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颜又有演技的古装剧（没有这些沉浸和崩溃）

编者按

从“剧匠访谈录”到“国剧初心谱”，我们一直在整理国故，探寻去路。

这次我们再负行囊，向电视剧创作的源头进发，从类型角度梳理，或者从地域特色着墨，遴选每个题材的源头大拿再作探访。

回到初心，总有些道理颠扑不破，总有些常识源远流长。

今天第七篇，我们请京味剧代表人物王之理开讲，细诉他的创作生涯。

文/一树

对于编剧王之理，大多数人或许都看过出自他笔下的“京味三部曲”：《傻春》《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又或者，与他的近作《正阳门下小女人》有过正面接触。但对于他的名字，却还是相当陌生。

以最粗放的方式划分，“京味剧”也起码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老舍先生为代表的状写北平风物的京味剧；以王朔为代表的状写“顽主”生活的调侃式京味剧，以及以王之理为代表的状写过去几十年胡同市井生活的京味剧。

王之理

王之理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不爱露面，也不好和人聊有关自己的事。关于“王之理”其人，找遍四处的采访资料，也只有寥寥几句。唯一能找到的一个生活细节是：他每天在傍晚六点左右便睡觉，凌晨一点再起来写剧本。

而在无人打扰的深夜，王之理有时候也并不写剧本，而去“撕”剧本。

在最近的写作中，他便突然失眠，十点半就坐在桌前，一字未动，直到早上三四点钟左右。“我直接打电话给出品人，前十集统统不要，你也不要给任何人看。”

这一句把出品人惊得不轻，而老搭档刘家成却似乎“见怪不怪”，只说也就王老师一个人能做出这种事。“你毙他稿子？他自己先毙。”

刘家成与王之理（右）

处世低调的王之理，在对待写作这件事上，总有着一股“高调”的豪气。

“一定要写最好的，你要对得起你自己。”

“我写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的经历，说出来也没人信。”谈到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时，王之理道。

2005年进入编剧行业，王之理至今写了14部剧，完成并播出了10部。其余的，一部《北京以南》正在制作，一部《九道湾》进入拍摄筹备期。如今，他正在创作《正阳门下年轻人》和一部关于汽车集团的作品。

都说《傻春》《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是“京味三部曲”，如今，这三部曲将被扩充成两个“京味儿剧”的系列，“正阳门下”系列代表着一份“正气”，而在“傻春”“傻柱”之后，《九道弯》中“傻冒”的故事则要从胡同里出发，展现北京城与北京人在过去数十年间的发展轨迹。

王之理和刘家成的“京味儿剧”组合，从《傻春》以来便逐渐为人所知。两个老北京组成的搭档，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和流派，让“京味儿”和“京韵”通过作品流露出来。

《傻春》陶红饰傻春

都说编剧要善于从生活中取材，而对王之理来说，倒不如说他写的每一部剧里，都有他的生活。“我和其他编剧不太一样的可能就是，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四合院里，王之理的童年生活相当丰富多彩。那个年代所特有的变迁、发展、动荡，虽然小孩子不懂，但听着家里的长辈的讨论长大。不管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公私合营的举措，还是《情满四合院》里的大院规矩，对于王之理来说，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故事。

而《傻春》里的“大姐”，王之理在现实生活中遇见过许多；《正阳门下》中以古董收藏为生的“韩春明”，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教会王之理认古董，还让他知道了北京古董市场里的常识。

《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的“徐慧真”，原型是他家边上小酒馆的老板娘。在还够不着柜台的年纪，王之理和哥哥便会伸着胳膊，探着脑袋，把二分钱摆上柜台买一块奶糖。

《正阳门下小女人》蒋雯丽饰徐慧真

那时的场景王之理历历在目，“老酒鬼们都坐着喝，有的也蹲旮旯角，弄二两酒，嘴上含个钉子，没有菜，就含钉子来嘬嘴，好下酒。”

