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间轴中西方对比（西方与东方的现实与思想分野）

第十章 西方的穆罕默德

1

对在帕尔米拉的废墟中沉思的伏尔内而言，现在整个亚洲似乎都成了废墟。它有历史，却没有现在，而且从现状看，也不会有未来。两个多世纪以来，奥斯曼人用简单和残忍的行为将拦在眼前的一切横扫一空。但是，到了 1780 年，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表面看来不可一世的“高门”的帝国已经不可挽回地踏上急剧衰落之路，现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走向最终的瓦解。和所有帝国一样，土耳其人的帝国也是通过强行将不同的民族捏合到一起而形成的。欧洲人普遍认为，奥斯曼人是通过威胁和压迫的手段维持着帝国的统一的；他们的奴役导致了希腊人、埃及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部分匈牙利人，以及居住在叙利亚和今日伊拉克地区的历史更悠久、更伟大的阿拉伯哈里发国的后裔们的衰败。解放他们，启蒙的欧洲高呼，他们将重建曾经的伟大国度。伏尔内预测，所有专制国家都无法逃避的终极命运很快会降临到“新月帝国”的头上，“从帝国的奴役中获得解放的各民族将会恢复他们以前的身份”。伏尔内宣称，现在只需“一个品德高尚的领导者”和“一个强大而且公正的民族”挺身而出，来完成这项任务。¹但是谁会是那个领导者和那个民族呢？

截至 18 世纪中叶，尽管奥斯曼人尝试要实现军事现代化，他们还是分别于 1718 年和 1730 年惨败在波斯人手上。帝国的宿敌奥地利人、俄罗斯人和饥饿的北欧群狼开始从西面迫近跛脚的巨人。1768 年，受到法国怂恿的苏丹为了防卫波兰-立陶宛联邦而向俄国宣战。战争的结果对奥斯曼人来说是灾难性的。胜利的俄军通过巴尔干半岛向东行进，在乌克兰的科丁大败土耳其人。1770 年，他们在普鲁特河边的卡胡尔（现属摩尔多瓦）再次获胜。同一年，一支俄国舰队驶入地中海，帮助他们的正教教友反抗奥斯曼统治者。叛乱在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阿尔巴尼亚爆发。7 月 5 日，奥斯曼舰队在离伊兹密尔不远的切什梅港附近水域全军覆灭，大约有 5000 名土耳其水手丢掉了性命。欢呼雀跃的基督徒认为这场胜利完全可以和勒班陀海战相提并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俄国人似乎要剑指伊斯坦布尔。当年晚些时候，一支俄国军队侵入克里米亚半岛。

然后，在 1774 年 7 月 21 日，刚刚在多瑙河以南的苏沃罗沃和舒门的两场战役中惨败的苏丹不得不和沙皇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合约中的条款甚至比 75 年前的《卡洛维茨条约》更加屈辱。根据合约，俄国人可以自由进出黑海和地中海，可以代表奥斯曼帝国内的俄罗斯正教徒社群发声，直接干涉奥斯曼内政。此外，条约还规定奥斯曼人必须要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支付战争赔款。

条约更加古怪的后果之一，是将奥斯曼苏丹创造为，或者说再创造为“苏丹-哈里发”。尽管自苏莱曼大帝以来的历任奥斯曼苏丹都同意自己被称为“哈里发”，但是没有哪一任苏丹正式接受过，或好好利用过这个头衔，也没有人试图将奥斯曼帝国重新定义为哈里发国。在法国驻土耳其大使圣普列斯特伯爵弗朗索瓦·伊曼纽尔·吉尼亚尔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建议下，条约增加了一项条款，宣布苏丹对帝国内外的所有穆斯林拥有宗教管辖权，“（他们）要服从……至高无上的哈里发……如同他们的宗教规定的那样”。这样的规定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通过对哈里发和教皇的似是而非的类比，苏丹被确立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正式守护者，而且是被他的基督教敌人确立的。

后来的苏丹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圣普列斯特条款后来又被加入其他几个条约里。从 1808 年马哈茂德二世登基开始，苏丹要在继位仪式上佩戴哈里发欧麦尔的剑，1876 年奥斯曼宪法宣布，“至高无上的哈里发苏丹陛下是穆斯林的宗教的守护者”。

所有这些导致了一场被称为“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运动的兴起，它激起了奥斯曼苏丹再度统一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的野心，希望能以此洗刷败给西方敌人的耻辱。2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也严重影响了苏丹-哈里发...

《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也规定苏丹必须承认克里米亚汗国“独立”。人们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该条款不过是随后在 1783 年发生的俄罗斯全面吞并克里米亚的序曲。对土耳其人而言，正如后来伏尔内所评论的，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把他们（指土耳其人）的敌人引入帝国的心脏地带，让他立在首都的大门外”。它使奥斯曼人品尝到了“一个令古老强权感到屈辱的苦果”。⁴

其他欧洲国家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俄土战争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对它们而言，《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和随后的丧失克里米亚半岛，似乎开启了土耳其帝国的末日。身在伊斯坦布尔的圣普列斯特伯爵催促自己的国王，要抢在俄罗斯人、奥地利人之前积极地肢解奥斯曼帝国，尤其不能让英国人领先一步。而他的目光落在了土耳其最富裕、最容易受到攻击和位于最西端的行省：埃及。

几千年以来，埃及一直处于东西方交汇的前沿。古代的法老文明为希腊科学奠定了基础，埃及的神祇和建筑风格通过各种渠道融入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在罗马和东方交往的过程中，“埃及热”是一个反复出现、常常令人生疑的主题。埃及是受古老的、神秘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权统治的土地，这样的形象一直流传到今天。不过，埃及其实并不是法老的半神秘之地，自公元前 5 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征服者们的战利品，来自东西方的移民一波接着一波涌到这里。它先是被阿契美尼德人占领，然后是亚历山大的短暂统治，接着是他的托勒密王朝继业者，随后是罗马人，再往后是阿拉伯人，最终是土耳其人。在 18 世纪 70 年代，统治着它的是马穆鲁克人，他们是在 12 世纪时随阿尤布王朝的哈里发们进入埃及的突厥、切尔克斯奴隶兵。1250 年时，马穆鲁克推翻了之前的主人，建立起一个军事寡头政权。正是他们在 1291 年最终将十字军赶出阿卡，并最终将十字军彻底赶出伊斯兰之境。1517 年奥斯曼人征服埃及后，马穆鲁克保住了权力，只是现在要受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帕夏的节制。但是到了 18 世纪中叶，奥斯曼政权急剧衰弱，帕夏实际上在开罗成了囚徒，苏丹只能时断时续地收到那里的贡金。

整个埃及被划分成 24 个省，由若干贝伊——奥斯曼帝国的地方总督——治理，他们之间冲突不断。1776 年，负责行政的易卜拉欣和统帅军队的穆拉德二人结成同盟，成功地赶走了其他所有人。从 1786 年到 1787 年，伊斯坦布尔政府试图再次控制贝伊，但是效果不彰。所有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欧洲人都很清楚，苏丹不再拥有控制实质上独立的封地军队的权力，而传统上奥斯曼帝国很多偏远省份都是通过他们来统治的。

1797 年，自 1795 年 10 月起开始统治法国的由五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派出陆军准将约瑟夫-菲力克斯·拉佐斯基前去土耳其，他的任务是调查当地的实际情况。次年 1 月，他回到法国，提交了一份报告，敦促法国政府同时占领埃及和希腊诸岛。他建议的出兵理由是，马穆鲁克自 17 世纪初以来一直骚扰在埃及和整个奥斯曼帝国经商的法国商人。这是一个蹩脚、谋求私利的借口，但是正如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夏尔-莫里斯·塔列朗指出的那样，在现阶段，法国人几乎不需要寻找任何借口。向盟友奥斯曼帝国传播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为其提供援助（虽然奥斯曼人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足以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辩护。

对未来奥斯曼帝国可能的命运越来越感兴趣的人中，就包括拿破仑·波拿巴。当他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拿破仑就开始关注东方。他称自己是狂热的“东方主义者”。大革命爆发前夕，他在科西嘉等待时机。他在那里阅读了马里尼的《阿拉伯人的历史》和托特男爵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回忆录》，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他还写过一个简短的“阿拉伯故事”《戴面具的先知》，内容是一个名为哈基姆的骗子发动了叛乱，反抗早期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它的文学性不高，大部分内容直接抄袭马里尼的作品，从事后来看，其中有些部分听起来仿佛是预言。拿破仑笔下的“哈基姆”和他自己后来在埃及扮演的角色非常相似。他“自称是神的使者，宣扬一种能够取悦大众的纯粹道德：无论地位和财富有何差别，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他在传道时常常提到的”。⁵

1795 年，拿破仑——或哈基姆——是一个没有正式职务的军官，为法国政府明显拒绝提拔自己而急躁愤怒，他当时确实在认真考虑只身前往土耳其，还曾经给伏尔内写信寻求建议。“只要环境能帮上一点点忙，”伏尔内在回忆和这位年轻的军官见面的情景时说道，“他将成为一个在亚历山大肩上长着恺撒脑袋的人。”⁶

这种痴迷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严肃的层面。东方是一个庞大的地方，当时人们仍然不太了解它，而波拿巴或许可以在那里实现自己巨大的野心。“对我来说，欧洲太小了，”据说他曾这样说过，“我必须去东方。”前往东方的道路要经过埃及。修道院院长纪尧姆·雷纳尔的《两印度群岛的哲学和政治史》是批判 18 世纪出现的欧洲殖民主义最猛烈的著作之一，也是拿破仑最爱读的书之一，在他详细记下的读书笔记中，有下面一段话：

埃及位于两洋之间，实际上是在东、西方之间。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打算在那里建都，将其打造成全世界的贸易中心。这位明智的征服者知道，只有通过连接亚非拉的埃及，他才能将自己征服的土地整合成一个国家。⁷

拿破仑总是幻想自己是另一个亚历山大。他也很清楚，如果能以埃及为基地骚扰地中海东部的英国人，它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和战略价值。它也可以被当作跳板，从那里出发，建立起一个新的亚洲帝国。拿破仑可以想象出一次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前进的法国人的远征，从埃及到叙利亚，再到波斯和阿富汗，最终将可恨的英国人赶出印度。它将是对 1763 年七年战争结束时法国遭受的羞辱的合理补偿。1797 年 8 月，在和奥地利签署《坎波福尔米奥条约》四个月后（该条约使法国控制了意大利北部绝大多数地区、奥属尼德兰、爱奥尼亚群岛，事实上结束了欧洲大陆的战争），拿破仑在给督政府的信中写道：“土耳其帝国正在一天天瓦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摧毁英格兰，那么不久之后，我们就必须占领埃及。”⁸

次年 2 月 9 日，担任法国驻开罗总领事超过三十年时间的夏尔·马加利翁给塔列朗送去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其中写道，根据他在埃及的长期经验，法国人的征服将会有极大的益处，“而不会遇到丝毫的困难”。他说，之前法国尝试征服东方伊斯兰教国家的十字军运动，实际上是由基督徒对亚洲贸易的欲望推动的，“宗教只是政治的借口”。他们的失败是由于自身的无能。“在小心翼翼地取得几次胜利之后，”马加利翁总结道，“人们本应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海岸上看到欧洲人的殖民地。”⁹法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是被浪费掉了；现在，新的机会不应该再被浪费。

塔列朗同意他的看法。五天后，他起草了一份全面入侵埃及的计划。他宣称，法国现在要颠覆东方的历史，正如它之前已经在西方做过的那样。“埃及曾经是罗马的行省，”他对督政府说，“现在它将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省份。”他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地补充道，罗马的征服使那个美丽的国家一度衰落，“但是法国的征服将使其走向繁荣”。¹⁰

1798 年 3 月 5 日，拿破仑被授予“东方军团”的指挥权，他的任务是入侵埃及，并以奥斯曼苏丹的名义废除马穆鲁克统治者，建立起法国的殖民统治，这一点似乎多少有些暧昧，因为它和法国作为苏丹盟友入侵埃及的借口相抵牾。

一旦这个目标得以实现，拿破仑的下一个任务是将英国赶出红海，占领苏伊士地峡。然后，如果条件允许，他将挥师东进印度，和马拉塔人以及被称为“迈索尔之虎”的提普苏丹的军队会合。

在过去三十年间，提普——之前是他的父亲海德尔·阿里——一直在和势力不断加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抗。尽管提普在 1792 年成功地击败了英国人，但是他迫切需要帮助，而且已经向法国求援了一段时间。

1788 年，路易十六保证他将获得法国人的友谊和军事援助，不过实际上他只得到了 98 名法国工匠、一些法国植物种子和一次法国塞弗尔瓷器的精彩展示。¹¹路易那时由于法国大革命而陷入窘境，只能眼看着提普在 1790 年的第三次迈索尔之战中失利，却无法施以援手。

现在，督政府接手了。他们送去几封信，鼓励印度人理解“当前我们正在欧洲给予（英国）暴君永久性的打击，这正是你们摆脱加诸亚洲身上的沉重枷锁的大好时机”。¹²

1799 年 1 月 26 日，拿破仑给提普去信，焦急地询问他现在的“政治局势”，并向他做出承诺，随自己前往埃及的“无敌的军队”，“全心全意地希望能够帮助您挣脱英国的铁镣”。¹³

不过，没有一封信被成功地送到提普的手里。它们都被英国人截获，然后被公之于众，以此来揭露法国人的伎俩。这些信件也为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口实，这样它就能撕毁和提普达成的停战协议，并对迈索尔发起最后攻势。印度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对自己的董事会说：“与自大英帝国来到印度之日起的所有阴谋相比，法国人和苏丹的意图都要更加庞大和险恶。”¹⁴

