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楼文化与青楼女子的关系（古代所说的青楼）

古龙说，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有两个，一是杀手，一是娼妓。

春秋时期以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类似职业已在中国出现，王叔奴著《中国娼妓史》认为，商代的“巫”是最早的性工作者，类似古巴比伦侍奉神祗的“庙妓”，男子与她们发生性关系，借此获得神的眷顾，他称她们为“巫娼”。但不少人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那时的男子能否过一把种马小说男主角的瘾，主要取决于身份。身为穿越者，假如你运气奇佳，直接穿越成天子，不用说，后宫有的是侍女、歌舞伎，只要乐意，总能把自己熬成药渣。她们地位远比后妃要低，已经具有了性工作者的部分性质，后宫也因此往往成了货真价实的销金窟。

比如拜《封神演义》所赐而名声大噪的商纣王，那些荒唐事虽然大多是后人编排的，但他的穷奢极欲的确在《殷本纪》有载：“（纣）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段描写中的沙丘宫，颇有古罗马浴室纵情声色的味道，套用《鹿鼎记》韦小宝第一次看到皇宫时的评语，“好大的妓院！”

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田常则把自家开成了准妓院。《田敬仲完世家》记载，此公一心取代姜氏政权，为了扩大势力和收买人心，特意在国中选了上百位身高七尺以上的美女置于自己的后宫，允许宾客舍人随意出入。不难想象这一决定会多受欢迎，这一拼命往自己头上戴绿帽的行为，使他有了七十多个“喜当爹”的儿子，也在后来的“田氏代齐”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舍小我为大我的爱心人士终究是少数，大部分诸侯大夫蓄养歌女倡优还是特供自己享乐，各国后宫的蓄女标准是“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与之相对的是大批平民男子娶不到老婆，墨子批判这种性资源严重不平衡的状态时说，“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

假如现世身为宅男的你，没有穿越成那个时代的统治阶层，恐怕还是只能当郁达夫那样的剩男，并整天在性压抑中一边自己动手一边悲愤高呼，“祖国啊祖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

好在，普通民众也能光顾的风月场所，春秋时期已正式出现，地点恰是齐国。创办者也是一对名垂青史的明君贤臣组合，这对CP（误）正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小白，以及大改革家、大经济学家，齐相管仲。

齐桓公与管仲，一起治过国，或许也一起X过X

这样的举措由齐桓公推行毫不稀奇。此公固然强齐于一代，生活作风却也继承了家族的放浪不羁（有兴趣的可以查查姜齐公室的历史，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他对管仲坦言，自己有三大缺点，一是不幸喜欢打猎，打到天黑也不回来；二是不幸喜欢喝酒，黑天白夜的喝，最狠的是第三个，“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管仲则以牧师听忏悔的口吻，开导这位该看德国骨科的君王说，您的爱好“恶则恶矣，非其急也”，因为“人君惟不爱与不敏不可耳。不爱则亡众，不敏则不及事。”话倒是也没错。

私生活的糜烂倒不代表此公无视民间疾苦。《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齐桓公有一次微服私访，看到一位七十岁还打光棍的大爷鹿门稷，回来又问他的生活顾问管仲，怎样解决类似社会问题，管仲回答，“宫中有怨女，则有老而无妻者”。齐桓公因此下令，宫中自己还没睡过的女子可以出宫嫁人，这在当时的统治者中算少数有良心者。这样看来，他开设国营妓院也未尝没有拯救万千屌丝于水火的意图，果真如此，诚可谓功德无量矣。

不过按《战国策》的记载，当时君臣二人是比着赛“作”的。齐桓公在宫内设了七处市场和一大批“女闾”，这是那时对妓院的称呼，按字面理解为，以女性为户主的人家聚居的地方。在国人看来，市场是藏污纳垢之地，治安很差，“女闾”更是伤风败俗，他们因此意见很大。结果管仲听说后，也给自己建了奢侈的“三归台”。这处建筑在《史记》《论语》《韩非子》《说苑》中都有记载，可信度应该比较高，不过《战国策》把这一举动解释为，管仲此举是为了掩饰齐桓公的错误，让老百姓骂自己而不骂国君，未免有些牵强，很可能是在给仲父的奢侈生活找个台阶下。

这批“女闾”共有七百家（也有说三百家），《周礼》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这样一算，一闾为二十五家，七百女闾就是一万七千五百家，显然是个惊人数字，不知是夸大还是另有算法。除了造福国中男性，它们最大用途是为国家增加税收，清代周亮工《书影》写到，“女闾七百，齐桓征夜合之资，以佐军兴。”褚学稼也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意思是说，“女闾”上缴的税金，成了“花捐”的雏形。也因为这一举措，管仲被尊为娼妓业的鼻祖，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

