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我做主（城市梦内外抗争的）

纪录片《城市梦》里，2014年的王爹爹和胡毅峰。（受访者供图/图）

武汉的8、9月，白日里动辄三十五六度，人像走在巨大的焖锅里。中年协警徐震守在鲁磨路和当代花园路路口，光站着，也一身大汗。

事不多，只是这阵子，不时来些奇特的过路人，凑上前问，“王爹爹的摊儿”在哪儿。

总是一脸期待，徐震见惯不怪，指向一地碎裂的砖。

碎砖拼凑出四五平方米，五六年前，上面曾是一个小书报亭，最小的那种，养活河南摊贩王天成一家五口。

王天成，纪录片《城市梦》里的王爹爹，片子的绝对主角。2011年，洪山城管把书报亭无偿提供给他使用。王天成卖衣服杂货，儿子王兆阳在旁支出一个近三十平方米的水果摊。

《城市梦》是一部关于武汉城管清理鲁磨路沿街摊贩过程中矛盾冲突的纪录片，从片中影像看，这个寻常的书报亭，颇有些不寻常的壮观。

2014年，鲁磨路被规划为珠宝一条街，城管对沿线摊贩进行专项清理。2015年初，书报亭被调离，留下这一地碎砖。

王爹爹的“保卫战”发生时，武汉人徐震还没当协警，但对这位“鲁磨路明星摊贩”亦有耳闻，“他家买水果秤足，熟客都同情照顾他们，也有店主和行人看不惯，没少被举报”。

王家地摊是鲁磨路清理行动中的“堡垒”，导演陈为军的团队记录下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随着城市化加速，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常见诸报端，被视为观察转型中国的一个窗口。时间流逝，又仿佛不经意间消失在舆论视野。

有研究认为，近二十年的城管治摊，并非一场循环往复的猫鼠游戏，更是一场权力对城市空间的规训，以及多方对城市空间的话语权之争——城管执法者通过权力的均质渗透，不断拓宽城市中心区的边界；地摊经营者则在执法难以覆盖的灰色空间采取战术性抵抗。这些抵抗遭遇城市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挤压，实力较强者大多另谋出路，“疏堵结合”的思路则为少数弱势经营者提供出路。

王家过去二十年的故事，恰与这场漫长的城市治理运动同频。

2020年9月8日，武汉，尽管右手截肢，王兆阳还是熟练地把西瓜切块装盒。（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图）

卷入城市化

时隔五年，《城市梦》在2020年8月25日公映。

题材罕见，排片寥寥，最主要的观众或是各地城管。直到9月14日在视频平台上线，一周内播放量突破千万。

徐震说到访者络绎不绝，不过，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这天，9月8日，只遇上一位。《城市梦》在武汉的排片，就安排在离鲁磨路最近的鲁巷广场影院。

饶有兴味的是，鲁巷广场正好位于王家新旧两个摊点中点，如同这户移民家庭的命运枢纽。

鲁磨路，如今是一条城市干线了，连接光谷CBD和东湖风景区，沿途散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而在二十年前，它还是一条土路，道路两旁，科研院校和城中村犬牙交错。

2001年，借由密布于此的科研机构，“中国光谷”规划选址此地。当年底，鲁磨路变身40米宽的水泥路，旋即，又被占道经营的地摊和大排档填满。

“当年，行人通过鲁磨路都很拥挤，车一进去就堵死了。”武汉大学社会学者吕德文如是回忆。

吕德文曾执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华科学子口中的“堕落街”，就是鲁磨路旁的一条背街小巷。

那是一个商贩聚集的城中村，从书店到歌厅，从面馆到烧烤店，为学生提供能想到的一切。店铺外，数量庞大的流动商贩也汇集于此，辛辣的食物和廉价的日用品，大多由他们提供。

王爹爹一家在此落脚多年，卖鞋袜、小电器、小百货。儿子王兆阳，这个23岁时在深圳台资工厂失去右手的男子，还卖过煎饼，但一只手实在做不过来，放弃了。

2008级的华科学生是“堕落街”最后的客人。那年秋天，“堕落街”启动拆迁改造，鲁磨路两侧的城中村拆了，相继建起了教师公寓和科技园。

吕德文长期关注城市暴力问题，他梳理本世纪以来涉城管暴力事件后发现：2010年以后，大中城市的案件数量开始下滑，2014年以后，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案件数也转头向下。

2014年，吕德文将这片日常生活所及的街区作为田野，进行蹲点观察。

“世纪之初，地摊主大多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基本都是弱势群体。201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吕德文说，他的团队2014年对鲁磨路两百余户流动商贩的调查显示，其中20户属于温饱线上的弱势群体，其余更多是生意人性质。

