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谋略与人相处（伙伴与伙伴关系）

编者按：“伙伴”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个常用词，其原意指的是“同一军营吃同一锅饭”的人，新加入的叫“搭伙”，后来引申为“同伙”、“同伴”，也就是共同参加某种组织和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在英语概念里，“伙伴”（partner）原意指的是配偶、（性）伴侣、舞伴、搭档，后来引申为具有经济或法律契约合作关系的合伙人。在国际关系中，“伙伴关系”也似乎成了流行语，不少国家纷纷建立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伙伴关系”一词并非中国初创，但在中国外交中却很流行，而且在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外交为其赋予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内涵。本文尝试让“国学”走向世界，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世界，发现差别，寻找共识，#活得通秀#，传播“国学”，让世界读懂是中国，是为新的“扬弃”！

中国古代军人以10人为火，共灶炊食，故称同火时为“火伴”。

根据柯林斯词典的定义，“伙伴关系”指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人、组织或者国家以上像“伙伴”（partner）那样共同合作的关系。那么，“伙伴”（partner）的概念又是什么呢？按照柯林斯词典，作为名字，它指的是配偶、（性）伴侣、舞伴、搭档、合伙人、生意上的合作者。从这些解释中不难发现，除了配偶、性伴侣和舞伴的基本内涵外，其外延而成的“伙伴关系”基本上指的是一种存在经济联系的关系，说的通俗一点，也就是做生意的关系，有一种契约联系，其目的是通过合作而获得经济上的收益。既然是做生意，就会有赚有赔，也可能是赚多赔少，或者赚多赔少。一般来说，做生意的人或者公司都肯定希望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但这很可能导致对方的损失最大化。双方的收益同时最大化而不引起矛盾的现象是暂时的，而且是不能持久的。但无论是赚还是赔，一旦存在收益和损失不成比例以至于一方难以承受和接受的情况，那时，这种“伙伴关系”也就结束了。

在柯林斯词典中，伙伴指的是配偶、（性）伴侣、舞伴、搭档、合伙人、生意上的合作者。

现在我们来看看国际关系中的“伙伴关系”概念及其由来：据有关材料，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苏联东欧解体之后，当时的北约组织急于扩大冷战结束的政治和安全“红利”，要把一大批摆脱了苏联控制和影响的国家纳入到北约安全框架下，但又苦于这些国家还不具备加入条件或者外部安全因素的考虑，北约推出了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也就是和非北约国家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转型提供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背景下，“伙伴关系”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国际政治的内涵。

1994年1月，这种“PfP”计划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不少原东欧地区的华约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共和国相继加入到这一计划。但是，俄罗斯后来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因为一些原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前苏共和国在条件成熟后相互退出了该计划而加入了北约，个别外高加索地区的前苏联共和国也蠢蠢欲动，北约东扩（实际上同时存在欧盟东扩）之快和加入国家之多出乎了俄罗斯的意料，严重危及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导致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出现根本矛盾而长期停滞不前，并最终影响到这一计划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概念也逐步淡出了美俄和欧俄关系的外交对话思维。

很显然，国际关系中的“伙伴关系”概念虽然转化为一种政治和安全概念，但却具有最原始的经济关系内涵，有着契约性相互承诺，也需要双方共同遵守。然而，当这种政治和安全上的承诺难以满足双方国家利益的需求时，也就是说在收益和损失之间出现失衡的状况下，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也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北约国家是“结盟关系”，不是“伙伴关系”，一旦利益失衡，就会解体。

尽管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概念中存在契约精神，但却不完全等于签署了条约的“盟友关系”。因为两者有其共同之处，西方国家在谈“伙伴关系”经常和“盟友关系”互换。比如，2012年6月2日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就美国将亚太作为战略重点时，他谈到一套基本的共享原则时，曾将“加强和扩大我们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作为原则之一，其关键是“努力升级和强化美国与这一地区的盟友关系和伙伴关系。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是签了条约的重要盟友关系，和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国家是重要的伙伴，而我们也在艰苦地与中国发展和建立紧密的关系。”帕内塔的继任者查克•哈格尔在2013年5月31日的香格里拉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的伙伴必须要对他们与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对他们和这一地区的承诺充满信心，包括与我们签有条约的盟友”。

