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有什么好的大学吗（印尼华校及年轻人恋爱）

谁的青春，不是金线编织的岁月呢？

即使年景不好，家境很差，那又怎样！照样也有金线编织的梦想和爱情。

初中毕业教初中

这是五十年代的第二个年头。

印尼赤道线以南，碧浪翻滚的万顷大洋，拥抱着那片连绵如带的小巽他群岛。在这林莽苍郁的群岛上，有许多白色的沙滩，日复一日展现在明亮刺眼的烈日底下，而在其中的松巴哇岛的东部，就是本文主人公从小生活的小市镇——美玛。

在印尼，除了作为全国政治与经济中心的爪哇岛，其他各岛无论大小都被称之为外岛，松巴哇也不例外。与所有外岛的市镇一样，小城美玛的街道，也是那种古旧简朴的风貌，白天热闹的时候有些嘈杂，夜幕降临，便回归安静。这里的本地人衣着简单，平时大多赤脚，那些来自中国的侨商老板，穿着打扮也不像爪哇岛的华侨那么讲究，每天就是短裤汗衫，整日劳作，生意并不怎么兴隆，生活单调而清淡。

印尼绘画作品中的昔日小城镇华人街道。

印尼小城镇华人杂货店的伙计。（历史图片资料）

美玛埠的中华学校，应该是当地华侨社会唯一充满天真欢笑的地方。

这里原本是一所小学，新近开了初中，非常之小，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只有两座用木材建筑的校舍和一个简易操场。学校人事清简，二百多名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再加上新开办的初中，也只有初一年一个班，三十多个学生而已。

全体教职员工，共有六个人——一位校长和四位教员，还有一个打铃的校工，兼做食堂厨师。教员三男一女，均为单身青年，其中两位男老师来自爪哇岛，一位女老师来自东加里曼丹，还有一位男老师，乃本地土生土长的华人小伙，非常年轻，才19岁，正是本书的主人公。

当年华侨小学的老师和孩子们。

前文说过，杨兆骥刚从泗水新华中学初中毕业，即收到二哥兆辉来信，要他回家乡应聘，去母校小学任教，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

决定聘用杨兆骥的校长，大名李铎章，华教资深前辈，在美玛中华学校做校长已有多年。杨兆骥在华小读书时，曾经是他教过的学生。李铎章校长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非常器重。他知道杨兆骥聪明好学，喜欢看书，博闻强记，虽然学历不高，但国文功底不差，所以马上破格录用，并放手让其担任刚开办的初中一年级语文老师，月薪三千盾。

初来乍到，即受如此重用，杨兆骥不禁有些受宠若惊，心里砰砰跳。他努力克制着兴奋和激动，尽量斟词酌句，向校长表达了内心的惶恐：“承蒙母校信任，兆骥铭感五中，实在感恩不尽！可是……我自己才是个初中毕业生，上来就教初中，唯恐难以胜任，有负校长重托。”

“呃——小杨老师不必多虑，年轻人要勇挑重担嘛！”

胖胖的李铎章校长，用手扶了扶鼻梁上的圆眼镜，不慌不忙地微笑着，然后问道：“你一定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吧？”

“泗水新中图书室有沈从文作品集，我读过他的《边城》，很崇拜！”杨兆骥回答道。

“那么，我告诉你，这位沈从文先生其实只有小学毕业，可是照样在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当教授。你至少已经是泗水名校的初中生了，在这里执教初中一年级还怕不能胜任。”李校长鼓励他。

“沈从文是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呀！我怎敢和他比？这两年我只在泗水《华侨日报》发表过几篇不成熟的习作而已。”杨兆骥说。

李校长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我了解你的品行，也相信你的能力。泗水新中申炳韶校长是我朋友，他知道你要回来应聘，还特别写信给我，说你是个可造之才，要我好好培养。美玛中华总会希望我们开办初中，使到本校毕业的孩子不必再飘洋过海，辛辛苦苦去外埠念初中，这是形势发展的要求。我这个当校长的会亲自兼任初中一班主任，你大胆工作，把课上好。有我保驾护航，不必担心什么。”

