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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4日，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天气晴朗。

一枚苏联R7火箭在四台强力助推器环绕下，带着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直刺苍穹。

随着燃料用尽，助推器同时脱落，翻滚中与主火箭形成一组标准十字型的光点，给人们的震撼仿佛天空的神迹，但却是实打实的人类智慧结晶。

这人造奇景后来有个专门名词：

科罗廖夫十字。

谢尔盖·帕夫诺维奇·科罗廖夫，是苏联航空航天的天才，青年时立下航天宏愿,却卷入政治风波差点被投入西伯利亚的监狱。

后来又主导了苏联太空计划，与美国的冯布劳恩一起被看成人类航天事业中的一时瑜亮。

比起冯·布劳恩从纳粹到战犯再到登月之父的人生逆转，同样大起大落的科罗廖夫却是在复杂的斗争中带着苏联宇航事业一飞冲天，遗憾中溘然辞世，死后才为世人所知，冥冥中也成为了多年后苏联结局的预演。

今天，咱们就从航天技术出发，来聊聊苏联科研体系的荣光与遗恨，为同样面对美国科技霸权重压的我们，探探未来前进的道路。

话说二战后，美国从德国搞到了冯布劳恩等一大批V2导弹的关键技术人员和资料。

但十几年里没有真正让冯布劳恩大展拳脚，七手八脚搞了很多火箭项目，主要是因为驻欧洲的美军已经能够打到苏联，空军的B29超级空中堡垒也可以带核弹进行洲际轰炸，对苏联城市一一点名不是问题，所以对于火箭的需求不明确。

反观苏联，虽然原子弹计划稳步推进，但远程轰炸机的研发却一直卡壳，早在二战中苏联就希望美国援助B29，美国不给，只好一比一仿制B29，才有了图4轰炸机，但还是够不到美国本土，光挨打还不了手，难受的一逼。

求生欲强烈的苏联对火箭的需求非常明确——扛着原子弹跨过山和大海去炸他丫的。

这一点与德国为什么最先点开火箭技术极其相似。

一战后，德国被拔掉了牙齿与爪子，主流的攻击性武器比如重机枪、坦克、潜艇、战斗机、战列舰统统不准搞。

德国人表面认了，心理不服，所以魏玛政府在1922年就与苏俄签订《拉巴洛条约》，秘密开展军事合作，把坦克飞机等新武器都转到同样被西方封锁的苏俄。

另一方面，希特勒上台后，还点开了很多绕开制裁的新科技——比如著名的MG系列通用机枪、巡航导弹，以及冯·布劳恩的火箭计划，精度远远超过同期各国。

当V2导弹出现时，推力高达25吨，同期苏联最大的火箭发动机推力只有1.2吨，领先好几个身位。

德国败亡后，苏联对V2比美国还着急，无奈冯·布劳恩手中的最珍贵研发资源被美国先下了手，连同厂房设备、14吨资料和上百枚火箭成品都拿走了，苏联迟了一步。

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冯布劳恩走了，德国工业基础还在啊。

早在希特勒死前，纳粹队伍就散了，除了冯布劳恩，其他部门头头都在悄悄瓜分帝国遗产留后路，所以V2导弹相关研发人员、关键图纸还有全新零的组件大量散落在苏占区。

还有发动机、燃料箱、燃烧室以及大量配套车辆地面设备，甚至一台关键的陀螺仪惯性制导装置都被苏联找到了，复原V2导弹完全不是问题。

但苏联自己加工精度不行，很多零件生产不了的，比如那台陀螺仪，性能关键是万向轴轴承的加工精度，还得找德国人来。

于是，苏联在V2厂房现址上，用啤酒面包就招募生计困难的德国火箭专家和水平一流技术工人一共五千多人，参与V2的恢复。其中还有一条大鱼，德国佩内明德导弹试验中心控制系统负责人，赫穆特.格罗特鲁，帮助苏联人克服了最大的软肋。

