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妻子朱安一生欠安(鲁迅原配夫人朱安)
她是没文化不识字的封建小脚女人,却嫁给了大文豪;他说她是母亲给的一件礼物;她成了“母亲娶的媳妇”,只有好好地供养,至于其他的都是不可能的。
她从结婚到离世41年独守空房,无爱无性,却赤诚地爱了丈夫一辈子,她甚至宁愿饿死,也不愿卖掉丈夫的藏书。
她说:“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结果她一生孤独,无儿无女,死后也没葬在亲人身旁,连块墓碑也没有。
她就是鲁迅的元配夫人朱安。
1.
1879年农历7月,朱安出生于绍兴,家里长辈叫她安姑或安姑娘。她家祖上曾做过知府,家境富裕。
朱安5岁时被缠了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端庄俭朴、不好妆饰,但她烧得一手好菜,家务活样样都拿得起来。
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母亲常一字一句地教她念《女儿经》“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
朱安能讲得出《女儿经》里的许多话语。
父母给她缠足、教她《女儿经》,无非是希望她将来能嫁个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可惜《女儿经》中的相夫教子的名言,安姑娘一辈子都没能用上。
因为父母的挑剔,朱安转眼就是20的“老姑娘”了,父母为她的婚事发愁。
还好有亲戚说媒,男方是与朱家有姻亲关系的周家长子周树人(鲁迅),尽管周家已经破落了,但嫁过去是做元配夫人,终归体面些,朱安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
鲁迅的母亲鲁瑞也相中了朱安,朱安大鲁迅三岁,也符合绍兴的风俗:女大男三岁是最好的。当时还在南京新学堂读书的鲁迅,知道后并不情愿这门父母包办的亲事。
1899年,鲁迅和朱安订婚了,订婚后鲁迅赴日留学,婚事一拖再拖。
1903年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并没举行婚礼。
鲁迅回日本后写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母亲不同意退婚,对两家的名誉都不好,朱姑娘岁数已大,更嫁不出去了。
作为让步了,鲁迅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朱安放足,另外就是要她进学堂读书。但安姑娘回答说:“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可能。”
转眼到了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朱家忧心忡忡,很着急。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让人给远在日本的鲁迅打电报谎称病危,让他速迅回家。
2.
鲁迅回到家中,房屋已修缮一新,家具也齐备了,结婚一切布署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当新郞了。
他知道是被骗回来结婚的,可母亲之言,媒妁之约,他也无法逃掉,除了认命也无路可走。
等了7年的朱安终于等来了结婚这一天,这年6月,他们结婚了。
婚礼当天,鲁迅穿着礼服,头戴一顶装着假辫子的帽子,脸上没有一丝喜气,木纳地站在门口迎接新娘。
当新娘花轿到达,掀开轿帘“啪嗒”一只绣花鞋掉了下来。朱安为了讨好鲁迅,特意穿了大一点的鞋子装大脚。
谁知道,朱安小脚穿大鞋,个子又矮小,坐在轿里晃晃荡荡,鞋子就掉下来了。
当时很多老人都说这是“不吉利”的,似乎也预示了她以后的不幸婚姻。
洞房花烛夜,鲁迅像个被操纵的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被人扶进了洞房。见了新娘,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据周家的佣人说,早上看见大少爷时,脸上被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那天晚上他应该是哭了的。
婚后第二天,他就搬到了书房住去了,第三天的新人回门也没去,第四天他就和弟弟回日本读书去了。这桩包办的封建婚姻,对于留过洋,有新思想的鲁迅来说很不满意。
结婚后,鲁迅很少同外人说起过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提起过:“她母亲给的礼物,只能好好地供养着,至于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很显然,鲁迅只是把朱安当成一件礼物,只要接受了礼物,怎么安置礼物就随便他了。结婚前一切听凭母亲作主,结婚后一切自己作主。
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是怎么熬过的没人知道,也许,那时的她想着只要像一只蜗牛一样,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大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3.