18岁进入航校，王之理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在部队期间，他正经八百当过连长带过兵，又在导弹部队干过氧化剂技师，还下乡当过农民插过秧。这一段生活，便成了他写作《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基底。

退伍后，王之理在1992年到了深圳，趁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也成为了“下海”大军中的一员，一“下”十多年，王之理对经商也颇有心得。“那天有个老总来找我，想写‘画了一个圈’的故事。”王之理笑道。“我说，‘来，我给你讲讲这圈怎么画’，都把人听愣了。”

或许很少有人像王之理一样，在成为一名专业编剧之前，几乎把各行各业都做了一遍，包括怎么讲故事，都在先前的经历里得到了十足的锻炼。以至于在写作第一部剧本《真情人生》时，他便已经能以两天一集的速度进行产出。

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从当年至今，王之理所有的剧本都是原创，并且，他还在合同上规定，任何人不能出版他的剧本。“我准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把它们都改成小说，一起出。”

即便对作者本人来说，将自己的一部剧本改成小说，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王之理的剧本里全是对话，几乎没有描述，要把这样的剧本改成能够叙事抒情，写实写意的小说，的确不大容易。

《情满四合院》

而在他看来，对话才是剧本写作最见功夫的地方。“台词不能有水词儿。绝对不能按标点去断，必须按情绪。句子没完，但情绪断了，你就得在这点一下，标注一下。”这样，导演和演员才能看懂，也才能看着就“过瘾”。

“当你句子跟着情绪走，就真改不了台词。”王之理道，“改了就不对了，就完蛋了。”

“其实我不是写戏，我是在写人”

次要人物虽然是被主角“带”出场的，但各自有各自的心思，各自有各自的脾气。因此，当他们各自转动起来，便影响了主角的人生与路径。

王之理的许多作品，都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书写。时代背景决定人物性格，而人物性格便带动了剧情的发展。这也是王之理剧作中一个典型的特点，在动辄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上，不同时代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按照那个年代的思维在说话处事。

“你别把现在的观点挪到那个时候，套上去就完全错了。现代人大部分的思维，放到那个时候，张口可能就得挨扇。”

《正阳门下》

这或许也是如今许多电视剧“不好看”的原因：“不该是他讲的话他讲了，不该是他做的事他做了，这就根本不符合这个人。观众当然觉得不好看了。”

在王之理的写作过程中，总是先有创意，接着有人，然后定下时代背景，而故事便随着人来，也随着人往前走。

人站的角度不同，对事物的判断不同，就会走向不同的道路。对一件事，一个梦想，追求方式的不同，也必然导致结局的不同。这个简单易懂的道理，放到王之理的剧本，便成为了人物的命运。

“只要是在我剧里的角色，我都让他们有个性，是活着的。”王之理道。

《情满四合院》

王之理的作品时间线长，人物众多，四五十个出场人物，他很少去一个个想他们的性格，而更像是这些人物都活生生地立在他眼前。

不写戏，而写人的王之理，总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剧本。在筹备阶段，他钻到人物的“最底下”，把人物最本质的东西挖出来，这一过程通常都与生活积累有关，便也不算很难。

写出前五集之后，便要以俯视的姿态，跳出“作者”的身份，而用“观众”的视角去看。王之理笑称，这也是“上帝视角”，毕竟“观众就是上帝”。

写的时候是最难的。“在故事里你是主角，你是每一个人。”王之理道。“你在不停地角色转换，去考虑他们是怎么想的。”

《傻春》

这是一个容易让人崩溃的过程，角色的喜怒哀乐，都会让一个编剧沉浸其中，而无法继续书写。王之理相信，作为编剧，有的时候总是希望故事能向好的方向走。但为了故事，却总要违背一些自己的原则，这个时候，要是谁再来打扰一下，很有可能便要气得摔东西。

王之理也笑，“我摔得挺多，不止一次。”

“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发火，其实你是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

