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解读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

重庆时期的周恩来

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为表侄王京(小学生)题词：“努力学习，精益求精。”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的农历45岁生日。在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周恩来没有出席，而是简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就回到办公室，撰写《我的修养要则》。

《我的修养要则》是周恩来写给自己的生日箴言，更是写给党员干部的修养准则。

“加紧学习”——周恩来修养的基础前提

《我的修养要则》共217个字，分为7条。这7条就如同7颗珍珠，串连起它们的，正是《要则》第一条就强调的内容——“加紧学习”。

学习是前提。《要则》的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后面6条谈了工作、生活、为人等方面，但“加紧学习”是诸方面的前提。

学习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轨迹，是其人生“转变的关键”。1910年，周恩来离家到东北继而到天津接受新式教育，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如周恩来在1946年所说：“我在铁岭入了小学，6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兄弟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1914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写了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其中提到：“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1924年，周恩来在26岁时就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也得益于1920到1924年在欧洲的求学经历。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曾说，“一个人对于世界万事万物，对于人生各种问题，要想看得透，就得志于学，勤于问，敢于闯。”

周恩来在各个时期的题词中多次强调学习。1939年1月7日，周恩来在重庆联立中学作报告，为二年级学生侯遇福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在祖籍绍兴为表妹王去病(中学生)题词：“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为表侄王俭(中学生)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为表侄王京(小学生)题词：“努力学习，精益求精。”1950年8月12日，周恩来为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题词：“加紧学习，提高文化，不骄不燥(躁)，好好地学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周恩来承认自己具有“好学”的美德。1946年5月2日，周恩来和记者曾敏之谈话，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学习的方法。《要则》第一条还指出：“宁精勿杂，宁专勿多。”4个月后，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又做了强调：“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通百才，不如专一门，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必须有所不学才能有所学，有所不能才能有所能。

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周恩来对待工作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则》第二条才谈工作，反映出的是：在工作与学习两者之间，学习在先，工作在后。1950年7月26日，周恩来曾为李银桥的妻子、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韩桂馨题词：“努力学习，好做工作。”

两者结合。《要则》第三条强调：“习作合一。”学习与工作要相结合、相统一，要学以致用。“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创造”，促进工作实践的新发现、新创新、新创造。只有与学习相结合的工作，才能是有所发现的工作；只有与学习相结合的工作，才能是有所创造的工作。学习不是死读书、读死书，不是当书呆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果只学习，不思考，没有新发现，没有新创造，那么书看得再多也与一头驮了很多书本的驴子无异。

向谁学。《要则》第六条明确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机关干部作整风报告，写了《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周恩来更加细致地讲述了为何要向群众学习，如何向群众学习：“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当然，周恩来在这个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学习毛泽东的工作作风，还将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与列宁的工作作风做了比较。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3个月后，即7月16日，周恩来回到阔别3年的延安，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8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表示“二十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周恩来还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学习笔记。从11月15日起，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做了5天的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整风运动后，毛泽东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达到“君师合一”的境界，周恩来逐渐以毛泽东为学习榜样。1949年5月，周恩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学习毛泽东》。

学习的物质基础。《要则》第7条说学习的物质基础是“健全自己的身体”。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但也没忘记锻炼身体。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隔壁就是乒乓球室。

《要则》告诉我们：学习是个人修养的前提，是个人修养的基础，还是个人修养的灵魂。周恩来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强调学习，而且在和平建设年代也强调学习。1958年，周恩来赠言即将下乡当农民的侄儿周荣庆：“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布衣暖，菜根香”是“健全自己的身体”的基础和方法；“读书滋味长”是“加紧学习”的途径和乐趣。一个人孜孜于精神上“读书滋味长”，自然在物质就清心寡欲，满足于“布衣暖，菜根香”。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中国这句古话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要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学然后知不足，越学就越感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所谓的“终身学习”。1972年尼克松访华，全世界人都看到了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为了中美首脑会谈的成功所付出的艰辛，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学习研究。74岁的周恩来对尼克松的个人性格、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都做了深入研究，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还仔细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

“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周恩来修养的特色

《要则》第四条：“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做原则上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则》第五条：“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周恩来在“发扬自己的长处”前加了个状语“适当的”，而不是“充分的”。周恩来认识到：发扬长处一定要适当、适合、适可。一个人，没有长处，是庸才；不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是蠢才；只有适当地发扬长处，才是英才。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的表述是“因势利导”。1966年11至12月，“文革”狂飙乍起，周恩来在不到30天时间内4次公开强调“因势利导”。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访师生和群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目前形势“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堵、挡，这些办法都不行。最典型的一次“因势利导”，是1966年周恩来利用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示而对干部的保护。周恩来不仅积极保护章士钊，还立即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几百个人。如果不是“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如果不是“因势利导”，那结果就正如1980年邓小平所评价的“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关于周恩来人格修养的故事数不胜数。有修养的人是不轻易发脾气的，但曾经担任过周恩来3年秘书的李慎之却撰写了《周恩来的两次发火》。一次是在巴基斯坦，周恩来为工厂使用童工而发火；还有一次是在日内瓦，为李慎之工作失误而发火，却替其承担责任。但《周恩来的两次发火》反映的却是修养、道德。

70年前，周恩来在重庆亲笔撰写了《我的修养要则》。70年后，党员干部还在学习研究这篇“要则”，并以之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一面镜子、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在这方面，周恩来为人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作者单位：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