同一年，陈为军来到鲁磨路时，背街小巷的改造正在侵蚀流动摊贩的地盘，他们只能盘踞在地质大学大门附近，与城管游击作战。

彼时，各地城管负面新闻多发，“那时社交媒体开始普及，不少围观者会将城管执法视频传到网上。”一位上海城管官员回忆，舆论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执法行为，原先的执法手段难以为继。

在武汉，城管推出了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柔性执法手段，同时，城管练摊以及“小贩诈尸”等新闻也在全国受到关注。这些引起了这位本土纪录片导演的兴趣。

“我们当时好奇城管为什么会搞出这么多冲突，好像是专门欺负老百姓的样子？我们就抱着这种好奇去看看。”制片人戴年文回忆。

时任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干小明是宣传口出身的干部，爽快地同意了拍摄。

“没问题，欢迎你们自由拍摄，我们给予支持和配合。”时任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洋认领了拍摄计划，并向拍摄团队推荐了鲁磨路。

2014年春天，鲁磨路上规划多年的珠宝一条街开始落地。根据规划，洪山区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一条1.8公里长，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珠宝街区，拼上光谷商圈最后一块拼图。

前一年冬天，胡毅峰履新关山二中队中队长，到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理珠宝一条街沿线的占道商户。

“一开始，我内心是拒绝拍摄的，”胡毅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深知少不了矛盾冲突，“我摸不准拍出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胡毅峰是武汉面向社会招收的第二批大学生城管。2003年，这个法学专业毕业生进入城管队伍，当年他还报考了法院、司法局等多个部门。

“我当时对城管的印象也不好，有一次在街口碰上城管巡逻，看到落荒而逃的小贩也心生同情。”胡毅峰笑道，做城管也是为了找个饭碗。

众多游击摊贩中，王爹爹一家是少有的正面抵抗派。陈为军的镜头对准了他们，记录下鲁磨路城市化的这最后一役。

正面“抗争”

在武汉，王家也曾被好运眷顾，与城管斗争最激烈的2014年，也是这家人摆摊事业的顶峰。

2011年免费获得书报亭使用权后，王天成卖衣服杂货，王兆阳和妻子先是在一旁卖金鱼和鲜花。

仿佛一夜之间，电商兴起，地摊小百货突然就卖不动了。大学生开始在网上选购百货类商品，生意越来越难做，每天能有一百块营业额都能高兴一晚。至今，王兆阳家中还堆着当年的存货，“脑子不灵，不会做生意”。

一次买水果时被“缺斤少两”的经历，促使王兆阳涉足水果生意。“别家缺斤少两，我做实在生意，慢慢就积累出了口碑”。

鲁磨路整治开始时，水果生意刚走上正轨，每天能有上千元流水。按王兆阳估算，好的时候，一个月有六七千元利润。

与此同时，正在地质大学附中读初中的女儿成绩颇佳。体面的收入，争气的女儿，这个在武汉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家庭，终于看到融入城市的曙光。

因此，鲁磨路整治对王家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心理冲击。

王家集齐了老弱病残的弱势特征，很难转行就业，老家的房子也快塌了，“抗争”来得格外激烈。

自幼失去父母的王爹爹深谙抗争之道，镜头里，他动辄脱衣扭打、挑衅队员，或是哭天抢地、倒地不起，还会高声诵读宪法中关爱保护残疾人士的段落。

2012年冬天的一次执法令队员冯俊印象深刻。他和同事到王家摊点下达文书，看到执法人员后，王天成丝毫不躲避，冲着他们大声理论。“当我们离开时，王爹爹还拉着我们不让走，跟着我们从摊点一直走到光谷广场，一边走一边骂，并配合着脱衣服，到广场时已经赤膊了。”

武汉的冬天极冷，走到光谷广场要走上1公里路，赤膊的王爹爹，引来路人注意。

在吕德文看来，这种抗争主要是一种姿态，“他只能伺机而动，借由结合异质元素，操弄事件，将其转换为机会。”

然而这一次，城管一方有了依据。2013年，《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出台，是全国首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写明了占道经营的法律责任和查处办法。

在此之前，“占道违反哪一条法律”是城管队员面临最多的诘问。城管设立之初，曾长期处于“借法执法”的窘境，工作牵涉十几部部门法规，两百多项执法事项。即使是法学生，胡毅峰也感到力有不逮，很多程序也无法可依。

譬如告知书送达这一条，在城管执法初期，如果对方不配合签收，“执法程序就有瑕疵”。

纪录片开头，城管队员去王家摊点执法，心情不错的王天成笑着说，“我这是首次给你们签字。”但意识到城管决心要清理了，王天成对着摄像机撕毁了告知书，周边其他摊贩也抵触签收。

