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文论受哪些因素影响 国学经典之文心雕龙导读第四讲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国学#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及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后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典，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迩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汉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正曲也。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和乐之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若夫艳歌婉娈，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悲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至于轩岐鼓吹，汉世铙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缪韦所改，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赞曰∶八音攡文，树辞为体。讴吟坰野，金石云陛。《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译】所谓“乐府”，是用宫、商、角、徵（zhǐ止）、羽的音调，来引申发挥诗意，又用黄钟、大吕等十二律来和五音配合。不但传说天上常奏《万舞》，而且上古葛天氏的时候也曾有过八首乐歌。此外如黄帝时的《咸池》、帝喾时的《五英》等等，现在都无从考究了。以后夏禹时涂山女唱“候人兮猗”，是南方乐歌的开始。有娀氏二女唱“燕燕往飞”，是北方乐歌的开始。夏代孔甲在东阳作《破斧》歌，是东方乐歌的开始。商代整甲在西河想念故居而作歌，是西方乐歌的开始。历代音律声调的演变，是很复杂的。一般老百姓唱本地的歌谣，采诗官借以搜集舆论，乐师则给这些歌辞制谱，使人们的情志、气质通过各种乐器表达出来。因此，晋国的乐师师旷能从南方歌声里看出楚国士气的盛衰，吴国的公子季札也能从《诗经》的乐调里看出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兴亡，这确是很精妙的。音乐本来是用以表达人的心情的，所以它可以透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先代帝王对此非常注意，一定要防止一切邪乱和失当的音乐，教育贵族子弟时，一定要选择有关政治功德的乐曲。因此，乐曲中所表达的情感，能感动天、地、人和春、秋四时；其教育作用可以远达四面八方。自从雅正的音乐渐渐衰落以后，淫邪的音乐便渐渐兴起。秦始皇时烧了《乐经》，西汉初年想恢复古乐。由乐师制氏记下音节，叔孙通定下礼容和法度。汉高祖时作《武德舞》，汉文帝时作《四时舞》，虽说是学习古代的《韶乐》和《大夏》，却也继承了秦代的旧乐，所以，中正和平的乐调便难于再见了。到武帝重视礼乐，建立乐府这个机构，综合北方的音节，采取南方的腔调，还有李延年以美妙的嗓音来配合乐律，朱买臣和司马相如用《楚辞》的体裁来写歌辞。像《安世房中歌·桂华》等乐章，文辞华丽而违反常规；《郊祀歌·赤雁》等作品，语言虽美而不合法度。河间献王刘德曾推荐古乐，但武帝很少采用，所以汲黯对武帝的《天马歌》表示不满。宣帝时所作的乐章，常常模仿《诗经》中的《鹿鸣》。到元帝、成帝时，渐渐推广淫邪的音乐。因为雅正的音乐不能适应一般人的爱好，所以难于发展。后汉的郊庙祭祀，由东平王刘苍写了新的歌辞；辞句虽文雅，但音节上却与古乐不同。到三国时魏的曹操、曹丕、曹睿，他们的气质高朗，才华美妙，用古题乐府写时事，音节也美妙而和平。但读了曹操的《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等作品，觉得里边无论叙述宴饮或哀叹出征，内容都不免过分放纵，句句离不开悲哀的情绪；虽然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可是比之《韶乐》、《大夏》等古乐却差得远了。到了晋代，傅玄通晓音乐，写了许多雅正的乐歌，来歌颂晋代的祖先；张华也写了一些新的篇章，作为宫庭的《万舞》。但杜夔所调整的音律，节奏舒缓而雅正；而晋初荀勖所改制的乐器，音节却比较感伤而急促。所以阮咸曾批评他定的不协调，后来有人考查了古代的铜尺，才知道荀勖改得不对。可见和谐的乐曲之所以能达到精妙的地步，是要各方面相配合的。由此可知，诗句是乐府的核心，声律是乐府的形体。乐府的形体既然在于声律，那么乐师必须调整好乐器；乐府的核心既然在于诗句，那么士大夫应该写出好的歌辞来。《唐风》中说：“喜爱娱乐，不要过度。”季札称之为有远见。《郑风》中说：“男男女女互相调笑。”季札认为这是亡国的预兆。由此可见季札听《诗经》的演奏，并不仅仅是注意它的声调。至于后来乐府诗中，写缠绵的恩爱或者是决裂的怨恨；把这些不适当的作品制成谱，怎能产生良好的音乐呢？但是一般流行的，主要倾向于新奇的乐章。雅正的乐府诗是温和严肃的，人们听了都厌烦得打呵欠、瞪眼睛；对奇特的乐府诗就感到十分亲切，人们听了就喜欢得拍着大腿跳起来。所以诗句和声调都走到邪路上去，从此越来越厉害了。乐府的辞句就是诗，诗句配上声律就变成歌。声律配合辞句时，如果辞句过于繁杂，便难于节制。所以曹植说，左延年善于增减原作，太多了便删去一些。这说明歌辞应该注意精炼。