实际上，法国人和迈索尔的联盟从未像韦尔斯利宣称的那么具有威胁性。提普是穆斯林，虽然他曾于 1798 年 1 月派使团前往法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毛里求斯，为获取法国的援助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但是他也有足够的理由对法国人的行为和他们的长期目标保持警觉。法国人抱持的“文明”“平等”“博爱”“人权”这些理念，使他们成了现代西方的代表。相较于更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英国人，他们才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真正的敌人。尽管提倡西化的奥斯曼统治者塞利姆三世从即位伊始（和被刺杀前）就是法国坚定的盟友，他也给提普苏丹写信发出警告：拿破仑的军队正在对伊斯兰圣地构成威胁，提普苏丹应当为了帮助“穆斯林兄弟”阻止“物质主义者”破坏伊斯兰世界的完整而与英国人维持和平。和所有的奥斯曼苏丹一样，塞利姆也是“信仰者的统帅”和全体逊尼派穆斯林的领袖。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而且虽然和部分英国人所想的不同，他的话对穆斯林的号召力无法和 14 世纪的教皇谕令对基督徒的号召力相提并论，但是它们也不能被置之不理。

提普多少有些含糊其辞地向塞利姆三世做出保证，答应会尽其所能阻止西方无神论前进的步伐。然后，没到一年，他却发生了不幸。1799 年 5 月 4 日，他在都城塞林伽巴丹的激战中身亡，迈索尔分裂了，部分地区回到了它的前印度统治者手中，成了英国人的附庸。

正如塞利姆三世正确意识到的，拿破仑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战略问题。至少从表面上看，东方军团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救援。拿破仑接到督政官的命令，要他“尽全力改善埃及当地居民的命运”。作历史类比总是危险的，不过如果要问西方对东方发动的哪一次军事和文化“传教”预示了后来将会遇到的困难和灾难（从 1883 年到 1956 年间英国“占领”埃及，到 2003 年美国主导的入侵伊拉克），那么答案无疑是这一次。1798 年 6 月，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斯宾塞勋爵不无讽刺地评论道，该计划“如此的浪漫和异想天开，以至于让人无法信任”。¹⁵后来的绝大多数计划都没有这么浪漫，但同样是异想天开。

不同于从 1883 年占领亚历山大港的加内特·沃尔斯利将军到 2003 年入侵巴格达的小布什（或者说是他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这些后来的征服东方伊斯兰世界的西方人，拿破仑在 1798 年出发时并不打算单纯依靠武力来达到自己的战略性政治目的，他还要操纵文化和宗教来为自己服务。据随军出征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傅立叶所说，拿破仑的目标是“使（埃及）居民的生活环境更加文雅，给他们带去一个成熟文明的所有好处”。但是它不可能单纯通过武力或劝导来实现，甚至加上法律也还是不够。它也需要“不断使用科学和艺术”。¹⁶

为此，东方军团不仅携带了武器和弹药，还带了一个有上千本书的图书馆，囊括了西方文学经典、被拿破仑称为“我们的伦理学家和小说家的精华”的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和蒙田的作品，还有《古兰经》（有阿拉伯语版和法语版的）和《吠陀经》（为拿破仑万一成功前往印度而准备的）。随军队一起出发的还有一个完整的学术机构：埃及学院。它“致力于所有有用的知识的进步”。从长远来看，在这次远征留下的遗产中，它产生了最为持久的影响。

拿破仑前往埃及，以其特有的方式去完成由亚历山大开创的事业。幸运的是，当时他 29 岁，而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并开始建立那座拥有他的名字和陵寝的首都时，刚好和他同岁。后来，据拿破仑说，他在基奥普斯大金字塔前和“几名穆夫提与伊玛目”谈话时，他让开罗大穆夫提称呼自己为“亚历山大高贵的继承人”。¹⁷在这次远征结束很久以后，当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拿破仑对克莱尔·德·雷米萨夫人说：

我在埃及创建了一种宗教。我看见自己骑着大象，戴着头巾，走在亚洲的大道上，手里拿着本来应该由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写成的新《古兰经》。我本应完成自己的事业，将两个世界的经验统一起来，从世界的所有历史里寻找我的目标。¹⁸

如果这不只是一个已经失去了所有荣誉的征服者的离奇回忆，那么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在 1789 年初，他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

现在，至少伏尔内的问题已经有了清楚的答案。率领奥斯曼帝国一盘散沙、士气不振的各民族摆脱奴役、再造新邦的将会是拿破仑和法国人（当然，这些民族要受法国的监护）。

从 2 月到 4 月，一支超过 3 万人的大军和足以完成运输任务的舰队沿着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海岸集结起来。然后，所有军队连同弹药和补给品一起被运往土伦港。与此同时，一群译员、艺术家、诗人、建筑家、经济学家、天文学家、古物学家、制图员、矿物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化学家、工程师、一位雕塑家、二十二位画家、一位热气球驾驶员和“一位来自巴黎歌剧院的前男中音”在巴黎集合了起来，总共有 167 人。

其中绝大多数学者来自法兰西学院。它创建于 1795 年，目的是要取代王室资助建立的法兰西学术院和铭文与美文学院。1797 年，拿破仑成为学院院士，不过不清楚具体原因（显然不可能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这本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拿破仑自己却非常自得，从来没有忘记在自己的头衔里加上“法兰西学院院士”，即使是在获得远为显赫的“皇帝”称号之后仍然如此。在 18 世纪时，学术机构仍然具有极高的声望，拿破仑一直想要让人们记住，他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

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智者”，他们是在引诱、说服或是威逼之下组成了埃及学院。¹⁹一些人坚决拒绝了邀请，如据说“精通巴别塔上每一种语言”的语言学家路易-马蒂厄·朗格莱斯，他们从未得到拿破仑的谅解。但是大多数人都十分乐意参与其中。不过，伟大的德国科学家和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婉拒了邀请。

不得不承认，埃及学院的目的多少有些模糊。它显然是要去收集信息和所有可能找到的东西。在欧洲和美国著名的博物馆里，堆满了充满热情但多半是业余出身的探险家们在 18、19 世纪从奥斯曼帝国各地带走的文物。对奥斯曼人而言，特别是那些既缺乏现金又对那些不受欢迎的非伊斯兰历史遗物漠不关心的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总督们而言，文物的输出是他们获得额外收入的宝贵途径。但是搜集信息和文物绝非埃及学院的唯一目的。18 世纪的考古既不是简单的抢掠，也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力图客观的学术研究，它带有明确的政治和文化目的。正如威廉·琼斯、安克蒂尔-杜伯龙和其他“东方学家”希望能在印度找到欧洲文明的源头，院士们希望能在埃及做相同的事。伏尔内从 1783 年到 1785 年游历叙利亚和埃及时也抱着同样的目的。他告诉《叙利亚和埃及游记》的读者们，自己之所以前往东方，是因为那里是

我们支配自己生活的绝大多数观点的诞生地。对我们的公私行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整个社会环境有相当大影响的宗教思想正是在那里起源的。因此，去了解这些思想在什么样的地方产生、产生于怎样的风俗习惯中、确立它们的各个民族有着怎样的想法和性格，是一件有趣的事。考察那些思想和那些风俗习惯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或保留下来；调查气候的影响、政府的影响，或是习惯给他们造成的结果，也非常有意思。总而言之，通过他们现在的境况，可以判断出他们和过去有多相似。²⁰

伏尔内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远征，不过倒不如说这次远征是他的灵感和拿破仑的计划相结合的产物。

2

1798 年 5 月 19 日清晨，由三百艘载满了人和货物的船只组成的舰队起锚，缓慢驶入地中海，驶向亚洲的最西端。殿后的是名字恰巧为“东方”号的旗舰，它是当时最大的船。拿破仑站在甲板上，一只脚踩着舷缘，望向自己的未来。

6 月 10 日，舰队抵达马耳他岛，经过短暂的战斗后将其占领。自 1530 年以来，马耳他岛一直由一个自称圣约翰骑士团的国际武装教团统治。两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乘着私掠船抢劫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北非盟友，以此来维持优越的生活条件。到了 1798 年，虽然他们已经变得腐败、堕落，几乎不会对奥斯曼帝国构成威胁，但他们仍然是伊斯兰教不共戴天的死敌和十字军的活化石，拿破仑希望利用他们为自己打开在埃及的局面。法国人带走了岛上修道院的大部分财产，连同 700 名左右来自的黎波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叙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奴隶。这些不幸的人被正式恢复自由之身，法国人送给他们食物和衣服，让他们登上旗舰，他们成了即将统治埃及的新进步政权的译员和代言人。

两天后，当时正在墨西拿的英国海军上将霍拉肖·纳尔逊接到了法国人攻下马耳他岛的消息。他据此推测，拿破仑现在必定要驶向埃及，于是开始追击。但是在无法使用雷达和卫星定位的年代里，海军的遭遇常常是偶然事件。在这次的例子里，两支舰队错过了。拿破仑庞大的舰队移动缓慢，这反倒成了他的优势。英国人在 6 月 22 日和 23 日之间的夜晚超过了法国人，双方距离 22 里格，超出了望远镜的可见范围，他们完全没有发现法国人的踪迹。五天后，在平静的海面上快速航行的纳尔逊到达了亚历山大港。他完全不清楚法国人现在的位置，于是向南驶向叙利亚的海岸，然后又前往塞浦路斯。他在那里一无所获，于是回到那不勒斯补充食物和淡水，并在那里等待时机。

与此同时，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拿破仑在 6 月 28 日清晨到达亚历山大港。“我主啊，”亚历山大港的谢赫（阿拉伯语中的“族长”）克拉伊姆在给穆拉德贝伊的信中写道，“刚刚出现在这里的舰队首尾相接，不绝千里。为了真主和先知之爱，请派军队来吧。”²¹穆拉德答应帮忙，但是直到最后也不见援军的踪影。

7 月 1 日晚，法国人开始登陆。拿破仑已经放弃了最初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本以为自己会被埃及人视为解放者，受到他们的欢迎。埃及人的抵抗甚至比他预计的还要激烈得多。天气同样如此。东方军团选择发起进攻的时间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因此不仅要和穿着宽大长袍的埃及人战斗，他们神出鬼没，危险至极，还要和此前从未见过的新品种的苍蝇和蚊子战斗。不仅如此，到了 7 月，气温常常在 40 摄氏度以上，甚至晚上也是如此。“本地居民无所畏惧地向我们冲来，”一名龙骑兵回忆道，“我们的铜盔在烈日下闪闪发光，我们厚重的制服和塞进高筒靴的皮裤和他们轻便、宽松的毛料外衣形成鲜明对比，与我们的穿着相比，他们的更适合这种炎热的天气。”²²

等到法国人踏着海浪登上岸时，绝大多数士兵已经被盐水浸透，口渴难耐，极度缺水。其中一人写道：“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水，否则必死无疑。”²³不过到了最后，占据绝对优势的法军战胜了敌人，甚至连埃及毒辣的太阳也无法阻止他们。第二天傍晚，法军完全控制了亚历山大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邻居之间长期的隔离状态突然结束。

拿破仑自己也离船上岸。他可能已经彻底放弃了和平占领的奢望，不过和后来很多踏上这片土地的征服者一样，他期待当地居民能够在不久之后意识到，他和亚历山大一样是作为解放者而非征服者来到这里的。和绝大多数的后来者一样，他意识到，只有当被征服者接受了入侵者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愿景时（它们也常常被当作入侵的借口），军事胜利才能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才能得以维持。他小心翼翼地标记了《叙利亚和埃及游记》里的一段话。“任何想要控制埃及的人，”伏尔内写道，不得不打三场战役，前两个敌人分别是英国人和奥斯曼人，“第三个则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这是最困难的。最后一个将会带来太多的挫折，它或许应该被视为无法克服的障碍。”

拿破仑不认为它是无法克服的。不过他知道，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绝不能让法国人变成他所谓的“先知的诅咒”（即伊斯兰教）的攻击对象，不能被视为伊斯兰教的敌人。在随行的东方学家的帮助下，他决定因地制宜地践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以达到“赢得穆夫提、乌里玛、谢里夫和伊玛目们的支持，使他们用对军队有利的方式解读《古兰经》”的目标。²⁴

在从马耳他到亚历山大港的途中，“法兰西共和国东方语言翻译秘书”帕哈迪坐在“东方”号的客舱里，依照拿破仑的口述起草了一份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告埃及人书》（土耳其语版是为了说服苏丹，使他相信法国人是代表他的利益前往埃及的）。这份文件值得细读，因为它不仅总结了法国人对“东方”的期待，而且也预示了最终的失败，双方必定无法相互达成任何理解。

文章开篇引用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伊斯兰教祈祷词：“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他没有收养儿女，没有同他共享国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地表示法国人不是基督徒。然后，文告向埃及人保证，和马穆鲁克所说的不同，法军统帅拿破仑·波拿巴不是“像十字军一样”为了摧毁伊斯兰政权而来，他是“代表着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法兰西共和国”来到这里的。拿破仑向自己的读者保证，这就是事实：

告诉那些造谣的人，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帮助你们重新获得被压迫者夺走的权利；告诉他们，我比马穆鲁克更忠心侍奉真主——愿他受到称颂和赞扬——尊重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和荣耀的《古兰经》……也告诉他们，在真主的眼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和人的不同是由理性、品德和知识的差异造成的。²⁵

通过这种方式，他尽可能地将人权的原则（阿拉伯语里并没有直接表示“权利”的词²⁶）和东方学家告诉他的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融合在一起。这个后来被维克多·雨果形容为“西方的穆罕默德”的人继续说道：

