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的老匠人（消失的老匠人和新）

文/刘曙文

消失的“小工匠”

生活在长沙老城区的40后50后的朋友们，回忆起儿时走街串巷，热情上门服务的各类小工匠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记忆犹新；他们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肩挑工具箱活跃在街头巷尾，是靠双手讨生计的手艺人。他们极具个性特色的吆喝声也是各自行当的广告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部分小工匠失去了业务，逐渐淡出了市场。回忆小工匠们各具特色吆喝声和当街作业场景，也是一件趣事。

箍桶匠

箍桶匠是一个古老的行当，其制作起源时间已无从考究。古时候，人们洗脸、洗澡都钟爱木桶，木桶凭借着自身坚固耐用、工艺精致、物美价廉的特点，成为寻常百姓家中必备的家居用品。

箍桶修桶是一门独特的技术，属于木匠分支中的圆木匠，是专门制作水桶、马桶、脚盆等圆形木质日用生活容器的行当。

上世纪70年代以前，长沙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少有铝制品、不锈钢、塑料等现代材质制作的生活容器，最为常见的就是木制容器：如饭甑、水桶、马桶、脚盆、洗脸盆、洗碗盆等等。这些圆形容器都是由箍桶匠制作的。

木质的容器由于结实耐用，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按照旧时的风俗，南方地区的女儿出嫁时更少不了箍桶匠精心制作的嫁妆三宝；脚盆、水桶和马桶。当时脚盆称作“聚富宝盆”， 期望富足又安康，因五行中“水”主财，故水桶被称作“财势宝桶”，象征财运亨通。

我国古代民间使用的马桶是一种带盖的圆形木桶，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马桶”这个名称。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著《归田录二》一文中所述“木马子”， 在《辞源》中对其解释为木制的马桶，这也是对这个行当物件最早的文字记载。马桶被称之为“虎桶”和“宝桶”，寓意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长沙市早年也有不少箍桶匠行业的小工匠，他们除了开设小作坊制作木制圆形容器以外，还有一部分走街串巷修理提桶、脚盆。当年，在街头巷尾。时常会听到这样的吆喝声“箍……桶……嘞，修提桶、脚盆！……脚盆提桶换底嘞……”这就是箍桶匠在走街串巷招揽生意。

箍桶匠们挑的担子一头是椭圆形的木桶，桶盖可以自由开启，主要是用来放置各类工具，也可以当作凳子使用，担子的另一头竹筐里则放着材质不同的箍料、木料。

箍桶的技术不是一般木匠所能做的，其奥妙就在于用土法计算圆周率，还要加上经验，灵活操作才能箍得牢，不漏水。尤其是箍马桶、提桶等中间呈圆鼓形的桶，更加需要精确用料，精心计算。制完后再刷上桐油，这样才能经久耐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搪瓷、铝、塑料、不锈钢等新型材质制作的水桶、脸盆等生活器具被人们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特别是家庭卫生间的革命，抽水马桶、陶瓷面盆、陶瓷浴缸等卫生洁具的出现，使得木质的马桶、脚盆等古老的木制容器，逐渐退出了生活舞台，成为城市记忆史册里的一个记忆点，而在市井坊间早已见不到箍桶匠的身影了。

补锅匠

“补……锅……哎，有搪瓷脸盆、洋瓷霸缸，饭锅、炉锅、菜锅要补的不嘞，补……锅……哎……”， 著名表演艺术家李谷一主演的花鼓戏《补锅》中补锅匠李小聪经典的吆喝声，再现了当年补锅匠的风采。

补锅，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行当。补锅匠，长沙人俗称为“镥锅匠” 。上世纪90年代前，长沙市的大街小巷常见补锅匠的身影，他们肩挑小火炉和工具箱游走在长沙市的大街小巷，边走边悠悠地吆喝“补……锅……嘞……”，嘹亮又带有韵味的吆喝声常常响彻在街头上空，渐渐传到巷尾深处。

在吆喝声召唤下，家庭主妇们纷纷将家中破了洞的菜锅，开了裂的炉锅拿出来，拥向补锅匠。

接到生意的补锅匠就在路边支起小火炉，拉起风箱，在熊熊燃烧的炉膛内放置一小坩锅，将废铁片融化成铁水，再将铁水珠凑近铁锅待补的位置，用布棍对准铁水使劲压下去，并快速地旋转，来回摩擦使铁水与铁锅的内表面齐平，锅上的破洞倾刻被铁水堵得严严实实，锅就补好了。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修修补补日常生活用品是人们的首选，所以一般人家都不会在铁锅有沙眼或者渗水后就扔了重新买，总会将就着用，等待补锅匠的到来。修补是一种节俭，是一种珍惜，却也是贫穷生活年代的无奈之举。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收入也普遍提高，城乡用铁锅的数量急剧减少。塘瓷锅、高压锅、电磁锅等新产品纷纷进入普通百姓家庭，各家铁锅损坏后便当成废品处理了。补锅匠失去了业务，自然也就在大街小巷上消失了。

