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并非偶然（事出有因未必情有可原）

西方学者李约瑟曾指出，相比诸如高度抽象的罗马法等令欧洲人倍感优越的法律与法理，中国的法学传统虽然同样极其广博而精湛，但其基本原则与思维方式却与其迥然有别：“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反对法典化的倾向；审理案件坚持就事论事，强调妥协与和谐”（[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14页）笔者曾从定例、办案两方面分析“事出有因”在清代法制中的基本表现（张田田：《清代法制中的“事出有因”》，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1月18日），此次基于比较的视野，将“事出有因”的法律表现置于情理法语境中去把握，并结合中国古代“矜恤”理念的发展脉络及其实践运作，再作探讨，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事出有因并非偶然?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事出有因并非偶然

西方学者李约瑟曾指出，相比诸如高度抽象的罗马法等令欧洲人倍感优越的法律与法理，中国的法学传统虽然同样极其广博而精湛，但其基本原则与思维方式却与其迥然有别：“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反对法典化的倾向；审理案件坚持就事论事，强调妥协与和谐”。（[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14页）笔者曾从定例、办案两方面分析“事出有因”在清代法制中的基本表现（张田田：《清代法制中的“事出有因”》，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1月18日），此次基于比较的视野，将“事出有因”的法律表现置于情理法语境中去把握，并结合中国古代“矜恤”理念的发展脉络及其实践运作，再作探讨。

古人听讼断狱重视“原情”，有其时代背景与嬗变过程，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读史札记》中专门讨论过“断狱重情”的根源、条件及后世演变：“刑罚之所诛，乃意而非事……此《春秋》听狱之所以重志也”，听讼“古者以其情，后世则徒以其事而已矣”，“深推其犯罪之由，而洞烛其不得已之故，所谓得其情也。得其情，哀矜之心必有惕然不能自已者矣，刑罚安得不中？然此惟国小民寡而俗朴之世为能”。后世“风俗日漓，民思侥幸”，“是非利害，日益错杂而难明”，“重情”与“诛意”逐渐让位于“兼问其意”乃至“诛事”而“恃法”。（《吕思勉全集》九《读史札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326页）阎步克先生概括为：用“礼”则重“情”重“德”，用“法”则重“刑”重“事”。（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第78页）但整体上，传统中国的矜恤理念与“就事论事”的司法表现，绵延不绝。“情理与法有着特殊的联系，而中国人似乎也有一种理解法律必得扯上情理的特殊情愫”。（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霍教授在文中追溯了儒家“原情”精神统摄下司法中有“情有可原”之类词汇的出现，并注意到“情理法”的近代“分裂”即“新时代的‘情理’，理所当然地剔除了伦常的内容，只包含了客观事理与人之常情”。黄源盛教授则通过梳理清末民国刑律修订指出，“矜恤”亦是近代中国刑律变革的一条线索，“晚清以来，绍承传统中国法制中的‘可矜可悯’理念，又与欧西的近代法思潮相衔接”(黄源盛：“从可矜可悯到酌减——民初大理院裁判中的原情定罪”，《高大法学论丛》第14卷第1期，2018年9月)。以上观点启示我们，“情理法”兼备的综合价值判断从古至今皆是可贵的，但具体内容、判断标准，则并非停滞不前，贵在与时俱进。

仍结合清代刑案辨析“事出有因”情形的复杂性。首先，以“疑贼有因”类案件的审理为例，清代裁判者遵循着一定规律，从中可见，在所谓“有因”何以影响刑责方面，古今思路未必一致。如《刑案汇览》卷四十七载嘉庆二十五年“怀疑唆控尚未拘讯致酿人命”案，案情为：秦得怀疑周继成药死池鱼，嘱令周泳康告发周继成，周继成之母因而自尽。判决为：“因其事出有因，将秦得照诬告平人致死绞罪上量减一等，拟流”。所谓“事”，直接对应着秦得命人控告周继成之举动，所谓“因”，即秦得对周继成的怀疑。无独有偶，《沈家本辑刑案汇览三编》所收一则咸丰元年发生在山东省的“诬告平人致令自尽事出有因”案：于某的族人将李某的堂兄殴打致死，于某曾路过现场，被李某怀疑是“在场帮殴”，李某因而“砌词具控”，于某因气愤而自尽。刑部司员便根据此前秦得案“减死拟流”的判决，认为此案李某“怀疑具控，事出有因，自应比例酌减问拟……稽之成案，亦复相符，似可照覆”，即李某同样被流放。此类诬告案件中“事出有因”之“因”（诬告的动机如起疑心、迁怒等）与“事”（诬告之举与危害后果），远较现今刑法中危害社会之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更为宽泛，虽清代各级官员均如此裁判、认为有理有据，但以现今学理视角观之，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在法律意义上的联系甚为薄弱，判决不无牵强。