为了充分致敬德国火箭技术，苏联抽调了700多技术精锐前往德国，包括当时航空航天部门的几大关键人物：无线电专家梁赞斯基、火箭专家波别多诺采夫、发动机专家格鲁什科，以及我们要介绍的最关键人物。

谢尔盖·科罗廖夫。

1946年10月，苏联专家用火车带着20枚V2导弹以及大批德国专家回到祖国，开始试射工作。由于改进了原本的设计，复原出的V2导弹在270公里射程上精度误差只有五公里，准确度当初德国原版的三倍。

这些青出于蓝的苏联科学家就成了未来苏联火箭事业的超级天团。

这就不能不谈苏联“动员式科研”的体制，就是红警里动员兵那个“动员”，只不过现实的苏联什么都动员，科学家也不例外。

“动员式科研”本来是战争期间，政府与科学家一起建立的高效网络。

苏联科学院是“科研总指挥”，由各领域大牛院士坐镇的，直属最高苏维埃，掌握两千多所高校、实验室、设计院以及军方各个研究机构，然后在苏共中央领导下，与各级政府、国防工业部甚至内务部、国安部一起推动军工科技研发，彼此关系紧密，责权密切，结成了共生体。

在这个体系中，科学家具有很高也很复杂的定位，既是科学院院士，也是高级军官和军工企业管理者，还是政治人物，直接领导军工生产联合体，在自己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地位极高、权力极大。

所以只要有牛人出现，就能把领域内的有限的资源拧成一股绳，让苏联从落后的沙俄废墟中迅速崛起为第二大工业国，在战争中快速迭代出先进的坦克、飞机、雷达、火箭，然后在二战后奋起直追，“动员式科研”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没有这种模式，苏联科技树也不会在一连串内忧外困中茁壮成长起来。

而苏联科学院传统再往前倒腾，还能追溯至沙皇时代科学院，代表着科学与政治结合的社会推动力，让农奴社会才一步步走入现代。

总之，二战初期，火箭科学家们从德国回来后迅速被委以重任：

科罗廖夫总体负责火箭技术、格鲁什科负责发动机、梁赞斯基负责控制系统，各管一摊，科罗廖夫还与核计划领导人库尔恰托夫、航天计划领导人克尔德什并称“三K帮”，带着苏联的军工复合体悄然逆袭了自我感觉天下第一的美国人。

1948年苏联版的V2——R1火箭诞生。

精度1.5公里，不但承担了科研探空任务，还在50年列装部队，解决了有弹无枪的问题。

1951年，R1放大版的R2火箭问世，实现了弹头与火箭分离。

不但在保证进度的情况下让射程翻了一倍，还让火箭发射卫星成为可能。

R2后来出口中国，成为了东风快递的技术起点。

可以说，科罗廖夫用R2一款火箭，同时解决了军事科研几个领域的需求。

苏联领导层一看效果不错，就要科罗廖夫搞射程再翻一倍到三千公里的R3火箭，希望打到英国，但由于发动机问题一直没成功。

但无论如何，火箭发射本来就是在爆炸中积累经验，不怕失败，就怕没决心。

比起苏联人搞火箭的决心或者说求生欲，美国这边大大小小搞出了九个火箭项目，战术战略科研三心二意，海军陆军空军各起炉灶，还为火箭取名与女权团体吵架，渐渐被苏联甩在身后。

1953年，科罗廖夫射程1200公里的R5完成发射，西德和意大利的美军基地不在话下，但还够不到美国本土。

科罗廖夫这时突然，跟领导说，3000公里搞不出先放一边，反正搞出来了也够不到美国，咱们直奔8000公里！

领导一听就不乐意了，心想科罗廖夫你小子怕是不想搞弹道弹道，而是玩太空探索吧？咱好不容易赶上来，你别给我三心二意行不行。

科罗廖夫也不虚，直接拍出设计图糊在质疑者脸上，告诉他们什么叫捆绑式火箭。

此前，火箭都是V2的样子，光溜溜的长筒分成几级，依次分离点火，直来直去，也谈不上啥设计感，而且在真空失重以及20倍音速下，对点火技术要求很高，很容易中间熄火。

科罗廖夫干脆把四根火箭绑在主火箭上，在地面一次性点火，降低了对控制的要求，射程一下也提上去了。

这就是“科罗廖夫十字”的来源。

有次赫鲁晓夫来考察，直接被R7的模型被惊艳到了，科罗廖夫趁机拿出一个代表小卫星圆球，跟这位顶头上司说，再给点钱，我就能把这个送上太空，甚至月球，给苏联争个第一回来。