你们卡迪斯［法官］、谢赫和伊玛目，你们沙尔巴济亚［骑兵军官］和所有知道原委的人，告诉全国，法国人也是虔诚的穆斯林，证据在于他们入侵了罗马，并在那里摧毁了一直号召基督徒与穆斯林为敌的教廷。然后，他们来到马耳他岛，赶走了那些自称“尊贵的上帝”要求他们和穆斯林作战的骑士。²⁷

对此，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不屑地评论道，拿破仑不知厌倦地使用和滥用“东方的夸张言辞”。²⁸

7 月 2 日，每一个被拿破仑从马耳他岛解救出来的奴隶都得到了声明的一份副本，他们被催促着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当地居民。

很难说这里面有多少拿破仑真正相信的内容。他手下的一个将军后来在法国图卢兹对自己的一个朋友说：“我们假装喜欢埃及人的宗教，让他们上当。波拿巴和我们相信它的程度和对已故教皇的差不多。”²⁹但是，拿破仑的个人信仰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政策。拿破仑总是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因为他知道，宗教信仰会制造死敌。不过，宽容是一回事，相信，甚或尊重则是另一回事。虽然拿破仑声称尊敬《古兰经》，但是他肯定没有读过多少。如同他对雷米萨夫人所说的那样，唯一能令他感兴趣的圣书一定出自他本人之手。

不过，他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正是这部著作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灵感。该书最后一卷的标题恰好是“论公民宗教”，拿破仑可以从中学到，“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以宗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即使宗教反映的只是对安全的不成熟的追求，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卢梭所说的“费劲的伪造之物”已经证明自身具有长久的价值，而拿破仑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卢梭所说，一个以相信“正义的人会幸福，邪恶的人会受到惩罚，惩恶扬善、社会契约和法律具有神圣性”为基础的单一信仰，是唯一能够使社会拥有凝聚力的黏合剂。它是不是真的能实现这些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应该是单一的、不可化约的。卢梭说道，原因在于“凡是承认神学上的不宽容的地方，都不可能不产生某种政治效果。而且只要神学上的不宽容一旦产生了这种效果，主权者即使在世俗方面也就不再是主权者了；从此教士成了真正的主人，而国王则只不过是教士的官吏而已”。³⁰ 根据这样的前提，拿破仑每进入一座意大利城市，就会开放当地的犹太人聚居区。“通过使自己成为穆斯林，我在埃及建立起统治，”后来他说，“通过信奉教皇至上主义，我赢得了意大利人的心。如果我要统治犹太人，我将重建所罗门圣殿。”³¹

终有一天，已经被纳入法国公民教育的大革命基本原则，将会取代埃及人心中的“先知的诅咒”。到了那个时候，埃及人自然会彻底文明化。不过，为了使这一切成为可能，首先要向他们展示，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法国大革命的信条是相似的。

正如今天只有极少数的穆斯林同意西方价值可以和伊斯兰教法相容，拿破仑在说服当时的埃及人时，也是困难重重。通过开罗的“迪万”——伊斯兰国家管理机构——的成员阿卜杜·拉赫曼·贾巴提记录下的法国占领后前七个月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拿破仑宣称自己热爱伊斯兰教时，当地人做出的一些反应。贾巴提是一个博览群书、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他对法国人的本领和科技，尤其是他们的独轮手推车印象深刻，大方地称赞法国人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和严明的纪律，热情地将其比作穆斯林圣战士。³²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坚定的穆斯林，相信所有的善行和真理都出自通过先知传递的真主之道。

他严厉斥责了拿破仑的声明，斥责它使用的语言、拙劣文风和语法错误，以及散见于文章中的“语无伦次和粗俗用词”，它们常常使拿破仑想要表达的意思变得毫无意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对帕哈迪和随军远行的法国阿拉伯语言学家的批评）。但是贾巴提最激烈的批评针对的是他反复提到的法式虚伪。和拿破仑设想的不同，对于贾巴提来说，这份声明开头的句子并没有使他感到这个宽容的国家尤其钟爱伊斯兰教；相反，它意味着法国人同等地信奉三种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哪一个也不信。对贾巴提这个穆斯林而言，宗教宽容对虔诚的信徒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在纵容错误的思想。现在早已不是犹太教和它的两个主要的异端可以实现某种和解的年代了。现在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宗教，其他的都是冒牌的。拿破仑不能在宣称“尊重”先知的同时，不相信他传递的启示。这同样适用于《古兰经》。你不能只是“尊重”神的话语。你必须要把它当作唯一的律法，而不是众多律法之一。“这是一个谎言，”贾巴提勃然大怒，“尊重《古兰经》意味着要颂扬它，而颂扬它的唯一方法是信仰其中的内容。”

拿破仑显然是个骗子。更为恶劣的是，他也是一个将要摧毁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所有信仰、所有宗教的社会的代理人。贾巴提对自己的穆斯林读者解释道，所谓的“共和国”指的是法国人在背叛和谋杀了他们自己的“苏丹”后，建立起来的无神论国家。杀死路易十六，意味着法国人背叛了曾经被他们真诚地视为神在世间的代表的人（不过因为他们对神的理解是错误的，因此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的代表）。他们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取代了他的位置，以“共和国”的名义前来的拿破仑不是为了谋求和平，他带着一支志在征服的军队，要为“共和国”发声。对穆斯林而言，世俗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除了神的律法，再无法律；法国人坚称人和人的不同只是由于“理性、品德和知识”的差异产生的，这是荒谬的。贾巴提声称，因为“真主已经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优秀，居住在天堂和地球上的人就能证明这一点”。

对信徒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比无信仰者更令人厌恶的了，相信圣书具有根本神圣性的信徒们尤其如此。对贾巴提而言，法国人不会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更像是无神论者。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战争可能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是基督教仍然是被他们接受的宗教之一。基督教是“圣书宗教”之一，而基督仍然是先知，虽然不是最后的及最伟大的，但他确实是神的使者。一个基督徒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却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这是所有罪行中最恶劣的。法国人吹嘘自己摧毁了教廷和马耳他的骑士团，不仅不会让穆斯林松一口气，反倒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贾巴提正确地看到，暗含在拿破仑的宣言里的，是根本不信任任何所谓的神的话语。他亲身体会到，法国人确实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只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和控制世界，在这方面，他认为法国人的成功令人担忧。尽管贾巴提很欣赏法国人的科技和勇气，但是他无法想象一种不是以神的启示为起点和终点的科学。在他看来，法国人和以前信仰异教的阿拉伯人一样，同样是无神论者和“物质主义者”；由于穆罕默德被送到世间的目的正是为了要纠正包括无神论和物质主义在内的错误，因此法国人迟早会像在他们之前的那些民族一样，或是皈依伊斯兰教，或是被消灭。入侵者会用他们的各种小玩意儿和独轮车这些奇技淫巧来诱惑埃及人，而埃及人需要做的只是等待，并坚持自己的信仰。

贾巴提不是唯一感到愤怒的人，也不是唯一意识到拿破仑的出现将给伊斯兰教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威胁的人。奥斯曼苏丹颁布了用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写成的文告，提醒自己的埃及臣民，小心欧洲人带来的新威胁。

法国人（愿真主摧毁他们的居地，扳倒他们的旗帜，因为他们是残暴的不信道者、保持异议的恶徒）不相信天地之主的独一，也不相信审判日的代理人的使命，还废除了所有宗教，否认来世及其惩罚……他们断言，先知的天经是明显的伪造，《古兰经》《摩西五经》和《福音书》不过是谎言和废话，那些自称是先知的人欺骗了无知的大众……（法国人）说，所有人在人性上和人的资格上是平等的和相同的，没有人拥有别人不具备的优点，在今生，每个人各管各的灵魂，各谋各的生计。他们凭着这种空虚的信念、荒谬的见解，弄出了新的信条和法律，照着恶魔的耳语，建立新的事物，破坏了宗教的基础，一味干着违背天意的事情，随性而为，诱惑普通人堕入他们的罪恶，使其变成胡言乱语的疯子，在宗教中间散播颠覆言论，造成国王和国家间的不和。³³

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几乎不可想象和无法理解的挑战。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普遍相信，伊斯兰教法很快就会通行于从伦敦到维也纳的每一座城市；欧洲的大教堂将会像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一样，被人们盲目崇拜的圣像将被毁掉，它们的钟楼将被宣礼塔取代，全世界的信仰者将会每天五次朝麦加的方向祈祷。

但是现在，不仅事情看起来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原来的敌人似乎突然抛弃了之前的身份。他们不再宣称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的真正信仰，反倒开始说一些不见容于任何真正信仰的话、一些贾巴提和苏丹的文告作者不安地间接提及的话：从此以后，人们不需要服从任何神以及任何自封的神在世间的代表。更糟的是，撒旦蛊惑人心的耳语暗示着，在这个无神的新世界里，在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统治下被轻视的、无权的大众，即使不能真的“随性而为”，至少也将过上多少算是有尊严、安全的生活，以及最重要的，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生活。

在世俗的欧洲西方世界与从埃及到印度的伊斯兰东方世界的每一次遭遇中（现在是第一次），造成双方沟通不畅的原因都基本相同。双方都主张，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更为根本的，自己对宇宙运行规律的理解，适用于全人类。但是，西方人认为，关于宇宙的理解是人类运用理性得到的，没有借助任何神的任何直接帮助；穆斯林则认为，唯一的普世真理，同时也是唯一的真理，出自真主之道。基督徒曾经抱有相同的看法，其中一些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是他们不得不和西方社会内部不断增长的要求限定上帝扮演的角色、限制自封的上帝代理人的权威的倾向做斗争。而在伊斯兰世界，历史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按照拿破仑和当时西方人的看法，它完全是静止不动的。

每当西方人提出一种看似完全依靠世俗理性得到的发明，穆斯林就会声称它可以被从圣书中找到，只是人们要知道寻找它的方法。1789 年 12 月，双方上演了一场真正的聋子间的对话。一天，拿破仑和数名乌里玛的成员一起在谢赫萨达特的家里进餐。他对在座的几位谢赫说，以前在哈里发统治时，阿拉伯人的艺术和科学修养很高，但是“现在，他们非常无知，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的知识已经不复存在”。萨达特愤怒地答道，他们仍然有《古兰经》，里面包含了所有的知识。拿破仑接着问，《古兰经》能否教人铸炮，“所有的谢赫都断然回答——可以”。³⁴（后来，在 1883 年，被西方人称为阿富汗尼的埃及流亡知识分子萨义德·贾马尔·阿尔丁称，《古兰经》已经预见了诸如铁路、现代经济学、税收和细菌理论等知识。³⁵）

但是这种观点似乎并不能让拿破仑信服，后来各个世代的传播西方文明的人，包括最近试图通过武力或劝说的手段，将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正式现代等价物——民主——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的人，同样如此。和他的很多继承人一样，拿破仑似乎也相信，秘诀在于坚持不懈。当事实证明埃及人不欢迎法国人时，他将此归咎于那些拥有极大权力的少数人的冥顽不化和大众不可避免的无知。在法国人入侵之后，埃及人立即做出抵抗（在今天将被称为“叛乱”）。与 2003 年美国带头入侵伊拉克后的情况类似，发起抵抗的是由当地各民族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共同的利益或信念，而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不喜欢看见非穆斯林的外国人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

埃及学院的另一名院士，画家和雕刻家多明尼卡·威万·德农写道，一些“明智的人”理解了法国人的提议，他们尽力劝自己的同胞不要反抗。但是“大部分人，他们一无所有，习惯了受残忍的统治者驱使，认为我们的平等姿态是软弱的表现，继续受他们的贝伊的欺骗”，而贝伊的手段是“利用宗教的成见”，坚决反对任何为了促使他们文明化而作出的尝试。³⁶

拿破仑军中的每一名士兵、每一位学者都知道，埃及人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因为他们是“东方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这样的解释将会在稍后的时期出现），而是因为马穆鲁克残暴、专制的统治。按照伊本·赫勒敦的说法，在 14 世纪时，马穆鲁克可能确实是“真正的信徒”，他们拥有的“游牧民的美德，没有被低级的品行玷污，没有被肮脏的乐趣腐化，没有被文明的生活污染”，但是到了 18 世纪，即使是在穆斯林看来，他们也已经变得残忍、低效和堕落。³⁷法国人知道，这样的专制主义创造了奴隶制，奴隶制把人变成动物，摧毁了曾经辉煌的文明。这是他们当中喜爱阅读的人从古人和最近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孔多塞和伏尔内的著作里学到的。但是即使是普通民众也广泛地将其视为真理。无论如何，它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一个主张，也是拿破仑在欧洲的战役中反复向部队灌输的。望着亚历山大的城市的遗址，望着别人告诉他的曾经的“克里奥帕特拉的宫殿”，负责为军队制作服装的年轻裁缝弗朗索瓦·贝诺耶在给自己的妻子的信中写道，一千多年前的埃及人和现在的埃及人之间的强烈对比让自己不禁想要发问，为什么过去的埃及“能够养育出热爱自己的祖国、创造出这些奇观的人”，而“今天的埃及人虽然在同一片土地上出生，在相同的气候下成长，但是他们的房子却非常简陋，基本上都是由用泥和牛粪混合而成的材料建成的”？“亲爱的，”他总结道，“专制政府注定会带来这样的结果。”³⁸

贝诺耶相信，在现在的统治者被消灭之后，只要假以时日，埃及受到恫吓的民众必定会明白，一个世俗的现代社会将给他们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他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无论如何，拿破仑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在欧洲已经战胜了与埃及统治者类似的专制君主。如同在法军离开土伦之前他在面向全军发表的简短演讲中所说的那样，“自从自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使共和国成了欧洲的仲裁者，现在我们希望它能成为最遥远的陆地和海洋的仲裁者”。或者如他在其他地方所用的更加简洁的说法：“对法国有益的，对所有人都有益。”³⁹

