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大卫油画（艺术是有力量的）

如果艺术能让你快乐，是否也能让你变得善良？如果艺术能让你狂喜或伤心落泪，是否也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杰出的公民？优秀的宗教画可以拯救灵魂于罪恶，现代世俗画是否同样具有如此的扭转性力量：拯救灵魂于自私？艺术的力量是否应该参与对权力的角逐？

对所有这些问题，雅克-路易·大卫都给出了坚定不移的回答：是，至少在他最重要的生活阶段——法国大革命期间。

因此，他的画——英雄、受害者和殉道者——昭示着不容置疑的归属感。那些画在说，进入我们的世界吧！

大卫理应把自己看作一个重生国度的人，但是他投身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却非常古老：传递道德拯救的信念。

他最喜欢的画家弗朗索瓦·布歇在专业领域已经臻于完美，然而他所做的只是供人消遣，就像《墨菲小姐》一样，只留给世人一个害羞的背部。

《墨菲小姐》弗朗索瓦·布歇，1751年，布面油画德国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博物馆

正如画中地板上绽放的花一样，虽然被摘下来了但还保留着芳香。无论你怎么欣赏，画终究是取悦于人的；然而就像这个女孩一样，只适宜于私下赏玩。

哲学家和评论家丹尼斯·狄德罗写道：“布歇什么都具备，只是缺乏真相。你在哪里见过如此优雅、穿着奢华的牧羊女？在哪里呢？农村、桥下、杳无人烟的地方，女人、男人、孩子、牛、羊、狗？你感到这一切非常荒谬，然而你还忍不住观看，这真是个令人愉悦的恶习。”看来，布歇胜出了。”

大卫必须首先证明自己。他早期的作品热情有余，但受肯定的不多。题材都是表现高尚道德情操的：有许多罗马建筑（圆柱、雕花）和临终场景，后者由于包含了牺牲和眼泪等元素，而成为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

《塞涅卡之死》1773年，布面油画，法国巴黎，小王宫博物馆

在1781年，大卫画出了让所有人，甚至是最不可能的人——狄德罗——都认为是法国一直在期待的画：既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又有让人揪心的情感力量。

当人们看到他的那幅《贝利撒留在乞讨施舍》时，几乎人人拭帕、泪眼婆娑。

《贝利撒留在乞讨施舍》1781年，布面油画，法国里尔，高雅艺术博物馆

画中，失明的老兵用他的头盔作为乞讨的碗，有一个天使一样的孩子在帮助他。

他们处在高大威严的古典立柱之下，看起来真的是催人泪下。罪行的主谋虽然没有在画面中，却也很清楚，是心胸狭窄的皇帝。

大卫对画面的背景处的士兵的细节描写很生动，他扬起手，很震惊的表情，显然认出了他的老上司，尽管略显做作，不过却使得这幕道德剧得以完美呈现。

它具备了一切：普桑的节制的线条和色彩，年轻人的美丽，女人的美德和慈善，受伤的爱国将士，对于不公正的愤怒，一座庙宇，方尖碑、赤足、粗糙的手以及柔顺的心。

被感动的狄德罗认为这幅画的作者具有最重要的东西——灵魂。

尽管当年的最大奖颁给了弗朗索瓦—纪尧姆·梅纳乔的《莱奥纳多死在弗朗索瓦一世怀中》，大卫的画作还是为他赢得了进入卢浮宫的资格，并顺利从学院毕业。

《贝利撒留在乞讨施舍》之后的两年，大卫找到了一种确切的表达程式：另一个带有羽饰的头盔（这一次是用马的尾巴作为头盔的装饰，如此一来，善于施教的父母们就可以让孩子们明白《伊利亚特》中的英雄赫克托尔的命运），美丽的女主角抬眼望着上帝，哭泣的孩子爬向母亲索要安慰。

1783年，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一具有着完美胸肌的尸体，他美丽的妻子在为他默哀。