结婚几天后,鲁迅就去日本继续读书了。
白天,朱安侍奉母亲,料理家务;晚上,操持完一天的家务后,孤零零一个人回到房间,独守空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安慢慢爬着,熬着,熬过了婚后最初的三年。在偌大的房间里,她的叹息只有自己听得见。
1909年8月,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留学日本7年的鲁迅,终于回到绍兴。他的归来,让朱安感觉到一丝希望,然而,鲁迅对她态度很快就让她心凉了。
鲁迅回到绍兴不到一个月,就去了杭州任教。又过了一年,才回绍兴师范学校当了校长。
人虽回来了,但是鲁迅和朱安两人就像两条平行线,始终没有交集。白天,鲁迅在学校教书,晚上,就独自在书房写文章或是抄写古籍来打发漫漫长夜。
母亲劝了鲁迅多次要他和朱安多接触,多说说话。然而,他们两人既不吵也不闹,各归各的,不像夫妻。
母亲问鲁迅:“她有什么不好?”鲁迅说:“和她谈不来。”
“你们不说话,怎么能谈得来?”
他说:“和她谈话没味道,她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说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竟然说,是的,她也吃过。这个东西不要说绍兴没有,连中国都没有,她怎么能吃到?”
同处一个屋檐下,鲁迅曾试着跟朱安讲话,可朱安一开口,就让他感觉没有谈兴了,从此不再同她讲话。
其实,这也怪不得朱安,朱安不识字,一天到晚只在家里打转,对于外面的世界全完不知,对丈夫说的话只有附和。
鲁迅在故乡感觉憋闷,他决意要抛开家里的一切,过一个人的生活。1912年,鲁迅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去了北京担任教育部部员。
鲁迅不喜欢过冰冷憋闷的日子,还可逃开,而朱安呢,她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独自守着婆婆和家,闲下来的时间里常常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水烟,打发着悠长而寂寞的日子。
鲁迅离家7年,直到1919年,卖掉了祖宅,返乡接家人去北京。7年时间里,他仅回了两次绍兴探亲。
鲁迅尽管不愿承认这位母亲娶来的媳妇,但不得不带着她一起走;而朱安虽然对家乡和娘家有万般不舍,但只能跟着丈夫远走他乡。
她抱定了一个信念——从一而终,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决不离开周家。
4.
鲁迅全家到了北京,住进了八道湾的一处大宅院里。
可惜好景不长,1923年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因家庭矛盾决裂后,搬出了八道湾,先搬到了砖塔胡同过渡,再继续找房子。
砖塔胡同因为只有两间小房,母亲白天过来,晚上回八道湾,偶尔住在八道湾一两天。鲁迅和朱安过起了结婚以来的“二人世界”,这让40多岁的朱安有了很多想法。
鲁迅在搬家前问朱安:“你回绍兴娘家还是留在八道湾?如果回去,我会按月寄生活费。”朱安不愿回老家,也不愿意留在八道湾,跟着丈夫搬了出来。
朱安不明白,鲁迅让她与自己一同搬出来完全是因为“她是他的责任”。他说过:“凡归我负责的人,都跟我走。”鲁迅出于责任和义务带着她和老太太一起出来。
朱安以为大先生还是想和我好,继续过下去啊!
于是在砖塔胡同的小家里,朱安是家里唯一的女主人,总是表现得十分卖力。
刚搬来不久,鲁迅就病倒了,朱安很焦急,对她的大先生照顾得无微不至。
鲁迅当时只能喝粥,朱安煮粥时,先把米弄碎些,这样烧出来的粥易消化,又托人去稻香村买鲁迅平时喜欢吃的糟鸡、火腿、肉松给大先生下饭,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
鲁迅白天写作时,选择在朱安的房间里,这让她很高兴,觉得和大先生格外亲近了。其实,鲁迅在她房间写作,是因为只有两间房,她这间光线好、安静。
白天,朱安在厨房张罗饭菜等家务事,不去打扰大先生,同院的邻居姐妹有些吵闹,她也提醒她们轻声一点,不要吵到大先生。
这时的朱安,终于有点女主人的样子了。
朱安努力地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然而事与愿违,她越努力,事情却越糟。
此时的鲁迅,已经是公众人物,家里不断有学生、朋友前来拜访。朱安对来访客人总是端茶倒水,十分殷勤。
8月的一天,鲁迅的学生常维钧来看望他,那天天气很热,朱安给客人泡了杯热茶,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客人接过碗,很尴尬,这么大热的天,怎么吃得下去呢?