染匠

染匠也叫染布匠，是旧时上门给人染布为生计的手艺人，这个行当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没见过。

在成衣还未普遍流行前，市民做衣服的布料有的还是白泵布，这就需要染布匠染色。或是对穿过的旧衣服颜色不满意，也会请染布匠再漂染。在50、60年代，长沙大街小巷上经常听到染布匠的吆喝声：“染衣……染裤……还染布嘞……”

染布匠的工具很简单：小火炉、铁罐和数种基本颜料。他们上门染布时，先把颜料注入水罐搅匀，然后放进布料，加热再浸泡一个小时，便完成了。

那年代中国人人多穿蓝，黑色衣服，土法染蓝特别流行。由浅而深的颜色依次是浅蓝、深蓝，最深的蓝色近于黑色，称为“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词语显然是染坊中的经验之谈而演变。

在改革开放以前长沙市民很多人家都有请染匠，或者自己买颜料在家中煮染旧衣裤的经历。改革开放后，这一习俗和染匠这个行当早早就销声匿迹了。

铁匠

铁匠也是一门古老的行当，铁匠一般都有一个自己的铁匠铺。我曾住过的北正街和丝茅冲都有铁匠铺，铁匠使用一座火炉来煅烧铁坯，配上手拉的风箱，还在炉前装一大铁毡。靠大、小铁锤在铁毡上打造出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丝茅冲铁匠铺打铁师傅是一对父子，父亲掌钳看火候，儿子拉风箱打大锤。炉内烧着铁块，火焰红光闪闪。大锤小锤交替发出清脆的锤击声，常常引得路人驻足观望。“打铁冒得巧，大锤跟着小锤跑” ，这就是铁匠师傅授徒的行话。

随着机械化在各个领域的普及，铁匠失去了业务，这个行当也逐渐消失了。

逐渐消失的还有篾匠、漆匠、修理棕棚子等小工匠。

消失的“新职业”

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统计，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职业从数量和内涵发生着转变，一批曾经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新职业”也逐渐消失。

公交车售票员

1960年代，作曲家晨耕创作的一首老歌《歌唱光荣的八大员》，40、50后的朋友都非常熟悉，以这首词曲为主旋律的各种类表演唱曾在全国各地风靡一时。歌中所唱到八大员是：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其中售票员的一段唱词是“我的车号103，专接同志们上下班……” ，说的正是公共汽车售票员。

这是一个迎着朝阳起，伴着月亮归，不知何为节假日的工作。他们起早贪黑，两点一线，工作平淡而琐碎。他们不但是售票员，还是车上的治安员和矛盾调解员。售票员把守在车门口，当发现有扒手企图混上汽车行窃时，老练的售票员会及时提请乘客：“人多拥挤，请大家注意自己的荷包！”

那时，公共汽车上实行单次售票和月票两种形式。因为两种票面不同，好事之徒也会借机弄出事端。有一次我在黑石渡乘坐三路公共汽车，同时也上来了一位农民伯伯，因为是起始站他也高兴地坐上了座位。

不久，上下班的人们蜂拥而上，整个车厢挤得满满的，这时只见一位小青年挤到农民伯伯面前问道：“你的票呢？”农民伯伯老老实实地把那张一毛三分钱的汽车票拿出来。小青年狡诈地一笑，说道：“快站起来，你这是站票。”随即小青年扬起贴有照片的月票对农民伯伯说：“你看这才是坐票。”

老实巴交的农民伯伯正站起来准备让座，这一幕被售票员看到了，及时制止了小青年的胡闹。售票员周到的服务也缓解了很多乘客间的矛盾。

2001年，公交IC卡自动收费系统开始进入长沙公交系统，公交车IC卡是一种非接触式数据卡，较好地解决了人工收费系统“找零难、点钞难、验票难”等问题。乘客上车时自动刷卡，以IC卡作为电子车票。公交公司并取消了已实行40余年之久的汽车月票，逐步实现了公交车上无人售票。公交车售票员这个职业也自然消失了。

打字员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电脑、打印机、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打字和印刷是完全靠手工在腊纸上刻字和油印才能完成的。这种设备和工艺，如今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了。

在那个年代里，文稿大多是采用刻钢板（在腊纸上刻字）或使用铅字打字机。人们常把刻字叫做刻钢板。其实，就是将蜡纸铺在带有网纹（刻度）的钢板上，用钢针笔在蜡纸上刻字或刻画。由于钢板上布满了凸起的网纹，在钢针笔尖与钢板网纹的作用下，蜡纸上的蜡质层被划破，便露出刻好的字体。