当时恰逢全球科学界在搞“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心动了，只问了一句：这玩意儿不会耽误弹道导弹吧？科罗廖夫一拍胸脯，当然没问题。

苏联的航天事业就此起步。

1958年8月21日，苏联宣布成功用R7火箭向太平洋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地球任何地方。这个消息被美国有意无意忽略了，但没想到更大的惊喜在后面——人造卫星。

1958年10月4号晚上，在距离拜科努尔发射基地2500公里的乌克兰首都基辅，赫鲁晓夫神秘邀请了一批文官武将举行宴会，只为等待“斯普特尼克一号”从太空发出的滴滴声，然后在美国那边一脸震惊的反应中开开心心睡了个好觉。

苏联终于不再单边挨揍，扬眉吐气，美国从心理到物理，全面破防，仓促间发个先锋号TV3还在电视直播下当中爆炸，把脸丢干净了。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比起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人造卫星用最小的成本，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效果，但也仅止于此，并不真心希望推动太空科技竞赛。

瑞典皇家科学院曾打算为首颗卫星的的设计师提名诺贝尔奖，找赫鲁晓夫问谁是设计师，赫鲁晓夫给了一个绝对正确的回答：

“是全体苏联人民。”

当时苏联的火箭设计师们都是隐姓埋名，所以科罗廖夫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也获得了列宁奖金，却又不准他公开佩戴勋章。

科罗廖夫没有被这些干扰，而是继续用发射乌龟、流浪狗、假人验证载人航天、太空返回可行性，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想。

1961年，加加林乘坐科罗廖夫由R7改进而来的东方号火箭，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外太空的人类，真正开启了太空时代。

由于返回系统不完善，加加林是从7000米高空弹射跳伞返回地球，几天后在红场接受人们热情的欢迎，而科罗廖夫只能搭便车前往红场观看自己一手促成的盛会，有多憋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或许，从一开始，航天项目在苏联高层眼里不是正途，更何况科罗廖夫还要搞更加“虚无缥缈”的登月计划。

当年，美国宣布要登月后，科罗廖夫就提出建造超重型N1火箭登陆月球。除了登月，科罗廖夫还表示N1还可以携带17枚核弹头甚至沙皇氢弹。

即便如此，苏联军方还是把优先权给了切洛梅设计局，因为后者月球计划只绕月不登月，而且切洛梅还设计了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比科罗廖夫更像自己人。

但科罗廖夫也是朝中有人，至少赫鲁晓夫每次出访或庆祝都需要他射一发助助兴，最终登月计划被分成了两部分，科罗廖夫负责载人登月，切洛梅设计局负责飞船绕月。

在纠结的登月计划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发动机问题。

火箭发动机的性能与燃料直接相关，而燃料主要考虑推力和比冲，推力不难懂，比冲的概念这类似于百公里油耗，比冲越大射程越远。

摆在苏联人面前主要有两种：

一是液氧 煤油，推力与比冲都不错，但液氧温度-183度，煤油却是常温，中间需要隔热，而且液氧蒸发快不好储存，要发射只能临时加注，另一种是四氧化二氮 偏二甲肼，有剧毒，强腐蚀，推力比冲不如液氧煤油，俗称“毒箭”，非常危险，但最大的优点都是常温液体，耐储存，加注好了随时方便发射。

