经历了三百年之久。

　　人们不禁会问：简牍和纸张的媒介融合为何会持续这么久？

　　首先，掌握着简牍使用权的极少数社会精英，对任何新媒介的出现都有着本能的习惯性反对，以防止他们的简牍话语权被剥夺。在那个时代，能够识文断字绝对是极少数社会精英的高档特权。

　　其次，纸作为新媒介，其技术进步和创新缓慢。考古表明，蔡侯纸发明之前，古代中国已出现过多次“纸”的发明，但事后发现，这些纸均不是书写纸，而是另有用途的物品。如同任何伟大的技术发明一样，它的初始商品价格都是很昂贵的。纸张在发明150多年后的西晋初期，仍然是奢侈品。可能是蔡氏造纸配方的原材料不好找，也可能是技术掌握方面还不够稳定，故纸张始终未能达到社会化生产，不能成为日常用品。晋室南渡以后，造纸工匠们聪明地发现了南方许多植物均可成为造纸原材料，由此造纸工业开始蓬勃兴起。原料的丰富和技术的改革，使纸张生产的产量、质量和品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也为纸张代替简牍奠定了丰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再者，新媒介伴生品创新和成熟也需要时间。纸只是书写品，它必须同笔、墨尤其是字体等伴生品融为一体，才能成为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新媒介。简牍适应的字体是隶书，而纸张适应的字体是行楷。整个社会要学习一种新的字体，既需要时间适应，也需要打破旧习惯。

　　最后，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视和良好的科技环境，对媒介融合进程也会产生影响。简牍与纸张的媒介融合环境，总的来说不是太好。上层社会的尔虞我诈不止，王侯权贵的争权夺利不休，均对这个时期的媒介融合产生不利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纸张为何能够在这个时期的媒介融合中胜出？

　　首先，纸张比简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它记录信息更方便，传递信息更快捷，保留信息更宽泛，书写信息更轻松，发布信息更及时。显然，在简牍上书写肯定要比纸张上费劲很多，隶书书写肯定不如行楷容易。

　　其次，纸张降低了人们的使用门槛，方便了更多人掌握知识，提高了社会教育水平。据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殷商时期认识甲骨文的，全社会只有120人，而到东汉顺帝时期（126—144）汇聚京师的读书人则达3万人！三国时期吴国大臣阚泽正是以“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而显名于世。实际上，由于纸张的普遍使用，随着读书人的大幅度增多，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再者，纸张提升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水平。诞生于东汉永元建元之间（100—121）的许慎著《说文解字》一书，正好与“蔡侯纸”诞生时间差不多，这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关联。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共收字9353个，另有异体字1163个，共10516个。据《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以有关人们衣食住行的单字为例，甲骨文时只有15个，而到东汉时已增加到297个字，这充分表明人们对事物的区分已经更加细致和精确。

　　简牍与纸张媒介融合的启示

　　观照历史上简牍与纸张之媒介融合的进程结果，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的如火如荼的媒介融合，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第一，媒介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互联网自1969年发明至今，只有50多年时间；真正作为一种新媒介，也不过30年左右。虽然现代社会科技发达，效率高，能力强大，相比较古代社会的媒介融合时间，肯定用不着数百年之久，但花上三五十年时间恐怕还是需要的。因为媒介融合不仅仅涉及技术问题，还关乎人们的思想观念，关乎社会机器运转的体制机制，关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博弈等诸多问题。

　　第二，媒介融合是一次复杂而艰难的“凤凰涅槃”。当下的媒介革命与以往的媒介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既要从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客观规律角度，又要从正确认识互联网革命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角度进行精准定位。

　　媒介材料的变更，绝不等于思想生活变现，正如汉字生产的主线，也绝不会因为纸张代替了简牍而出现颠覆性变化一样。事实上，简牍的汉字同纸张的汉字，并无太大差别，顶多只是字体有些不同而已。不可否认媒介变化肯定会带来表达的不同，如新近出现的网言网语，肯定是互联网语境下的表达产物。但无论媒介技术怎样发展变化，任何文明主干、任何文化血脉，都是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从来都是一脉相承的，绝没有因为媒介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而出现中断或消亡。

　　第三，新媒介必定助力社会进步，提升文明层次，改变人们观念，重塑社会结构。纸张的普遍使用，使受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并逐渐形成了教育产业链。纸张和印刷术的广泛使用，推动了科举制的产生，而科举制又推动了古代社会统治阶层的文官精英集团形成。除书写品外，纸的其他一些物品作用，如纸钱、纸剪、纸画等，都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当代社会新媒介的互联网，尤其是手机，正在调整社会形态和重塑社会面貌。如纸媒时代的记者是地位崇高的职业，而在“万物皆媒”“人人为媒”的今天，曾经难以企及的记者职业门槛已几近消除。快递、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媒介功能，不仅补充和改变了商业的物流方向，而且还改革和完善了金融体系。可以预料，随着5G甚至6G的进一步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各种新应用新功能，必将大放异彩，给予社会以不可思议的影响。

　　第四，当今的媒介融合不是地区的，而是全球的；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从简牍到纸张的媒介融合，是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也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历史已经证明，在媒介材料的发展和使用上，我们曾经光荣而骄傲地走在世界前列。而由互联网引发的媒介融合，今天已成为世界性话题，也是全球性难题，许多国家正在进行艰难的求解和破解。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方阵、同一前沿、同一要冲。应当看到，我们今天面临的媒介融合难度，无论是规模还是范围或是深度，都要超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次媒介融合过程。试想，要把已存活数百年的工业文明产物的报纸、已存活一个世纪的电子文明产物的电视，加上其他各种传统媒介，同诞生不久但活力四射的信息文明产物的移动媒体，人为地或者人工地加以组合和融合，其问题之多、困难之大、矛盾之锐，可想而知。

　　然而，我们又要明白，当下的媒介融合也是我们无法回避且回避不了的。我们只能直面问题，逼视现实，知难而上，像我们的先贤哲人那样勇敢无畏、百折不挠地寻求解决路径。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有毅力，为突破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这个超大型重围，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创造中国模式的样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方提 尹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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