3

今天，拿破仑当初选择在其海滩登陆的亚历山大港是一个萧条的港口，它的大部分设施建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当年的世界都市风光不再，它已经不是那个在“二战”前让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流连忘返的“伟大的爱的榨酒池”了。甚至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它就已经沦落成达雷尔在告别时所说的“上千条尘土飞扬的马路”。⁴⁰在 18 世纪末，它的吸引力肯定更低。1737 年，丹麦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路德维希·诺顿在前往苏丹的途中驶经这座阿拉伯城市。根据他的说法，它“不是浴火重生的凤凰，更像是从被《古兰经》污染的泥土里钻出的毒虫”。⁴¹法国人从未见过像这样一群人挤在狭小的屋子或是肮脏、吵闹的小巷里的场景。“一大堆不明物体冲击着感官，”1783 年来到这里的伏尔内写道，各种奇怪的人穿着脏兮兮的长袍，街上有很多饿狗，它们的叫声“让人不得安宁”。

这里曾经坐落的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托勒密家族和安东尼的城市，然后慢慢衰落，直到当年的建筑沦为废墟。1806 年，在拿破仑离开五年后，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回忆起自己曾经尝试从身边遗址的影子里捕捉一个“曾经足以与底比斯和孟菲斯媲美，曾经有三千名居民和缪斯神殿”的城市的形象，或是试图聆听远处“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纵欲狂欢”的回声，但是他一无所获。希腊-罗马时代的阴影已经一去不返，留在那里的只有一个沉重的警示，再次提醒人们专制统治会造成怎样的破坏性结果。他写道：

一个可怕的咒语让新亚历山大港的人们沉默不语，那个咒语是专制主义，它扼杀了所有的欢乐，我不得不发出痛苦的嘶喊。啊！一个人能够期待在这样的城市里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有三分之一的市区至少已经被遗弃，另外三分之一成了坟场，有人居住的三分之一夹在这两个可怕的极端之间，在废墟和坟墓之间，仿佛左右摇摆却无力挣脱身上镣铐的躯体。⁴²

除此之外，还有完全不受居住地限制的贝都因人。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英国人把沙漠阿拉伯人塑造成了“荒野贵族”，他们“高贵、英勇、优雅、活力十足”，人们仍然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看到这样的形象，如鲁道夫·瓦伦提诺于 1921 年拍摄的电影《酋长》。⁴³不过根据工程学家吉尔伯特-约瑟夫·富维克·德·夏布罗尔的说法，法国人在 1798 年遇到的不过是些行踪不定的劫匪。“他们对农业和商业一窍不通，”他写道，“自愿成为强盗，他们成了贪婪的刺客。”⁴⁴

一天，埃及学院的六名院士由于工作过于投入，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法国人的防线。他们被一群武装的游牧民抓住并带回了帐篷。经过一番争论，贝都因人决定把他们交回。从未错过任何一个表现机会的拿破仑在那里迎接他们，感谢贝都因首领的“仁慈”。“只要你对我诚实，”拿破仑向他保证，“我就可以作你的保护人和朋友。”酋长拒绝接受波拿巴给自己的金钱，不过收下了作为礼物的金表。“他们有上好的马匹，”目睹了这短暂一幕的弗朗索瓦·贝诺耶写道，“还有不错的武器，上面镀了银。”不过，他以裁缝的眼光补充道，他们的衣服“品质低劣，穿起来肯定很难受”。⁴⁵

虽然法国人沉浸在令人伤感的“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中不能自拔（18 世纪时，他们从南太平洋到非洲四处寻找“高贵的野蛮人”），但是这里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让人们知道，生活在文明社会之外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最可怕的野蛮人，”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写道（他也是卢梭的信徒），“啊，让-雅克！如果你能亲眼看看这些你口中的‘自然人’，你会因为自己曾经称赞过他们而感到羞愧和震惊。”甚至连拿破仑自己——此时他已经到了开罗，不打算再从这些人身上寻找游牧民本应具有的高贵品质——在给督政府的信中也写道：“他们狂暴的性格符合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连续几天，顶着烈日，走在被烤得滚烫的沙子上，没有水让自己凉快下来。他们缺乏怜悯心和信仰。这是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怕、最野蛮的场景。”⁴⁶

一旦亚历山大港的安全得到保障，拿破仑马上率领东方军团前往开罗，他骑着骆驼，头上覆盖着防蚊的面罩。穿越沙漠比占领亚历山大港艰苦得多。负担过重的部队在烈日下蹒跚前进，为了避免耗尽体力，经常不得不绝望地扔掉食物和水，结果却只是在饥渴中崩溃。甚至连那些有足够的水和食物的人也变得苦不堪言，拿破仑后来回忆道，“由于某种无论如何都难以克服的说不清的忧郁之情……几个士兵试图在尼罗河淹死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问道，“‘督政府把我们放逐了。’”⁴⁷

拿破仑一路继续向开罗行进，未受阻扰。7 月 21 日，在尼罗河西岸现在的因巴巴郊外一块平地上，他遇到了率领着 1.2 万名骑兵和 4 万步兵前进的穆拉德贝伊。

拿破仑将自己的部队排成方阵，这是一种新战术，在世纪初同奥斯曼人作战时，奥地利和俄罗斯军队用这种战术收到过很好的效果。“去吧，并且记住，四十个世纪的历史正在看着你们。”他对自己的士兵说，然后准备好面对人数占绝对优势的马穆鲁克军队。马穆鲁克骑兵以狂暴和勇猛著称。但是他们军纪不良，只有原始的手枪，没有火炮。不到两个小时，法国人依靠整齐的方阵、有序的步枪齐射和他们的大炮击溃了马穆鲁克军队。战斗结束后，只有 29 个法国人战死，而 1 万名埃及士兵或是已经战死，或是在烈日下奄奄一息。穆拉德贝伊带着幸存的 3000 名骑兵向南穿过沙漠，逃往上埃及。开罗的马穆鲁克居民带着所有可以带走的东西，匆匆忙忙地随他而去。这场后人所谓的“金字塔之战”——因为从战场上可以远远望见吉萨的金字塔——使法国人占领了埃及的首都。拿破仑再次向埃及人保证，他们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家人、房子和财产，“尤其是我热爱的先知的宗教”。⁴⁸

在可以俯视宽敞的阿兹巴克雅广场（一位法国观察家说它比巴黎的协和广场更大）的之前属于阿里贝伊的宫殿里安顿好后，拿破仑开始着手重建自己的新附属国的财政和管理体系。如同他对迪万的主席谢赫扎卡维所说的，他的目的是“建立起单一的政权，以《古兰经》的原则为基础，它们是唯一的真理，仅凭它们就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⁴⁹

拿破仑没有说他将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他肯定很清楚，虽然自己宣称人权可以和教法和谐相处，但是一旦进入司法实践，二者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马上会暴露出来。结果完全依赖于他个人的命运——“疑心多么重的人才会拒绝相信这个广袤的宇宙中的万物终将臣服于天命的帝国”——在他的头脑里，现在自己的命运和整个东方的命运联系了起来。

1798 年 12 月 21 日，他用一种在《圣经》和《戴面具的先知》之间摇摆的语言，对开罗民众发表演说：

让人们知道，《古兰经》上面写着，在摧毁伊斯兰教的敌人和十字架之后，我将从西方前来，完成赋予我的责任。让人们知道，在圣书《古兰经》里，超过二十段的文字里的预言已经成了现实，其他的预言也将实现。

那一天将会到来，他继续为自己的演讲主题加码，“我受到上天的命令的指引，任何人类的努力都无法胜过我，全世界将会看到证据。第一批诚心诚意投奔我的人，将享幸福。”⁵⁰

他告诉备感震惊的乌里玛，自己是新的救世主马赫迪。他甚至尝试穿上被很多欧洲人视为土耳其服装的带有“东方”风格的服饰，但是他的头巾和垂下的东方长袍看起来非常笨拙和别扭，当手下的将军们看到他时，他们放声大笑。⁵¹后来在流放中，他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骗术，但属于最高明的那一类”。⁵²拿破仑反复强调法国人现在是真正的穆斯林，而穆斯林现在是真正的法国人，看起来唯一相信这一点的是英国人。最终将在阿卡战胜拿破仑，而且多少把自己视为当代狮心王理查的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提到有必要“彻底摧毁法国在非洲的这个伊斯兰教殖民地”，拿破仑显然已经“东方化”了，而且有传言说他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再加上他的科西嘉出身，使他给人们留下了充满了异国气息的古怪印象，而他又以残忍和专断闻名，这样的形象一直伴随着他的余生。⁵³

不过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似乎真的相信了自己主人的声明，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雅克·蒙诺肯定不是最有超凡魅力的人，他既矮又胖，秃顶，而且年过五旬。不过事实证明，他是很有能力的管理者，后来在 1799 年 9 月，当时拿破仑已经离开，而他的副手克莱贝尔身亡，蒙诺发现自己成了法军残部的统帅和开罗行政体系的负责人。在战争初期，为了娶一个名为祖拜达的穆斯林妇女，同时也是“出于政治考量”（他自己承认这一点），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卜杜拉·雅克·蒙诺”，这被包括贾巴提在内的很多人视为证据，进一步证明了法国人虚伪且自私自利。⁵⁴蒙诺自己很可能会同意这些人的看法，他对伊斯兰教不会比对基督教有更多的兴趣。不过他显然因为自己的妻子是先知的后裔而自豪。“结果，我成了先知的表亲，”他吹嘘道，“世界上所有戴着绿色头巾的人都是我的亲戚。”拿破仑反对这桩婚事，认为这不符合法国人的传统，这使蒙诺在士兵眼里变得非常可笑，而且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不过，蒙诺似乎真的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多少有助于在阿拉伯人和法国入侵者之间制造一些平等。“你们要仁慈地对待埃及人，”有一次他这样对自己的士兵说，“但是瞧我都说了些什么话，如今埃及人就是法国人，他们是你们的兄弟。”⁵⁵

不过，拿破仑试图把埃及变为法国的伊斯兰省，他任命顺从的埃及精英组成迪万，以他的名义管理这座城市，然后对那些在自己的丈夫逃跑后仍然不明智地留在城里的马穆鲁克妻子们课以罚金，这些手段看来很难实现他的想法。沿着法国人的防区，一个很快被当地人憎恨的新税制在法国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下建立了起来。强制性借贷被加诸可能的受害者身上，单单是亚历山大港的商人就缴纳了 30 万法郎。之前为马穆鲁克所有的农地被没收充公，作为“国有土地”重新分配。在这些举措里，拿破仑扮演起了人们不算太陌生的东方专制统治者的角色，即席做出裁决。“每天，”他对蒙诺吹嘘，“我都会在开罗街头砍下五到六个人的头。”我必须让他们服从，他解释道。“想让他们服从，就要让他们感到害怕。”

1798 年 10 月 21 日，由于法国人在做人口普查时没有经过房屋主人的同意就闯入他们的屋子，开罗市民群情激奋，掀起叛乱。负责人口普查的大卡迪（法官）被杀，一些在街上落单的法国军官被叛乱者逮到，也遭到杀害。随后，穆夫提们将街头骚乱转化成反对法国人和穆斯林通敌者的圣战。

拿破仑迅速做出回应，残忍却有效。他炮击叛乱的城区，直到三千多名埃及人死于非命、叛乱首领来到他面前请求宽恕。然后，作为报复，他派出一支队伍洗劫了阿兹哈尔区和那里的清真寺。法国骑兵骑着马进入埃及最神圣的地方，这样的亵渎举动最能清楚地显示法国人是多么不尊重伊斯兰教。贾巴提断言，“绝大多数埃及人，特别是农民，痛恨法国人的政府”，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其特有的残忍，拿破仑犯下了错误。三十年后，在阿尔及利亚面对由埃米尔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武装时，法国人将重蹈覆辙。托克维尔就此事警告巴黎政府，如果法国人表现得像野蛮人，土耳其人“总会利用他们身为穆斯林野蛮人的优势，战胜我们”。⁵⁶

4

与此同时，法国学者们以另一种方式挑动着埃及人的神经。

在纳斯里赫郊外位于开罗市中心以南大约 2 公里的地方，拿破仑在被原来的马穆鲁克主人们遗弃的四座宫殿里正式建立起埃及学院。学者们将自己的图书馆、数学和物理仪器、一座化学实验室、一座天文台、一台印刷机、一座动物园、一座植物园、一座自然史陈列室、一间矿物陈列室和一些考古发掘的文物，连同几间作坊一起搬到这些奢华的宫殿里。

在共和六年果月五日，也就是 1798 年 8 月 22 日，学院正式开始运作，主席是数学家加斯帕·蒙热，拿破仑表现出了少有的谦虚，只担任副主席，让-巴普蒂斯·傅立叶担任常任秘书。学院公布了章程，详细地说明了它的成立目的。它将展开各个领域的研究，对象包括埃及和范围更广的亚洲的自然、人文、历史和政治。它为新政府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向它提供建议。不过，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埃及传播启蒙主义，确保它的发展”。⁵⁷学院有一份正式刊物《埃及年代》，它的第一期以一种恰如其分的宣告胜利的论调收尾。它宣称，“在这个应用科学由于野蛮主义和宗教狂热而被长期放逐的国家里，它们已经通过武装的智慧和对人类的爱被传进来，博学的欧洲人不应该对它们的威力无动于衷”。⁵⁸ 拿破仑自己出席了大部分会议，据说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允许人们批评和反对自己的政策。由于他如此热衷这种场合，士兵们都称这些会议是“最受总司令宠爱的情妇”。⁵⁹