李校长一番鼓励，给了杨兆骥莫大勇气，他抬起头，挺了挺胸脯，大声道：“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辜负校长栽培。”

就这样，年方19岁的初中生杨兆骥，走马上任，当了美玛中华学校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

这张被岁月侵蚀模糊不清的照片，是1951年杨兆骥泗水新中毕业前的留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很好，人民欢欣鼓舞，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印尼各地左派华侨社团全部拥护大陆新政府，并自觉接受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领导。左派华校也一律废弃了民国时代的教材，而改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小地方的美玛中华学校更是亦步亦趋，课程设置几乎和国内一模一样。

杨老家的书房，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建国初期小学国语课本。

与现行的教材不同，这本《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二册)》，采用的是右开本形式，字体为繁体字。该书封面以蓝色为主色调，背景图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上方是光芒四射的天安门正面图，城楼上旌旗飘扬，正中央的毛主席像及两旁标语依稀可见；第二部分则由中间及下方分别代表着工、农、林、渔的简图组成：厂房高楼林立，设施齐备，烟囱高耸；农田里大型机械正在作业，田垄整饬；森林里树木葱茏，果树上硕果累累；大坝下渔船来往，网内鱼群跳跃，一片丰收景象。

图案正中书本名称旁，“秋季始业用”清晰可见。该课本共66页，分为30个章节，内页印刷均为竖版繁体字。

翻开首页，第一章“举杯祝福毛主席”尤为醒目：“发了芽的榆树，得了雨水更茂盛；孩子见了母亲，怎么能不亲近……”读来令人振奋，耳目一新，仿佛置身于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这是新中国小学第一套教材诞生的历史。

在那个年代，印尼偏远小城美玛的华校教室里，每天早上都会朗朗传出孩子们这样的读书声：

“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要爱纸和笔”。

这是三年级国文课本的内容。二年级的课文，则更多保留着从前的朴实自然，没有浓厚的政治说教，读起来饶有趣味：

“我家有十只鸡，一只母鸡，九只小鸡。有一回我拿米给它们吃。母鸡跑过来了，它一边吃米，一边叫：“咕咕，咕咕！”叫小鸡也来吃米。小鸡都跑来了，它们一边吃米，一边叫：“啾啾，啾啾，啾啾！”大家吃得很欢喜。”

而1952年人教版初小语文第一册这篇题为《秋天》的短诗，现在看来仍堪称经典：

“九月里，秋风凉。棉花白，稻子黄。摘了棉花收了稻，家家地里放牛羊。”

一首儿歌，朗朗上口，短短26个字，韵味悠长，有动感，有色彩，有季节转换，还写出了农家的生活，自然流畅，将中国汉语的美展示为一幅幅图画。

但是，这样经典的课文，在印尼的教学中也遇到了一点麻烦。

据当年教过小学低年级华文的杨兆骥夫人蒋阿姨回忆：

因为我们印尼只有四季，只有旱季和雨季，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没有秋天，也没有棉花，美玛的小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秋风凉，也没有见过棉花是什么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要先给他们解释，国外的春夏秋冬是怎样区分的，然后再告诉他们秋风凉是怎样的感觉，棉花是用来纺纱织布的，等等这些常识，小孩子听的似懂非懂，其实我那时太年轻，不到20岁，还没有回过中国，对祖国虽然十分向往，但同样也是一知半解……

杨兆骥当时也敏感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想，印尼毕竟不是中国，风俗环境，人文地理差别那么大，什么时候能有一套适合印尼本土的中文教材呢？杨兆骥没有料到，后来时局变幻，物是人非，他的这个愿望直到70年后的今天才基本实现。而实现这个梦想的，正是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由其创办的联通书局组织编纂完成。

1951年版《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二册)》其中一课的内容。

那么，杨兆骥当年教授的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是怎样的内容呢？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课文中有一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电影解说词。

这部电影，当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政治教育意义和艺术水准的彩色纪录片。

该片解说词由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执笔，再翻译成中文。影片内容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场面开始，接着回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又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压迫下的悲惨生活，继而描绘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步步开展。

电影于1950年8月在北京首映，第二年，其解说词即被选入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本。后来这部电影还通过中国大使馆带到印尼，在很多城市的华侨总会礼堂放映，受到华侨观众的热烈欢迎。