试看汉高祖的《大风歌》，以及汉武帝的《李夫人歌》，辞句并不多，而歌唱者很容易配合音节。后来曹植、陆机等人，都写过较好的诗，但并没有令乐师制谱，所以不能演奏。一般人认为他们的诗不合声律，其实这是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挑剔。此外，还有传说黄帝令岐伯制《鼓吹曲》，到汉代又出现《饶歌》和《挽歌》等等；虽然内容有军事和丧事的区别，但都算是乐府的一种。还有缪袭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注意。从前刘向整理文章，把“诗”和“歌”分开；所以我现在另写这篇《乐府》，以表示其间的区别。评价：各种乐器产生种种动听的音乐，而好的歌词却是其中的主干。首先在乡村里产生了歌谣，宫廷中谱制成种种乐章。卓越的古乐很难继承，不正当的音乐却容易开展。从这里不仅看到了音乐的演变，更可看出礼法的盛衰。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宣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

【译】《诗经》有“六义”，第二项是“赋”。所谓“赋”，就是铺垫，铺垫文采，描绘事物抒写志向。昔日召公说：“公卿官吏献诗，主管教化的人进箴，盲人念诗。”《毛传》里说：“登高感怀能够赋诗的人，就能胜任大夫一职。”由此可见，《诗序》把赋、比、兴同列于“六义”，而《毛传》则将其区别开来。但归根究底，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刘向说：“朗诵而不唱歌，叫作赋。”班固则说：“赋，是《诗经》里的一个支流而已。”像郑庄公赋“大隧之中”，晋国士蒍赋“狐裘尨茸”，篇幅很短，却都是自己作的；这种作品虽然接近后代所说的“赋”，可是还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发展了赋的形式。所以，赋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接着就有荀况的《礼》、《智》等篇，以及宋玉的《风》、《钓》等赋，才正式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分家了。“赋”本来是“六义”的一部分，现在却居然壮大而独立起来。于是，作者常常从两人对话引起，极力描写事物的声音状貌而追求文采。这是赋和诗分家而独自命名的开始。秦代文学不发达，但也有一些《杂赋》。汉代初年，不少作家继前代而起。陆贾开了端，贾谊予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继承这个风气，王褒和扬雄扩大这个趋势。枚皋、东方朔以后，作者便把一切事物都写在赋里。汉宣帝时作品便已很多，成帝时曾加以整理，献到宫廷里来的赋有一千多首。探讨赋的起源和演变，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兴起于楚国而繁盛于汉代。赋中描写京都宫殿、艺苑、园林、狩猎，或者叙述出行、记叙志向，这些关系国家大事的体例，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些作品的开头都有序，而都以总结收尾。“序言”说明写作意义，而“总结”用来点明中心要旨，两者可以增强文章气势。按照《诗经·商颂·那》最后一章而言，闵马父把它叫作总结，可见殷朝时期《商颂》和楚人作赋，都会整理要点作为“总结”。这些关于作赋的问题，也都是写作典雅的特点。另外，还有一些赋描述了花草、鸟兽、实物，等等，这些事物触动了作者的兴致，引起了作者的感情，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同万物变化相结合。文章中对于描写对象的外貌、语言、动作以及象征性的事物都非常细致入微，而更难得的是侧面描写。这些都是小赋领域内的讲究，也是小赋精彩的要点。看荀子的《赋篇》，大都用隐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一看就是赋走向奢华之风的代表；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有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此外，如王粲很细密，他的赋发端有力；徐幹很博学，他的赋，富丽的文采处处可见；左思和潘岳在大赋上都有成就；陆机和成公绥的赋另有其不同的成就；郭璞写的赋，华丽巧妙，道理丰富；袁宏写的赋，慷慨激昂，韵味无穷。这几家是魏晋时期辞赋家的代表。原来所谓“登高能赋”的意思，大多是指看到事物引发了自己的感情。情感既由外界事物引起，那么作品内容必然明显雅正；事物既然通过作者情感来体现，那么文辞必然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相结合，就像美玉的花纹一样配合得恰当。好比丝、麻织品要讲究红色或赤色，绘画要加上黑色或黄色似的。文采固然要求新颖，但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色调虽应丰富多彩，但必须有一定的底色。这就是写赋的基本要点。不过，有些只注意微微小节的人，不重视根本，他们即使学习了一千篇赋，反更迷惑而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损害了骨骼一样，写出赋来，既没有教育作用，对于劝戒也毫无益处，所以扬雄后悔写这种雕虫小技的作品，因为这和织薄纱一样，不免要惹人责怪的。评价：赋是由《诗经》演变出来的，后来分不同的流派。它描绘事物的形貌，美得好比雕刻绘画似的；它能够把不明白地描写清楚，写平凡的事物也不使人感到太鄙陋。有教化作用的赋，必须写得华丽而有法度，并剪裁去那些华而不实的文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