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父亲几岁病逝（鲁迅父亲周伯宜）

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出生于绍兴周家新台门。周家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家境殷实，保持着耕读传家之风，子弟以读书为本，不务生产。周伯宜自幼在父亲周福清教诲下刻苦攻读，20岁参加会稽县县考得中秀才，同年得子鲁迅，这是他人生中最为得意的高光时刻。

考中秀才，下一步便是考举人。秀才是跟全县童生竞争，举人是跟全省秀才竞争，贡士是跟全国举人竞争，难度一级比一级大。贡士考完，皇帝再于紫禁城选拔一批成绩优异的贡士举行殿试，考中者就是进士，一般会分发到翰林院任庶吉士。周福清就是一名庶吉士。周福清考中翰林时，周伯宜年仅11岁。

父亲的光环照耀着周伯宜奋发向上，当然，这种光环也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奈何此后多年，周伯宜一直不中。居家备考期间，除了每天学习，就是打理家务。周福清在朝为官，家里一大摊子也得有人照应。

周伯宜熟悉绍兴风俗，对于值年、家祭等家族轮值安排，都能妥善处理。族中有婚丧等事，他常被委托照料，临时写就的祭文令族人“号啕大哭”，谓之“文情并茂，打动人心”。周伯宜也熟悉丧事水陆道场的操办流程，还能给死者穿衣服，以丝绸包裹尸首，亲族中少有人能做此事。

次子周作人后来不无骄傲地写道：“台门里的子弟本来都是少爷，可是也有特别的人，会得这些特别的事，伯宜公就是其一人。”

周伯宜为人宽厚，尤其对家里佣人很好，这种温良慈悲的作风深深影响了鲁迅。比如请了塾师给鲁迅启蒙，这位老师能力有限，开始周伯宜只是大致修改一下，后来竟然将“东方朔”误为“东方叔”，闹出“公刘抢活狲”的笑话。周伯宜只是苦笑，却并没有发脾气，来年把鲁迅转入三味书屋了事。再如佣人宝姑提开水壶摔倒，周伯宜关心的问，“壶敲瘪倒是小事，脚烫坏没有。”

周伯宜屡试不中，也对考科举懈怠了，别的有意功名的族中子弟都在“夜读书”，狂刷历年来八股文试卷，他却从来不这样，而是读一些艺术、语言、医学、神怪等方面的闲书，即使父亲从京城捎回来一些“名家真题”，他也并不用心。

周伯宜每天吃完饭，陪母亲蒋夫人说一会儿话，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点一盏新潮的带玻璃罩的洋油灯“独酌”，“喝黄酒恐怕不过一斤”，喝了酒就给孩子们讲《聊斋》里的故事，这些故事一方面是迎合孩子的好奇，另一方面同样显出周伯宜内心潜藏的对人生境遇的愁苦和向往，“酒喝得多了，脸色渐变青白，话也少下去了”。孩子们一看不妙，便纷纷走散了。

《聊斋》是蒲松龄闲极无聊写的遣怀消愁的文字。蒲松龄屡试不第，跟孔乙己一样，四十多岁还是一名童生，连周伯宜都不如。周伯宜给孩子们讲《聊斋》，未尝没有“借他人醇酒浇心中块垒”的意思在里面。

周伯宜“颇喜竹子”，桂花明堂有一丛天竹和后明堂有一盆盆竹就是他手植的。他时常隔窗望着邻居梁家的竹园，感慨地说：“能够在竹林中有一间小楼居住，最是快乐不过。”一语道出周伯宜旷达通透、返归自然的人生态度，透露出对功名看淡的倾向，对藏身尘世之外隐士生活的羡慕。

周伯宜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也写得一手好字，是绍兴兰亭会的成员。如果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看周伯宜，在阅读、文章、书法、喜竹、爱酒以及透出文人气质和情怀的端倪中，让人不禁想到魏晋之风，想到嵇康的不羁和洒脱。后来的鲁迅和周作人身上都有魏晋之风，都有名士风度，这跟周伯宜从小的耳濡目染关系甚大。

周伯宜对孩子们的教育并不严苛，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放学回来就让他们玩去好了”。即使孩子们看《海仙画谱》这样的“花书”被发现，他也只是“翻看了一回，似乎也颇有兴趣，不则一声的就还了我们了。”

鲁迅七八岁的时候，常受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只好用画画发泄，于是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周伯宜无意中看见，并不责罚，只是把这页撕去了。

他还经常教育儿子们说，要是出去有人强劝你们喝酒，你们一口都不要喝，随便让酒盅满了流在桌子上。

周伯宜还能接受新思想。那时候人们容易得天花，为了预防天花，就要种牛痘。但在当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才有种痘的机会。鲁迅的牛痘却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周伯宜不仅抱着鲁迅种了痘，而且送了他两样可爱的玩具，“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万花筒”。

周伯宜有四个儿子（四子椿寿在他死后不幸夭折），他给儿子们设定的路是“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可见他并不希望孩子们如自己一样，在科考上一条道走到黑。