杨兆骥那时在美玛小城尚未看过这部影片，他只是在课堂上满怀激情讲解着，并指导学生们一遍又一遍齐声朗读电影里的开场白：

“伟大的中国人民，虽然经历着重重苦难，终于越战越强，赢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推翻了反动统治，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解放。这部影片将把新中国的光辉灿烂告诉全世界人民。”

如今看来，上述解说词虽然辞藻雄壮，可是充满了口号式的政治说教意味，完全不具备小学语文课本中所表现的那种汉语美感。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斗志昂扬的说教，确实激发了广大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唤醒了人们的自豪感——毕竟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饱受列强的压迫和欺辱，共产党执掌大陆，宣布翻身解放，在中国人和海外侨胞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一经呼唤便喷薄而出。

除了在学校当老师，杨兆骥还被美玛中华总会聘请做了秘书。

华总的会所就在中华学校隔壁，主席叶以廉先生是福清人，在美玛渔市大街开了一间鱼货行，经营海鲜和咸鱼生意，热心公众事务，为人豪爽大方，在当地华侨中颇有威望。

这位叶主席时常在中华总会发表高见：“我们美玛的华侨，福清人多，客家人少，所以主席这个位子一定要福清人来做，因为福清人敢出钱，但是秘书属于公会的‘大内总管’，一定要客家人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客家人有文化，会做事，两方面相互配合，华侨社会才有出路。”

五十年代，美玛中华总会与中华学校外景。

叶主席很喜欢杨兆骥，认为这个年轻人思想单纯，头脑灵活，听话而又能干。在他被叶以廉主席看中之前，总会秘书是由邹访金先生担任的，我们在上一章说起过，邹访金也是客家人，他是一个老资格，文人气质，性格有一点孤傲，本人又是海外地下党，接受中国领事馆遥控指挥，难免对叶主席这个大老粗上司不够尊重，有时甚至敢跟主席拍桌子。叶主席换上杨兆骥当秘书，不仅工作得心应手，与邹访金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

如此一来，邹访金不必在主席手下直接听差，改做公会其他领导工作，心情舒畅，也对杨兆骥十分关照。

“那时候，每个礼拜，中华总会的理事都要去美玛的菜馆聚餐，改善生活，聚餐的费用全部由大家分摊，AA制，邹访金每次都邀请我参加，考虑到我年纪小，薪水不高，所以每次都特别照顾我，不让我出钱，由他本人或其他理事替我出。”

杨兆骥对笔者回忆说：“九十年代，我去福清华侨农场看望邹访金，我们都回想起这件事，邹访金开还开玩笑，说我忘恩负义，当年免费请我吃了那么多次，直到老了才去看他。哎呀！命运捉弄人，那次见面没过几年，邹访金先生就去世了，我很怀念他啊！”

走了李校长，来了张校长

杨兆骥回美玛教书大约一年左右，小小的中华学校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李校长离职，张校长继任。

老校长李铎章年轻时从中国南来，漂泊群岛，杏坛执教，成家立业，在几所华校辛勤耕耘20多年，可谓桃李芬芳。如今人到中年，倦鸟思归，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大批华侨欢欣鼓舞，在印尼掀起归国浪潮。李校长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也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带领全家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李铎章校长离职，美玛华总为他开了一个欢送大会，杨兆骥和同事们依依不舍与之告别，又迎来了一位新任校长张栋尧先生——这是华总从苏拉威西锡江华中聘请的。

这位张栋尧校长，四十岁不到，风度翩翩，谈吐不俗。他也是国内来的，毕业于南京大学，南渡印尼，到了南苏拉威西，被当地中华学校聘为校长。

锡江是一省首府，又是苏拉威西岛上最大的城市，锡江华校在其带领下教学开展的有声有色，那么张校长为何要舍弃大都会优渥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跑到偏远的松巴哇，屈就一个小地方的校长呢？

