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心中的安宁（陶渊明的两张面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陶渊明《饮酒》里面的一句诗。正如诗句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陶渊明屹然成为了一名隐士。

但是这样一名隐士，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名积极入世的士子，可惜社会的黑暗让他抛弃了世俗，甘当一名隐士。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庶族地主家庭，自幼生活在浔阳柴桑。此地山高气清、民风淳朴，故乡的山水对陶渊明性格的陶冶有着深刻的影响。少年时期的陶渊明虽然家境不佳，但他学习勤奋，史载："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出身地主家庭的陶渊明不可避免的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他早年积极入仕就不难看出。三十而立的陶渊明进入了官场"起为州祭酒"，虽然官职卑微，但是同样充满了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腐朽作风。这点从他《饮酒》当中那句"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绥固缠己。是时而立年，志意多所耻"不难看出来。

即便如此，此时依旧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依旧选择了为官，其后又担任了任镇军、建威参军等职。最后一次当官是为彭泽令，可惜为官80余天，便终以"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解缓去职，即便是辞官的理由也充满了儒家思想的色彩。

正是受到了儒家当中"立德"、"立言"、"立功"的入世思想而出仕，但等待他的却是东晋士族门阀制度的残酷现实。在这种现实的重压之下，陶渊明追求理想、匡时济世的大志、"兼济天下"的热情都烟消云散，儒家思想在陶渊明身上的印记也开始慢慢消融。

黑暗的社会，让陶渊明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儒学的影响慢慢消融，玄学跟佛学的影响在陶渊明身上愈发明显。其实古代的文人思想上除了儒学之后，也会受到佛、道两家的影响。东晋时期，玄学（打着老庄道家的旗号）思想盛行，其中玄学里面就有一派是倾向于服膺自然。它们反对人为的思想，旨在用自然来反对名教。比如稽康就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命题，借此来反对统治者的虚伪礼教，并且主张顺任自然。

陶渊明受到这种玄学的影响，变得人格高尚、志趣高洁、崇尚自然，由此对丧失自我、心为形役的宦途产生了极度的厌倦，这正是他内心深处"自然"、战胜"名教"在行动上的表现，也只有这样，才与他一生格守的真善合一的道德规范不相违背。

另一方面佛教在东晋得到很大发展，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东晋中后期，佛教更是兴盛，已由依附玄学进而取得自立的地位。陶渊明受到佛教影响，这是当时社会对他影响的必然趋势，同样也是他在政治理想破灭后需要得到解脱的心灵需求。从陶渊明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对他思想产生的影响。

比如说陶渊明的旧宅曾遇火焚毁，当即写下了"一宅不遗宇"，此时他"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夭"，思绪目光神游周流于辽阔的宇宙空间，得到了某种人生领悟与解脱。再说一下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陶渊明陶醉于自然景物中间，达到心物交游、物我为一境地时吟咏的佳作。

佛教当中的生死观对陶渊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陶渊明对生死产生了一种达观超然的态度。

在他的《形影神》一诗当中，表现出了他内心当中委顺天命的思想：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直截了当地表现出他对生死的态度极其旷达、乐观。"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等等诗句都表现出他乐天安命、万法皆空的佛教思想。

实际上陶渊明身上的佛学思想，更多的是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一生的坎坷多变，政治理想的破灭，失败后回归田野，享受田园宁静安馨的生活。经历了人间百态，最终逐渐形成了对待人生的冷静、豁达的态度。这期间的种种都在他思想中形成了乐天安命，而这一切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