R7火箭，或者说弹道导弹，就是液氧煤油发动机，8000公里射程看似美好，发射准备时间高达32小时，人打过来你要快两天才能反击，没有战术价值，最终也只给部队装备了六枚，苏联也没有真正的核威慑力，只是充充门面，以后也再也没国家用液氧煤油研制导弹了。

另一边的航天领域，R7却衍生出了庞大的火箭飞船家族，包括卫星号、东方号、联盟号和闪电号。

不知道赫鲁晓夫想起那天科罗廖夫的话，有没有被忽悠的感觉。

所以到了研发N1的时候，科罗廖夫还是坚持要搞液氧煤油发动机，这点与冯·布劳恩想到一起去了，虽然燃料麻烦，但技术稳当。

因为载人航天对系统安全要求非常高，出事就是大事，所以发射前需要反反复复检查，推迟停止是常有的事情，甚至加完了燃料后又要抽出来，而一枚加注了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的推进火箭，就是一个巨型生化炸弹，一旦出问题就是灾难。

科罗廖夫担心的不无道理。

1960年十月革命节前，火箭设计师杨格尔准备测试用毒燃料发动机研发R16弹道导弹，目的是取代“不务正业”的R7。

由于赶进度，没有抽调燃料就进行检修，引发短路提前点火，R16在发射台爆炸，几十位技术人员与一位苏联元帅当场气化，然后是大火，结果燃料有毒，无法及时救援，所以一共死了165名科研精英，杨格尔刚好烟瘾犯了跑开了几百米幸免于难。

事后，杨格尔也并没有被追究，因为真正的原因还是领导人的急功近利与军方的违规操作。

毕竟“有毒燃料”实在太香了。

科罗廖夫手里曾经有个R11项目，就是因为燃料问题不能让红军高层满意，R11就分给了另一个著名设计师马卡耶夫，用同样剧毒的偏二甲肼 发烟硝酸研发了著名的飞毛腿短程弹道导弹，卡车拉着就走，树起就射，简单方便，穷国军队都能操纵，大量出口成为一代名弹。

总之，对亚历山大的苏联军方来说，火箭发动机，安全性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快速便捷把核弹和军事卫星送上天就行。

而科罗廖夫就一直坚持使用安全高效但极其麻烦的液氧 煤油，无非就是为了载人航天，所谓N1超重型火箭可以携带核弹之类的，只是忽悠军方支持的托辞。

但格鲁什科负责整个苏联火箭发动机的制造，一直在搞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的发动机，用于各种中远程弹道导弹，也能用于航天发射。

与科罗廖夫争月球计划的切洛梅设计局就研发过一种洲际弹道导弹，军方没用，后来改成航天，演化成今天大名鼎鼎的质子系列火箭，但也因为发射失败引发严重污染，所以俄罗斯也不想用了。

中国的长征二号系列也是有毒燃料，加注人员穿防护服加防毒面具，还要提前服用维生素B6。而新的长征五号也开始采用无毒安全的液氢液氧煤油做燃料。

但在当时，苏联的现实条件限制下，格鲁什科要造毒箭，科罗廖夫要更安全的发动机，双方矛盾激化，加之两人还有旧恨，合作就泡汤了。

由于格鲁什科掌握着苏联火箭发动机的产研资源，无奈的科罗廖夫只好去找设计喷气式发动机的库兹涅佐夫设计局，但老库的火箭经验有限，所以搞出了仅仅150吨推力的NK15氧化铝 煤油发动机凑出登月用的N1火箭。

要知道土星五号那个F1液氧煤油发动机有700吨推力，仅用四个组成第一级就够送荷载130吨的土星五号进入太空轨道，而科罗廖夫的N1火箭第一级就用了高达30个NK15发动机，才勉强满足送95吨荷载到近地轨道的要求。

此外由于推力充足，土星五号只需要分三级就够了，但科罗廖夫的N1足足搞了五级，在太空分阶段点火，不浪费一点推力，但也增加了控制系统复杂程度，增加了点火失败的风险。

总之，比起NASA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风格，此时的苏联更像是吵吵闹闹的一盘散沙，科罗廖夫只能尽全力撮合，勉强跟上登月节奏。