中国歇后语说：老太婆改嫁——事出有因。原来这位张校长是个风流才子，学问好，口才好，穿着时尚，做派洋气，样样都好，就是喜欢沾花惹草。他单身一人，未有家眷，但从不招惹未婚的年轻女子，专会勾引风韵成熟的华侨太太。那些有钱人的老婆养尊处优，整天在家无聊，就很热衷参加当地侨社举办的一些文娱活动。张栋尧会唱歌，交际舞也跳的挺棒，风度气质具佳，自然成为华社聚会的明星人物。一来二去，就把其中几个不甘寂寞的贵妇迷的神魂颠倒，找到机会便忍不住投怀送抱，张栋尧乐得顺水推舟，遂与她们暗通款曲。

时间长了，终归被人发现，闹出桃色风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侨妇女。

华社那些头面人物姑念张校长办学有功，是个难得人才，倒也没怎样为难他，只是劝他离开锡江，息事宁人。正好美玛中华学校的李铎章校长回国，便推荐张栋尧前来接任。

张校长在美玛也大受欢迎。

“他从锡江带来一杆双筒猎枪，星期天就去山上打山猪，枪法很好，每次都有收获。打了山猪拿回来就在学校烧烤，叫我们几个老师一同分享。这个人看上去很有文化修养，说话高雅，大家对他都很崇拜。”

年轻的杨兆骥对张栋尧印象也很好，在他记忆中，“张校长有时候也拉上我们去海边看风景，看当地小孩比赛骑马，或者去城里转转，参观一下苏丹皇宫，然后吃菜馆，喝一点红酒，多半都是他请客。总之，他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

美玛华人虽然不多，社会也不似锡江大城市那样开放，但是张校长来了之后，也陆续发生一些绯闻，依然是和别人的太太有了暧昧关系。毕竟旧习难改，而张栋尧又魅力四射，红尘之中，这种飞短流长的故事在任何地方都难免的。

好在只是有些传闻，没有闹出大事，张校长和美玛学校的教学生活，也就在平静中日复一日地度过。

一个学年过去，华小教室外面的花草长高了，教室里的孩子也长高了。这时候，学校又来了一位新老师，这是一个来自泗水的少女。她的到来，用美丽的金线编织了杨兆骥的青春岁月，又宛若一支曼妙悠长的乐曲，在他们的人生中谱写出如歌的行板。

少女时代的蒋小莲。

从蒋小莲到蒋愫珊

现在，让我们说一说杨老的终生伴侣蒋愫珊阿姨。

在她出场之前，先简述一下她的家乡和身世。

打开中文版印尼地图，我们就会看到，在“旅游天堂”巴厘岛附近，与之隔海相望的爪哇岛最东端，有一个如诗如画的地名：外南梦。

外南梦是东爪哇省所属的一个县，其实它的印尼文名字叫BANYUWANGI，按照音译应该叫做“巴纽旺宜”，如果按爪哇语翻译，BANYUWANGI则是“香水”的意思。那么，既然与音译意译都毫不相干，华人前辈为何将这地方取名为“外南梦”呢？不知是哪一位读过诗书又有浪漫情怀的先贤，当年来此，头脑中灵光一闪，有感而发：这里乃祖国之外，南洋之岛，我们寻梦漂泊到此，就叫它——外南梦吧！

不得不佩服老一辈印尼华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为这千岛之国起了无数个华文地名，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条街巷，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一直流传到现在。在我看来，“外南梦”是印尼所有华文地名中，最美丽而富有诗意的一个；还有一个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地名，也是东爪哇的另一座小城Kota Madiun市，华人叫它茉莉芬。 在外南梦百余公里的铁路和公路沿线，除了县政府所在的城市以外，还有另外七个小城镇，其中一个名叫卡里巴鲁（Kalibaru），这里便是蒋愫珊的故乡。

外南梦卡里巴鲁（Kalibaru）小镇一角。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福建闽南的一对夫妇蒋以全和张玉梅，从老家晋江飘洋过海，前来印尼谋生，他们在外南梦安家落户，成为卡里巴鲁小镇经营土产的华侨商人。

1935年，这对夫妇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蒋小莲，这是蒋愫珊的原名。

蒋小莲的父母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小莲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那个年代华侨家庭都信奉中国老家多子多福的传统。在她的哥哥出生之前，大约是父母结婚几年一直未能生育，十分着急，所以就从别人家里抱养了两个男孩，希望以此招引蒋家人丁兴旺，结果就接二连三生下了八个子女，连同这两个抱养的哥哥，蒋小莲共有十个兄弟姐妹。