学者们的活动让埃及人迷惑不解。这些人是谁，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不是士兵，也不是法学家（不过他们的部分行动和立法有关）；他们不是行政管理人员，而且由于所有欧洲人都不信神，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和宗教无关。鉴于学院活动的多样性，更不用说它们的古怪，自然而然地会令当地人感到困惑。在哈桑·卡切夫贝伊的妃子们居住过的房间里，学者们在宣读研究埃及海市蜃楼的形成、铵盐的生产和靛蓝类染料的制备等问题的论文。傅立叶提出了代数方程式的一种新解法，学院的诗人之一弗朗索瓦·帕斯瓦尔朗诵了自己翻译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这是塔索以基督徒占领耶路撒冷为主题创作的名诗，非常适合这个场合。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杰弗里·圣希莱尔朗读了一篇以鸵鸟的翅膀为主题的论文，他希望能证明它们不具备飞行的能力。（佛朗索瓦·贝诺耶旁听了这一节。他说，论文读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直到最后也没有回答鸵鸟本来是要奔跑的还是要飞翔的。“我从未听过这么蠢的东西，”他告诉自己的妻子，“即使最无知的人也能指出，既然自然给了鸵鸟粗壮的长腿，那么它显然是要奔跑的。如果它要飞翔，自然就会给它强壮的大翅膀。”⁶⁰）

听过对这些活动的描述之后，埃及人得出结论，它们只是幌子。真正的活动是在化学实验室里进行的，学者们显然是要在那里生产金子。

埃及学院的文化活动是提升“武装的智慧和对人类的爱”的一种方法。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直接、更明白易懂的方法。法国大革命已经完善了利用大规模公共庆典来传递政治信息的方法，拿破仑在埃及采取了相同的策略。每一个伊斯兰节日都被拿破仑用来宣传自己最初发布的公告里面的内容，在穆斯林看来，它们是渎神和语无伦次的。1798 年 9 月 21 日，为了使穆斯林的日历能够和大革命的日历协调，法国人举行了一场庆祝共和国建立的周年典礼。在学院院士们的帮助下，一座高约 6 英尺、由木头和布制作而成的方尖碑被立了起来，上面刻着在当年的战斗中战死的士兵的名字。在阿兹巴克雅广场的外围，建起了一列廊柱和一座凯旋门，上面刻着金字塔之战的场景。

在节日当天，军队、开罗的乌里玛和迪万的成员、所有的谢赫、土耳其新军的首领和帕夏的代表，都参加了穿过城市的游行。然后是在拿破仑宅邸一楼举行的有 150 名达官显贵参加的大型午宴，屋子里同时悬挂着法国和土耳其的旗帜，既有象征法国大革命的弗里吉亚无边便帽，也有新月旗，还有引自《人权宣言》和《古兰经》的文字。一些人发表了祝酒词，当加斯帕·蒙热提议“为了人类精神的完善和启蒙主义的进步”干杯时，宴会的气氛达到高潮。最后，典礼以传统的烟火表演结束。

至少军队的正式刊物《埃及信使报》是这样报道的。实际情况多少要逊色一些。和其他的很多活动一样，法国人想同时表现出自己的强大和善意，而埃及人对绝大多数此类活动都抱以冷漠和怀疑的目光。很多受到邀请的客人或者没有现身，或者只是不情愿地出席。很多焰火没被成功点燃。阿拉伯人觉得合唱非常刺耳。著名的方尖碑只有在相当远的距离之外观赏才令人印象深刻。它是匆忙拼凑起来的，因此不足以支撑自身的重量，不久后就开始下沉。典礼刚一结束，士兵们就在它的底座开了一个洞，把它内部变成一个临时妓院。一位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希腊天主教诗人尼古拉·图尔克为我们留下了另一份对法国占领的目击证词，他看到人们在方尖碑底部来来往往。“法国人声称这根柱子是自由之树，”他评论道，“但是埃及人的回答是，它更像是钉在他们身体上的木桩，象征着对他们的国家的占领。”⁶¹

法国人希望用法式科学奇观使埃及人敬佩自己，不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失败了。拿破仑带来了一个热气球（也被称为“孟高尔费”，因为第一个放飞热气球的是孟高尔费兄弟）和一名气球驾驶员尼古拉斯-雅克·孔蒂，他是一个长着浓密卷发的有色人种，在 1795 年的一次爆炸中失去了自己的左眼，因此用一块头巾遮在上面。

1798 年 8 月 21 日，孔蒂和他的人经过精心准备，要公开放飞热气球。长长的布球囊被涂成红白蓝三色，挂在一根杆子上。伴随着隆重的仪式和嘹亮的军号声，孔蒂点燃了燃烧器。根据贾巴提的回忆，“冒出的烟进入球囊，使它鼓起来”。气球慢慢离地，“随风飘了很短的时间，然后风停了，它的碗［燃烧器］熄灭了，球囊也瘪了下去”。掉到地面上的气球开始着火，在场的很多人仓皇逃走，以为这是法国人为了对付他们而准备的新武器。贾巴提写道，法国人曾经吹嘘“这个装置像船一样，人们可以乘坐它到其他国家旅行”。这显然是物质主义者的另一个谎言。在他看来，轻薄、涂上鲜艳颜色的布制成的球囊不过是一个精致玩具，“类似仆人们为节日和其他欢乐的场合制作的风筝”。法国人没有因为这次的失败心灰意冷，他们于 1799 年 1 月 16 日又一次进行了尝试。这次它飞行的距离更长，但最后仍然是在众目睽睽下跌了下来。假如它成功地飞离人们的视野，贾巴提讽刺地评论道，“法国人肯定会宣称它会飞往很远的地方”。⁶²

5

不过在这次丢脸的失败发生之前，法国人对埃及的控制已经开始减弱。1798 年 8 月 1 日，纳尔逊回到亚历山大港，在阿布基尔港遇到了毫无防备的法国舰队。大部分火炮之前已被法国人搬到陆地上，因此英国人在它们的射程之外。法国人的船在防御力量薄弱的浅湾里挤作一团，行动困难。纳尔逊的战舰只遭到了非常有限的反击，它们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猛轰被包围起来的法国舰队。晚上 10 点过后不久，“东方”号起火了。它缓慢燃烧了一个小时左右，在夜空下迸发出火花和白色的火焰，然后发生了爆炸，法国舰队司令布吕埃斯和仍然留在船上试图扑灭大火的船员全部葬身海底。爆炸声响彻整个海湾，双方停止射击，海港安静得让人毛骨悚然。贝诺耶回忆道，当时只能听到船骸发出的声音，它们因为爆炸被抛到“惊人的高度”，然后又掉进水里。⁶³“接下来，”圣希莱尔写道，“我们的舰队陷入混乱。”⁶⁴

45 分钟后，炮击再次开始。战斗持续了整晚，但是到了次日中午，舰队司令维尔纳夫——他将在特拉法尔加再次遭遇纳尔逊，并将再次战败——决定带着舰队剩下的船驶向欧洲。700 名法军士兵或战死或溺亡，1500 名受伤，3000 人成了俘虏。在阿布基尔之战结束后来到这里的德农“以沉痛的心情”回忆道，他看见贝都因人沿着海岸扎起帐篷，就着火把发出恐怖、闪烁的火光，翻拣战船的遗骸和死人的尸体。⁶⁵

东方军团现在进退维谷。当这个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之后，苏丹向法国宣战。为了防止苏丹全面入侵埃及，拿破仑派代表去阿卡见苏丹的使者、残酷无情的波斯尼亚人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代表再次向他保证，和当下的传言不同，法国人无意收复耶路撒冷。他强调这绝不是新的十字军东征，而是要赶走马穆鲁克，为苏丹收复埃及，现在拿破仑是以苏丹的名义统治埃及。贾扎尔甚至拒绝和拿破仑的代表见面，后者不得不匆忙返回开罗。⁶⁶9 月 9 日，塞利姆三世号召向法国人发起圣战。“每一个穆斯林都有责任参与对抗法国的战争，”他说，因为从后者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目的是要破坏全世界的秩序和和谐，割断连接着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的纽带”。⁶⁷

不过在巴黎，人们仍然非常希望远征能有良好的结局。1798 年 11 月 21 日，伏尔内为大革命政府的官方刊物《箴言报》写了一篇文章。他告诉读者们：“就像每个人都在写自己关于埃及军队的小说一样，这篇是我的。”拿破仑已经利用科普特人、贝都因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将人民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他接受了他们的很多习俗，他们因此也会接受我们的”，他恭维了他们的自尊心。当他发现他们时，他们“忧郁、易怒、爱争吵，这些都是专制主义造成的”。现在，他利用娱乐、音乐和公共工程，让他们“变得快乐、亲切和善良”。他修复桥梁、道路和运河。他给生活状态与农奴无异的农民带去了财产权。他修改了继承法，不仅孩子们据此可以平等地享有一份遗产，妇女也拥有继承权。他禁止未成年人结婚，温和地反对一夫多妻制。他在亚洲颁布了新的民法，伏尔内预计，它会使亚洲变得更好。他推动经济改革，创建能让阿拉伯人、科普特人和法国人坐在一起学习、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法语讲授自然科学的学校。他使阿拉伯人想起了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荣耀。“简而言之，他创造了一个国家。”

伏尔内继续想象，在阿布基尔之战失去法国舰队、奥斯曼对法国宣战、俄罗斯舰队进入地中海之后，拿破仑会放弃前往印度的计划。“为什么要到世界的尽头去，”他让拿破仑这样发问，“难道要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浪费在那个毫无荣誉和利益可言的偏僻、野蛮的地方吗？”不。现在，他必须要把目光转向欧洲。既然“轻率的土耳其人已经举起了［反对我的］旗帜，我将从他的手里夺走君士坦丁堡”。一旦控制了奥斯曼帝国首都，他将集合起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土库曼人和贝都因人，彻底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然后，他将重建“新拜占庭帝国”，横扫地中海和欧洲中部。普鲁士将会重新和法国结盟。莫斯科将会挣脱圣彼得堡的束缚（法国的另一个敌人俄罗斯帝国将因此灭亡），英格兰这座岛屿堡垒将重获自由。然后，世界上的所有政府相互之间都能保持和平。

“我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伏尔内大声疾呼，“只有它配得上被称为荣耀的一天。”在伊斯坦布尔为了庆祝最终击败波斯人而立的大型方尖碑（上面浇筑了三条缠绕在一起的巨蛇）的底座上，将刻下表达谢意的铭文：

致法国军队，获胜于

意大利

非洲

和亚洲

致波拿巴，法兰西学院院士

欧洲的调解人⁶⁸

这样，东方将再次和西方结为一体，文明化的使命（亚历山大的使命）在两千多年之后终于得以完成。

不过，在那个时候，拿破仑本人倒没有这么宏大的目标。他最关心的是，眼看埃及将会日益挣脱他的掌控，他还能在这里捞到什么，然后他就准备启程，带着尽可能多的东方军团的士兵返回法国。1799 年 2 月 6 日，趁土耳其人还没有集结起军队，他带着 1.3 万名士兵离开达米埃塔以东的卡蒂亚，前往叙利亚。他成功地占领了加沙，然后在 3 月 3 日占领雅法。在那里，他犯下了和 1776 年马穆鲁克领主穆罕默德·阿布·达哈卜的大屠杀类似的恶行，伏尔内曾经对后一起事件做过详细的描述。现在看来，和在他之前的马穆鲁克一样，拿破仑也将恐惧作为征服巴勒斯坦的有效手段。⁶⁹

当天，超过 2500 人死于非命。开火的部队甚至用光了所有弹药，不得不靠刺刀完成工作。当屠杀结束后，拿破仑仍在尽自己所能扮演着西方的穆罕默德的角色，对巴勒斯坦人民发表演说。他声称自己不是来这里和他们交战的，他的敌人是贾扎尔。和以往一样，他向他们保证，他们将拥有信仰的自由，而且可以保住自己的所有财产。他警告他们，不要试图反抗一个注定会统治他们的人。“你们应该知道，所有反对我的人类努力都是徒劳的，”他告诉他们，“因为我战无不胜。那些宣称是我的朋友的人都兴旺发达。那些宣称是我的敌人的人都将灭亡。”

不过，真正灭亡的是他自己的士兵。法国人入城后不久就遭到瘟疫的袭击。随着患病的士兵越来越多，疾病传播的消息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拿破仑为了证明自己拥有近于神的能力，亲自前往传染病院。在画家安托万-让·格罗的画里，在一群病人之中，拿破仑正伸出手触摸一个濒死的士兵，仿佛基督一般。颇为讽刺的是，这幅画成了整场战争给人们留下的最为持久的景象。

1799 年 3 月 14 日，拿破仑带领剩下的士兵离开雅法，向贾扎尔的首都阿卡进军。他在这里遭受了第一次失利，但是结果最终证明这是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失利。稍早之前，一支英国军队在西德尼·史密斯的率领下来到海法，给贾扎尔带去了守城需要的弹药和补给品。英国人也截获了拿破仑从亚历山大港海运过来的攻城炮，把它们交给了贾扎尔。到了 5 月 20 日，法国人已经意识到，阿卡显然既不可能被攻破，也不可能会投降。东方军团趁着夜色拔营，开始了漫长而危险的南撤。6 月 14 日，拿破仑举行了精心策划的凯旋式，进入开罗。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他迟早会被迫离开埃及，再也不会回来。

与此同时，欧洲的形势也对法国不利。1799 年 6 月，法国在那不勒斯协助建立的短命的“帕尔瑟诺佩共和国”瓦解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法国丢掉了之前在意大利北部获得的大部分领土，一支盎格鲁-俄罗斯军队正朝荷兰挺进。一直有保皇倾向，并且曾经一度发起反对大革命的叛乱的法国西北省份旺代省，似乎正准备再次发动叛乱。总之，督政府要为这些灾难负责，正如一名观察家所指出的，“远征意大利的军队中的精英、最有名的将军和我们最有才能的军事领袖被赶到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去送死”。