显而易见，“美国要扩大伙伴关系，加强盟友关系”的原则显然不是针对中美关系说的。在帕内塔眼中，盟友关系和伙伴关系肯定是要高于中美关系的，因此，现在奥巴马政府也从来不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更不用说盟友关系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构成

有意思的是，“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却在中国的外交中得到了重视、继承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外交实践中逐步赋予了“伙伴关系”的中国思维和中国元素，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体现。如果说“伙伴关系”思维在西方国家中开花，却在中国结了果，一点也不过分。

自国际关系中的“伙伴关系”概念和外交行动出现以后，中国外交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建立“伙伴关系”，自1994年中国与俄罗斯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以来，这种“伙伴关系”越建越多。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们已经同70多个国家和诸多的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的好朋友、好伙伴越来越多。”有专家统计，这种伙伴关系已经扩大到85个。有专家认为，中国在扩展全球影响力的同时，表现出不愿与其他国家正式“结盟”的意愿，而是更倾向缔结“伙伴关系”。事实的确如此，中国长期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种“伙伴关系”绝非“盟友关系”，中国外交喜欢“结伴”而不“结盟”。为什么中国外交特别青睐建立“伙伴关系”呢？看来，除了中国建立国际影响力的路径需要外，我们还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中的“伙伴”（huǒ bàn）概念和“伙伴关系”的内涵，这样才能发现中国文化元素在外交中的作用。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伙伴”一词也不例外，《辞海》中的解释是，古代兵制，五人为列，二列为火，十人共一火炊煮，同火的称为“火伴”（见《通典·兵一》引一说）。虽然是军事概念，但却与吃饭有关，指的是在“同一军营吃同一锅饭”的人，如果另外一个人要加入进来，也是允许的，那叫“搭伙”。后来这一“火伴”（伙伴）概念逐步引申为“同伙”、“同伴”，也就是共同参加某种组织和从事某种活动的人。

这就有点意思了：中国文化中的“伙伴”概念最初指的是能够吃同一锅饭的人。在中国现代文化中，“能够吃同一锅饭”的人，其相互关系已经演变为多种复杂的情况。西方文化中的“伙伴”基本涵义是配偶、性伴侣、舞伴，后来演变成为生意上的合伙人关系，这一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文化中的“伙伴”概念中是没有“契约精神”的，它既可以是夫妻关系，也可以是兄弟和姐妹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远远超出上述家庭关系的范畴，非亲属人员之间也可以成为“伙伴”，他们的基本特征“能在一起吃同一锅里的饭”，这种关系因为缺乏利害得失的本质而失去了目的性，从中也体现了“关系网”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比如三国有名的“桃园三结义”，已经超出了“伙伴”的概念，而是有了“君子协定”而非书面契约的盟约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和信誉基础之上的关系。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君子协定”关系，而非签署书面契约的盟约关系

中国文化中“伙伴”的原始内涵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充分的表现。举例来说，我相信很多上了一点年纪的中国人都特别怀念“孩提时代”，在这个时代，孩子们不仅无忧无虑，而且相互之间保持着纯洁的“伙伴关系”，他们被大人们看作是“小伙伴”。那么“小伙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在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关系会出现变化吗？会出现哪样的变化？

我相信大家都承认，孩子们建立这种“小伙伴”关系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他们就是喜欢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他们相互帮助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这种友谊没有针对性和排他性，那是从内心深处表露出来的个人友谊，他们存在着绝对的相互信任。有时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和好如初。“小伙伴”关系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因为外力而改变。可以说，在这种“小伙伴关系”，“伙伴”的原始内涵得到了体现和扩大。即使换了生活的地方，他们还会寻找到“新的”“小伙伴”，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旧的”“小伙伴”。大人们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越觉得累，也就越怀念“孩提时代”的“小伙伴”之间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被认为是纯洁的，无私的，发自内心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外交灵活运用文化元素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孩提时代的“小伙伴关系”是纯洁的，无私的，发自内心的。