比起技术不完善，赫鲁晓夫的好大喜功也让科罗廖夫蛋疼。

1963 年，赫鲁晓夫命令科罗廖夫在十月革命节前把三位宇航员同时送上天，提前压倒准备双人上天的美国，维持领先地位。

但科罗廖夫手上的“东方号”只够两人乘坐，只好极限改装，科学设备能减就减，食物从十天减少为三天，非必要的螺丝都拆下来，航天员都没穿航天服，才在有限荷载内勉强塞进了三个人,甚至把弹射跳伞装备都拆下来，改成航天器整体伞降，飞船名字也改成了“上升号”。

由于这次风险实在太大，所以三名宇航员中，只有一位是常年训练的飞行精英，剩下两位都是三四个月突击训练的科研志愿者。

不得不佩服，科罗廖夫仓促间搞的设计不但满足了领导需求，还改进了加加林跳伞着陆的危险方法，所以沿用至今。

可惜，这三位宇航员安全返回地面之前，赫鲁晓夫就被逼宫，没能亲自表彰这些无畏的英雄了。

1964年，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此时NASA已经成立六年了，美国人三步并两步越来越近，苏联却屡遭挫折。

1965年3月，苏联又拿下第一个太空出舱的记录，但美国仅仅落后七个月，不但宇航员在舱外行走的时间是苏联人的两倍，而且还带了把喷射枪，自己控制方向，而不是苏联人那样在太空随便飘着，最后因为宇航服膨胀不得不提前回去。

而最不幸的就是科罗廖夫的医疗事故。

1965年12月，长期拼命工作病痛缠身、外加当年在监狱旧伤，科罗廖夫被诊断出大肠息肉出血，元旦后五天入院手术，九天后逝世。

关于他的死亡，有说癌症有说手术事故还有更多阴谋论，但科罗廖夫被长期艰苦工作拖累的虚弱身体也注定他难逃病魔的摧残。

两天后，《真理报》发出了科罗廖夫的讣告和所有荣誉，苏联乃至世界人民才知道这位幕后英雄。

勃列日涅夫时代，美苏之间的科技竞赛不再是赫鲁晓夫的面子之争，而是再度拉开了新的军备竞赛。

在备战思维指引下，受优先发展重工业意识形态化的催发，苏联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技术研发集中于军工部门。

1965年苏联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1979年甚至超过1/5，80%的科学技术人员供职于军事部门或相关机构，科学院研究项目90%与军事工业有关。

此时的苏联，在石油收入支撑下，军工业空前繁荣，洲际弹道导弹数量膨胀核威慑力压美国，第一款三代坦克T-64A主战坦克领先西方15年，用不锈钢外壳的米格-25也投入生产，实现三倍音速直接让西方对手傻眼。

但勃列日涅夫同志与西方斗得越起劲，苏联载人航天事业就越倒霉。

1967年，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十周年，也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为了庆祝这伟大的日子，勃列日涅夫想要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太空表演”来为这两大重要的日子献礼。

宇航员科马诺夫就这样坐着被检查出203个毛病的联盟一号飞船上天，返回时壮烈牺牲。

1969年，当在美国抢先将人类送上月球之后的第2年，正是由UR-500“质子”发射的“月球”16号无人探测器成功地将月壤带回了地球，挽回了点面子。

此时的苏联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把有限的资源重点放在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军事意义明显的项目，但电子信息技术却落后了。

还是受到冷战心态影响，西方学者提出控制论之后，在苏联成了“反动伪科学”、“资产阶级科学”，可想而知，苏联的数字化通信和半导体技术直至解体也未有突破，国产芯片迟迟无法量产，被美国彻底甩开。

毕竟按照军工优先理念，战场上用的可靠皮实就行，精密与高效那是滞后选项，进度误差一公里没关系，杀伤半径十公里就行了，再不济加核弹总行了吧。

然而信息技术带来的效率质变不止作用于战场。

比如，我们今天都在用的数码相机，最早是来替代侦察卫星胶片的，当时美国卫星隔一段时间把胶片搞个降落伞直接抛回大气层，再开着海军满大洋去捞，没胶片了就掉下来。苏联海军不行，就让卫星拍完照直接带着照片落到苏联国内，下次需要了再发射一颗上天。