百姓有了去处，国家增加了税收，不考虑道德因素（事实上那时人们好像确实考虑不多），可谓皆大欢喜。本就热衷此道的齐桓公也少不了与民同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就称他“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俨然一副游龙戏凤的浪荡子形象，与一千多年后的正德皇帝多有相似。吕思勉先生更认为，那时的集市与“女闾”一样，属于淫乐之地。他为此举例，《商君书垦令》有一句：“令军市无有女子”，又说“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人们一般把“淫”解释为贪图安逸，但如果按字面来理解，意思一下就变了。换个角度想想，倒也说得通，都是在“卖”嘛。

越王勾践则很可能创立了专门面向士兵的营妓制度。被吴王夫差击败后，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举措之一，就是把一些犯过罪的寡妇安置到独山，“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说得文绉绉，其实意思很明白，这事在《吴越春秋》《越绝书》里都有记载。不过这时应该只是一种应急式的措施。

汉武帝则正式确立了这项制度。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既爱（夺）江山也爱美人，自称“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营妓制度相当于把他这两大爱好结合了起来，这就是《万物原始》所称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

营妓的来源有可能是女乐、寡妇、官奴婢、女俘、罪犯妻女等。后来大将李陵领军奇袭匈奴，意外发现有很多女子藏身战车中，她们都是因丈夫获罪而被流放到边界，又被部下偷偷带入军中，很可能都是营妓。结果很不幸，这些女子被李陵根据“削弱士气”的迷信全数斩杀。

战国时代，城市经济开始繁荣，齐国都城临淄的道路上“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箫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城市人口也大量增加，临淄就号称人多到“联袂成风，挥汗成雨”，这也给风俗业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土壤。

另一方面，各国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很多小国先后灭亡，不少诸侯公卿家道中落，他们家中的那些歌女倡优肯定有不少流落民间，很可能因此形成了第一批私娼。

事实上，“娼妓”的确来源于“倡伎”，即女性的歌舞表演者，《后汉书梁冀传》已出现这个词：“冀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

也正是因身怀一技之长，这些女子的“从业模式”和如今人们熟知的并不相同。古装剧公认最滥大街的台词之一是，“客官自重，小女子只卖艺不卖身。”在那时，“不卖身”的可能性不大，“卖艺”倒确实是她们的主业。

赵国的风俗业在当时公认最发达，《货殖列传》描写，赵国中山一带的女子擅长弹着瑟、拖着木屐，到处游走，去向富贵人家献媚，也多被选入各国后宫。另一句描述是，她们精心打扮，弹着琴，舞动着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神挑逗，用心勾引，不远千里地外出，而且不挑顾客的老少，只一心谋求富贵。太史公还感叹，“用贫求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显然，她们首先还是以“人民艺术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

过硬的自身条件和对顾客一视同仁的服务态度，打造了赵女的品牌。《战国策》称赵地“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这一认知还得到了朝廷的官方认证，李斯《谏逐客书》中说，“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不”在这里只是虚拟语气，假设的意思）。估计当时赵女的刻板印象类似于现在的日本女人，光是提起来就能让万千狼友虎躯一震。

最最重要的是，好几位在史书中艳名远播的女性，都出自赵地。名气最大的首推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其次是赵武灵王的王后孟姚，末代赵王迁的生母则明确有做过“倡”的黑历史，连名号都是“悼倡后”，柏杨刻薄地称她儿子为“XX养的”，赵悼襄王想立她为后时，大将李牧明确表示了反对，理由正是此女名声太差。很少有人注意的是，祸乱楚国宫廷、害死春申君的李园兄妹也是赵人。后三位女性都被东汉刘向在《列女传》中钉上了“孽嬖传”的耻辱柱。

直到汉武帝时期，赵地依然以出美女著称，最有名的就是李夫人。她和哥哥李延年出身中山地区的倡家，为了打出妹妹的艳名，李延年特地在皇帝面前唱了那首著名的《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就是“倾国倾城”的由来。

最后，阅女无数的汉武帝果然折服于她的美貌，直到李夫人病逝后还念念不忘，特意让人在甘泉宫画了一幅她的画像。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卖艺”都被“倡”们排在“卖身”之前，也许是随着这一行业逐渐繁荣，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从业者”不是选择提高自身素质，而是降低投入，由此变为以卖身为主、卖艺为辅，“倡”也逐渐演变为人们熟悉的“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