如果后来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周伯宜就会成为绍兴城一位小有名气的士绅，鲁迅兄弟几个可能会有留洋的，有考中功名的，有做生意的，有当师爷的，有跟父亲一样在家做名士的，总之，人生会是另外一番光景，当然，我们也就不会读到鲁迅先生直指人心的文章了。

奈何人生没有如果，该来的终究会来。

周伯宜33岁时候，祖母戴老夫人病故，周福清闻知噩耗，便告了假从北京回来，轻车简从，准备办完丧事就走。这年慈禧太后五十九岁，转年六十整寿，例开恩科。恩科是在正科之外，临时增设的科考，逢国有大庆，万寿、凯旋等等，每开恩科。这一年浙江乡试的正考官，正是周福清的同年兼好友殷如璋。

就在周伯宜精心备考之际，几个同乡找到周福清，让他找考官殷如璋疏通关节。周福清久在宦场，自然知道科场舞弊乃是杀头抄家的重罪，一旦事发，家族就完了。所以一开始婉言拒绝了，不过很快便改变了主意，原因就在周伯宜身上。

周伯宜久试不第，周福清心急如焚，古人云，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试。周伯宜已经33岁了，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既然几个同乡答应出一万大洋打关节，何不借此机会把自己儿子一并捎带上呢？如果周伯宜能够考上举人，自己又分文不出，何乐而不为？

为了儿子的前程，周福清决定冒险一搏，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周福清“科场舞弊案”事发之初，一猛子潜逃到上海，以治病为名躲了起来。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毫不知情的周伯宜遂被扣押考卷，替父顶罪，关进大牢。周福清躲了一段时间，眼看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遂回到绍兴，投案自首。

周福清入狱，为了疏通关节，家里卖了几亩上好的水田，换了五百大洋，费尽周折，却未见成效。奔忙了半天，等来了周福清被皇帝判处“斩监候”的消息。“斩监候”一年一审，省里呈报刑部，刑部再呈皇上御览圣裁，皇上的朱笔圈在哪个犯人姓名上，犯人就要掉脑袋，没圈的则在狱中继续服刑，等待来年宣判，三年不圈，则免除死罪。每年皇上“予勾”“免勾”，全看大臣们在奏折上怎么写。

周伯宜出狱，被革去秀才功名，永远不能参加考试。到了应考的日子，妻子鲁瑞便把笔墨都藏了起来，怕他伤心。周伯宜遭此一劫，万念俱灰，一腔幽怨无处发泄，终日借酒浇愁，喝多了就摔盘子发脾气，很快便病倒了。

鲁迅在《父亲的病》中记录了一些为父亲治病的大致费用，光一位名医的出诊费便累计超过了五百元，还不包括那些稀奇古怪的药费。为治周伯宜的病，周家花的钱保守估算至少在千元以上。这在当时的周家，绝对是一笔巨款。

为救祖父性命，周家已经陆陆续续卖了水田二三十亩，“除公共的祭田外，家里只剩稻田二十亩，要靠它吃饭，不能再卖了。”不能卖田，唯一的生活来源，便是典当，其实就是低价出卖家中的物品，因为已经没有能力赎回了。据周作人回忆，当时当铺的利息是常年12%，期限18个月，到期付息，可以改票展期。

周伯宜治病的钱，就是从典当而来的。鲁迅后来说，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每天，他都要用布包了家中的物件，先去当铺当了钱，再去药铺买药。对于自尊心极强而又敏感的少年鲁迅来说，这是一段沉痛的记忆。当铺柜台高悬，气势压人，多年以后鲁迅仍然记忆犹新，说：“从污蔑中接了钱。”

那时延请的医生，最初有个姓冯的，每来总是醉醺醺，说话前后不符，不久就不请了，他有一句名言“舌为心之灵苗”，被鲁迅记录下来。再后来还有两位名医，也没治好周伯宜的病，却开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药方，搞得鲁迅心神俱疲。

36岁，周伯宜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死前连声喊着：“呆子孙！呆子孙！”

周伯宜之所以性情大变，很多人都说因为被革去秀才功名，前途无望，于是破罐子破摔。其实我们从他早就不再用功做八股文，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饮酒读闲书观竹等“无用之事”上来看，他早已无意功名。之所以还在坚持考试，纯粹是父命难违。怎么会料到父亲为了他的功名，竟然会铤而走险。

所以家中的一切变故，归根结底，还在他的身上，虽然他并没有错。但是他的心里充满愧疚和悔恨，却无处发泄，只能借酒消愁。王小波说，一个人的所有痛苦，归根结底，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周伯宜无力改变这一切，只能用自己的生命的速死作为补偿。因此临终大喊，呆子孙。这句话是恨自己太“呆”。

周伯宜病逝，周福清还在杭州的牢中服刑，闻知噩耗，手书一联：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这分明是指责这个死去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鲁迅对幅这挽联深致不满，愤愤地说：“人已死了，还不饶恕吗！”

王小波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主要命题，其他都是辅助命题。我们复盘周伯宜的一生，他的主要命题就是考科举，辅助命题就是没考上。父亲的人生悲剧深深地影响了鲁迅，因此鲁迅有了孩子以后，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儿子周海婴健康快乐的活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做什么文学家，做什么人上人，只要能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平安喜乐过好每一天，也就不枉此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