卡里巴鲁盛产咖啡，蒋氏父母开的土产店，主要做咖啡豆的买卖，生意比较红火，属于中等人家。蒋小莲从小衣食无忧，性格温婉单纯，喜欢唱歌跳舞，而且是终生喜欢，直到八十多岁仍然保持着这个爱好，每天都在家里听歌唱歌。当年外南梦的七个小镇都有中华小学，卡里巴鲁的华小简称“卡华”，蒋小莲13岁时在“卡华”念完小学，父母就送她到大城市泗水，寄住在舅舅家，就读泗水服务中学。

1952年，蒋小莲初中毕业，第二年准备继续报考高中，可是因为父母和舅舅的一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人生。年方二八的蒋小莲，出落得如花似玉，人见人爱。虽然只有16岁，但是在那个年代长辈们眼里，已经是个可以嫁人的大姑娘了。舅舅很喜欢这个外甥女，舅舅的儿子——也就是小莲的表哥也很喜欢这个表妹，一心要娶她。那时候的人们不大懂科学，还没有不能近亲结婚这个概念，中国人表兄妹结婚的例子比比皆是，长辈们反倒鼓励这样做，兴高采烈地认为，表妹嫁表哥，属于亲上加亲的大好事。

舅舅前往卡里巴鲁向小莲的父母提亲，蒋家自然满口答应。父母的想法是，舅舅在泗水经商，家境不错，女儿嫁给表哥一点也不吃亏。但是大人们都没有料到，一向温顺听话的蒋小莲本人却死活不同意，坚决反对他们的决定。她内心深处最主要的理由是：“我对表哥完全没有感觉，从来没想过要和他结婚，因为他长得很不好看，也没多少学问，除了家里比较富裕，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还有一个原因，蒋小莲当时没有和任何人透露：在此之前，她已经对另一个男孩子一见倾心了。

这个让她萌生爱意的男孩子，正是本文主人公杨兆骥。

据蒋阿姨回忆，她第一次见到杨老，是在泗水华侨中学校长曾西林先生的家里。那是1952年的一天，她忘记是什么事情，去华中郑校长家做客，泗水新中的学生杨兆骥刚好也在这里，一对少男少女就在曾校长家不期而遇。在蒋小莲眼中，18岁的杨兆骥，高高的个子，细腰乍背，身材健美，他有一张俊朗的脸庞，浓黑的眉毛下，那双明亮的眼睛，闪动着朝气蓬勃的目光，真是个帅的不能再帅的小伙子。

“我对他的印象很好，特别好！”蒋阿姨笑嘻嘻地告诉笔者，又大声补充一句：“都是上帝赐给的缘分，让我遇到他。”

杨老在一旁微笑着，眯缝起眼睛问：“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们在泗水见过面。”蒋阿姨语气快活地回答说：“你忘记啦！那时候我还小嘛，才16岁，也没有和你说话，你当然缺少印象啊！”

杨老转过脸来看着我，又指了指身边的蒋阿姨，小声告诉我：“我太太，唔唔……这两年有一点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症，有时比较严重，有时候又好了，今天比较好，记忆力比我厉害。”接着，又半开玩笑半自豪地小声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她追我到美玛小学，追的不得了。有一个女同事也看上我，我跟她说，没办法啊！我已经有一个爱人了，不能脚踏两只船啊！那个女同事哭啦……”

有意思的是，蒋阿姨也笑眯眯地转过脸来，轻声细语指着老伴对我说：“他好像有一点老年痴呆啊！每次出去吃饭，巴亚（印尼话：买单）的时候，银行卡密码都忘记了，还好我还记得……哈哈！”

中年时代，杨兆骥、蒋愫珊夫妇。

再说蒋小莲，当年明确拒绝了舅舅给她和表哥提亲，也等于驳了父母的面子。于是父母就和舅舅联合起来，软硬兼施，逼她同意这门亲事。小莲宁死不从，就从舅舅家里搬了出去，暂时住在同学的宿舍，父母为了逼婚，断了她的生活费，不仅无法再考高中，连吃饭也成问题。情急之下，她又去了曾西林校长家里，请他帮忙给自己找一份工作。