刻字时力度要恰到好处，如果刻的太轻、太浅，油墨很快就会将蜡纸上刚刻出的字和配图的凹槽填满，如此一来，印出来的文档就模糊不清。如果刻的太重、太深，就容易穿透纸背，戳破蜡纸。

采用手工油印时，把刻好的蜡纸安装在网框上，手握墨辊在网框上往返滚动，在墨辊的挤压下，油墨透过蜡纸刻出的图文区域，传到承印白纸上，即完成印刷。

除手工刻写蜡纸版外，还有一种中文（英文）铅字打字机，这种老式打字机恐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手工打字机铅字盘上的字都是反字，全凭打字员对铅字盘中汉字的位置来记忆。

30多年前，这种中文打字机可是各级党政机关、院校和工矿企业下发与上报文件的重要工具之一。铅字打字机还需要配备专门的打字员。当年打字员工作岗位可是个香饽饽，对普通人群来说，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上世纪90年代初，电脑、扫描、传真、打印、复印一体机进入了运用市场，文字处理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自动化。风行了几十年的刻钢板、腊纸、油印、手工中文铅字打字机，正式退出了文字处理应用行业，打字员这个职业也自然消失了。

电话接线员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电话没有自动交换设备，要靠人工转接电话。最初时期，须用户摇动电话的发电手柄连接到电话所的话务台，接线员根据你需要接通的地方，将线路插向被叫方线路的插孔里，双方才能实现通话。

1950年长沙警备区、市公安局和省人民银行3个单位率先装设了人工转接小交换机，长沙人称之为“总机”。外线来电话先要拨总机号码，通过接线员转接后才能实现双方通话。

有的单位还设立了总机室、电话班，电话接线员开始职业化。

电话接线员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工作稳定又体面。电话接线员大多都是以音色好的年轻女性为主，她们都经历了政治审查、家庭背景审核、声音测试等一系列筛选方能上岗。争当电话接线员是当年许多年轻女孩梦寐以求的心愿。

至1987年，全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院校和较大的工矿企业共装人工转接小交换机达到283户，分机电话42144门，电话接线员已逾千人。

1984年10月，长沙引进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程控数字电话设备，开始了对人工转接小交换机更新换代工作。同年，市电信局成立了73专用市内电话分局，该局主要任务是为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来湘的中央领导架设保密专线的机要通信服务。他们率先在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安装程控数字电话，实现了取消人工转接。

后来该项业务从电信局分离，单独成立湖南省电信保密局，改由省委办公厅直接领导。我在长沙市七中的同班同学胡锡泉就任该局局长。

胡锡泉是1968年下放常德农村的知青，后招工进邮电局分配在安装公司“爬电杆”。他身强力壮又勤快，辛苦奋斗二十几年被评上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邮政、电信分家后，他任市电信局安装公司经理，后从长沙市电信局安装公司经理岗位调任省电信保密局局长。

长沙引进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程控数字电话设备后，程控数字电话逐步替代了人工转接小交换机，各人工转接小交换机使用单位相继撤销了总机室，电话接线员的职业也逐渐随之消失了。

电报收发员、投递员

我国民用电报业务统一归口电信部门管理，在电话未普及的年代，电报是最快的远距离通信方式。电信局设有专职的电报收发员将汉字译成电码发出，或接收电报后，再将电码译成汉字，交送收电报人。邮电代办所收到顾客电报文本后需用电话传递给中心局发报。

电报代码由1 2 3 4 5 6 7 8 9 0十个数字组成，为保证电码数字不会被误传，将1 2 3 4 5 6 7 8 9 0十个数字读成：幺两三四五六拐怕狗洞。如：“两五洞四：四六三四：洞狗三两：幺三六拐；洞怕三四”，翻译成文字就是“春节回家吗”。至今人们仍习惯将1读为“幺” ，如139读成“幺39”，110读成“幺幺0”，也就是沿用了电码数字读音。

为尽快将电报送达收件人手中，电信局还设有专职的电报投递员，他们骑着单车或者是摩托车，不分昼夜地将接收的电报及时送达收报人手中。在长沙大街小巷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也会听到一阵“突……突……突”的摩托声过后，随之又传来电报投递员大声的呼叫声：“X号王某某收电报……”

长沙城区范围共设有五一路、侯家塘、火车站、溁湾镇、丝茅冲5个电报投递点, 投递面积达80平方公里，基本覆盖了长沙市。

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电话网络数字化及互联网上线，QQ和微信的普遍应用，实现了“天涯若比邻” 的美好愿望，让地球变成了地球村。现代的小青年甚至不知道电报曾经是当年一种主要的民间通信方式了。民用电报业务已被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自然淘汰，大多省市甚至已经取消民用电报业务。专职的电报收发员、电报投递员也自然消失了。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编辑 | 明明。图源网络。图源网络，仅供参考，非长沙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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