其次，《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了部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减刑条件；判决说理时，则依据律例，斟酌情法，灵活把握。但由于文字笼统、案情多变，一些办案人员不免误会法意，判断有误。如《刑案汇览》卷四十七载嘉庆三十年的“叠次诬告灭母重情未便轻减”案，两江总督汇报案情为：嵇层云“告施鉴远衿监充牙，系属得实”，“告张荣魁贱役朦捐及灭母改贱两款为重”，查无实据，系属诬告。在量刑上，江督认为，如嵇层云故意“挟嫌架诬，应照诬告人死罪未决拟流加徒”，但嵇层云供称其告张荣魁“灭母改贱”是出于误会，并非凭空捏造，因其“尚属情出有因”，拟定“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总徒四年”。刑部复核时予以驳案，主要理由是：嵇层云的罪行，在心术、手段与影响上都极为恶劣：因争房屋之“微嫌”便以“蔑伦”罪名诬告张荣魁，“使人负十恶不赦之名，立心最为狡险”；“况讦讼七年之久，旋结旋翻，罗织多人，挟制官长，更属刁健”。刑部援引嘉庆十三年上谕“嗣后架词诬告，或诬轻为重，轻实重虚者，均照本律加等治罪，不得托词开脱”，“将嵇层云改依诬告人死罪未决本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也就是说，即便该犯“控出有因，亦不得量为末减”。

从传统中国“原情”“原心”的思路出发，“情有可原”之犯，应非穷凶极恶、怙恶不悛之辈。犯法之人，如主客观上“可生可宽”，执法者必当重视。如清代循吏刘衡在《庸吏庸言》所言，“擅摘瓜果，律有专条，不得谓之为贼，此乡邻习见之事，情既可原，所当加以矜恤者”。又如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二所言：“凡拟人之罪最贵原情……如强盗行劫不分得财与未得财皆斩，亦律之无可议矣。然有贫难小民为饥寒所迫，无知乡愚为匪类所引，计所得之赃，衣不过数件，银不过数两，而遽令骈颈就戮，不亦惨乎！”“律例之设似乎至严，及观其据事原情，甚存宽恤”，因此“问拟重案，当思此案何处有可轻之情，所犯何人有可生之路、有可宽之罪、于律例有何条可引恰与之相合。求全案之可轻而不可得，则于所犯之人而求之。于所犯之人求其可生可宽，而又不得则于律例中求其可相援引者而委曲以合之。总之念念以生人宽人为要”（《福惠全书》卷十八）。但矜恤和宽宏并非无条件的，“生人宽人”的基础，仍在查明事实，“据事原情”，否则便容易姑息养奸。如上述嘉庆三十年嵇层云诬告案，地方官吏未能综合权衡犯人恶性，仅据“嵇层云供称，伊并不知张荣魁之父继娶嵇姚氏系属再醮，因张荣魁捐封册结不载姚氏，迨后换结添载生母，又见饬查文内有庶出之子谓其母曰生母字样，是以砌告”这一片面之词，便意欲开脱该犯妄控张荣魁“灭母改贱……如果得实，张荣魁应比照毁骂父母律拟绞”之重罪。正如前揭嘉庆十三年上谕所言，“定律诬告人罪者照所诬加等治罪，立法之意原以刁健之徒诬陷良善，致使无辜被累贻害身家，是以审明后将诬告之人加等问拟，息讼端即以安民业也”，问题出在承审官吏“未能平情确讯，因为调停迁就之计，不惟不加等问拟，且曲为开脱……以致刁恶衿棍视为得计，讹诈平民，挟制官长，讼狱日繁，大率由此”。(《嘉庆朝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诬告人死罪者，“控出有因”但不可减刑，说明办理案件既要辨其“因”之有无（如《刑案汇览》卷十九载“事不干己藉端吓诈自尽二命”中刑部官员辨析立法之意：“事出有因，系指其事与该犯本有干涉因而藉端讹诈者而言，若其事与该犯本无干涉、乘机讹诈，即属平空，自不得谓之事出有因”），又要通盘考量所谓“有因”的事实，是否影响刑罚之轻重。罪责深重者如嵇层云，部分“事出有因”，整体亦难“情有可原”。

“国有常刑，原不容意为疏纵。其或罪在可疑、情有可原，介乎可轻可重之间……此非反复诚求之不可推此诚求之一心，必有一段生气到笔端上来”（清代张经田《励治撮要》“求生”条）。据清代法制来观察“事出有因”与“情有可原”相关规定的共性，即均反映出追求个案允当和实体正义的理想；但现实中，因其本身含义的暧昧不明与案件事实、价值判断的复杂多变，公平正义理想的实现始终面临着挑战。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