“新修的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留置送达的条件和程序，我们就请来街道负责人在场见证，同时录像保存证据，完成送达程序。”胡毅峰说。

也是在2013年底，他升任洪山区二中队中队长。

上任第一件事，是带着礼物去拜访王爹爹，“他在洪山城管系统内都是有名的，我当然得去拜拜码头，拉近一下关系”。

在鲁磨路清理行动的策略中，队员李忠于负责执法，胡毅峰扮演沟通者角色，“一边执法，一边谈”。

“柔性执法”

“苍蝇，你就是个苍蝇。”影片中，王爹爹一头白发冲冠，指着城管队员大骂，尾随城管执法，指称队员收取保护费。

胡毅峰坦言，工作中觉得王爹爹就是一个难缠的麻烦制造者，但当作为观众观看纪录片时，却感受到那种溢出银幕的风采。

不同于父亲简单的“贪官要害我”逻辑，性格内敛的王兆阳很快认识到自己在法律上并不占理，尽管对这部没有丝毫参与感的法规缺乏认同，但他还是选择了谈判。

“当时的城管已经很文明了。”王兆阳用了一种超越自身话语体系的表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洪山城管用盾牌围住父亲，限制他阻挠测量摊位面积的行动，击溃了自己内心的防线。

王兆阳不知道的是，盾牌行动，其实在各地城管的执法行动中都有类似手法——这既是为了争取舆论支持，也是为了灵活应对局面。

从业十几年的成都城管张茂用，在遇到拒不配合的游商时，会请十几个协警把摊位围起来，一半朝内劝说摊贩，一半朝外，劝顾客去其他地方消费，让地摊做不了生意。

“没想到武汉的同行也会这招。”张茂用进电影院看了《城市梦》，是自己掏钱买的票。

成都也曾推行城管理念创新，张茂用记得最深的一个案例来自培训时看到的。成都的人行道上常摆有麻将摊，如果整副整副没收，既辛苦，又容易起冲突。有个中队就想出了只收“二筒”的办法——每副麻将都少一块牌，麻将铺就做不成生意了。

但城市“猫鼠游戏”中，摩擦冲突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胡毅峰对摊贩的抗争并不陌生，尖东智能花园的整治就曾令他吃够苦头。

那是距离光谷广场最近的地摊聚集地，紧挨着公交总站，是周边高校学生出入光谷的中转站。“驱离摊贩后，我就带队守在那里，每天晚上守到12点钟。”胡毅峰回忆，其间不断有摊贩前来试探，“他们都不肯轻易罢休，经常起摩擦，那段时间成为派出所的常客。”

“我是干这行的，可以专职来处理这些事情，摊贩是做生意的，只要我们守住了，他也不可能跟我们耗下去。”胡毅峰说。

不同之处在于，王家希望依靠游击延缓搬迁，胡毅峰则志在扭转王家的观念——“摆地摊不是长久之计，要真正像城市人一样去生活，去谋生。”

解决方式是，城管定制了亭棚，无偿提供给王家使用两年，换个地儿，要求两年后入店经营。

“我们肯定做不到。”上海市一名城管干部观影后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别小看一顶小小的亭棚，至少要协调七八个部门，很多口子现在也开不了。”

考察过亭棚后，王兆阳在写给城管的申请信中，以家庭名义表达了歉意，同时，他也给自己的家庭加上了“灾难深重”的定语。

“我们不是在跟王家做一场交易，调离执法和提供亭棚是两件事，前者体现的是严格执法，后者是对困难群众的关怀。”胡毅峰也知道，对王家的帮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过程有很多经验可供总结。“想找到一块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摆摊区域非常困难，这很多时候不是城管部门力所能及的，还需要协调大量的外部资源。”

2013年，关山二中队就在辖区内华罗利广场开辟夜市，引导部分游商入市经营，如今，这一夜市仍在运转，每年有部分名额提供给辖区的困难摊贩。

吕德文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城管作为执法部门并不具备救济的职能，目前城管执法的责任主体已经下沉到街道，更合适的方式，应该是由街道党委政府来承担这部分群众工作。

如今，王家的“开心水果”落脚民族大道的关山公园旁，从2020年6月底恢复营业。（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图）

入了店，又出来

2015年1月，王家摊点迁离鲁磨路。3月，武汉创文成功。

两年后，王兆阳花四万转手费，以每月近四千元的价格，在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后门租得一个门面，沿用“开心水果”的店招，结束了为期16年的“占道生涯”。