早期的卫星虽然不值钱，但一发火箭至少上千万美元，两边都肉疼。

70年代，美国研发了数字传输型光学成像技术，卫星终于不用回来在天上使劲拍就行，苏联也想跟上，还发一颗数字传输型侦察卫星，但技术不成熟，到解体了还在一发发往天上丢一次性的侦查卫星，根本耗不下去。

难怪美国敢说是“星球大战”把苏联拖垮。

同样，信息技术的落后还直接坑了登月计划。

原来在科罗廖夫死后，本来就设计激进的N1火箭失去了主心骨，后任者又搞不来资源进行足够测试，所以30台发动机并联点火最关键的控制系统变成了致命问题，1969年开始，三年内连续四次发射失败，被勃列日涅夫取消，苏联登月计划随之流产。

到了70年代初，NASA按照冯布劳恩的设想，开搞航天飞机，而勃列日涅夫当局更在乎这种新型航天器在搭载核武器上的作用，担心遭遇轨道轰炸。

这还得了？跟，必须跟。

于是，没有科罗廖夫的航天梦想指引的苏联，同样跟着美国一头扎进了航天飞机的巨坑中，开始了“暴风雪（Buran）”航天飞机的研发长征，比美国还先进，符合更大，载人更多，还能够机动飞行，降落失败还能拉起来再降，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飞机，但难度显然更高。

从1976年到1988年，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耗资200亿卢布，相当于80年代的320亿美元，但只在88年试射了一次，就迎来了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被彻底封存了。

也就是说，美国花了2200亿美元搞航天飞机，最后每发射一次价格是7亿美元，而苏联掏空家底花了320亿美元，得到的结果却是试射一次。

比较来看，太空竞赛的结果是没有最亏只有更亏，但苏联已经油尽灯枯了。

至此，苏联航天的故事戛然而止。

载人航天的问题只是苏联整体科研状况的缩影。

尽管1950-1986年全苏科研经费增长28.5倍，科研工作者数量增长8.2倍，在技术进步推动下，苏联的钢铁、冶金、化学、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船舶制造等传统产业部门通过技术更新和改建扩建得到迅猛发展核工业、航天工业、飞机制造业、无线电工业和仪表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也得以快速发展，形成了强大而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发展成就斐然。

80年代，苏联以全球十五分之一的人口，交出了四分之一的科研人员，三分之一的科研成果，比美国差不到哪去。

但是同时间，苏联的工业却不断拉后腿，五年增长率，从1971-1975 年的43%，下降到1976-1980年的24%，又在1980-1985年下降到20%。

要知道，苏联并没有面临过什么制造业转移空心化，毛病就在科研与生产的严重脱节。

刚刚去见斯大林的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作报告说，苏联不少重大科学发现，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得不到应用，平均需要10到20年。苏联国家科委也发现，八成新研究成果只给了一家企业，只有0.6%的新成果在5家以上推广。

究其原因，研究所只管在苏联科学院的大牛们领导下，完成上级计划任务，对特定环节负责，既不能也不需要更不太敢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一直徘徊在1/4-1/3的水平，大部分都在吃灰。

而且美国技术如果吃灰，也会有商业开发的一天，但苏联基本没有市场机制，一旦被封存，搞不好真就变成灰了。

但即便苏联高层清醒地明白问题所在，准备在全国建立“工程中心”，让科研单位与生产企业联为一体，模仿NASA在美国航天计划中的统筹作用，但为时已晚了。

直到解体，当年科罗廖夫没有给N1火箭用上合适发动机的那种遗憾，在苏联科研界依旧没能消除。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推进，不同领域的交叉研究与集成化趋势越来越强，大型高科技装备系统越来越复杂，苏联那套壁垒分明的科研体系逐渐跟不上了。