9 月 10 日，督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撤走东方军团，他们开始和苏丹谈判。拿破仑不想在任何一片沙漠里送命，也不想留下来商讨屈辱的和平协议。他对蒙诺说，由于无能的督政府，法国正饱受内忧外患之苦。埃及现在是安全的，他不需要继续留在这里。让-巴普蒂斯·克莱贝尔足以控制它，无须更多的协助。到了月底，他已经回到巴黎，克莱贝尔留了下来，承担起吃力不讨好的撤军任务，尽全力把剩下的法国士兵带回国。“他把自己的烂摊子留给我们，然后一走了之。”他抱着一丝怨恨如此评论自己的统帅。克莱贝尔发誓，回到欧洲后，“不会让他有好果子吃”。但是在 1800 年 6 月，克莱贝尔遇刺身亡。蒙诺接替了他的职务。次年 7 月，他和剩下的士兵全部被赶出开罗。蒙诺退回到亚历山大港，9 月向约翰-希利·哈钦森将军投降，东方军团的残部和埃及学院的成员于 1801 年 9 月至 10 月间离开埃及，前往巴黎。远征至此结束，埃及至少在名义上回归奥斯曼帝国，直到 1883 年。

作为军事行动，远征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拿破仑没能在近东建立起法国的殖民地，没能赢得埃及人的支持，除了极少数人，他没能说服穆斯林认同人权和平等的优点，也没能到达印度。但是它却有很多长期、深远，而且经常是意料之外的影响。

6

在这些影响之中，从某些方面可以说产生了最为持久的影响的，是埃及学院的作品。一回到巴黎，在多米尼克·维万·德农的帮助下，学者们开始公开发表自己的成果。虽然法国没能使埃及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但是从此以后，它将会主导欧洲人对埃及的看法，以及通过埃及对整个“东方”世界的看法。

事实证明，德农拥有一流的宣传能力。他曾经是一名小贵族和外交官，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画家（他曾经在那不勒斯为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和他有名的太太爱玛画过素描），最后成了卢浮宫（它被重新命名为拿破仑博物馆）的馆长，他使拿破仑从一个天才的军事统帅转而扮演起类似文艺复兴时期资助文化事业的贵族的角色。德农的编辑工作换来了《埃及志》的出版。从 1809 年到 1828 年共出版了 23 卷。这是第一部以长期的个人观察为基础，具体描述现代东方民族习俗的科学调查，书中所传达的埃及人和更普遍的穆斯林形象，深远影响了人们将来对“东方”的理解。

在西方人形成对从地中海东部到中国边境的所有民族的普遍负面印象的过程中，人们常常认为《埃及志》的出版是一个重要阶段。⁷⁰这种看法在部分上是正确的。除了少数例外，在 19 世纪初，绝大多数欧洲人接收到的对东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基本上都是负面的。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伏尔泰等人曾经有过的对“高门”的正面看法已经鲜有人提及。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拿破仑和东方的埃及之间的遭遇怀着一种预先的期待。在学者们看来，甚至在随拿破仑出征的受过教育的士兵们的眼中，埃及是法老、亚历山大和托勒密王朝统治过的土地，是一个拥有古老而神秘的智慧的地方。

即使是在这些传说最终被推翻之后，人们仍然普遍认为，作为希腊文明和后来的西方文明的基础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是古代埃及人把相关基本原则传授给希腊人的。欧洲访客本应该很容易地认为，现代埃及人和曾经在尼罗河岸边兴旺发达的古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浅，与当代意大利人和古罗马人、当代希腊人和古代希腊人之间的关系类似，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欧洲人的历史想象，特别是 18 世纪时的欧洲人的，很难接受当地人与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任何关联的说法。他们自问道，古代埃及文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生活在古代恢宏建筑的废墟中的现代埃及人会对古代的荣耀漠不关心？他们为什么对自己祖辈创造的艺术和科学一无所知，而且似乎还引以为荣？举例来说，为什么这些法老的后人现在甚至无法处理简单的数学运算？隶属于东方军团工程部队的路易·瑟曼，给夏布罗尔讲了他某一天和“他们的一位主建筑师”之间的对话内容：

他拿出了他的祈祷珠，开始用它们计算，很可能是想向我展示他的学识。计算花费了很长时间，他开始抓耳挠腮。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粗略看了一下他的工作。我看到当他在计算 250 乘以 30 等于多少（或是类似的有很多零的数字）时，把 250 写了 30 遍，然后把它们加在一起。我提出要帮忙，他爽快地答应了，认为结果只会使我难堪。当然，你知道，只要动一下笔正确答案就出来了。看到如此神奇的速度，他惊呼：“安拉！你们法国人肯定是魔法师，正如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你知道大天使们的秘密。是他们教你的吗？”我告诉他，身为军官，我必须要知道这些事，而且不仅如此，甚至连我们的上士都会这些。他非常错愕，我听到他默念穆斯林用来驱走恶灵的清真言。⁷¹

类似的事情很可能会发生在当时的欧洲农民的身上。但是瑟曼——以及夏布罗尔——之所以会对现代埃及人无法处理简单的乘法运算的事实感到震惊，不仅是因为历史知识告诉他数学“诞生”于埃及，也因为他正在使用的数字系统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

除了最基本的事情，埃及人似乎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思考。德农回忆道，他们从来没有修复过任何东西，如果屋子里的一面墙塌了，对他们来说，只是少了一个房间。如果整座建筑塌了，他们会在废墟旁边重新盖一座房子。⁷² 法国人总结道，在一旁闲坐并不只是意味着无所事事，他们的懒惰中带着某种程度的自豪。

埃及社会的一切共同促成了它的静止不动。德农观察道，他们在沙发上“更多的是躺着，而非坐着”；他们的衣服有摆来摆去的长袖子，遮住了手，什么手工活都做不了；在他看来，甚至连他们的头巾的目的都是使他们无须费力就可以让头立起来，“上述一切都阻碍了活动和想象，每天的生活千篇一律，没有乐趣”。一天，“一个高傲无知的土耳其人”向他解释，对穆斯林来说，只有奴隶和被征服者才工作。一个法国艺术家试图说服一个埃及人相信“欧洲人在艺术和工业上要优于阿拉伯人”，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我相信你们异教徒不得不工作，而我们穆罕默德的信徒生来就是要休息和冥想荣耀的《古兰经》的。”⁷³

懒惰和缺乏好奇心的现代埃及人对新发生的事件同样无动于衷，不管它们多么令人惊叹或悲伤。这一点给法国人留下的印象，甚至比他们的肮脏和得过且过还要强烈。“他们的冷漠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写道，“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们烦恼。他们对死亡的看法，和英国人对去美洲旅行的看法没什么区别。”⁷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对热气球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

他们不仅对法国人的科技奇观漠不关心，夏布罗尔指出，“不管是感到焦虑或懊悔,或是沉醉于幸福之中，或是因为意料之外的命运逆转而遭受挫折，或是被嫉妒或仇恨折磨，他们总是表现得同样消极”。⁷⁵

他们默默忍受马穆鲁克加诸己身的种种苦难，贝诺耶写道，没有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经受启蒙的人会甘于忍受”这些。这样的观察使他得出了令人意志消沉的结论：或许卢梭的主张确实是正确的，他认为艺术和科学（也就是广义上的“启蒙”）只能给人们带来痛苦，如果它们只是被用来证明人类实际上在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的话。无论如何，这可能确实是对的，他对自己长期忍受痛苦、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说，人“除非处于自然状态之中，否则不可能真的幸福，换言之，就是野蛮状态之中”。⁷⁶

不过，埃及人并非野蛮人（贝都因人可能是个例外），肯定不是卢梭头脑中的那种野蛮人。他们是一系列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的继承者。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态呢？

最直接的答案当然还是专制主义。德农评论道，只要有机会，单个的埃及人可以证明自己是勤劳能干的。虽然“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缺乏工具，但是他们用双手做出来的东西令人惊叹”。他们非常冷静和守纪律，“骑术堪比半人马，游起泳来像蝾螈一样”，至少有成为理想士兵的潜力。但是“一个人口超过百万，而且人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民族，却受到分散驻守在 200 个据点的 4000 个孤立无援的法国人的控制”，德农得出结论，这就是习惯性服从的力量。⁷⁷

夏布罗尔的看法与此基本相同。现代埃及人懦弱、被动、“迟疑不决，从来不会反思自身悲惨的处境”。他们曾经拥有生机勃勃的文化和智识生活，但是现在他们的乐趣少之又少：唱歌、讲故事、抚摸自己的胡子和“床笫之欢”。⁷⁸

德农和夏布罗尔都很清楚，专制主义导致了这样的习惯。它使人们想象力匮乏，剥夺了他们天然的创造力。但是，至少夏布罗尔认为自己能够看到埃及人冷漠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炽热的想象力”。装糊涂和只顾眼下成了他们“和一般来说的东方人逃避暴力的手段”。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缺乏思考的能力，不过他们的感受能力却得到了提高，而“我们眼里最冷漠的这些人”实际上专注于注意力的集中，而且使他们的记忆力“达到巅峰”。⁷⁹现在，他们正等待着被欧洲的想象力和个人主义解放，只要他们理解了这些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益处。

半个多世纪以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将该评论适用的区域扩大，覆盖了整个“东方”。他于 1859 年写道：

世界上最大的部分，恰当地说，根本没有历史，因为习俗的专制是全面而彻底的。整个东方的情况都是如此。在那里，习俗是一切事物最终的裁判；所谓的正义和正确就是指符合习俗；只要以习俗为论据，除了一些沉醉于权力的暴君，就没有人会想要反抗。

“曾经世界上最伟大、最有权势的那些国家”现在在哪里？他问道。他的答案是，他们已经成了“一些部落［欧洲人］的臣民或依附者，而当他们的祖先已经拥有了雄伟的宫殿和庙宇的时候，这些部落的祖先还在森林里游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形，是因为这些新统治者尽管一度野蛮，但“习俗用自由和进步对他们实施了另一种统治”。⁸⁰

不过，对德农和密尔而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在绝大多数法国观察家看来，埃及人在马穆鲁克统治下的懒散状态几乎不可能只是由专制主义造成的，肯定还有其他原因，使他们选择服从自己主人的命令而极少反抗。像往常一样，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宗教。“这是真主的意愿。真主是伟大的。真主是仁慈的，”夏布罗尔写道，“当他们听到出乎意料的成功或最可怕的不幸时，他们说出的只有这几句话。”⁸¹ 秉持着“宿命论教义”的伊斯兰教告诉埃及人，他们在这个世上将一无所获。

多年以后，从 1825 年到 1828 年，然后是 1833 年到 1835 年作为埃及人在开罗生活的前印刷工人、阿拉伯学家爱德华·雷恩观察到了相同的现象。雷恩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比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要正面，他将穆斯林“听天由命和坚忍到近乎冷漠的程度”的现象，解读为他们“极有耐心”，而非漠不关心或懒惰。⁸²不过，不管你选择称它是耐心还是冷漠，结果都是一样的。穆罕默德彻底使他们失去了改变或自我改善的能力。穆斯林在接受宿命论时，甚至无法理解自己接受的是什么。他们相信人类自身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甚至连诸如传染病之类的事情都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将其视为安拉的神秘意志的一部分。⁸³结果，夏布罗尔得出结论，他们因为“无限度的听天由命，而使自己有别于其他所有民族”。

不过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看来，最能清楚说明伊斯兰教给它的信徒带来负面影响的例子，是埃及人对待妇女的方式。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对自己的东方邻居的性习俗既渴望又鄙视。多妻制和纳妾让他们既反感又着迷。尤其是土耳其人，他们成了不受约束的性欲的代名词，既令人不齿，又惹人羡慕。特别是所谓的后宫，明显引起了欧洲人无限的好奇心，那是名副其实的“淫窟”。尽管在前往土耳其、波斯和莫卧儿印度的旅行者中，没有人真的进入过女性居住的禁区，但是他们不仅对它的存在本身感兴趣，更对它奇异的细节，里面的女奴、阉人、聋哑的仆人和侏儒感到好奇。对孟德斯鸠而言，它是专制社会的完美象征，以恐惧和尊敬为基础进行统治，充斥着只知道敬畏自己的主人、对其他生活方式一无所知的臣民。穆斯林女性视自己的丈夫为主人，因为很多女人确实是奴隶身份，一如臣民们视苏丹为主人。她们只是价值不如骆驼的动产，不过能带来更大的乐趣。

法国入侵者声称这一切令他们非常震惊。实际上，埃及人和法国人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特别是他们对待未婚女性的方式。东方军团的士兵基本上都是年轻男性，他们已经对各色女子出入军营的现象习以为常。1798 年 11 月，贝诺耶在给侄子的私信里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在忍耐了很长时间后”找了一个情人，他承认自己几乎不可能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很多皮条客游走在开罗的法国占领区，其中的一个人给他找了 12 个年轻姑娘，每个人都戴着面纱，全身从上到下罩在“一件蓝色的长布衫”里，因此他只能看到她们的脚。“她们没能激起我的欲望，反倒让我觉得她们很可怜。”他坦白地说。直到其中一人“一下子脱去衣服，赤裸着站到我的面前；她笑了一声，仿佛是在嘲弄我的胆怯”。他立即大喜过望。“她黑色的大眼睛非常迷人，尤其是她只有 14 岁，让我特别着迷，我选她做了我的妃子。”⁸⁴