鲁迅只得说:“既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1924年5月,鲁迅携母亲和朱安迁到了西三条胡同21号,一起开始了在新家的生活。
自1919年起,这是鲁迅到北京后第三次搬家。朱安像也随着他一次次地迁居,伺候婆婆和他。
每一次搬家都让朱安抱有一丝幻想,以为只要孝敬婆婆,服侍好丈夫,大先生总有一天会觉察到她的好,对她好起来。即便现在大先生没有丝毫和她好起来的趋势,她仍努力着不放弃。
她做的绍兴菜相当不错,有酱蚌蟹蛋、泡麻哈,还有各种干菜。不过,由于鲁迅长期生活在外地,对于绍兴菜没有太多兴趣,特别是觉得干菜太单调了。而鲁老太太则经常称赞大儿媳做的家乡菜。
因为朱安和鲁迅平时几乎不说话,朱安只有通过剩余多少饭菜,来判断大先生喜欢吃什么。如果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猜测大先生一定很喜欢吃,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而朱安所做的一切,还是不能让大先生对她产生丝毫的情感,他对她有的只是责任。
1925年夏天,朱安忽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里。
有朋友来看朱安,朱安问鲁迅:“医生怎么说的?”
鲁迅回答:“没有什么要紧的,多养几天就好了。”说完,拉着朋友匆匆往病房走。边走边对朋友说:“走,去我家吃饭。”
鲁迅只对朱安尽了义务,却不愿在病房多留一会陪伴说说话,更不会有安慰温存的话。
他们之间的交流只限于日常的几句简短的对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
早上,朱安叫大先生起床了,他答应一声“哼”;晚上,她睡觉时,问一句“关不关门?”,他回答“关或者不关。”
朱安并没有觉得什么,她已经习惯了,能与他的大先生在一起,虽然话少,但朱安心里也踏实,毕竟还能天天看见他。
朱安和邻居
5.
不久以后,朱安连大先生的面都见不到了,更别说讲话了。
自从鲁迅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任教后,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的课很受欢迎,经常有一些女学生登门拜访,她们都是与朱安完全不同的新女性。
鲁迅的日记中也常有记载和学生们一起吃饭、看电影的情形。这些新女性剪着短发、穿着黑半裙,态度大方,充满了活力。
相比之下,已经四十多岁的朱安,梳着发髻、脸色微黄,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缠得很小的脚走路缓慢不稳,从外表到着装都显得暮气沉沉、过时落伍。
朱安观察到大先生虽然和她话很少,但是,大先生和来访的朋友、女学生却是谈笑风声,高谈阔论。
在新女性面前,朱安发现了自己的缺陷,陷入了更深的自卑。
朱安太想靠近她的大先生了,可是大先生却离她越来越远。
有一天的晚上,朱安看见大先生替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不苟言笑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时候。
此时,鲁迅和许广平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师生,感情也开始慢慢升温,鲁迅称许广平为“小鬼、亲爱的小白象”。
鲁迅和许广平
她心里有酸楚,感到沮丧,常常竭力掩饰,才不至于流露出妒忌的神色来。
她也曾试图改变自己,央求邻居女学生教她做操,甚至在婆婆的劝说下,想过把头发剪短。
然而,这些都没有用,她不明白自己与鲁迅之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1926年8月,鲁迅最终还是决定离开北京,走向新的生活,许广平和他同行。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
母亲和朱安就只能在西三条的胡同口,目送鲁迅远去的背影。他也不忍回头看母亲身旁的那个矮小的身影,和她落寞的神情。
她的大先生又走了,一走就是十年,再没回来过。
鲁迅作为公众人物,很多事情都受到关注,他和许广平同居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北京。
朱安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很难过,她终究是女人,是女人就有情感的需求,对丈夫爱上别的女人也会难受。
三年后,许广平怀孕的消息传来,又一次刺激了朱安。邻居小姐妹过来安慰她,问她“你以后怎么办呢?”