《安德洛玛克的悲伤》1783年，木板油画，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大卫将爱国主义和法国国内充满着血与泪的剧变结合起来，一路向前，直到那些不朽的革命性的杰作诞生。

安吉维勒斯侯爵也注意到了大卫。在下一季的沙龙展览中（1785），大卫被委托画有关古罗马的荷拉斯的故事。

这个题材对他再适合不过了，于是他重返罗马。一场罗马荷拉斯家族和敌对部落库里阿提之间的战争体现在几位英雄身上。

对于很多罗马人来说，父亲让自己的儿子为国献身是很正常的。然而，这般钢铁意志又交织着家庭的温情，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罗马姐妹之一——卡米拉与库里阿提家族三兄弟之一有了婚约。她在看到死于战争的未婚夫的尸体时，不禁号啕大哭。决斗中唯一活着归来的荷拉斯兄弟之一——荷拉提乌斯将她的哀悼行为视为对家族的不忠和软弱，并残忍地杀害了妹妹。当人们指摘荷拉提乌斯的杀戮行为时，他的父亲公开维护儿子，并视之为爱国的义务！

画中的父亲以防护性的姿态站立在三兄弟面前，他女儿的尸体则被丢弃在台阶上。这足以展示出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题材。

不过，大卫的这幅画表现的是故事更早期的部分，即父亲紧握出鞘的剑，发誓他的儿子将为祖国而战，或为祖国而死。

《荷拉斯兄弟的宣誓》1784年，布面油画，巴黎卢浮宫

这是兄弟情谊、男人爱国盟约的声明：三个男人融为一体，一个人的手搭在他兄弟披了甲胄的手腕上，他们的腿坚定有力地站立着，步伐一致，右臂伸出，与父亲和祖国一起宣誓。

父亲的肩膀上披着血红色的斗篷，这是整个黯淡画面中的一处鲜亮印记。

画面中的人物处在一个缺乏纵深感的类似于舞台的空间中，三个拱门、三个兄弟、三把剑、三个哭泣的女人［像希腊神话中的尼俄伯］。

萨宾娜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坐在椅子里，椅子上覆盖着红色的布。她是库里阿提家族的女孩，嫁给了荷拉斯兄弟之一。她的悲伤是无疑的，因为她注定要失去自己的丈夫或是兄弟，或者都失去。

她旁边的是卡米拉（穿着天使般的白色衣服），预示了她的未婚夫的死。

两个对立的家族注定了这两个女孩的悲惨命运。

第三个女人是一个护士，她正抱着两个男孩。其中一个男孩的头部背对着宣誓的场面，而另一个睁大着眼睛目睹眼前的一切，似乎注定成为又一个为国献身的爱国者。

在画《荷拉斯兄弟的宣誓》时，大卫的第二个儿子即将诞生。儿子们的形象在画家的脑海中，渐渐化作了画中爱国者的炮灰。

这幅画前所未有：在大卫还没有参与国内的革命之前，先来了一场艺术界的革命。

他知道这次成功了。罗马的朋友和学生不断鼓吹这幅画。人们陆陆续续获准来到画室参观这幅伟大的作品。

他把这幅画送到卢浮宫的沙龙。尽管作为一次皇室的命题作业，这幅画有特殊的尺寸规范，不过，它还是太大了，而且提交的时间超出了预定期限。

尽管如此，大卫还是为它争取到了沙龙展的一个中心位置。当然，这一切还不足以让大卫变成一个革命者，直到四年之后，“攻陷巴士底狱”的事件发生，它几乎一夜之间确立了大卫的社会地位。

有人认为，尽管大卫可以得到他所希冀的所有的官方认可和褒奖，但是他更在意于政府和皇室的看法。

最后，一共有6万人参观了1785年的沙龙展出。《荷拉斯兄弟的宣誓》让所有其他的画作黯然失色。从此以后，大卫开始为“国家”作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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