只能说，苏联这套一直用到解体的动员式科研体制，疗效够猛、毒性也强。

因为苏联科学家顶着复杂政治身份，在复杂的政局中，不得不卷入政治斗争，各有各的山头，没办法埋头搞科研，更会破坏不同领域的交叉合作。

比如，靠政治术语解读遗传科学才爬上苏联首席科学家位置的李森科，以一己之力祸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物学、农学，连远在中国的袁隆平搞杂交水稻都被李森科信徒围攻，导致苏联农业科技发展缓慢，为后来的垮台贡献了整整一床羽绒被，至今还拖累俄罗斯的种子技术。

作为苏联火箭试验的当家人，身处权力中心的科罗廖夫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

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代，当时科罗廖夫被格鲁什科污蔑成所谓“破坏分子”，差点死在西伯利亚。

格鲁什科也是没办法，因为他也被内卫部队抓起来审问，只能拿科罗廖夫挡枪子，但两人梁子还是就此结下，才有了后来的不合作。

当时，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科罗廖夫的老师、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克列伊梅诺夫都被抓进去了，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还丢掉了性命。

既然环境改变不了，那就只能适应，然后为己所用。

在当初他被发配勘察加之前，幸好他老师、轰炸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对上级的建议科罗廖夫还有用，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起蹲在了莫斯科的监狱里。

但与其说是监狱，由于关进去的科学家太多，还负责研发重大任务服务前方战事，完全就是个没有人身自由的设计局。

这种环境下成长成熟的科罗廖夫很会顶着领导压力办事，也始终没有忘记把人类送入太空的梦想，终其一生在严峻的军事形势、捉襟见肘的资源以及坚定的航天梦想中间寻找脆弱微妙的平衡。

1928年，21岁的科罗廖夫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偶像，现代宇宙航行学奠基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这位人类宇航先驱给这个后辈留下著名的火箭方程公式，以及那句终身教诲：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

更现实一点的是，只有围绕载人目标，航天相关技术才能更多更快速的转变为民用科技，迅速带来经济效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军事政治目标。

从德国到苏联，从西伯利亚的监狱到莫斯科的红场，从装载毁灭的弹道导弹到容纳梦想的宇宙飞船，科罗廖夫游走各方中，想尽办法为苏联开辟属于人类的太空之路。

科罗廖夫的名声死后才被传颂，但他的功绩却在生前与一个个伟大的名字并列，与国内国外乃至地球那边的竞争者，彼此较劲，一起推动着整个人类进入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短短半个世纪时间里就开启的太空时代。

可惜，在冷战巨大压力下，国力捉襟见肘、只靠石油续命的苏联实在没有宽裕的资源支撑这关乎整个人类的梦想了。

苏联，仅存在了不足70年，国运只流过历史长河中一瞬，但这一瞬，却贯穿了人类科技上最波澜壮阔的时代。

内燃革命，电气维新，原子炸裂，世界大战，赤潮席卷世界，霸权争到太空。

从斯普特尼克冲出大气层、从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再到火星1A冲向深空的那一刻起——就算历史指针走过千年，苏联留下的辉煌印记，也肯定深刻于地球文明史中。

如同科罗廖夫短暂的一生，关于苏联还有太多故事没有展开就直接夭折，留下无数悬念。

有人说，苏联死于对理想的背叛，更有人咒骂它生于不义死于耻辱，但从人类科学的宏观视角审视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压力有多大，内部矛盾多剧烈，哪怕在大厦倾覆最后一刻，依旧有一群固执的人撑着理想主义的旗帜，推动人类不断前进、哪怕只是一小步。

2000年6月14日，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站在海边，望着停工十年的瓦良格号航母满身锈迹，驶向东方，伤心地说：

“如果想要瓦良格号航母下水，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军事委员会，以及9个国防工业部门，还有600多个相关专业和8000多家配套厂家，总之要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然而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的确，苏联不存在了，但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的理想火种却从未熄灭，而是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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