彼时，不少武汉媒体报道了这则“暖新闻”，赞扬城管柔性执法，帮助占道户变“开心店主”。

但好景不长。新店刚开业两个月，附近就开了一家大型水果卖场。又过了没多久，附近的美食街被拆迁。接下去，学校也搬走了。

“我原本想耗下去，等到那家大卖场耗死了，还能有些生意做。结果碰上疫情，大家‘同归于尽’了。”2020年5月，武汉解封后，王家从河南老家回来，租店经营难以为继，他们又搬回了此前的亭棚，落脚民族大道的关山公园旁，从6月底恢复营业。

“7月亏了三千多，8月勉强打平，9月应该能有些利润了。”9月中旬，对面的中南民族大学开学，学生来了。

武汉之后，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在其他城市陆续落地，以城市管理创新闻名的成都，是在2017年出台的。也在这段时间里，电商覆盖率迅速提高，即时配送和新型零售业兴起，地摊、百货、食品、生鲜零售被一一攻下，人们的态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城管与小贩的新闻也渐次消退。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一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治摊二十年来，城管基本掌握住街面的主动权。”

直至2020年5月，城市治理话语权争夺似乎迎来又一个转折点，各地夜市兴起，“城管喊商贩回来”，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一些更宽松的政策，将这对城市“猫鼠”重新拉入舆论视野。

王兆阳心怀期待。城管们内心则五味杂陈。

张茂用的执勤辖区在成都玉林，今年3月，成都有条件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内贩卖经营，玉林片区也划出两个区域。

为配合夜市经营，张茂用晚班下班推迟了两个小时。“我完全理解柔性执法，实践效果也很好，但现在放开，我担心收不住。”

不只是张茂用。从业十七年的浏阳城管黄毅坦言自己“是有一点点失落感”，“曾经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把流动摊贩管起来……”

接受采访前一周，黄毅刚遭遇了一次“袭击”。在劝离一名在步行街上售卖字画的残疾商贩时，对方朝他脸上喷射了不明液体。彼时，浏阳已在试水划定摆摊区域。

黄毅没报警，而是坚持劝离了摊贩。“主要是避免事态升级，另一方面也能理解残疾摊贩的不容易，”黄毅说，“你说他可怜，他真可怜，说他讨厌，确实又有点讨厌。但我们往往打交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人。”

《城市梦》里，城管队员也发出过类似感叹，“小贩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他们都注意到最近的一条新闻，某种程度上或许体现了这一次“猫鼠游戏”的转折。

2020年9月7日，重庆市涂山镇城管大队一名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商贩起冲突被砍伤。事后，商贩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而城管队员被认定为殴打他人。

这起冲突发生在城管队员将占道水果筐搬入门面内的过程中，据涉事店主回忆，店主在城管移动水果时警告对方“损坏水果是要赔的”，随后矛盾升级。

“城管在搬东西时最容易发生冲突。”张茂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观察现场图片发现，涉事门面店外有一段门廊，地砖与店内一致，这是典型的争议地带，冲突也发生于此。

法规界定了以卷帘门为界划分是否占道，但不少摊贩以房屋产权权属据理力争，“目前我们对部分街道会放开这部分，放开容易，以后再想逼进去就难了。”张茂用说。

后续的警情通报称城管队员在争吵中“情绪失控”。“执法过程中遇到争吵肯定会情绪激动，只要对方手上没有武器，我通常会把双手背在后面，以证清白。”张茂用解释。

有评论认为，重新审视摊贩价值是对文明城市片面理解的纠偏，肯定城市所蕴含的就业、收入、多样性的多元价值。

在吕德文看来，这更多是为各地制定“一城一策”的治理办法提供空间，“拿武汉来说，地摊从没消失过，类似王家这类被疏解的摊贩，就是规范化的地摊经济。”

2020年9月8日傍晚，武汉街头已有一丝凉意，民族大道上来往的路人多了起来。

王兆阳收起白天遮阴的大阳伞，点亮“开心水果”的招牌，在靠近人行道的空地支起桌子，摆上切好的西瓜。半个小时，他做了八九单生意，而此前一个钟头，没有任何顾客来买西瓜。

“生意好坏就是一两步的距离。”王兆阳分享自己的经商心得，顾客今天如果没在路边看见西瓜，很可能也就不买了，“做生意就得把商品摆到行人能一眼看到的地方”。对他来说，这也是“摆摊”的意义。

“开心水果”如今开在关山公园一角，也是洪山城管为王家协调的。

这天，王兆阳穿着干净的蓝白条T恤，比起纪录片里，肤色白了些，眉头也舒展开了，额上冒着细汗。尽管右手截肢，但他还是熟练地把西瓜切块装盒。女儿开学上大二，他肩上的担子仿佛又轻了一些，但七千多的学费，依旧让他有些拮据。

（南方周末记者李慕琰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 沙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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