曾校长听罢小莲的哭诉，深表同情。他沉吟了一会儿，问道：“那么，你有没有自己的意中人呢？”

“嗯，有一个人……就是……就是上次在您家里见过的那个男孩子。”小莲低着头，羞涩地说“就是那个新中的杨兆骥，但是我没有对他说过，他还不知道呢。”

“哦——很好啊！杨兆骥是个好青年，我看你们两个金童玉女，应该是天生的一对。”郑校长爽朗地笑了：“小杨是松巴哇岛的客家人，现在美玛华小教书。干脆这样吧，你如果不怕吃苦，也去美玛好了，你去找杨兆骥，和他谈恋爱，你这么好的女孩子，小杨一定会喜欢的。我写封推荐信给他们的校长，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工作怎么样？”

“好的呀，谢谢曾校长帮忙！我不怕吃苦，我可以教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也能当音乐老师，教他们唱歌跳舞。”

蒋小莲喜出望外，马上表态，愿意去美玛，明天就动身。

第二天，小莲便独自一人前往泗水海口客轮码头，打算买张船票去松巴哇的小城美玛。不凑巧，荷兰人经营的客运轮船当天已经开走了，下一班客轮要再过三天才有。蒋小莲不想再等，便到处打听是否有其他船只可以搭乘。结果正好有一条美玛福清人运海鲜的渔船返航回程，船老大听说这个女孩要去美玛华小当老师，就爽快地请她上船，并且专门安排了一个船舱小房间给她，带她去美玛。

印尼绘画作品中的泗水港口。

爪哇岛泗水港到松巴哇岛的美玛港，中途要经停巴厘岛和龙目岛的安班澜，坐荷兰公司的轮船也要行驶一个礼拜。可是蒋小莲坐的这条装鱼货的机帆船，走走停停，沿途卸货补货，整整颠簸了十来天才到。

七十年后，蒋阿姨和笔者说起这段旅程，仍不禁皱着眉头感叹：“很慢！坐船要十多天……”想必第一次跨海出远门的她，在船上吃了不少苦头。蒋阿姨说：“那时年轻，十六七岁，什么都不懂，不感到害怕，也没告诉父母，说走就走了。”

是啊！金色年华，青春无敌，即使有风浪曲折的回忆也变得美好！笔者写到这里，也不禁为女主人当年义无反顾的举动感动喝彩！

蒋阿姨的爱情故事，令我想起九十年代台湾流行的一首歌：

抬头的一片天，/是蓝蓝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 ，/不知道海多远，/却发誓要跟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

在我看来，不管是那个人的年轻时代，只要有一次这样勇敢浪漫的经历，就没有虚度此生。

那么，蒋小莲到了美玛，又将面对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呢？

为了表示和过去由父母主宰的日子来一个告别，她把名字由蒋小莲改为蒋愫珊，以此纪念自己的人生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但是，她的并不知情的心上人，是否接受了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情呢？　

天上掉下个蒋妹妹下船之后，船老大派了一名水手将她送到中华学校。那是下午五点左右，学校已经放学，校长张栋尧接待了这个来自泗水的女孩。

看罢同行友人曾西林校长写的推荐信，张校长爽快地说：“欢迎蒋小姐不辞辛苦来到本校！你在教一年级国文和算术应该没有问题，另外我们也需要一名教音乐的老师。孩子们都会喜欢你的。”

接着，张校长又好奇地问道：“曾先生在信里说，你男朋友是我们的杨兆骥老师，我没听他说起过啊？小杨这家伙，还向我保密，女朋友要来当老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一会儿我非批评他不可！”

蒋愫珊涨红了脸，心里怦怦跳，她鼓足勇气向张校长坦白说，我们在泗水服务中学曾校长家认识的，是曾校长让我来和她谈恋爱……他可能还不知道呢！”

“哈哈！没关系的。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保证他高兴还来不及。你稍等一下，先去女老师宿舍安顿住处，我这就派人把他叫来。”