不久后，因为对“漂亮的孩子”不满意，贝诺耶和一个来自阿维尼翁的上尉卢内尔试图为自己买两个女奴，结果买了两个黑人女奴。（他们明显忘记了东方军团的启蒙任务中恰恰包括废除奴隶制，或是根本对此不在乎。1793 年，国民公会称奴隶制是“对我们的天性最严重的冒犯”。⁸⁵）如果贝诺耶说的是真话，当他问奴隶贩子是否有待售的白人女性时，他被告知只有一个，但是拿破仑已经下令，在他有机会亲自过目之前，不要把她卖掉。按照贝诺耶的说法，听到“如此有分量的理由”，他耸了耸肩膀，然后离开了。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贝诺耶似乎对人权提倡者可以考虑给自己买一个情妇的想法没有提出任何质疑，甚至丝毫也没有感到惊讶。⁸⁶

对法国人而言，他们遇到的东方女人似乎是标准的“玩物”，她们被交换、购买、玩弄、交易，然后被抛弃。她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供人娱乐或生下子嗣，她们的生命非常廉价，甚至连漫不经心的贝诺耶都对其廉价程度感到震惊。有一次，另一个法国士兵的情妇向他的“妃子”投掷了一块石头，使后者受了重伤，他命令两个被他称为“土耳其政委”的法国燧发枪手将袭击者扔进监狱，让她在那里冷静两周。她马上被抓了起来，手脚被捆住，然后被塞进一个麻袋里。“把人那样关进监狱非常奇怪。”贝诺耶在旁边评论道。“什么？”“政委”答道，“你难道不是想把她扔进尼罗河吗？”贝诺耶吓了一跳，立即下令放开那个可怜的女人。他回忆道，她受到的惊吓已经是足够的惩罚了。

19 世纪时，无数关于后宫和奴隶拍卖的绘画作品里所展现的“东方”的形象是这样的：年轻的半裸女人（有时是男孩）有着悲伤而又暗含放荡的眼神，她们听话、可用金钱购得，和当时古板、穿着束腰衣的欧洲女性截然相反。在几年后的 1849 年，受这样的形象吸引，著名的法国小说家和性旅游的先驱古斯塔夫·福楼拜将会来到同一座城市。他在那里遇到了埃及舞者库加·翰宁，和她同居，他对她既着迷又厌恶（有一段时间，福楼拜无法对这二者做出区分）。

埃及人对欧洲人的性行为的想象，同样耸人听闻。拿破仑的入侵使一些穆斯林可以长时间观察欧洲人的文化行为，在十字军东征之后，这还是头一次。在此之前，穆斯林见到的异教徒外来者无一例外全都是旅行者和外交使节。即使只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这些外来者基本上都很谨慎，遵守当地的习俗，特别是和性有关的习俗。随着拿破仑到来，埃及人面对面地接触到了一群即使按最好的说法也只是对他们的敏感之处漠不关心的人，而且至少在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法国人。更糟糕的是，军官和部分学者带着自己的妻子同行。在此之前，没有穆斯林近距离见过欧洲妇女，或者说埃及人肯定没有近距离见过；即使有机会见到，她们也一定会像穆斯林女性一样躲躲闪闪。与此相反，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埃及，法国女人可以自由行动，仿佛她们还是在法国一样。

埃及男人不喜欢他们看到的景象。这些趾高气扬的女人在公共场所露出自己的头发和脸，说话随便，和她们的男人一起吃饭，这都是对真主的冒犯。贾巴提认为，法国人明显信奉的物质主义显然已经荼毒了他们对宇宙和两性自然关系的理解。“他们的女人不戴面纱，不端庄，”在某段的开头，他这样写道，和很多欧洲人描述令人惊恐的“他者”的叙述类似，都是将简单的观察和同样简单的想象混合起来，将古怪的孤立事件当作古老的习俗。“他们不在乎是否露出了私处，”他写道，“他们和任何取悦自己的女人交媾，反之亦然。有时，一个女人走进理发店，请理发师给自己剃阴毛，如果他喜欢，他可以用其他方式收取费用。”⁸⁷

如果有机会，埃及女人对法国人那可耻、自由的生活方式似乎会表达出不同的看法。至少有一个人，即开罗地位最高的宗教领袖谢赫巴吉里的女儿，深深陶醉于法国人那令人愤怒的习俗，她穿上了欧洲人的衣服，在公开场合也不戴面纱。法国人离开后，土耳其人回来了，为了维护当地的良风美俗，她被公开处死。

自古以来，东西方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和相互反感使双方戴上有色眼镜看待对方的性习俗和女性。几个世纪以来，它集中体现在假想出来的对方的反常性行为，或者说，至少是不正常的性行为上，正如贾巴提对理发店的想象所显示的那样。西方人肮脏、鲁莽、傲慢，他们的女人违反了真主定下的两性秩序。穆斯林淫荡、残忍、虚伪，常常男女通吃，与此同时，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既软弱又女性化。这样的刻板印象一直存在，其中一部分流传至今。但是当拿破仑到达埃及时，欧洲人已经不太关心伊斯兰社会如何将女人当作性玩物，转而开始关心她们作为人受到的待遇。

直到 18 世纪初，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统治下的女性的地位相差不大。但是随着教会权威的衰落、欧洲启蒙主义的缓慢发展和欧洲各国经济的繁荣，妇女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尤其是女性能够要求得到并且会自信地接受更多的尊重（这至少在某些社会领域实现了）。到了 1869 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可以公开发表谴责，认为历史上女性一直法定地从属于男性是属于更早时期的奴役形式的最后残余，它已经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不得不承认，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激进的说法，在经受启蒙、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的圈子之外，大多数人都会嘲笑他。但是这种说法反映出，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欧洲社会的氛围和伊斯兰社会非常不同。⁸⁸

和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一样，贝诺耶的标准不仅是双重的，甚至可以说是多重的。他可以愉快地接受女奴的存在，但是当他发现穆斯林家庭里的母亲和女儿的地位和财产相差不大时（至少他是这样看的），又感到无比震惊。他的结论是，这体现了专制主义另一个败坏风气的方面，而且和专制主义的绝大多数形式一样，它也成功说服受害者接受该体系。在夏布罗尔看来，受害者的顺从进一步证明了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都能够粉碎抵抗的力量。在伊斯兰社会，每一个男人都是自己家中的苏丹。“女人和社会隔绝，被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视若无物，被认为是不具有智力和理性的存在。”他愤怒地写道。⁸⁹

穆斯林妇女用各式各样的服装覆盖自己，这成了她们的孤立状况的最好写照，伏尔内在访问埃及时曾经对此感到震惊。在亚历山大港，最让他惊骇的场景是“四处走动的幽灵，只有女性的双眼才让隔着罩袍看她们的人感受到微弱的人性气息”。⁹⁰他写道，一个将女性排除在外的社会“不可能拥有使欧洲诸民族区别于世界各民族的甜蜜和优雅”。在他看来，女性是世界上所有现代民族的创造者。没有她们，18 世纪“优雅”的社会风气永远都不会出现；没有她们，曾经不止一次终结了繁荣、稳定的文明的欧洲原始部族永远不可能变成真正的民族。

当然，人们普遍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古兰经》里的女性形象、管理她们行为的法律和将她们排除在穆斯林版本的来世之外。夏布罗尔相信，因为女人被《古兰经》排斥在天堂之外（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她们的存在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她们和她们对文明的影响在现世的作用也就得不到认可。⁹¹无疑，夏布罗尔讽刺地评论道，“为了维持他畸形的天堂”，和许诺给每个信徒的“天堂里的 72 个妻子”，穆罕默德不得不把真正的女人排除在外。他好奇地问，难道他不能“用更公平的方式，让这个奇迹和理性与正义协调吗？”⁹²

7

埃及远征给西方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东方伊斯兰世界深受专制主义荼毒，受一个简单、野蛮的宗教束缚，它不承认半数人口的权利，也因此彻底阻止了启蒙主义的发展。不过这些并不是远征唯一的遗产。

拿破仑在埃及的出现，也打破了奥斯曼世界脆弱的平衡。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特别是在希腊，法国人似乎承诺要将它们从希腊的革命英雄里加斯·维利斯提里斯所说的“最令人痛恨的奥斯曼暴政”中解放出来，“那个暴君名为苏丹，完全沉溺于肮脏的性欲中”。⁹³拿破仑的入侵也为法国人进入中东开辟了道路，他们先是在 1830 年入侵阿尔及利亚（军队中很多都是参加过埃及远征的老兵），然后在 1918 年，法国势力进入叙利亚、巴勒斯坦、利比亚，并再次进入埃及。每一次，他们都会想起拿破仑在同一地区的成功和失败。1881 年，法国外交大臣巴特尔米-圣伊莱尔声称：

法国一直维持着这个国家［埃及］和东方整片地区的世俗传统，并因此获得了特权和权威，我们不会容许它有所减损。在上个世纪末，我们发动的半军事半科学的远征，让埃及得以复兴，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关注着它。⁹⁴

圣希莱尔称拿破仑“复兴”了埃及，并且使埃及“现代化”，这种说法在 20 世纪后期仍然流行，但是如今看来，它显然不过是最明显的“东方主义”式的幻想。不过，在间接意义上，它包含了部分事实。拿破仑本人，尤其是他曾试图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和他对《古兰经》的理解结合在一起这件事，逐渐在被世人忘却。但是他在埃及的出现以及由此给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带来的混乱，肯定是导致埃及开始缓慢改革的原因，到了 19 世纪末，即使埃及还没有变成一个现代欧洲国家，但肯定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1805 年，被同时视为真主和人民的代言人的开罗乌里玛，请求阿尔巴尼亚裔的土耳其人穆罕默德·阿里取代无能的奥斯曼总督库尔希德帕夏，阿里是 1801 随英军一起登陆的阿尔巴尼亚军队的首领。苏丹塞利姆三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阿里怀有显而易见的野心，他非常不情愿，但是最后却不得不接受，否则就将面对一场全面叛乱，他既没有足够的兵力，也没有镇压的意愿。于是，阿里成了埃及的护主，他建立起一个王朝，尽管在大多数时间里受到英国人的监督，但几乎毫无间断地一直统治到 1952 年。

无论如何，阿里都是一个出色的人。他在数年内击溃了没有被拿破仑消灭的马穆鲁克残部（屠杀了很多人），使自己不仅成了全埃及的统治者，还包括苏丹地区。他迅速将自己控制的地区从尼罗河谷和红海扩张到地中海东部大部分地区。他声称自己的目标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由他担任新哈里发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这多少有些不现实，因为他本人不会说阿拉伯语）。他也开启了一项野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他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改革农业，创办了一系列工厂。虽然这些都很原始，但在埃及尚属首次，也是奥斯曼世界里最早这样做的地区之一。在所有这些计划的背后，都能看到法国人的影子。年轻的埃及人被送到法国学习工业、工程学和农业知识。法国顾问协助建立了国家教育体系，法国医生建起医院和基础的公共卫生系统。

作家瑞法·拉法·塔赫塔威是穆罕默德·阿里选派年轻人到法国留学政策的受益者之一。1834 年，他用阿拉伯语——1839 年又用土耳其语——发表了为“文明”辩护的文章，为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同时也是调和伊斯兰教和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的最初尝试之一。塔赫塔威构想的现代化了的伊斯兰教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从 1826 年到 1831 年在巴黎的经历和他阅读的 18 世纪法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不过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当时埃及最著名的学者谢赫哈桑·阿塔尔已经形成了类似的思想，后者曾于 20 年前拜访过开罗的埃及学院，亲眼看到了某些现代欧洲科学的成果，对其赞赏有加。

塔赫塔威（他后来成为埃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的馆长）根据欧洲的重建民族的概念，第一次提出了埃及需要能够将伊斯兰教的现在和未来与法老的过往历史联系起来的民族主义思想。⁹⁵在他叙述的埃及大历史中，对入侵者拿破仑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他认为法国人的出现，特别是埃及学院的作品，唤起了埃及人的民族意识，向埃及人展示了他们的法老时期历史和伊斯兰时期历史的最荣耀之处（塔赫塔威也将《拿破仑法典》和《法国商法典》翻译成了阿拉伯语）。

穆罕默德·阿里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埃及人，对法老的兴趣远不如对确保法国人援助自己的现代化计划的兴趣大，不过他仍被说服在 1859 年重开埃及学院。“智者”之一的埃德米-弗朗索瓦·乔马德（他是塔赫塔威在巴黎留学时的资助人之一）年纪轻轻时就曾当选为第一所学院的院士，等到访问第二所学院时，已经垂垂老矣。

在埃及民族主义的后续历史中，相同的主题会再次出现。法国人的占领以失败告终。但是，法国人的出现使埃及人先是从奥斯曼人手里，然后又在 1882 年后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了对自己的民族遗产的控制权。法国人的占领也刺激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诞生，它最终将从埃及一路传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1962 年，曾于 1952 年逼迫穆罕默德·阿里的玄孙法鲁克国王退位、将埃及变为共和国的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多少有些迟疑地重复了塔赫塔威的论点，称拿破仑的远征给“埃及人民的革命力量带来了新的帮助”。他说，法国人带来了“起源于欧洲之外（特别是法老的文明和阿拉伯人的文明）而由欧洲人加以完善的现代科学的部分成果”。⁹⁶

按照这种说法，拿破仑开启了埃及成为显赫的阿拉伯国家的后续进程。到了 19 世纪末，它的城市比阿拉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都要先进，经济更为强大，而且拥有更丰富的文学作品和智识生活。⁹⁷它从西方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一切，但是与此同时，如同塔赫塔威试图证明的，仍然保有伊斯兰教的根。

在历史学家贾马尔·哈姆丹这样的人看来，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甚至能让哈里发国显得微不足道。倭马亚家族的统治崩溃，然后逃到西班牙，阿拔斯王朝在 13 世纪被蒙古人摧毁。埃及为萨拉丁提供了消灭黎凡特十字军王国的基地和军队。在更早以前，这里有罗马人、托勒密家族和亚历山大大帝，然后可以一直追溯到法老。虽然不能说他们在阿拉伯历史上发挥过任何直接作用，但是他们先后在这片土地留下足迹，埃及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周期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比。