朱安忍不住眼泪,激动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只要我好好服侍他,孝敬婆婆,一切都依着他,将来总会好起来的。我就像只蜗牛,从墙底慢慢地向上爬,爬得虽然慢,总会有爬到墙顶的一天,可是,现在我能怎么办,我也没力气爬了。”
朱安伤心、绝望,她终于明白了大先生不可能和她“好起来了”。
6.
1929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生了。
消息传到北京家里,鲁老太太十分高兴,朱安也很高兴,她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她的“罪过”可以得到赦免了,按照绍兴的习俗,没有孩子,就是妇人的过错。现在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所以她想通了。
封建旧思想的朱安,把自己摆在了大夫人的位置上,她甚至还暗自庆幸地想:她是周家的人,周海婴是她的孩子,以后她死了有海婴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也不至于做孤魂野鬼。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后,朱安和鲁老太太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清苦。又过了几年鲁老太太也去世了,朱安更加孤苦无依。
晚年的朱安,最初还能靠周作人给的一点钱和借钱度日,饭菜是汤水一样的稀粥,随着积蓄花光,吃饭都成问题了,最困难时还欠外债4000余元。
朱安快撑不住时,周作人建议她出售鲁迅的藏书。许广平听到消息后,写信给朱安劝她不要卖书,还推举了上海文化界的唐弢、刘哲民两人去北京当面劝说。
当两人见到朱安时,她正吃着晚饭,碗里是清汤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萝卜干。朱安长期食不裹腹,瘦得皮包骨头,身材矮小得像个老小孩。
朱安对着两位来客,忽然悲愤地喊道:“你们总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啊,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啊!”
其实,朱安根本没想过要变卖大先生的书,宁愿饿死也不愿做出对鲁迅不利的事情来,不给大先生抹黑。
由于出售鲁迅藏书事件,朱安的境遇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和关注,纷纷捐款。朱安都 一一拒绝,“宁自苦,不愿苟取”。
朱安去世前几天,她对记者说:“大先生对我并不算坏,我们没有争吵,各过各的生活,我原谅他了。”
她还提到许广平:“她对我也很好,经常寄钱来,只是物价飞涨,自然不够,她是好人。”对从没见过面的海婴也说道 :“海婴很聪明,有机会能见到就好了。”
孤苦一生的朱安,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都还惦记着亲人,她没有想过改变,没有恨,只是念着别人对她的好。
朱安和鲁老太太
7.
1947年6月29日,69岁的朱安孤独地死去,临死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她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后能葬在鲁迅的旁边。
可惜,朱安这个愿望注定无法实现。她被埋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墓地,她生前陪伴鲁老太太一生,死后也没能守在婆婆身边,更没有如她所愿和鲁迅葬在一起,她最惦记的海婴也能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
朱安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走完了一生,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
有人说:朱安悲惨的一生是时代错误,造化弄人。也有人说:朱安的悲剧除了封建思想的毒害,更多是朱安对命运的屈服和懦弱。
同时代也有类似的婚姻,如胡适和江冬秀夫妇,也是小脚没文化的妻子与大豪的包办婚姻。但是江冬秀为了维护自己的婚姻,努力去改变,也敢于抗争。最后,也收获了幸福。
那个时代男人可以娶妾,对男人很宽容,对婚姻中男女的要求和标准不一样。朱安做好了自己,得不到鲁迅的心,只能认命,与周围的世界和解,不然就要抱恨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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