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文演过李大钊吗（张颂文演的李大钊让人泪崩）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那我可以去死。”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神色从容，慷慨就义，透露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时隔94年，电影《革命者》首度在大银幕上展现李大钊短暂的一生，让隔着屏幕的我们既热血沸腾，又潸然泪下。

记得饰演李大钊的张颂文曾分享道，拍李大钊英勇就义这场戏时，他看着绞刑架上的麻绳，内心有点恐惧。

但历史上的李大钊，却被敌人活活绞了3次，折磨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才断气，这该是怎样的信念，让他连死都不怕？

影片并未按常规叙事方式拍摄，而是截取李大钊英勇就义前的38小时说起，通过这38小时来回顾“守常先生”的慷慨激昂的一生。

看过网友被“守常先生”圈粉，有人说：

“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获得胜利。尽管人对未知总是带有恐惧的心理。但他们在那一句句‘我相信’的支撑下，最终向了胜利的彼岸。”

感谢你们的相信，才有了今天的中国自信。

1889年10月29日，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座农家院的东厢房，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谁也没有想到，生在乱世，众生皆苦的年代，这个乳名叫做“憨头”的孩子，会成为革命者李大钊。

命运待李大钊不公，在他出生没多久，父母便撒手人寰，他由年迈的祖父李如珍抚养。祖父将他视如百亩良田中的一棵独苗，不仅对他在生活上要求严苛，在学业上耐心教导，处处培养他自立自强的品性。

1895年，6岁的李大钊进入本村谷家私塾。

9岁那年，他从老师单子鳌看到《重译富国策》，对它奉若珍宝，于是，他将书借回家里仔细研习。从此，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埋下忧国忧民的种子。

面对清政府腐朽没落的统治，他深恶痛绝，于是，立志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面对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三所学校抛来的橄榄枝，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究其原因，如他所言：

“军医非我所喜，理财致个人之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

自此，李大钊踏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为中国革命史上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用短评《觉醒年代》的一句话来说：

“今天的大多数青年根本无法想象，曾经在政治课上，那些死记硬背的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曾经却真的被一群人当作毕生的理想，甚至为其拼上性命而奋斗终生。”

你问李大钊先生为何？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因为他始终相信，我们今天流的血，都是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天下人谋幸福，便是革命者该做的真正的大事。

1927年4月26日，身在囚室的李大钊，距离被执行绞刑，还剩38小时。

在最后的时间里，影片用一个个场景和片段串联起李大钊一生的缩影：

从“南陈北李之约”、“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三·一八惨案”到“4.12”一路看下来，观众会随着守常先生一起，回到那个黑暗残酷却又热血激昂的时代。

而通过李大钊与张学良、李庆天、蒋介石、陈独秀等人物的交集，展现了一个生动立体的“守常先生”。

在学生工人眼里，他是平易近人的高知、是新思想启蒙者、是无坚不摧的“战士”。但他也是寻常人，清晨会在街头吃油条，在拿书前，他会把手上的油擦干净；请学生吃火锅毫不吝啬的他，也会对一毛钱心疼不已。

在敌人眼里，李大钊是个厉害角色，他仅用纸笔和嘴巴，就能发动革命，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俄罗暴徒维克托当街杀害报童徐阿城，眼看凶手逍遥法外，却没有一人愿意出面主持公道。

于是，李大钊抱着孩子的遗体，决定替他主持公道，他联合起了各行各业开展罢工，逼迫租界当局的洋人高官交出凶手，惩办恶徒。他说：

“租界是上海的，上海是中国的，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在中国土地上，就得遵守这里的法律，无论你来自哪里。”

民众的呼声太大，领事馆扛不住压力，不得不将凶手关押，还阿晨一个公道。

这也让所有人相信，中国人只要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而在妻子赵纫兰眼里，李大钊是博学儒雅的父亲，是温柔正义的丈夫。因为李大钊先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也会有失意、痛苦、和脆弱的一面。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李大钊带领学生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抗议。谁曾想，演变成暴力镇压，死伤百余人，而这一天也被称为“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面对47个鲜活生命在眼前离去，李大钊一言不发，除了震惊、愤怒，更多的是无能为力。直到在医院看见心急如焚的妻子，他才缓过神来，在医院的走廊上，他靠在妻子肩头哭着问道：

“为什么我们没有枪？为什么没有枪？”

是啊，那一刻，他觉得也许有枪，这47个学生就不会死，也许有枪，中国就能腰杆再挺直些，不会任人宰割。

只可惜，在那个年代，革命者只有一腔热血和理想，其他却一无所有。

正是这全方位的人物解读，让他不只活在苍白的文献史料里，更是在一血一泪中变得更加鲜活。

鲁迅先生十分喜欢李大钊这位老战友。

1933年5月，他在《守常文集》的序言中写道： “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他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这也恰恰印证了电影的英文名“The Pioneer”，译为“先锋”、“先驱”。在那个黑暗时代，他想为人类“盗”取火种，带去光明的“普罗米修斯”。

他是先知，更是伟大的殉道者。

在就义前，他边剃发，边与大家谈笑风生，仿佛那一刻死亡离还他们很远。生在乱世，必将有人为革命铺出一条光明之路，就像他说的：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于是，李大钊先生摘掉眼镜，带着信念从容地走向绞刑台。

其实，他本有一次可以逃生的机会，却毅然拒绝。李大钊先生说：

“如果我死了，可以唤醒那些麻木的人，能够让那些同志更奋进，我可以去死，我应该去死。”

李大钊去世之后，她的妻子赵纫兰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买口棺材，让他入土为安，但就是这么简单的愿望，她用了5年时间，才把钱凑齐，让丈夫长眠在了万安公墓。

看完电影，想起他的《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正是你们的前赴后继探索救国之路，才有了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百年前的那条通往美好未来的路，我们替您看见了。

而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也许就是影片最好的续集：

我们活在了革命者的理想中，他们活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星辰不再陨落，伟业代代相传。

这盛世，如您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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