但对于编剧来说，这其实不是件坏事。“你只要自己把自己写成这样，你的电视剧一定好看。就有那种真。”

“‘正能量’怎么就打败了‘小鲜肉’？”

电视剧中的“地域性”在如今，无疑是一种亮点，甚至成为一种流派。但在几年前的电视台看来，地域性太强的剧他们并不敢要。

因此，在刘家成和王之理合作的第一部剧作《傻春》的创作中，两人都没有表达出太强的地域性。但到了《正阳门下》与《情满四合院》，剧作中的城市清晰地设定在了北京城里，也让这两部剧身上的“京味”更浓。

虽然《正阳门下》在播出后取得的效果让电视台也吃了一惊，但时逢2014年前后，“大IP”“小鲜肉”之风刮过整个影视行业，这不免让电视台对《情满四合院》这样的作品充满了疑虑。

《情满四合院》

《情满四合院》的播出推迟了整整一年，最后由两台联播，变成了由北京卫视独播。《情满四合院》在北京和全国都是收视冠军。“后来在研讨会上，还有专家发言说，这么一个‘正能量’的电视剧，怎么就打败了‘小鲜肉’。”

从《情满四合院》《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直到《正阳门下小女人》，王之理参加了三次研讨会。最后讨论出的“原因”还是在剧作上。“作者会不会提炼？说白了就是会不会讲故事，怎么讲故事。”

提炼，引领，凝聚。这是王之理总结出来对剧作者的要求。“跟老百姓上纲上线，怎么讲，都没用。”要足够贴近生活，才能提炼；足够明白人心，才懂引领，而“凝聚”，则是观众随着人物悲喜交加，度过大半生之后，在是是非非之间，便有了一种提升，一种自然而然的凝聚。

《正阳门下小女人》

王之理的作品里，总有一个他想告诉观众的道理，《傻春》讲的是对家庭的牺牲与付出；《正阳门下》中“收藏”即“人生”，要堂堂正正行正道；《情满四合院》是感情的复杂与坚贞；《正阳门下小女人》则是一个学会原谅他人，也原谅自己的故事。

剧作者最初的目的，是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而最终的目的，必定是要打动观众。人物情感的转变，冲突，每一个细节，要怎么处理，才不让观众感觉到难受，“这都是要用脑的。”王之理道。

如今，在技术的辅助下，剧本可以被数字化和程式化，按分钟进行划分，并决定在哪里需要小高潮和大高潮，在此基础上，再由编剧来写作。但很多时候，这样的剧本总会变得“非马非驴”。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都是为了情节需要，甚至是为了时间点的编排，而当编剧为了满足这些时间点开始“硬掰”，故事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生活感。

“这永远得不到观众的认可。”王之理道。

在王之理脑子里，如今还有着7、8个已经构思好的题材，但他却没有时间写。来邀稿的人太多，答应了只能写，但要是来者要的东西正好是王之理想要的，他便会按照他所想的，来讲一个故事。

比如《正阳门下》，当这个剧本还在王之理脑海里时，它叫《大藏家》，而《正阳门下》四个字一出现，其中蕴含的“正气”便让王之理眼前一亮。

《正阳门下》

一个名字，带出一套新的三部曲。王之理的生活似乎始终与他的戏“贴”得很近，都有着一股老北京的“局气”。

创作多年，王之理始终保持坚定的原创姿态。在他看来，“编剧”和“作者”就像两个相交的圆，其交错相叠的地方，是这两个职业的共通之处，也是精华所在。而对于一名“作者”来说，保持原创始终是最重要的。北京城里的一“家”，一“院”，一“胡同”，处处都是故事。

但除此之外，王之理似乎无意做太多的事，也无意说太多的话，他拒绝没有必要的争辩，也躲开一看就理念不合的合作方。

“咱永远活在最底层，当个编剧就好了。”王之理道。“作为一个编剧，你就老老实实地写作，老老实实地去体会这一生，老老实实地说出你心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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