这些往往是帝国主义在无意中带来的结果。

8

拿破仑的入侵还产生了另一种长期影响。1799 年 5 月 22 日，《箴言报》发表了一篇简短的通告：

君士坦丁堡讯 波拿巴将军对犹太人发表声明，邀请他们聚集到自己的旗帜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⁹⁸

据我们所知，拿破仑从未发表过类似的声明。然而，一年前，在远征开始前，一篇简单地署名为“L·B”的文章发表在《哲学、文学和政治年代》上，它是伏尔内所属的知识分子团体“理论家”的内部刊物，拿破仑当时和他们往来密切。它详细地讨论了未来通过法国的武力创造出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国家的可能性。⁹⁹作者声称，这样的国家不仅会为“超过 18 个世纪的迫害”平反，也会将一群资金充裕的定居者安置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区，他们会同时带去在参与“欧洲启蒙运动”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益处。他们会把这些传给处境悲惨的叙利亚人。这和拿破仑声称的自己所肩负的“传播文明”的责任非常相似（我们将会在英国人后来的巴勒斯坦计划中也看到这一点），拿破仑很可能读过这篇文章（“L·B”可能代表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拿破仑在书信中和后来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录里会不时提到，他有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而自己将会是新所罗门王，正如他曾想过作为新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或是作为新阿克巴大帝把英国人赶出印度。

实际上，拿破仑对犹太教——如果不是对犹太人——的态度，与他对伊斯兰教的真实态度（而非对外宣称的态度）十分相似。在上述两个例子里，他都认为宗教篡夺了本该属于民法的地位，这在“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里司空见惯；在这两个例子里，他都希望借由与西方的接触能够逐渐消除他所谓的——在犹太人的例子里——“犹太人中存在的大量同文明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相抵触的习惯”。他相信，一旦犹太人被同化，他们将“不再有犹太人的利益和情感，而将会接受法国式的情感和利益”。犹太教将仅仅是他们的宗教，只关乎个人，与公共事务无关，和欧洲的基督教类似，而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教最终也会如此。¹⁰⁰实际上，拿破仑从未接近过耶路撒冷，法国人被阻止在沿岸地区。只是在 1799 年 3 月围攻阿卡时，拿破仑曾经进入巴勒斯坦，但是他的军事行动仅限于加利利地区，而当时的处境使他无法尝试建立和防御一个独立的国家，更不可能让人迁入其中。

不过，拿破仑有意让犹太人重返他们的古老家园的传言似乎在离散犹太人社区中得以快速传播。拿破仑下令，安科纳的犹太人无须继续居住在指定区域，感恩的犹太人种下自由之树，法国人送给他们三色的帽章，让他们佩戴。如果不是因为英国人先是把他赶出巴勒斯坦，然后又赶出埃及，他是否会酝酿更大的计划？在 19 世纪后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拿破仑的真实意图。1898 年，犹太复国运动（锡安运动）的理论奠基人西奥多·赫茨尔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说，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吸引住我的这个想法曾经占据了伟大的统治者波拿巴的心。他无法实现的梦想，将由另一位皇帝，也就是您，在今天实现”。1915 年，英国犹太历史学会主席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给时任军需大臣的劳合·乔治的信中写道，英国有一项历史职责，要“循着拿破仑的足迹”，允许犹太人“回归他们的古老家园”。十年后，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仍然受英国人的委托统治，赞格威尔在某次同样由劳合·乔治主持的学会会议上挺身而起，引用拿破仑在金字塔之战前发表的声明，宣称“拿破仑不顾 40 个世纪的魔咒，在金字塔的注视下宣布自己要让犹太人重返故土”。他继续说道，英国“现在同样站在金字塔脚下”，它会“执行曾经让拿破仑遭受挫折的计划吗”？¹⁰¹

在会议的最后，他得到了答案。劳合·乔治当时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据说他“谈起耶路撒冷时非常热情，仿佛是在谈论故乡的群山”），他发表了演讲，比较了 1799 年的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¹⁰²他声称，协约国已经开始考虑拿破仑的想法，不过拿破仑是法国人，人们无法相信他会信守承诺，而且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英国人肯定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犹太人知道拿破仑的签名用处不大，”他大声说道，“但是他们知道英国人从来都是一诺千金。”在劳合·乔治的带领下，在场的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唱起后来的以色列国歌《希望》。

不管拿破仑远征的实际影响最终可能是什么，至少有两件事从根本上永远改变了伊斯兰世界以及它与西方世界的相处方式：民族主义播下的种子和像矛一样插入它的侧翼的以色列国。

1 Les Ruines ou méditation sur les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 i. 245–246.

2 Jacob M. Landau, 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10–11.

3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317.

4 ‘Considerations sur la guerre des Turks en 1788’, in Volney, Voyage en Syrie et en Égypte, 641–643.See Lewis, What Went Wrong?, 21.

5 Text in Fréderic Masson and Guido Biagi, Napoléon: Manuscrits inédits 1789–1791, 8 vols. (Paris: P. Ollendorf, 1907), iii. 17–19.

6 Quoted in Henry Laurens,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expédition d’Égypte: L’Orientalisme islamisant en France (1698–1798) (Istanbul: Éditions Isis, 1987), 190–192.

7 Quoted in Yves Laissus, L’Égypte, une aventure savante 1798–1801 (Paris: Fayard, 1998), 18.

8 Quoted in Georges Lacour-Gayet, Talleyrand (Paris: Éditions Payot, 1990), 321.

9 Mémoires du Prince de Talleyrand, 5 vols. (Paris: C. Lévy, 1891–1892), i. 77–78.

10 引自 Lacour-Gayet, Talleyrand, 321.

11 Maya Jasanoff, Edge of Empire: Conquest and Collecting in the East 1750–1850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5), 160–162.

12 Quoted in Henry 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Paris: Éditions de Seuil, 1997) 48.

13 Quoted in Jasanoff, Edge of Empire, 163–164.

14 Ibid. 166.

15 Quoted in Edward Ingram, Commitment to Empire: Prophecies of the Great Game in Asia 1797–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52.

16 Description de l’Égypte, ou Recueil des observations et des recherches qui ont été faites en Égypte pendant l’expédition de l’armée française, publié par les ordres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Napoléon le Grand, 2nd edn., 24 vols. (Paris: C. L.-F. Pankoucke, 1821–1830), vol. i. pp. cxlii–cxliii.

17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depuis la réunion des Étas-Generaux jusq’au Consulat (mai 1789–novembre 1799), xxix (Paris, 1893), 501.

18 Mémoires de Madame de Rémusat, 3 vols. (Paris, Calmann Lévy, 1880), i. 274.

19 完整的名单请见 Laissus, L’Égypte, une aventure savante 1798–1801, 524–525.

20 Voyage en Syrie et en Égypte, 11–12.

21 Quoted by Niqula al-Turk, 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des Français en Égypte par Nakoula-El-Turk, publiée et traduite par Desgranges aîné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9), 19.

22 Quoted in Laissus, L’Égypte, une aventure savante, 75–76.

23 Ibid. 76.

24 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131.

25 这一段摘自阿拉伯文版的Al Jabarti’s Chronicle of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ed. and trans. S. Morhe (Leiden: Brill, 1975)，41。

26 拿破仑用的是huqûq这个词，它更接近“资格”，而非“权利”，而且基本上都是和神连用，如“神的权利”，不过它也可以指个人向社群要求的权利。

27 Al Jabarti’s Chronicle of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41. Victor Hugo, Orientales, XL.

28 The 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 9 vols. (Edinburgh: Cadell and Co., 1827), iv. 83.

29 Quoted in 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158.

30 Du contrat social, IV. 8 in Œuvres complètes, ed. 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64), iii. 462–463.

31 Quoted in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2004), 108.

32 Al Jabarti’s Chronicle of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20–21.

33 Quoted in Lewis,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183.

34 Laurens,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expédition d’Égypte, 184.

35 Elie Kedourie, Afghani and ‘Abduh: An Essay on Religious Unbelief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Modern Islam (London: Frank Cass, 1966).

36 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Égypte, pendant les 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 (Paris: P. Dinot l’ainé, 1802), 174.

37 Quoted in Hillen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226.

38 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98–1800, ed. Christian Tortel (Paris: Éditions Curandera, 1981), 46–47.

39 Quoted in Clement de la Jonquière, L’Expe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Paris: Lavauzela, 1899–1907), i. 462.

40 Michael Haag, Alexandria: City of Mem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1 Quoted by Laurens,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expédition d’Égypte, 96.

42 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 ed. Jean-Claude Berchet (Paris: Gallimard, 2003), 459–460.

43 David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2), 78–79.

44 Essai sur les mœurs des habitans modernes de l’Égypte,in Description de l’Égypte, xviii. 26.

45 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48.

46 Quoted in 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 1798–1801, 172.

47 Ibid. 124.

48 Ibid. 128.

49 Ibid. 163.

50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xxix, 654–655.

51 Quoted in Laissus, L’Égypte, une aventure savante 1798–1801, 129.

52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ed. Gérard Walter, 2 vols.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6), i. 504.

53 Quoted in Maya Jasanoff, Edge of Empire: Conquest and Collecting in the East 1750–1850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5), 201.

54 Ali Bahgat, ‘Acte de marriage du General Abdallah Menou avec la dame Zobaidah’, Bulletin de l’Institut egyptien, 9 (1899), 221–235.

55 Laissus, L’Égypte, une aventure savante 1798–1801, 350–351.

56 ‘Travail sur l’Algérie’, in Tocqueville sur l’Algérie (1847), ed. Seloua Luste Boulbina (Paris: Flammarion, 2003), 112.

57 Laissus, L’Égypte, une aventure savante 1798–1801, 106–111.

58 Quoted in 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160.

59 Ibid. 74.

60 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98–1800, 131.

61 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des Français en Égypte par Nakoula-El-Turk, 52.

62 Al Jabarti’s Chronicle of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112, and 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235.

63 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98–1800, 71.

64 L’Expédition d’Égypte, 40.

65 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Égypte, 39.

66 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165.

67 Ibid. 196.

68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xxix. 492–493; 497–498.

69 Voyage en Syrie et en Égypte, iii. 109.

70 参见上文 271–272 页。

71 Quoted in Yves Laissus, L’Égypte, une aventure savante 1798–1801, 195.

72 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Égypte, 64–65.

73 Ibid. 64.

74 Quoted in Laissus, L’Égypte, une aventure savante 1798–1801, 82.

75 Essai sur les mœurs des habitans modernes de l’Égypte, 31.

76 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98–1800, 86.

77 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Égypte, 168.

78 Essai sur les mœurs des habitans modernes de l’Égypte, 68.

79 Ibid. 31–34.

80 On Liberty, in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70–71.

81 Essai sur les mœurs des habitans modernes de l’Égypte, 32.

82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New York: Dutton, 1966), 291.

83 Essai sur les mœurs des habitans modernes de l’Égypte, 213–214.

84 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98–1800, 95.

85 Benjamin Frossard, Observations sur l’abolition de la traité des nègres presentées a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n.p. 1793); 125. 不过只要奴隶制远离欧洲的边界，拿破仑似乎就不会感到困扰。1802 年，他在妻子马提尼克岛甘蔗种植园主的女儿约瑟芬的催促下，试图在法属圣多米尼克岛恢复奴隶制，从而带来了灾难性的、血腥的后果。

86 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98–1800, 99.

87 Al-Jabarti’s Chronicle of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43–47.

88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in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119.

89 Essai sur les mœurs des habitans modernes de l’Égypte, 95–96.

90 Voyage en Syrie et en Égypte, 16.

91 Cf. Lane，“很多基督徒断言，穆斯林相信女性没有灵魂”，因此不会有来生，见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67–68。实际上，《古兰经》许诺天堂向所有信者开放，而不论他们是何性别。

92 Essai sur les mœurs des habitans modernes de l’Égypte, 90, 95–96, 117.

93 ‘Revolutionary Proclamation for Law and Fatherland’, in Richard Clogg (ed.),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6), 149.

94 Quoted in Henry Laurens, ‘Le Mythe de l’expédition d’Égypte en France et en Égypt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in Michel Dewachter and Alain Fouchard (ed.), L’Égyptologie et les Champollion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94), 321–330.

95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67–102;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71.

96 Congrès national des forces populaires, La Charte (Cairo, 1962), 24. Quoted in Henry Laurens, ‘Bonaparte a-t-il colonisé l’Égypte?’, L’Histoire, 216 (1997), 46–49.

97 Fouad Ajami, The Arab Predicament: Arab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since 19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2–94.

98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xxix. 681. 还有一个不见于《箴言报》的非常不同的版本，见 Nahum Sokolow，History of Zionism （London: Longmans, 1919），i. 63–79 and ii. 220–225，被引用于 Franz Kobler, Napoleon and the Jew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5），72。它的内容是：“政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播种月 28 日［4 月 17 日］讯　波拿巴发表宣言，邀请亚洲和非洲的所有犹太人来到这里，集合在他的旗帜下，以重建古老的耶路撒冷。很多人已经武装了起来，他们的军营威胁着阿勒颇。”

99 Henry Laurens 也引用 Sokolow 和 Kobler 的版本，认为作者是吕西安•波拿巴。‘Le Projet de’État juif en Palestine, attribué à Bonaparte’, Orientales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4), i. 123–143.

100 Ibid.

101 Jacques Derogy and Hesi Carmel, Bonaparte en Terre sainte (Paris:

102 Quoted in John Darwin, Britain, 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 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1918–1922 (London: Macmillan, 1981), 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