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旸法师圆寂二十周年法会（他为何备受敬仰）

农历六月十四，十七年前的今天，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佛教有突出贡献的明旸法师在上海龙华寺圆寂。

明旸法师为何备受敬仰？他的精神又对我们有何指导意义？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禅风君，一起了解一下明旸法师的故事。

明旸法师生于1916年，系福建省福州市人。由于出身于书香门第，明旸法师从小便饱读经典，这培养了他的文学素养，为他之后极高的佛学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旸法师10岁时，曾跟随母亲到福州的白塔寺听圆瑛大师讲《仁王护国般若经》。10岁这个年纪对于普通孩子来说，或许还处在无忧无虑到处嬉戏的状态，但这一次白塔寺之行却在明旸法师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一颗菩提树的种子。

听完圆瑛大师讲经，明旸法师颇有聆悟，并决定皈依三宝，但由于年龄太小，圆瑛大师和她的母亲将其劝阻。第一次劝阻并没有让明旸法师中断念想，待到15岁时，明旸法师正式出家。但是在1931年这个时间点，明旸法师并不能十分安稳地研究佛法。

第二次世界战争的爆发，让无数国家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列强在欧洲的激烈争夺让他们无顾东暇，日本得以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虽然中国地大物博，但经历了明清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的国力以及军事力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抗日战争无异于螳臂当车。

但之所以中国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到现在都没有中断过文明继承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在几乎没有胜算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激发出了最后也是最强的力量。佛教界的众多法师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这其中，便有明旸法师。

前方作战的拼刺刀至关重要，后方的支援和救助同样不可或缺。抗日战争期间，明旸法师跟随圆瑛法师远赴香港、东南亚等地讲经弘教，一方面，战争时期人们很容易陷入到恐惧恐慌的状态当中，佛法能够赋予人们力量，更积极地去生活，另一方面，是为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筹集善款，给与前线人员最有力的支持。

日军自然也知道中国需要向外求助，因此严锁进出通道，明旸法师募捐回国后曾被捕入日军监狱，但面对酷刑，他坚贞不屈，一身浩然正气绝不低头。

除了讲经弘教，明旸法师还参与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在战地救助战争伤员；筹备成立了难民收留所，亲任总务工作，赈济救助战争难民。

不管在近代还是现代，明旸法师的爱国和爱教都是高度统一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明旸法师需要去到前线给予民众和士兵们以支持，而在和平稳定的年代，明旸法师则有更多的精力放到佛法研究以及佛教事业的建设上来。

经过了抗日战争的磨难，坚强的中国重新出发。新中国成立以后，明旸法师积极参与到佛教事业的建设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圆瑛法师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了“楞严专宗学院”，明旸法师与白圣法师担任教务长。1953年，圆瑛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圆寂，明旸继任为圆明讲堂住持。

此后由于一些动荡的因素，圆明讲堂的活动受到了限制。1983年，经过明旸法师的努力争取，圆明讲堂和圆瑛大师纪念堂重予恢复，以后每年举办佛七、法会、讲经等活动。

明旸法师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不只体现在他对圆瑛法师的传承和对圆明讲堂的维护。

他曾住持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宁波天童寺、福州西禅寺、莆田光孝寺等五大名刹。明旸法师不止把眼光放在国内，20世纪70年代末，他曾随赵朴初居士为团长的第一个“中国宗教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11次东渡日本弘法，足迹遍及亚、欧、美、大洋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为加强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佛教界交流作出了贡献。

和平年代，明旸法师的视角也绝不局限于国内、教内之事，他还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宗教界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灵山分院院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上海佛学院院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上海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可以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所有方面都努力为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献策出力。

前《人民日报》记者郭伟成曾出版《行愿无尽——明旸法师传》，记叙了明旸法师的生平，弘扬一代高僧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契合社会发展的人间佛教思想。

明旸法师的一生可谓是颠沛流离，但他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一次次地击退挫折，拨开荆棘，踏实前行。明旸法师之所以被尊为一代高僧，是因为他精通佛法，又能将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推广出去；之所以称之为“行愿无尽”，是因为他常怀慈悲之心，爱护世界万物。而这一些，正是我们在追思明旸法师的过程中，应该去学习和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