在“孩提时代”结束后，这些“小伙伴”关系也可能演变成为男女朋友关系，甚至结婚成为夫妻关系。小伙伴们也可能各奔东西，即使如此，他们也会因为彼此“孩提时代”的信任关系而发展成为政治和生意上的伙伴。中国人特别喜欢建立“同乡会”和“同学会”，实际上，这种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小伙伴情结”，因为即使在“同乡会”和“同学会”中，人们也特别信赖自己的“小伙伴”。

但是，要注意一点，这种“小伙伴”关系和情结是没有契约约束的，它凭借的是相互之间的充分信任、绝对依靠和依赖。这种缺乏契约精神的关系在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普遍存在。《论语》教育人们说，“人无信不立”，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诚信，后人为了强调这种信任关系和道德约束，附会出了“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的警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伙伴关系”不是建立了契约精神之上，而是建立在充分的信任和信赖基础之上的，这是中国文化中“伙伴”和“伙伴关系”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也是认识中国外交如何运用文化元素的重要前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伙伴”和“伙伴关系”概念的重大区别。可能有人会说，既然中国文化中的概念缺乏契约精神和法律约束，那么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也一定是缺乏吸引力的，是没有市场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从建立“伙伴关系”外部环境看，道理很简单：目前的世界还是一个由主权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称为是一个“无序的世界”，即使存在以国际法为表现的国际机制的法律约束，但其效果和范围也毕竟是有限的，无论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还是国际法庭都难以解决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国际争端。因此，建立这种以相互信任为基础而缺乏法律约束力的“伙伴关系”对很多主权国家更容易接受，而且不针对第三方，这种国与国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承诺和信任给各国外交提供了更多的灵活选择的空间。毕竟，建立在条约基础之上的伙伴关系需要长期的谈判，何况双方的利益诉求必须高度一致，这是目前松散的国际制度背景下，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是很难做到的，这也就为中国推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大力推动建立“伙伴关系”的目的是寻找和扩大共同点，尽可能搁置或者回避不同点和冲突，无论这些共同点来自历史还是现实，以此显示中国政府开展外交的诚意。比如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两国人民2000多年前便通过丝绸之路展开友好交往，结下深厚情谊。两国在历史上没有战争纠葛，只有悠久绵长的友好交往和精诚合作；在现实中没有根本矛盾，只有始终如一的相互支持和互利双赢。中伊友好源于历史上的友好交往，源于困难时期的相互扶助，源于重大问题上的无私支持，源于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这是对“伙伴关系”本质进行解读的官方范例：文明和历史的共同点、相互帮助和信任，共同发展互利双赢。

国与国之间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时尚。

在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中，还有“全面”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但无论是哪种，其根本出发点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只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合作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这也是建立“伙伴关系”受到大多数国家欢迎的现实原因。从这些“伙伴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语言“伙伴”中的原始内涵，这也是文化元素在中国外交中的最高层次的运用。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不必深究，那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很多国家认识到，与中国搞好关系对自己有利无害，至少是利大于弊，从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与欧洲大国建立的伙伴关系中可见一斑。

当然，由于只是建立在道德和道义之上，这种“伙伴关系”也存在着内在的脆弱性，比如合作内容会不会变化？合作空间有多大？哪些问题需要战略层面的合作？有的国家会不会“出卖”我们？等等，都存在着变数。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担心这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有人也因此批评中国缺少朋友，没有真的朋友。“伙伴”本身就是“朋友”的一种，“伙伴”和“朋友”是相互兼容的。不管是“伙伴关系”还是“结盟关系”，这些问题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都是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不结盟”的关系减轻了中国的外部负担，轻装上阵，没有对他国政治和军事上的契约义务，反倒可以为中国拓展更多的外部发展空间。这正是建立“伙伴关系”的优势和受欢迎之处。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伙伴关系”的内涵和推动过程看，中国文化在外交中越来越得到充分发挥和运用，并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相信和接受。中国文化元素在发展国际关系中更多彰显出来，这本身是好事情！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让人家看得懂、能理解、愿接受，是个大课题。

注：图片皆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