半个时辰不到，杨兆骥满头大汗从家里赶来，走进校长室问道：“张校长，您找我，是我班上的学生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没有。小杨老师别担心，有个泗水姑娘来本校投亲应聘，她要找的就是你这个小阿哥啊！来来来，快去女生宿舍看看吧，小蒋姑娘正在那里等你呢！”

杨兆骥一头雾水，迟疑地放慢脚步走过去，蒋愫珊正站在门前那簇盛开的鸡冠花旁，微笑着静静地注视着他。

“你是——新来的蒋老师吧？好像很面熟。张校长说你要找我。”杨兆骥走上前去，和蒋小莲握了握手：“噢，你好你好！我叫杨兆骥”。

姑娘欢快地回答：“阿骥哥你好！我是蒋小莲，现在叫蒋愫珊。我们在泗水‘服中’曾西林校长家见过，是曾校长要我来找你的……”

天边飞起了金色的晚霞，一旁火红的鸡冠花开的正艳，这对少年男女的脸庞也被映的红彤彤的。多年以后，在杨兆骥印象中，他和蒋愫珊当初在美玛学校相会的情景，就如同中国越剧《红楼梦》里的那段唱词一模一样：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娴静犹如花照水

行动好比风扶柳

眉梢眼角藏秀气

声音笑貌露温柔

而在蒋愫珊眼里，帅气英俊的杨兆骥，玉树临风，有才有貌，就是与她情投意合的天生一对。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但是有情人千里来寻，彼此心有灵犀，毫无违和感——“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就这样，蒋愫珊在美玛学校做了教员，成为杨兆骥的同事兼恋人。

她当老师的月薪是两千五百盾，平时在学校食堂就餐，也花不了多少钱。唯一让这个大城市女孩生活上不习惯的是，“美玛很少有青菜，因为当地老百姓不懂得种，天天吃咸鱼干，还有海鲜和一些鸡肉，真是吃到厌也没有办法！”

可是只要能跟心上人在一起，这点困难又能怎样！

杨兆骥有时会带女友去家里做客，改善一下伙食，父母和哥哥嫂嫂都很喜欢这个漂亮温顺的姑娘。但是杨家的居住条件之简陋，还是超出了蒋愫珊的想象：“他家房子很小，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屋里的地都是那种泥土铺的，总之是一个贫寒的家庭。那时候，我也根本不在乎这些，反正我们都知道，将来肯定要走，不会永久在这里生活。”

美玛的一处居民住宅，当年杨兆骥的家就在这里。

蒋愫珊和杨兆骥在美玛华校教书的那几年，国内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农业生产和抗美援朝运动。那年头很多欢快激昂，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歌曲，也流行到印尼华侨社会。比如这首《高高的太子山》，蒋愫珊就教孩子们唱过。她至今还时常哼唱：

高高太子山哟，/ 山顶上彩云飘。/弯弯哟洮河水，/河水泛金波啊！/美丽的家乡啊！/青山高，绿水长，/ 太阳月亮比不过……

还有一首《再见吧，阿玛尼》，是这样唱的：

阿妈妮，阿妈妮

为了祖国就要离开你

我要到那三八线上参军去杀敌

你听那炮声正响，怎能让美帝欺负你

再见吧，我的阿妈妮，

胜利再见你……

1954年6月，杨兆骥和蒋愫珊也要和他们任教的学校说再见了。

两个人当了三年老师，省吃俭用，有了一点积蓄，可以不用家里资助再去外地求学。他们还那么年轻，都想继续深造，就读高中。

时年21岁的杨兆骥已是豪情万丈，他把目光锁定了印尼当时的华侨最高学府——雅加达中华中学。

他要去首都报考华中。

19岁的蒋愫珊则决定回到她熟悉的泗水，报考杨兆骥初中读过的新华中学。

这对恋人商定，先完成学业，再成家立业。

八十年代，杨兆骥夫妇在泰国旅游时的留影。

在那个用青春的金线编织的岁月，有志青年的行囊，装不下燃烧的梦想——虽然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997年，杨兆骥为太太蒋愫珊庆祝62岁生日， 并亲手奉上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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